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四德是古代為提高社會道德水平，穩定社會及家庭關係，提高了人們的素質修養。三從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女的品德、辭令、儀態、女紅）。 按男女內外有別位置和分工 “內外有別”是傳統社會對兩性最重要的規範。表現在： （1）位置和分工是以“家（戶）門”為界的“男外女內”——男人在外面從政、打仗、服役、種地、打獵、經商等，女人在家內“主中饋（主持飯食酒漿等家務）”、務蠶織，生兒育女、孝敬公婆等。在上層階級，“外”事是指主持、參與政事軍事（也叫“公事”、“大事”），這是男性貴族官僚的特權，婦女不許涉獵，違反了就是“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母雞打鳴，是家國的不祥之兆）。在下層，農耕社會小農的典型勞動分工就是男耕女織（如牛郎織女的傳說）。這種對男女位置和分工的劃分，就形成了在居處、活動、交往、行為等日常生活中的內外障隔——“男主外，女主內”，“男女授受不親”，“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等“男女大防”的禮教。 （2）家庭組織的內外區分正好與位置、分工的分別相反男內女外，男主女從等（見“婚姻家庭的內與外”條）。 婚姻、家庭的“內”與“外” 家庭是兩性關係的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婚姻是組成家庭的手段和過程。 婚姻家庭組建的原則是男為內、女為外——以“利內”為目的，就是要利於男方家庭的傳宗接代、和睦興旺。女方的親屬叫“外戚”，又說生個閨女是“外人”，就由此而來。 婚姻家庭制度習俗是男主、女從——實行男婚女嫁、從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其做法是男子成年後娶妻生子（特別是必由己出的兒子）以繼世傳宗；已婚婦女必須住在夫家，家庭親屬的身份是按照丈夫的名分、輩分決定的。夫婦人數不均衡，規定上層男子除了一名正（嫡）妻（俗稱“大老婆”）還可以娶若干個妾，如周代禮制規定天子一次娶12女，諸侯9，大夫以下遞減。秦朝開始規定了后妃的等級人數，後代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的定製，但歷代帝王往往突破，佳麗三千，宮嬪多以萬計。官僚也有納妾的特權。平民限制納妾，明代規定40歲無子才可娶妾。 內外有別的源流和影響 有明文規定的“內外有別”始於西周。周滅商，建立了第一個血緣貴族統治的包括嫡長子繼承製、分封制等的制度文明，史稱“周公制禮”。權位和分配和繼承需要確定貴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為組織上的保證，劃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婦女在政治和軍事活動的參與（而在商朝還有商王的妻婦如婦好等率兵作戰、主持祭祀和農政大事的記錄），叫婦女退回家庭。男女內外有別的制度習俗形成了。 內外有別的意義不在於“分”與“別”，而在於男性外部空間和職分是無限的、開放的、重要的和有發展潛力的，而婦女的內部空間是有限的、封閉的、迴圈的和被貶低的。婚姻家庭也是內（男）本外（女）末、男主女從。“內外有別”成了了維護父家長制、決定對婦女的“三從四德”等一系列的規條的依據，是幾千年男尊女卑的基礎並得以延續的根源。 “未嫁從父” “三從”道德從喪服制演化為人際間的主宰服從關係，與漢代倡導的“三綱”相對應——家庭中的“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推廣到性別關係上就是“從父”、“從夫”。 “從”有多重含義——聽從、隨從、服從、跟從等意思。被要求遵從三從道德的婦女不能自專、自主，必須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為女孝，為妻賢，為母良。 “未嫁從父”就是要求沒有出嫁的“在室女”聽從父家長的話，“不違父命”就是“事親孝”（“親”按照孔子的解釋是指父母雙親，但又說“資於事父而孝母”）；女兒孝順，除了日常生活照顧周到，還要在父親遇危難時挺身而出，像西漢文帝時淳于緹縈說服文帝廢除肉刑，使父親免於罪；東漢曹娥為救落水的父親被淹死（史載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在終身婚姻大事要聽從“父母之命”也是“從”和孝的表現。 “既嫁從夫” “既嫁從夫”就是要求出嫁為人妻的婦女隨從、服從、跟從丈夫。“從夫”從女子出嫁就開始了，迎娶的儀式是“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從此始”；母親叮囑女兒“無違夫子”。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輩分、名分得到親屬稱謂（如子媳、娣姒、嬸、嫂等）。妻子視丈夫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違”，必須順從、敬重丈夫，夫唱婦隨。像漢代孟光對丈夫梁鴻“舉案（WAN，音碗）齊眉”，被贊為“相敬如賓”。