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條河流流經地域不同，但必定匯聚到海洋，然後天下才能免除洪水的威脅；各國開闢的道路不同，但必定都通向中原，然後邊區才去掉阻隔的苦惱。由此來看，會通的意義大極了！自從文字發明以來，著書立說的人雖然很多，只有孔老夫子因為是天生的聖人，所以才總括《詩經》、《尚書》、《禮》、《樂》而融會在一人手中，然後能夠整齊釐定天下的各種記載，貫穿二帝三王，而連線成一個系統，然後能夠徹底弄清古今的變化。因而他所創立的理論大放光輝，無論百代以上還是百代以下都不能企及。孔老夫子死後，諸子百家興盛起來了，各自仿效《論語》用空洞的言詞撰寫著作。至於歷代的史實，卻無所記述和編排。直到漢武帝建元、元封之後，司馬談和司馬遷才出來寫史了。司馬遷父子世代掌管典籍，擅長著述創作，所以，能夠往上繼承領會孔子的意圖，會通《詩經》、《尚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的言論，貫通黃帝、堯、舜，一直到秦、漢時代，寫成一書，分為五種體裁：本紀用來記載年代，世家用來代代相傳，表格用來訂正曆法，書志用來排比史事，列傳用來記載人物，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改變他的這種寫史方法，搞學問的人不能拋開他的《史記》。《詩》、《書》、《禮》、《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以後，只有這部著作。所以說“周公去世五百年以後有孔子，孔子去世五百年以後繼承他們事業的人就在這裡吧！”因此他自我標榜（評價）的地方已經不淺。然而大規模著述的人，一定要長期學識淵博、品行端正，而且全部看到天下的書籍，然後才沒有遺憾。正當司馬遷的時候，私藏書籍的律令剛剛解除，搜求書籍的途徑尚未暢通，橫貫三千年的歷史典籍，卻侷限在七八種參考書籍中，所值得司馬遷遺憾的，是廣博不夠。大凡寫作史書的人，即使採納前人的書籍，也一定自成一家言論。左氏是戰國楚華人，他所看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左氏傳》全都是楚人的言辭。公羊高，是戰國齊人，他所聽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公羊傳》都是齊人的言論。現在司馬遷的《史記》全部採用的是舊有史文，中間有時也有方言，實在是由於選錄摘取未能詳細，下筆刪削匆忙的緣故，所以司馬遷說：“我不敢譭棄先人（司馬談）所說的話，於是記述往事，整理那時的家世，世人的傳記，而不是所謂的進行創作。”唐代劉知幾也譏笑司馬遷大量堆聚舊有的記載，有時也插入諸子百家不純正的言論。所值得司馬遷遺憾的，是典雅不夠。大致上開創基業的人難免要粗糙簡略，全都靠繼承這種志向的有志之士來為它彌補癒合。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它們記載的內容都是春秋時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情。《乘》和《檮杌》沒有使他們結局完美的人，所以這兩部書不能流傳於世。《春秋》前頭得到孔子的挽救，後頭得到左氏的推崇，所以這部書與太陽、月亮一樣經久不衰。否則的話，《春秋》只是一卷事情的題目，怎麼能夠在社會上流傳！自從《春秋》以後，只有《史記》擁有寫作的規模；倒黴的是班固並不是這樣的人，於是喪失了會合變通的宗旨，司馬氏創立的通史途徑從此就衰落不振了。