七夕故事的形成與演變
牽牛、織女的命名甚早，在《小雅·大東》中便有記載。新的研究利用秦簡《日書》第三簡證明：牛郎與織女的愛情故事形成於戰國時代，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根據秦簡的記載，“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這則故事最早的版本就是一場悲劇：牛郎迎娶織女以後，兩人大約一起生活了三年時間便被迫分離，導致牛郎獨居。
河南南陽漢畫館藏漢畫像石牽牛、織女星象圖（右側為牽牛星，左側為織女星）。
由秦至漢的四百年間，人們昂首遙望銀河兩岸的牛、女二星，感嘆一對愛人永遠的分離，不禁傷悲，為之舞詠。東漢後期的《古詩十九首》中就有一首唱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西晉覆滅後，原來北方的貴族逃亡江南，重新建立起新的政權，史稱南方的宋、齊、梁、陳四朝為“南朝”。南朝人殷芸曾講述過牛郎、織女的故事：“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
故事中這位“天帝”對於女兒的憐愛何其淡薄！他看到女兒不事妝容，獨居可憐，便將她許配給河西牛郎。但他卻又絲毫不像一位父親那樣希望女兒享受婚姻與生活。為了懲罰婚後荒廢工作的織女，這位天帝竟又強行拆散了她與牛郎的家庭，僅僅允許二人一年一會。
而這一年一會之期，便定在七月初七這天。南朝已經有不少詩人開始歌頌七夕牛女之會，其中陳朝詩人江總的《七夕詩》描寫了織女七夕渡河與夫君相見之前的心理活動：“橫波翻瀉淚，束素反緘愁。此時機杼息，獨向紅妝羞。”獨居時的悲苦和團聚前的嬌羞正是古代大多數文人墨客對織女的想象。
明代七夕故事方補。
袁珂主編的《中國神話傳說詞典》記錄了根據各地傳說整理的普遍版本，講的是天帝之女織女嫁給了凡間的牛郎，並育有一雙兒女，天帝得知此事後派人將織女抓回天廷。牛郎追上天際後，王母為分隔二人，用頭簪劃出天河，將有情人永久地分隔兩岸。兩人的悲傷最終感動天帝，得以一年一度於七夕鵲橋相會。
到了唐代，七夕題材已常見於文學作品中。在人生的短暫無常面前，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的相見被世人視作求之不得的永恆愛情的象徵。著名的有白居易《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此恨”就是“此情”，白居易想象唐明皇與楊貴妃在七夕之夜，於寢宮中向牛、女二星乞求永不轉移的愛情。寫下著名的《錦瑟》以懷念亡妻的李商隱，也曾在七夕之夜作詩：“鸞扇斜分鳳幄開，星橋橫過鵲飛回。爭將世上無期別，換得年年一度來。”李商隱四十喪妻，這首詩就作於三年後的七夕之夜，抒發對於“世上無期別”的無奈與悲愴。屈複評論這首詩說：“人間一別，再無見期。欲求天上一年一度相逢，不可得也。”
七夕節俗成型於唐、宋時期
七夕題材在文學中的流行，其實是唐代七夕節逐漸盛興的一個註腳。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記載七夕之夜：“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唐時七夕，在拜祭牛、女二星的同時已開始向織女“乞巧”，這一興起於皇宮之中的風俗很快被民間效仿。舊時男耕女織，女子的才德要透過針線活來體現，因此針線活又稱女紅。所謂“乞巧”，就是女子於七夕節向織女星祈禱，以求得女紅方面的天賦。乞巧的方式有對月穿針、浮針觀影、蜘蛛結網等等。
仇英《乞巧圖》區域性。
穿針乞巧是對著月亮較量穿針引線的手藝，手藝高超者自然得巧；浮針觀影則是將針或者草浮於碗中水面，觀察投射在碗底的針影來占卜是否得巧；蜘蛛結網則透過觀察蜘蛛是否在代表某位女子的器物或供品上結網來判斷該她是否得巧。李商隱有詩云“豈能無意酬烏鵲，惟與蜘蛛乞巧絲。”《東京夢華錄》的記載則顯示宋時是透過觀察蜘蛛結網的形狀來判斷女子是否得巧：“（七月）至初六、七日晚，……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謂之乞巧。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