妻婦還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還要為丈夫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從宋代以來成為對婦女最重要的職責。“從夫”還有對丈夫忠誠不貳，保持貞操，丈夫死後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時期息國國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國俘獲，楚王逼她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為史書表彰貞節的模範。歷代官方表彰貞節烈成為制度，導致一些婦女自殘生命，甚至在丈夫將要病死和戰死前，妻妾們提前殉節，表示對丈夫的忠誠。 “夫死從子” 在“三從”中，唯有“夫死從子”令人費解，因為儒家倫理中有“尊母孝母”的傳統，母親對兒子擁有相當的權力。但禮教又規定：“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牲》）這裡的“從”就是“從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對於死去丈夫的寡婦來說，“從子”就是“從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節不嫁，還要含辛茹苦地撫養兒子長大，對作為一家之長的兒子遵從，重大事情由兒子做主。春秋時魯國一位寡婦，有九個兒子，歲末祭祀完畢，她想回孃家探望，根據“夫死從子”的禮規，需經兒子們的同意；召集兒子來得到許諾後，她又囑咐九個兒媳看好門戶，說自己晚上一定回來；結果她回家天還沒有黑，就在門外等到天黑下來，被魯國大夫看見，表揚她守禮。孔子的嬸母敬姜也是模範寡婦，事事依禮行事，丈夫、兒子前後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兒子，被孔子讚揚為“知禮”。 “四德” 的演化 “四德”最初是對宮廷婦女的四種必備的修養——德行（德）、言辭（言）、容貌（容）、技藝（功）的培訓和修養，包括了傳統“婦學”四項教育內容，所以儒家稱作“四教”，又叫“四行”。本起源於宮廷婦女教育，屬於“陰禮”（婦女遵守的禮儀）、“陰職”（婦女擔負的職責），不久擴充套件到上層家庭對承擔婦女角色的修養。女孩十歲，就在家裡接受女師教育——教給“婉娩聽從”（德、言、容，柔順聽話）、執麻橐（紡搓麻線，古代衣服多以麻、葛、絲為原料）、治絲繭、織布製衣，學習準備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紡織、縫紉、備飯食酒漿等）。出嫁之前三個月，宗族請女師對女子培訓，“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培訓完成之後，還要舉行祭祀儀式，以成“婦順”。可見，“四德”是為“三從”道德服務的。“四德”後來泛化為對所有婦女的要求。按照鄭玄的解釋是：“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橐。”後代一直不斷在做出新的解釋。 “婦德” “婦德”是女教婦學中最重要的一項，鄭玄所說的“貞順”是婦德的核心。“貞”是堅守節操，守身如玉，對丈夫忠誠不貳；“順”就是《禮記》中說的“婉娩聽從”，對公婆、丈夫甚至對家族所有人謙恭有禮。漢代女教家班昭在《女誡》具體指出：“婦德不必才明絕異”（意思是不必具備特異才能，這是明代“女子無才便是德”流行語的最初依據），做到“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就是具備了婦德。班昭更注重婦女品行的修養，到了清末，以蘭鼎元《女學》為代表的女教書中，“婦德”標準更加具體繁細，對婦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詳細的規範：身為妻婦，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順柔和，身為正妻，還要“去妒”，幫丈夫納妾；身為母親，要會“教子”，為繼母要“慈愛前子”；與家庭成員相處，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家境貧寒要能“安貧”，富貴還需“恭儉”。還要“敬身”“重義”“守節”“復仇”……具備一系列美德。 婦言 禮教對婦女的言辭方面的規定，最初是出於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辯的女人會顛覆國家），《詩經?大雅》中罵周幽王後褒姒“婦有長舌，唯厲之階”（長舌婦是亡國禍首）。然而言語（說話）也是一種必備的修養和技巧。鄭玄對“婦言”的解釋是“辭令”，也就是善於應對，說話得體的意思。班昭認為“婦言”不必伶牙俐齒、能言善辯，只要說話時考慮言辭是否恰當，不惡言傷人，不搶話、不多言，不使人討厭就行了。大家族最恨婦女之間言辭挑撥離間家庭成員不和，多嘴多舌、說話喋喋不休的婦女要受到懲罰，構成“七出”之一條。藍鼎元《女學》對“婦言”做了具體的正面引導，說“婦言不貴多，而貴當（恰當）”，各種場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辭，如勉勵丈夫、教訓孩子、委婉勸諫、明志守禮、表現賢智、免於災禍……都需要運用恰當的言辭來達到預期目的。所以，“婦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識修養。 