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社會動盪不安，“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以老莊之學作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講求黃老養生之學，疾恨封建禮法的虛偽，崇尚自然放達，成為社會批判思潮的承擔者，體現出明顯的以道合儒的思想傾向。

王弼是正始玄學的奠基人，他所提出的有與無、有名與無名、有為與無為、名教與自然等問題，都戓為後來的玄學家們的論題。

社會的動亂、恐怖和黑暗，人們期望從老莊思想中尋找精神避難所。

玄學家試圖彌補儒禮教壓抑人性、拘謹自守的缺陷，以恬淡自然取代禮教的繁文縟節，圍繞本末關係、有無關係、禮教與自然的關係作出了深刻的哲學思考，給學術界帶來了清新空氣，對提高道家思想的理論思維水平，進而提高民族哲學思維能力，都是有著重要意義。

玄學，是中國古代以解說、闡述、發揮《老子》《莊子》和《周易》為主要特徵的一種學說。因為當時處在公元三四世紀左右、三國之後的魏晉時代，所以人們稱為“魏晉玄學”。

“玄”，就是深奧奇妙的意思。

漢朝一統天下400年，創造了中國古代史上幾度繁榮景象，使中華民族確立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其歷史功勳不可磨滅。但與此同時，特別是東漢後期，在朝的豪強達貴，乃至於皇帝，一方面打著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旗號，標榜自己的慈善仁愛、公正無私，一方面又巧取豪奪，貪贓枉法，殘害百姓。他們的腐敗和偽善，一方面摧毀了江山，一方面玷汙了儒家學說的聲譽，應驗了道家之言，顯示出儒家學說在發展過程中漸至增長的虛偽及造作。由此，人們開始懷疑儒家學說，而從老子創立的道家學說中探討天地人生的道理，從而振起了玄風。

《老子》融匯了老子的寰宇學說，認為天地生成之前整個宇宙渾渾茫茫，朦朦朧朧，沒有任何東西，也沒有任何形象、聲音和顏色之後才產生出了天地萬物及人類，人死、物滅之後，又回到原先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好像供給天地萬物生滅、往來的一條大道，所以稱之為“道”。“道”沒有形象聲色，所以又稱之為“無”;天地萬物有形象聲色，所以又稱之為“有”。整個寰宇由無到有，由有到無，自然而然地迴圈不息，沒有任何神仙主宰。這種沒有任何意識力量支配、寰宇自然演化的情況，稱之為“無為”。無意識作為而寰宇之所以能夠迴圈不息，原因在於“道”中含有相反的兩種力量，這更是陰陽。寰宇在迴圈，事物也在迴圈，由興到衰，由衰到興；由強到弱，由弱到強；由進到退，由退到進；由取到予，由予到取。因此,聖人無所作為而又無所不為，以退為進，以予為取，以柔勝剛，處弱至強。這便是老子的基本思想。

《莊子》是戰國時期隱士莊周及其弟子們的著作彙編。在《莊子》書中，他發展了老子的思想,認為宇宙原本是一個什麼區別、什麼差異也沒有的渾然一體的東西,稱之為“大同”、“大通”、“大一”，之後產生了有區別、有差異的天地萬物以及人類，但這些東西都是暫時的，最終又將消亡而回歸於“大同”、“大通”、“大一”之中。因此，萬物都是虛而不實的，人生猶如過世煙雲，說到根本上都是一致不二的。

魏晉玄學的理論派系眾說紛紜，各有其志，玄學不僅對中國古代的理論思維有深遠影響，而且大大開拓了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創作意境，豐富了人們的審美情趣，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特別突出了深沉、幽遠、恬靜、朦朧賦予人們的美感享受，其中尤以貴無學說和言不盡意學說的影響為甚。

貴無學說發揮了老子的思想，把“道”看作是“無”，以“無”為本，無地萬物是由“無”產生的，天地萬物由“無”而來，依賴“無”而存在，天地萬物受“無”主宰。即老子所言“道衝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貴無學說認為“聖人體無”，所謂聖人體驗“無為”精神，實行“自然”原則，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言不盡意學說的觀點認為，言詞雖然是用來表達意思的，但因其具有侷限性,所以不可能完全表達出想要表達的意思來，世間的道理無窮無盡，特別是寰宇的根本道理、事物的內在本性,更是深邃宏遠，不可言喻。因此它主張體會言外之意,實行不言之教。要懂得魏晉時期言不盡意的思想，還需從老子說起，老子是言不盡意論的始祖。老子從寰宇的原始狀態著眼,認為寰宇的原始狀態沒有形狀，沒有景象，沒有聲音，沒有名稱，廣大無邊，浩瀚瀰漫不可以用言詞來描繪。因此，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說話越多則碰壁越多,最好的辦法不如不要言語而默默地體會“道”。莊子及其弟子們發揮了老子的思想，認為世間的人都很珍惜道理，因而也很珍惜書，因為書中記載著道理。然而，在他們看來，書是用語言寫成的，語言是用以表達道理的，但道理卻不能用語言來表達，因此人們珍惜書的結果只能是珍惜語言而不是道理。有鑑於此，他們說,書是不必珍惜的，因為它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東西，真正值得珍惜的東西是道理而不是不能表達道理的語言及用語言寫出來的書。即：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魏晉玄學的觀點還有以郭象為主要代表的“崇有學說”，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越名任心”學說，魏晉玄學崇尚恬淡無為，主張順應自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這些道理對我們越來越快節奏的現代生活有深刻的指導意義，我們主張“慢生活主義”，“慢生活主義”不是懶情，不是拖延時間，而是在生活中找到平衡，它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調節方式，更是一種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魏晉玄學中有“三玄”，指《易》——包括《易經》、《易傳》，其實主要是儒家的《易傳》，《周易》這個說法則是錯誤的。所以，玄學的基本特點是儒家、道家都包括涵蓋了。