中國傳統節日往往以祭祀為主題，祭祀的供品在慶典後則由眾人分食，久而久之就會形成節令美食。正月十五的元宵，清明節的青團，端午的粽子皆由此而來。隨著乞巧節俗的流行，七夕節在飲食方面也開始跟進。李商隱的《七夕偶題》寫到：“花果香千戶，笙竽濫四鄰。”柳宗元《乞巧文》也提到他於七夕之夜見到一群女子陳設瓜果以祭祀織女。這些瓜果到了宋代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便開始花樣百出。《東京夢華錄》記載七夕時節，商販們用泥土、茅草、豆苗等在木板上製作宛如“村落之態”的微縮景觀對外出售，稱之“谷板”；又用瓜果雕刻出種種花樣，名曰“花瓜”；還有“油麵蜜糖造為笑靨兒”等等果子零食。
除了乞巧以外，女子們在七夕還有染紅指甲的習俗。《昆新合志》記載：“七夕，少女搗鳳仙花汁染指尖。”周密的《癸辛雜誌》記載了染指甲的方法：“鳳仙花紅者，搗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日久漸退回。人多喜之。”
另外，宋代以後的七夕節還有了“乞子”的風俗。明人《歲時紀事》記載：“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為戲，為婦人生子之祥，謂之‘化生’。本出於西域，謂之‘摩睺羅’。”這一記載源自宋人七夕節俗。根據劉宗迪先生的研究，這些或用鏤金、珠翠、象牙、龍涎佛手香，或用蠟制的小人偶“摩睺羅”源自西亞宗教的七月節俗，經過波斯、粟特等國家傳入中原，在宋代時與中國的七夕節俗融合。
可見，以紀念牛郎、織女愛情悲劇為基礎的七夕時節，在唐宋時期融合了乞巧、乞美甚至乞子等內涵，由“夜半無人私語時”的拜禱變成了群體性的公眾節慶活動。而無論是乞巧、乞美還是乞子，實際上也都與舊時女子希望婚姻生活幸福美滿的願望有關。董乃斌先生指出：“‘乞巧’和渴望婚姻幸福，對於未婚少女和一切已婚婦女，實際上可以說就是一回事。”由此看來，宋代以後的七夕節已經成了女子們乞求神靈護佑的“女兒節”。
明清女性筆下的七夕節
在《開元天寶遺事》、《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以及唐宋詩文等男性文人撰述的文獻中，無論是織女還是古代的女性都是供其觀看、臆想的物件，女性的聲音長久以來都是缺席的。直到明清時期閨秀文學創作進入繁榮時期，我們才有機會一窺她們的想法和心境。
牛郎織女的愛情中本就帶有濃濃的悲劇意味，因此對於古代女性而言，七夕在很多時候並不代表著節慶的歡樂，反而容易襯托出現實中閨閣女子的悽清孤寂，明清女詩人的詩作中常常有這種情緒的流露。
儀徵女子孫採芙寫道：“一逢佳節一沾裳，會到雙星思更長。怪道個人真個巧，年年今夕在他鄉。”孫採芙的丈夫沒有一年七夕與妻子在一起，而無助的妻子只能淚下“沾裳”;道光二十一年狀元龍啟瑞的妻子，長沙人何慧生曾寫有一首《浣溪沙·七夕》：“簾卷西風月似鉤。數聲徵雁度妝樓。身如弱柳豈禁愁。 幾片輕雲猶帶雨，半庭黃葉乍驚秋。畫屏閒倚望牽牛。”詞句中充滿清冷的愁緒，女詩人幾乎把自己等同於“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織女了。
另一方面，閨秀們對於牛郎織女的故事也有不同的解讀，錢塘著名女詩人柴靜儀更指斥牛郎、織女之間關係的不平等，說：“鍾情非帝女，好色豈仙郎。”言下之意，織女能夠像一個世間女子那樣去愛，而好色的牛郎卻根本配不上織女；也並非所有的古代女子都相信“乞巧”的作用，女詩人徐映玉則半開玩笑地說：“銀漢橫斜玉漏催，穿針瓜果飣妝臺。一宵要話經年別，那有工夫送巧來。”在她看來，牛郎和織女一年只有一夕能夠相見，彼此訴說離情別意都來不及，哪裡還有工夫給人間送巧呢？