班固這個人，是講究表面華麗、不務實際的人，全然沒有作學術的本領，專門從事抄襲竊取。後漢章帝向他詢問製作禮儀、音樂的事情，班固用在洛陽的各位儒生一定都能知道它們作為回答。倘若臣民都像這樣，那麼詢問又有什麼用呢？等到眾位儒生各有陳述，班固只是剽竊叔孫通的十二篇《漢儀》，來拼湊文字搪塞罷了。假如臣民都像這樣，那麼奏議又有什麼可取的呢？漢章帝知道班固學識粗淺鄙陋，所以對竇憲說：“你喜歡班固而忽略崔駰，這好比姓葉的人喜歡假龍一樣。”班固在當時已有評價；像這樣的人才，打算用什麼來著述呢？《史記》全書，功勞在於十表，它好比衣裳有帽子，樹有根本水有源頭；班固不懂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譜牒等，把古今人物強行確立等級。而且說漢朝繼承堯的運數，自然應該上繼唐堯，並不是司馬遷寫作《史記》把漢朝放置在秦朝、項羽以後，這純粹是沒有根據的談論。由於班固擷取漢朝寫為《漢書》，這樣就導致周、秦不能相互沿襲，古今之間成為間隔。從漢高祖到漢武帝，凡是六朝以前的史事，都是抄襲司馬遷《史記》的，他自己不感到慚愧；從漢昭帝到漢平帝，總共六朝，都是取資於賈逵、劉歆的著作，又不認為是恥辱。況且又有曹大家來結束全書，那麼班固自己所書寫的幾乎太少了！經常出自班固胸中的內容，是《古今人表》罷了，其他人是沒有這種謬誤的。後代編修史書出自眾人之手，雜採各家之說；剽竊別人的文字，盜取別人的鍾卻掩上自己的耳朵，都是班固首開的先例。班固所幹的事情就是這樣，後來作史的人趨附迎合班固斷代史體沒有空閒時間，怎麼能測量出他的深淺！司馬遷與班固相比，好比龍和豬一樣，為什麼各種史書都拋棄司馬遷的通史體裁而採用班固的斷代史體裁，劉知幾之類的人尊崇班固而貶抑司馬遷！況且善於學習司馬遷的人，沒有人趕得上班彪。班彪續寫司馬遷的《史記》，從漢武帝一直寫到東漢，想叫後人接續自己的著作，如同自己續寫司馬遷的著作；既沒有多餘的史文，又沒有中斷頭緒，世世代代相互接承，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他繼承司馬遷的志向太好了，但他的書不能得以看到；所能夠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二位帝王本紀的贊罷了。都在本紀以外，另外記載他所聽到的，可以說是深入太史公司馬遷學問的精微深奧之處了。凡是左氏《左傳》中有“君子曰”的地方，都是對《春秋》經有新的見解；《史記》中有“太史公曰”的地方，都是史實以外的事情，不是對事情進行褒貶；偶爾也有涉及到褒揚貶低的地方，都是褚少孫等人摻雜到裡邊去的罷了。況且本紀、列傳之中，已經記載了善惡好壞，足以用來借鑑，何必在本紀列傳的後面另外在進行讚揚或貶低呢？這是儒生參加科舉考試所作的試卷，怎麼能放在著述中呢？這大概不是司馬遷、班彪的本意。況且既然稱為贊，哪能有貶低的詞句呢？後代作史的人，有的叫做論，有的叫做序，有的叫做詮，有的叫做評，都效仿班固，臣下我不能不狠狠地批評班固了。司馬談有他的著作，而司馬遷能夠完成他父親的願望；班彪有他的學業，而班固卻不能閱讀他父親的著作。班固作為班彪的兒子，既不能夠保護他自身，又不能夠傳播他父親的學業，還不能教育他的兒女，這樣做人，說值得天下人效法的方面在哪裡呢！范曄、陳壽等人繼承他創立的斷代史體例，大多都是些輕狂顛薄沒有好的品行的人，因此很快招致罪過，整理修改而寫作出確鑿可信的史書在哪裡呢！孔子說：“商朝沿襲夏朝的禮儀制度，廢除了哪些、增加了那些，現在可以透過考察而瞭解；周朝因襲商朝的禮儀制度，廢除了哪些、增加了哪些，也是可以知道的。”這是說相互繼承。自從班固按朝代劃分段落來寫作史書，不再有相互繼承的意思；即使有孔子一樣的智慧，也無法知道它增加或廢除了什麼。