婦容 儒家對婦女的容貌修飾有特殊的標準，孔子主張重德輕色，要丈夫對妻子“賢賢易色”，就是看中妻婦的品德代替重視美色；而對婦女容儀的要求是重質樸去修飾，而“冶容”近乎“誨淫”（刻意修飾打扮等於引誘男人性情之慾）。鄭玄對婦容的解釋是“婉娩”，就是溫順柔和的神態表情。班昭認為婦容不是指顏色美麗，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為婦容”——也就是做到勤於灑掃，服飾整潔、按時沐浴、講究衛生就符合婦容標準了。藍鼎元對婦容的要求側重不同場合的實用性，“婦容，貴端莊敬一，婉娩因時”，又細分為“事親”、“敬夫”之容要柔順恭敬，有妊（懷孕）之容要端莊，居喪之容要悲哀有節，避亂之容要鎮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時需義無返顧死烈殉節等等具體規 婦功 婦學四德中的“婦功”就是指婦女從事的勞動與工作。性別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內事，所以“婦功”幾千年的標準沒有大變化——維持生活衣食之需的採桑養蠶、紡績織作，務中饋、備酒漿；還要奉養公婆、丈夫，生養孩子，招待賓客；另有重要的工作準備祭祀的用品和協助祭祀等。班昭認為，“婦功，不必工巧過人”，“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但是從家庭需要出發，巧媳婦歷來受到讚譽，“懶”和“笨”的婦女是受譴責和嘲弄的物件。藍鼎元還分出先後順序和目的，說“婦功，先蠶織，次中饋；為奉養，為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事實上，婦女承擔的婦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續的重要保證，也是歷代國家賦稅收入的重要來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為之飢，一婦不織天下為之寒”的成語，班固在《漢書?食貨志》指出婦女晝作夜集，每月相當於45個勞動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從四德是古代為提高社會道德水平，穩定社會及家庭關係，提高了人們的素質修養。三從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女的品德、辭令、儀態、女紅）。 按男女內外有別位置和分工 “內外有別”是傳統社會對兩性最重要的規範。表現在： （1）位置和分工是以“家（戶）門”為界的“男外女內”——男人在外面從政、打仗、服役、種地、打獵、經商等，女人在家內“主中饋（主持飯食酒漿等家務）”、務蠶織，生兒育女、孝敬公婆等。在上層階級，“外”事是指主持、參與政事軍事（也叫“公事”、“大事”），這是男性貴族官僚的特權，婦女不許涉獵，違反了就是“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母雞打鳴，是家國的不祥之兆）。在下層，農耕社會小農的典型勞動分工就是男耕女織（如牛郎織女的傳說）。這種對男女位置和分工的劃分，就形成了在居處、活動、交往、行為等日常生活中的內外障隔——“男主外，女主內”，“男女授受不親”，“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等“男女大防”的禮教。 （2）家庭組織的內外區分正好與位置、分工的分別相反男內女外，男主女從等（見“婚姻家庭的內與外”條）。 婚姻、家庭的“內”與“外” 家庭是兩性關係的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婚姻是組成家庭的手段和過程。 婚姻家庭組建的原則是男為內、女為外——以“利內”為目的，就是要利於男方家庭的傳宗接代、和睦興旺。女方的親屬叫“外戚”，又說生個閨女是“外人”，就由此而來。 婚姻家庭制度習俗是男主、女從——實行男婚女嫁、從夫居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其做法是男子成年後娶妻生子（特別是必由己出的兒子）以繼世傳宗；已婚婦女必須住在夫家，家庭親屬的身份是按照丈夫的名分、輩分決定的。夫婦人數不均衡，規定上層男子除了一名正（嫡）妻（俗稱“大老婆”）還可以娶若干個妾，如周代禮制規定天子一次娶12女，諸侯9，大夫以下遞減。秦朝開始規定了后妃的等級人數，後代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的定製，但歷代帝王往往突破，佳麗三千，宮嬪多以萬計。官僚也有納妾的特權。平民限制納妾，明代規定40歲無子才可娶妾。 內外有別的源流和影響 有明文規定的“內外有別”始於西周。周滅商，建立了第一個血緣貴族統治的包括嫡長子繼承製、分封制等的制度文明，史稱“周公制禮”。權位和分配和繼承需要確定貴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為組織上的保證，劃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婦女在政治和軍事活動的參與（而在商朝還有商王的妻婦如婦好等率兵作戰、主持祭祀和農政大事的記錄），叫婦女退回家庭。男女內外有別的制度習俗形成了。 