她們甚至對“巧”的價值也抱著懷疑的態度，常熟女詩人席佩蘭直截了當地說：“萬事吾從拙，三生莫問天。” 席佩蘭拒絕以世人認為是女子之德的靈巧標榜，何等豪氣！同為常熟閨秀的言忠貞也說：“不須更乞天孫巧，巧太多時易誤人！”南京女子殷如琳也有詩云：“世間乞巧多成拙，疑是天孫巧弄人。”這些質疑弄巧成拙的詩句，似乎是對“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的迴應，也是女詩人們對所謂的“女德”和女子命運之間關係的一種反思。
當代的七夕節俗，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開始重新強調“愛情”的內涵。筆者認為這是無可厚非的。而當今提倡恢復“乞巧”之俗則不一定合適，一則難免迷信之嫌，二則也不見得契合當代女性的精神世界。至於有人認為七夕從來都不應該被當作“中國情人節”來對待，則是有點分不清原委的看法了。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到一個可以和你分享快樂和憂傷的人，因為他的存在，你的快樂加倍，你的憂傷減半。他快樂著你的快樂，憂傷著你的憂傷，這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
牛郎和織女超越了身份的懸殊，締造了感天動地的愛情。其實愛情也並非都和房子，跑車有關，在紅塵中的男男女女，不也有共同守護柴米油鹽的平凡溫情的嗎？
縱然是舉案齊眉，也終究是落得個分隔兩地。兩個相愛的人在一起，也會有一些其他的事物橫在兩人的中間……比如家庭，比如身份。
七夕，給相愛的人一個機會表達自己的感情；七夕，給相守的人一個節日創造美好回憶。在泰坦尼克號的上上演著，you jump,I jump;在七月七日的夜空中，亦是在九重天外的生死相隨。
留人間多少愛，迎浮世千重變。
和有情人，做快樂事
別問是劫是緣
願天下人有情眷屬~
七夕故事的形成與演變
牽牛、織女的命名甚早，在《小雅·大東》中便有記載。新的研究利用秦簡《日書》第三簡證明：牛郎與織女的愛情故事形成於戰國時代，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根據秦簡的記載，“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這則故事最早的版本就是一場悲劇：牛郎迎娶織女以後，兩人大約一起生活了三年時間便被迫分離，導致牛郎獨居。
河南南陽漢畫館藏漢畫像石牽牛、織女星象圖（右側為牽牛星，左側為織女星）。
由秦至漢的四百年間，人們昂首遙望銀河兩岸的牛、女二星，感嘆一對愛人永遠的分離，不禁傷悲，為之舞詠。東漢後期的《古詩十九首》中就有一首唱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西晉覆滅後，原來北方的貴族逃亡江南，重新建立起新的政權，史稱南方的宋、齊、梁、陳四朝為“南朝”。南朝人殷芸曾講述過牛郎、織女的故事：“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
故事中這位“天帝”對於女兒的憐愛何其淡薄！他看到女兒不事妝容，獨居可憐，便將她許配給河西牛郎。但他卻又絲毫不像一位父親那樣希望女兒享受婚姻與生活。為了懲罰婚後荒廢工作的織女，這位天帝竟又強行拆散了她與牛郎的家庭，僅僅允許二人一年一會。
而這一年一會之期，便定在七月初七這天。南朝已經有不少詩人開始歌頌七夕牛女之會，其中陳朝詩人江總的《七夕詩》描寫了織女七夕渡河與夫君相見之前的心理活動：“橫波翻瀉淚，束素反緘愁。此時機杼息，獨向紅妝羞。”獨居時的悲苦和團聚前的嬌羞正是古代大多數文人墨客對織女的想象。
明代七夕故事方補。
袁珂主編的《中國神話傳說詞典》記錄了根據各地傳說整理的普遍版本，講的是天帝之女織女嫁給了凡間的牛郎，並育有一雙兒女，天帝得知此事後派人將織女抓回天廷。牛郎追上天際後，王母為分隔二人，用頭簪劃出天河，將有情人永久地分隔兩岸。兩人的悲傷最終感動天帝，得以一年一度於七夕鵲橋相會。