新道家

哲學史上稱玄學為“新道家”，主要做法是“援儒入道”，關於王弼的學派問題，至今爭訟不休。有些學者覺得他應該是道家，有些學者則以為他應該是儒家，因為王弼明確提出過“孔聖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總結起來就是常見的這句話——“孔聖體無，老莊言無”，翻譯過來，就是說：孔子已經做到了體無，“無”這種東西不能透過語言來描述，故孔子所言皆為“有”；老、莊做不到體無，因此只能透過語言來說“無”，這正是其所不足處。

其實王弼的思想不是孤證，據《世說新語》，齊由（齊許由，即學許由）、齊莊（齊莊周，同上）在被庾公問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時，兩人回答說；“聖人生知，故難企慕”。這是說，孔子生而知之，聖人是一般人無法學習的。

王弼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到了王弼這裡，漢朝的黃老道家才真正變成了“老莊道家”，自此以後，道家主要指老莊，而不再指黃老。本有些衝突激盪的老、莊思想，終於如後世儒釋道三教合流般融匯到了一處。

總之，王弼以《論語》、《易傳》來改造並創新《老子》，可見，魏晉玄學並不僅僅是“三玄”之書。

就學術傾向而言，裴頠崇有，故反對王弼等人的貴無說，他的理由是——有可生有，無則不能生有——類似於西方古代哲學中的“相反的東西不能生出彼此”。

歐陽建則提出“言盡意”，來反對當時流行的“言不盡意”說。《易傳》和《莊子》雖然都有“言不盡意”的看法，但彼此卻有不小差別，前者總體上認為“意可盡”，後者則認為“意不可盡”。

歐陽建和裴頠都是儒家陣營，隸屬於魏晉玄學時期，雖然在古代他們的思想沒有被重視，但遇到現代學術後，二人的觀點得到了很大的肯定。

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這句話是陳垣先生所說，同為楊廣、秦檜翻案之流完全不同，陳垣先生強調的是對於史實的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郭象是跟王弼齊名的一位玄學家，早年他發現很多人都說玄學時期流行的命題為莊子本人所言，但郭象隱約覺得不對，後來自己讀書，才發現當時的玄學家們根本就是在臆測，因為那些命題其實是《莊子》這本書記載其他學派的“辯題”。這讓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柏拉圖在《巴門尼德篇》裡提到時人對芝諾的態度，因為巴門尼德講“一”、“靜止”，芝諾論“多”、“動”，於是很多人就以為師徒兩人思想完全相反，但實際上，芝諾是反對“多”、“動”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透過反對一方來論證自己老師是正確的。可見，不能僅僅透過“三玄”來判斷魏晉玄學的影響。

玄學的起源和弊端

玄學的目的，是要反對東漢以來的“讖緯學說”以及名教的束縛，當時屬於門閥制度，處於階級固化的時代，所以玄學的名士們普遍出自世家大族，如嵇康等人，本身都有尊貴的身份和地位。

後世常常把玄學稱為超脫世俗、身與自然、物我兩忘，但實際上，玄學時期尚不清楚階段史問題，因此才誤以為是名教導致了魏晉之弊，而玄學登上歷史舞臺後弊端更甚，不但清談誤國，且名士好服食毒性極大的“五石散”。魏晉之弊，實始於其“門閥制度”之階級固化，而非文化上清談、超脫所能解決。故玄學盛行後，當眾大小便、裸體、酗酒現象在貴族之中越發流行，一些名士還故意藏在山林裡當隱士，又千方百計讓當權者去尋他們出山做官。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曾指出：“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糊糊塗塗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

服藥始於何晏，儒道皆通，曾跟王弼辯論過“聖人是否有情”一命題。他本是美男子，卻極為好色，身體虛弱之下便開始服藥，後經他推廣，魏晉名士便服藥以致於流行。流行到何種程度？甚至一些普通人也要故意癲狂發瘋，來裝作自己服藥了般——因為這種藥價格昂貴，一般人很難買得起。服藥之後，因為癲狂，人通常要疾走出汗進行排毒，所以魏晉和唐朝時期，我們還能看到不少詩篇講“疾行”，實在是由於服藥者停不下來的緣故。

嵇康曾有一句話叫做“越名教而任自然”，聽起來不錯，但實際上，很少有人知道嵇康隱居的真正緣故乃是忠心於先帝所致（姻親），也正如此，嵇康才要“非湯武、薄周孔”，因為他覺得司馬昭不能做皇帝，皇位只能是曹魏政權的。包括嵇康在呂安一事上的做法，我覺得也很難讓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