融會貫通的方法，從此就丟失了！說到它們相同的地方，就是已有本紀而再作本紀，一位帝王就有幾個本紀；已有列傳卻再作列傳，一人竟有幾個列傳。天文，是千古不會改變的天象，可世世代代都寫作《天文志》；《洪範五行傳》，是劉向一人的著作，可世世代代都排列《五行傳》。像這些史志，哪能舉得盡繁雜瑣碎的文辭！談到它們的不同之處，那麼前代稱王的人不列在後代稱王的人中，後面發生的事情不能接續前頭髮生的事情；郡縣沿革各有各的界限範圍，卻不能清楚變遷的原委；禮樂制度自行變更，於是成為不同風俗地區的政令。像這些記載，哪能舉得完前後互不連貫？曹魏指吳國、蜀國為亂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偽，南朝政權稱北朝政權為索頭虜，北朝政權稱南朝政權為島中夷。《南齊書》稱梁朝軍隊為正義軍隊，用陰謀篡奪了蕭齊國家政權能夠說是符合道義嗎？《隋書》稱大唐軍隊為正義軍隊，討伐別人的國君能夠說是符合道義嗎？房玄齡總監各代史書，所以他的父親房彥謙享有美好的名聲；虞世南參與編修史書，所以他父親虞荔、叔父虞寄都立有美好的傳記。更厲害的是，讓夏桀的狗對著好人唐堯叫喚，叫喚是因為唐堯不是它的主人。《晉書》中袒護晉而容不下魏，凡是忠於曹魏政權的人，都被稱為叛臣，致使王凌、諸葛誕、毋丘儉等人在黃色土壤下滿懷冤屈；《南齊書》偏袒齊而容不下宋，凡是忠於劉宋政權的人，都被稱為叛逆的黨羽，致使袁粲、劉秉、沈攸之等人在九泉之下滿懷冤屈。唉！天上的太陽高高在上面照耀，怎麼能夠這樣呢？像這樣的例子，歷代都曾有過。敗壞良好的風俗道義，沒有比這再大的了！司馬遷寫通史的方法既已丟失，班固斷代為史的弊端一天比一天加深了，從東漢到東晉及南朝各代，沒有一個人能感到這樣有什麼不對。只有梁武帝對這種情況發出感嘆，於是命令吳均寫作《通史》，上起自於漢武帝太初年間，下結束於齊朝滅亡，書沒有寫成可吳均就死了。隋朝時楊素又上奏叫陸從典續寫司馬遷的《史記》，準備寫到隋朝，可惜書還沒寫成就被罷免了官職。難道上天吝惜這些史文而讓它們流傳嗎？還是寫作通史的人是不稱職的人而上天不保佑他們呢？從唐朝以後，有沒有覺得這種情況是不對的了，凡是拿筆寫史的人，都把《春秋》作為仿效的標準，專門從事讚揚或貶低工作。《春秋》以文字簡略表現大義，但如果沒有史傳來解釋，那麼善惡好壞就難以辨明；史書已經文字詳細、事實清楚，善惡好壞已經彰明，不需要再進行稱美與諷惡。閱讀漢相蕭何、曹參做過的事情，哪能不知道他們忠貞善良；看到王莽、董卓的所作所為，哪能不知道他們兇惡悖逆。史書，是國家的重要文獻典籍，但擔當寫史職務的人，不懂在典章制度上留意，只是在言語上相互推崇，正好比管家的媳婦，不做早飯和晚飯，專門鼓動唇舌，即使獲得勝利，哪能使家庭富裕呢？這是臣下我深深感到恥辱的。江淹說過：“撰修紀傳體史書，沒有比志這部分更難的了。”這實在因為志是國家典章制度的寄託，不熟悉精通典章制度的人，根本就寫不了。它不像本紀和列傳，本紀只是按年代包納排比史事，列傳只是把史事歸併綴連在人物身上，因而儒學士子都能寫。唯有志難度大，其次沒有比表再難搞的了。所以范曄、陳壽這般人都能修本紀、列傳而不敢寫表寫志。志的本源來自《爾雅》，司馬遷稱之為書，班固稱之為志，蔡邕稱之為意，華嶠稱之為典，張勃稱之為錄，何法盛稱之為說。其他各史一律承襲班固，叫做“志”，又都是在泛泛而談上花筆墨，在具體事實上很簡略，不足以充分體現出《爾雅》的求實宗旨。如今臣下我總括天下的大學問，區分條列它們的宏綱細目，命名為略，共二十略，有關歷代的典章制度和學者的全部學問都在這裡面了。其中有五略，是漢唐諸儒所聽說過的，其餘十五略，就是漢唐諸儒所不曾聽說過的了。
