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的語言特色 《左傳》的語言，是歷代文人學者推崇的典範。從唐宋至明清，如劉知幾、陳騤、蘇軾、劉熙載、馮李驊等有過許多精當的評論。《左傳》敘述語言的特點是準確和精練，生動而富於色彩，同時因簡潔凝鍊而蘊藉含蓄。蘇軾說：“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蘇文忠公全集》）劉知幾的評論是：“言近而旨遠，辭淺而意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讀者望表而知裡，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句外。”（《史通·敘事》）《左傳》敘述語言的這些特點，說明它在語言方面已獲得了超越於當時許多經典著作的成就，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左傳》人物語言同樣富有文學特色。《左傳》所記之“言”，主要為人物對話、外交辭令和諫說、議論之辭。人物的對話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作者常常透過記錄一兩句性格化的語言，以突現人物的形象。例如鄭莊公在制勝公叔段的過程中，說了三句有典型特徵的話：“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毋庸，將自及”；“可矣”。在作者筆下，鄭莊公老謀深算、虛偽陰險的個性特點躍然紙上，在整個事件中他複雜的心理活動亦昭然可辨。僖公二十三年所記重耳避難至楚，與楚成王的一段對話，將楚成王施恩望報、乘機敲詐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態度，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左傳》中的外交辭令和議論、諫說之辭，是歷來為人們稱道的。記寫行人辭令，尤為《左傳》獨擅之處。例如書中有許多膾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對齊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師，僖公三十年燭之武退秦師，宣公三年王孫滿論鼎至輕重，成公二年國佐對郤克，成公三年呂相絕秦，襄公二十二年子產對晉人徵朝，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毀館垣答士文伯等等。它們有的委曲婉轉，陳述利害，有的辭氣激切、語挾風霜。能夠緊緊抓住矛盾的焦點，從分析利害入手，說理透闢、用辭雅正，是這些辭令的共同特點。特別是一些小國使者應對大國的言辭，更是充滿機警和智慧。如子產獻捷於晉，晉人三問，子產三答，“士莊伯不能詰”；子產壞晉館垣，但他理直氣壯的回答使士文伯無言以對，只好“謝不敏焉”；燭之武對秦穆公曉以利害的一番話，終於解除了鄭國的危難，這些文字已是千載傳誦。劉知幾說：“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迴圈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史通·申左》）《左傳》中富有文采的行人辭令，顯然是經過加工和潤色的，與《國語》中所記大段辭令相比，論理的邏輯更為嚴密，已經有剪裁和選擇性，用詞洗練，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左傳》的行人辭令開啟了戰國時代縱橫馳驟、酣暢淋漓的文風，是歷代文人諷誦和學習的楷模。在《左傳》一書中，無論是敘述語言還是人物語言，於修辭方面都大量地運用了比喻的手法，並採用生動的俗語、諺語和民謠。其中有許多語言具有警句的性質，後世演化為成語。現代語言中的“唇亡齒寒”、“貪天之功”、“數典忘祖”、“退避三舍”、“政出多門”、“餘勇可賈”、“一鼓作氣”、“上下其手”、“食肉寢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風馬牛不相及”等皆源於《左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