到了唐代，七夕題材已常見於文學作品中。在人生的短暫無常面前，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的相見被世人視作求之不得的永恆愛情的象徵。著名的有白居易《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此恨”就是“此情”，白居易想象唐明皇與楊貴妃在七夕之夜，於寢宮中向牛、女二星乞求永不轉移的愛情。寫下著名的《錦瑟》以懷念亡妻的李商隱，也曾在七夕之夜作詩：“鸞扇斜分鳳幄開，星橋橫過鵲飛回。爭將世上無期別，換得年年一度來。”李商隱四十喪妻，這首詩就作於三年後的七夕之夜，抒發對於“世上無期別”的無奈與悲愴。屈複評論這首詩說：“人間一別，再無見期。欲求天上一年一度相逢，不可得也。”
七夕節俗成型於唐、宋時期
七夕題材在文學中的流行，其實是唐代七夕節逐漸盛興的一個註腳。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記載七夕之夜：“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唐時七夕，在拜祭牛、女二星的同時已開始向織女“乞巧”，這一興起於皇宮之中的風俗很快被民間效仿。舊時男耕女織，女子的才德要透過針線活來體現，因此針線活又稱女紅。所謂“乞巧”，就是女子於七夕節向織女星祈禱，以求得女紅方面的天賦。乞巧的方式有對月穿針、浮針觀影、蜘蛛結網等等。
仇英《乞巧圖》區域性。
穿針乞巧是對著月亮較量穿針引線的手藝，手藝高超者自然得巧；浮針觀影則是將針或者草浮於碗中水面，觀察投射在碗底的針影來占卜是否得巧；蜘蛛結網則透過觀察蜘蛛是否在代表某位女子的器物或供品上結網來判斷該她是否得巧。李商隱有詩云“豈能無意酬烏鵲，惟與蜘蛛乞巧絲。”《東京夢華錄》的記載則顯示宋時是透過觀察蜘蛛結網的形狀來判斷女子是否得巧：“（七月）至初六、七日晚，……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謂之乞巧。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
中國傳統節日往往以祭祀為主題，祭祀的供品在慶典後則由眾人分食，久而久之就會形成節令美食。正月十五的元宵，清明節的青團，端午的粽子皆由此而來。隨著乞巧節俗的流行，七夕節在飲食方面也開始跟進。李商隱的《七夕偶題》寫到：“花果香千戶，笙竽濫四鄰。”柳宗元《乞巧文》也提到他於七夕之夜見到一群女子陳設瓜果以祭祀織女。這些瓜果到了宋代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便開始花樣百出。《東京夢華錄》記載七夕時節，商販們用泥土、茅草、豆苗等在木板上製作宛如“村落之態”的微縮景觀對外出售，稱之“谷板”；又用瓜果雕刻出種種花樣，名曰“花瓜”；還有“油麵蜜糖造為笑靨兒”等等果子零食。
除了乞巧以外，女子們在七夕還有染紅指甲的習俗。《昆新合志》記載：“七夕，少女搗鳳仙花汁染指尖。”周密的《癸辛雜誌》記載了染指甲的方法：“鳳仙花紅者，搗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日久漸退回。人多喜之。”
另外，宋代以後的七夕節還有了“乞子”的風俗。明人《歲時紀事》記載：“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為戲，為婦人生子之祥，謂之‘化生’。本出於西域，謂之‘摩睺羅’。”這一記載源自宋人七夕節俗。根據劉宗迪先生的研究，這些或用鏤金、珠翠、象牙、龍涎佛手香，或用蠟制的小人偶“摩睺羅”源自西亞宗教的七月節俗，經過波斯、粟特等國家傳入中原，在宋代時與中國的七夕節俗融合。