各條河流流經地域不同，但必定匯聚到海洋，然後天下才能免除洪水的威脅；各國開闢的道路不同，但必定都通向中原，然後邊區才去掉阻隔的苦惱。由此來看，會通的意義大極了！自從文字發明以來，著書立說的人雖然很多，只有孔老夫子因為是天生的聖人，所以才總括《詩經》、《尚書》、《禮》、《樂》而融會在一人手中，然後能夠整齊釐定天下的各種記載，貫穿二帝三王，而連線成一個系統，然後能夠徹底弄清古今的變化。因而他所創立的理論大放光輝，無論百代以上還是百代以下都不能企及。孔老夫子死後，諸子百家興盛起來了，各自仿效《論語》用空洞的言詞撰寫著作。至於歷代的史實，卻無所記述和編排。直到漢武帝建元、元封之後，司馬談和司馬遷才出來寫史了。司馬遷父子世代掌管典籍，擅長著述創作，所以，能夠往上繼承領會孔子的意圖，會通《詩經》、《尚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的言論，貫通黃帝、堯、舜，一直到秦、漢時代，寫成一書，分為五種體裁：本紀用來記載年代，世家用來代代相傳，表格用來訂正曆法，書志用來排比史事，列傳用來記載人物，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改變他的這種寫史方法，搞學問的人不能拋開他的《史記》。《詩》、《書》、《禮》、《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以後，只有這部著作。所以說“周公去世五百年以後有孔子，孔子去世五百年以後繼承他們事業的人就在這裡吧！”因此他自我標榜（評價）的地方已經不淺。然而大規模著述的人，一定要長期學識淵博、品行端正，而且全部看到天下的書籍，然後才沒有遺憾。正當司馬遷的時候，私藏書籍的律令剛剛解除，搜求書籍的途徑尚未暢通，橫貫三千年的歷史典籍，卻侷限在七八種參考書籍中，所值得司馬遷遺憾的，是廣博不夠。大凡寫作史書的人，即使採納前人的書籍，也一定自成一家言論。左氏是戰國楚華人，他所看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左氏傳》全都是楚人的言辭。公羊高，是戰國齊人，他所聽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公羊傳》都是齊人的言論。現在司馬遷的《史記》全部採用的是舊有史文，中間有時也有方言，實在是由於選錄摘取未能詳細，下筆刪削匆忙的緣故，所以司馬遷說：“我不敢譭棄先人（司馬談）所說的話，於是記述往事，整理那時的家世，世人的傳記，而不是所謂的進行創作。”唐代劉知幾也譏笑司馬遷大量堆聚舊有的記載，有時也插入諸子百家不純正的言論。所值得司馬遷遺憾的，是典雅不夠。大致上開創基業的人難免要粗糙簡略，全都靠繼承這種志向的有志之士來為它彌補癒合。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它們記載的內容都是春秋時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情。《乘》和《檮杌》沒有使他們結局完美的人，所以這兩部書不能流傳於世。《春秋》前頭得到孔子的挽救，後頭得到左氏的推崇，所以這部書與太陽、月亮一樣經久不衰。否則的話，《春秋》只是一卷事情的題目，怎麼能夠在社會上流傳！自從《春秋》以後，只有《史記》擁有寫作的規模；倒黴的是班固並不是這樣的人，於是喪失了會合變通的宗旨，司馬氏創立的通史途徑從此就衰落不振了。班固這個人，是講究表面華麗、不務實際的人，全然沒有作學術的本領，專門從事抄襲竊取。後漢章帝向他詢問製作禮儀、音樂的事情，班固用在洛陽的各位儒生一定都能知道它們作為回答。倘若臣民都像這樣，那麼詢問又有什麼用呢？等到眾位儒生各有陳述，班固只是剽竊叔孫通的十二篇《漢儀》，來拼湊文字搪塞罷了。假如臣民都像這樣，那麼奏議又有什麼可取的呢？漢章帝知道班固學識粗淺鄙陋，所以對竇憲說：“你喜歡班固而忽略崔駰，這好比姓葉的人喜歡假龍一樣。”班固在當時已有評價；像這樣的人才，打算用什麼來著述呢？《史記》全書，功勞在於十表，它好比衣裳有帽子，樹有根本水有源頭；班固不懂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譜牒等，把古今人物強行確立等級。而且說漢朝繼承堯的運數，自然應該上繼唐堯，並不是司馬遷寫作《史記》把漢朝放置在秦朝、項羽以後，這純粹是沒有根據的談論。由於班固擷取漢朝寫為《漢書》，這樣就導致周、秦不能相互沿襲，古今之間成為間隔。從漢高祖到漢武帝，凡是六朝以前的史事，都是抄襲司馬遷《史記》的，他自己不感到慚愧；從漢昭帝到漢平帝，總共六朝，都是取資於賈逵、劉歆的著作，又不認為是恥辱。況且又有曹大家來結束全書，那麼班固自己所書寫的幾乎太少了！經常出自班固胸中的內容，是《古今人表》罷了，其他人是沒有這種謬誤的。後代編修史書出自眾人之手，雜採各家之說；剽竊別人的文字，盜取別人的鍾卻掩上自己的耳朵，都是班固首開的先例。班固所幹的事情就是這樣，後來作史的人趨附迎合班固斷代史體沒有空閒時間，怎麼能測量出他的深淺！司馬遷與班固相比，好比龍和豬一樣，為什麼各種史書都拋棄司馬遷的通史體裁而採用班固的斷代史體裁，劉知幾之類的人尊崇班固而貶抑司馬遷！況且善於學習司馬遷的人，沒有人趕得上班彪。班彪續寫司馬遷的《史記》，從漢武帝一直寫到東漢，想叫後人接續自己的著作，如同自己續寫司馬遷的著作；既沒有多餘的史文，又沒有中斷頭緒，世世代代相互接承，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他繼承司馬遷的志向太好了，但他的書不能得以看到；所能夠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二位帝王本紀的贊罷了。都在本紀以外，另外記載他所聽到的，可以說是深入太史公司馬遷學問的精微深奧之處了。凡是左氏《左傳》中有“君子曰”的地方，都是對《春秋》經有新的見解；《史記》中有“太史公曰”的地方，都是史實以外的事情，不是對事情進行褒貶；偶爾也有涉及到褒揚貶低的地方，都是褚少孫等人摻雜到裡邊去的罷了。況且本紀、列傳之中，已經記載了善惡好壞，足以用來借鑑，何必在本紀列傳的後面另外在進行讚揚或貶低呢？這是儒生參加科舉考試所作的試卷，怎麼能放在著述中呢？這大概不是司馬遷、班彪的本意。況且既然稱為贊，哪能有貶低的詞句呢？後代作史的人，有的叫做論，有的叫做序，有的叫做詮，有的叫做評，都效仿班固，臣下我不能不狠狠地批評班固了。司馬談有他的著作，而司馬遷能夠完成他父親的願望；班彪有他的學業，而班固卻不能閱讀他父親的著作。班固作為班彪的兒子，既不能夠保護他自身，又不能夠傳播他父親的學業，還不能教育他的兒女，這樣做人，說值得天下人效法的方面在哪裡呢！范曄、陳壽等人繼承他創立的斷代史體例，大多都是些輕狂顛薄沒有好的品行的人，因此很快招致罪過，整理修改而寫作出確鑿可信的史書在哪裡呢！孔子說：“商朝沿襲夏朝的禮儀制度，廢除了哪些、增加了那些，現在可以透過考察而瞭解；周朝因襲商朝的禮儀制度，廢除了哪些、增加了哪些，也是可以知道的。”這是說相互繼承。自從班固按朝代劃分段落來寫作史書，不再有相互繼承的意思；即使有孔子一樣的智慧，也無法知道它增加或廢除了什麼。融會貫通的方法，從此就丟失了！