可見，以紀念牛郎、織女愛情悲劇為基礎的七夕時節，在唐宋時期融合了乞巧、乞美甚至乞子等內涵，由“夜半無人私語時”的拜禱變成了群體性的公眾節慶活動。而無論是乞巧、乞美還是乞子，實際上也都與舊時女子希望婚姻生活幸福美滿的願望有關。董乃斌先生指出：“‘乞巧’和渴望婚姻幸福，對於未婚少女和一切已婚婦女，實際上可以說就是一回事。”由此看來，宋代以後的七夕節已經成了女子們乞求神靈護佑的“女兒節”。
明清女性筆下的七夕節
在《開元天寶遺事》、《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以及唐宋詩文等男性文人撰述的文獻中，無論是織女還是古代的女性都是供其觀看、臆想的物件，女性的聲音長久以來都是缺席的。直到明清時期閨秀文學創作進入繁榮時期，我們才有機會一窺她們的想法和心境。
牛郎織女的愛情中本就帶有濃濃的悲劇意味，因此對於古代女性而言，七夕在很多時候並不代表著節慶的歡樂，反而容易襯托出現實中閨閣女子的悽清孤寂，明清女詩人的詩作中常常有這種情緒的流露。
儀徵女子孫採芙寫道：“一逢佳節一沾裳，會到雙星思更長。怪道個人真個巧，年年今夕在他鄉。”孫採芙的丈夫沒有一年七夕與妻子在一起，而無助的妻子只能淚下“沾裳”;道光二十一年狀元龍啟瑞的妻子，長沙人何慧生曾寫有一首《浣溪沙·七夕》：“簾卷西風月似鉤。數聲徵雁度妝樓。身如弱柳豈禁愁。 幾片輕雲猶帶雨，半庭黃葉乍驚秋。畫屏閒倚望牽牛。”詞句中充滿清冷的愁緒，女詩人幾乎把自己等同於“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的織女了。
另一方面，閨秀們對於牛郎織女的故事也有不同的解讀，錢塘著名女詩人柴靜儀更指斥牛郎、織女之間關係的不平等，說：“鍾情非帝女，好色豈仙郎。”言下之意，織女能夠像一個世間女子那樣去愛，而好色的牛郎卻根本配不上織女；也並非所有的古代女子都相信“乞巧”的作用，女詩人徐映玉則半開玩笑地說：“銀漢橫斜玉漏催，穿針瓜果飣妝臺。一宵要話經年別，那有工夫送巧來。”在她看來，牛郎和織女一年只有一夕能夠相見，彼此訴說離情別意都來不及，哪裡還有工夫給人間送巧呢？
她們甚至對“巧”的價值也抱著懷疑的態度，常熟女詩人席佩蘭直截了當地說：“萬事吾從拙，三生莫問天。” 席佩蘭拒絕以世人認為是女子之德的靈巧標榜，何等豪氣！同為常熟閨秀的言忠貞也說：“不須更乞天孫巧，巧太多時易誤人！”南京女子殷如琳也有詩云：“世間乞巧多成拙，疑是天孫巧弄人。”這些質疑弄巧成拙的詩句，似乎是對“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的迴應，也是女詩人們對所謂的“女德”和女子命運之間關係的一種反思。
當代的七夕節俗，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開始重新強調“愛情”的內涵。筆者認為這是無可厚非的。而當今提倡恢復“乞巧”之俗則不一定合適，一則難免迷信之嫌，二則也不見得契合當代女性的精神世界。至於有人認為七夕從來都不應該被當作“中國情人節”來對待，則是有點分不清原委的看法了。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在茫茫人海中，能遇到一個可以和你分享快樂和憂傷的人，因為他的存在，你的快樂加倍，你的憂傷減半。他快樂著你的快樂，憂傷著你的憂傷，這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
牛郎和織女超越了身份的懸殊，締造了感天動地的愛情。其實愛情也並非都和房子，跑車有關，在紅塵中的男男女女，不也有共同守護柴米油鹽的平凡溫情的嗎？
縱然是舉案齊眉，也終究是落得個分隔兩地。兩個相愛的人在一起，也會有一些其他的事物橫在兩人的中間……比如家庭，比如身份。
七夕，給相愛的人一個機會表達自己的感情；七夕，給相守的人一個節日創造美好回憶。在泰坦尼克號的上上演著，you jump,I jump;在七月七日的夜空中，亦是在九重天外的生死相隨。
留人間多少愛，迎浮世千重變。
和有情人，做快樂事
別問是劫是緣
願天下人有情眷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