說到它們相同的地方，就是已有本紀而再作本紀，一位帝王就有幾個本紀；已有列傳卻再作列傳，一人竟有幾個列傳。天文，是千古不會改變的天象，可世世代代都寫作《天文志》；《洪範五行傳》，是劉向一人的著作，可世世代代都排列《五行傳》。像這些史志，哪能舉得盡繁雜瑣碎的文辭！談到它們的不同之處，那麼前代稱王的人不列在後代稱王的人中，後面發生的事情不能接續前頭髮生的事情；郡縣沿革各有各的界限範圍，卻不能清楚變遷的原委；禮樂制度自行變更，於是成為不同風俗地區的政令。像這些記載，哪能舉得完前後互不連貫？曹魏指吳國、蜀國為亂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偽，南朝政權稱北朝政權為索頭虜，北朝政權稱南朝政權為島中夷。《南齊書》稱梁朝軍隊為正義軍隊，用陰謀篡奪了蕭齊國家政權能夠說是符合道義嗎？《隋書》稱大唐軍隊為正義軍隊，討伐別人的國君能夠說是符合道義嗎？房玄齡總監各代史書，所以他的父親房彥謙享有美好的名聲；虞世南參與編修史書，所以他父親虞荔、叔父虞寄都立有美好的傳記。更厲害的是，讓夏桀的狗對著好人唐堯叫喚，叫喚是因為唐堯不是它的主人。《晉書》中袒護晉而容不下魏，凡是忠於曹魏政權的人，都被稱為叛臣，致使王凌、諸葛誕、毋丘儉等人在黃色土壤下滿懷冤屈；《南齊書》偏袒齊而容不下宋，凡是忠於劉宋政權的人，都被稱為叛逆的黨羽，致使袁粲、劉秉、沈攸之等人在九泉之下滿懷冤屈。唉！天上的太陽高高在上面照耀，怎麼能夠這樣呢？像這樣的例子，歷代都曾有過。敗壞良好的風俗道義，沒有比這再大的了！司馬遷寫通史的方法既已丟失，班固斷代為史的弊端一天比一天加深了，從東漢到東晉及南朝各代，沒有一個人能感到這樣有什麼不對。只有梁武帝對這種情況發出感嘆，於是命令吳均寫作《通史》，上起自於漢武帝太初年間，下結束於齊朝滅亡，書沒有寫成可吳均就死了。隋朝時楊素又上奏叫陸從典續寫司馬遷的《史記》，準備寫到隋朝，可惜書還沒寫成就被罷免了官職。難道上天吝惜這些史文而讓它們流傳嗎？還是寫作通史的人是不稱職的人而上天不保佑他們呢？從唐朝以後，有沒有覺得這種情況是不對的了，凡是拿筆寫史的人，都把《春秋》作為仿效的標準，專門從事讚揚或貶低工作。《春秋》以文字簡略表現大義，但如果沒有史傳來解釋，那麼善惡好壞就難以辨明；史書已經文字詳細、事實清楚，善惡好壞已經彰明，不需要再進行稱美與諷惡。閱讀漢相蕭何、曹參做過的事情，哪能不知道他們忠貞善良；看到王莽、董卓的所作所為，哪能不知道他們兇惡悖逆。史書，是國家的重要文獻典籍，但擔當寫史職務的人，不懂在典章制度上留意，只是在言語上相互推崇，正好比管家的媳婦，不做早飯和晚飯，專門鼓動唇舌，即使獲得勝利，哪能使家庭富裕呢？這是臣下我深深感到恥辱的。江淹說過：“撰修紀傳體史書，沒有比志這部分更難的了。”這實在因為志是國家典章制度的寄託，不熟悉精通典章制度的人，根本就寫不了。它不像本紀和列傳，本紀只是按年代包納排比史事，列傳只是把史事歸併綴連在人物身上，因而儒學士子都能寫。唯有志難度大，其次沒有比表再難搞的了。所以范曄、陳壽這般人都能修本紀、列傳而不敢寫表寫志。志的本源來自《爾雅》，司馬遷稱之為書，班固稱之為志，蔡邕稱之為意，華嶠稱之為典，張勃稱之為錄，何法盛稱之為說。其他各史一律承襲班固，叫做“志”，又都是在泛泛而談上花筆墨，在具體事實上很簡略，不足以充分體現出《爾雅》的求實宗旨。如今臣下我總括天下的大學問，區分條列它們的宏綱細目，命名為略，共二十略，有關歷代的典章制度和學者的全部學問都在這裡面了。其中有五略，是漢唐諸儒所聽說過的，其餘十五略，就是漢唐諸儒所不曾聽說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