內外有別的意義不在於“分”與“別”，而在於男性外部空間和職分是無限的、開放的、重要的和有發展潛力的，而婦女的內部空間是有限的、封閉的、迴圈的和被貶低的。婚姻家庭也是內（男）本外（女）末、男主女從。“內外有別”成了了維護父家長制、決定對婦女的“三從四德”等一系列的規條的依據，是幾千年男尊女卑的基礎並得以延續的根源。 “未嫁從父” “三從”道德從喪服制演化為人際間的主宰服從關係，與漢代倡導的“三綱”相對應——家庭中的“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推廣到性別關係上就是“從父”、“從夫”。 “從”有多重含義——聽從、隨從、服從、跟從等意思。被要求遵從三從道德的婦女不能自專、自主，必須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為女孝，為妻賢，為母良。 “未嫁從父”就是要求沒有出嫁的“在室女”聽從父家長的話，“不違父命”就是“事親孝”（“親”按照孔子的解釋是指父母雙親，但又說“資於事父而孝母”）；女兒孝順，除了日常生活照顧周到，還要在父親遇危難時挺身而出，像西漢文帝時淳于緹縈說服文帝廢除肉刑，使父親免於罪；東漢曹娥為救落水的父親被淹死（史載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在終身婚姻大事要聽從“父母之命”也是“從”和孝的表現。 “既嫁從夫” “既嫁從夫”就是要求出嫁為人妻的婦女隨從、服從、跟從丈夫。“從夫”從女子出嫁就開始了，迎娶的儀式是“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從此始”；母親叮囑女兒“無違夫子”。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輩分、名分得到親屬稱謂（如子媳、娣姒、嬸、嫂等）。妻子視丈夫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違”，必須順從、敬重丈夫，夫唱婦隨。像漢代孟光對丈夫梁鴻“舉案（WAN，音碗）齊眉”，被贊為“相敬如賓”。妻婦還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還要為丈夫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從宋代以來成為對婦女最重要的職責。“從夫”還有對丈夫忠誠不貳，保持貞操，丈夫死後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時期息國國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國俘獲，楚王逼她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為史書表彰貞節的模範。歷代官方表彰貞節烈成為制度，導致一些婦女自殘生命，甚至在丈夫將要病死和戰死前，妻妾們提前殉節，表示對丈夫的忠誠。 “夫死從子” 在“三從”中，唯有“夫死從子”令人費解，因為儒家倫理中有“尊母孝母”的傳統，母親對兒子擁有相當的權力。但禮教又規定：“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牲》）這裡的“從”就是“從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對於死去丈夫的寡婦來說，“從子”就是“從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節不嫁，還要含辛茹苦地撫養兒子長大，對作為一家之長的兒子遵從，重大事情由兒子做主。春秋時魯國一位寡婦，有九個兒子，歲末祭祀完畢，她想回孃家探望，根據“夫死從子”的禮規，需經兒子們的同意；召集兒子來得到許諾後，她又囑咐九個兒媳看好門戶，說自己晚上一定回來；結果她回家天還沒有黑，就在門外等到天黑下來，被魯國大夫看見，表揚她守禮。孔子的嬸母敬姜也是模範寡婦，事事依禮行事，丈夫、兒子前後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兒子，被孔子讚揚為“知禮”。 “四德” 的演化 “四德”最初是對宮廷婦女的四種必備的修養——德行（德）、言辭（言）、容貌（容）、技藝（功）的培訓和修養，包括了傳統“婦學”四項教育內容，所以儒家稱作“四教”，又叫“四行”。本起源於宮廷婦女教育，屬於“陰禮”（婦女遵守的禮儀）、“陰職”（婦女擔負的職責），不久擴充套件到上層家庭對承擔婦女角色的修養。女孩十歲，就在家裡接受女師教育——教給“婉娩聽從”（德、言、容，柔順聽話）、執麻橐（紡搓麻線，古代衣服多以麻、葛、絲為原料）、治絲繭、織布製衣，學習準備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紡織、縫紉、備飯食酒漿等）。出嫁之前三個月，宗族請女師對女子培訓，“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培訓完成之後，還要舉行祭祀儀式，以成“婦順”。可見，“四德”是為“三從”道德服務的。“四德”後來泛化為對所有婦女的要求。按照鄭玄的解釋是：“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橐。”後代一直不斷在做出新的解釋。 “婦德” “婦德”是女教婦學中最重要的一項，鄭玄所說的“貞順”是婦德的核心。“貞”是堅守節操，守身如玉，對丈夫忠誠不貳；“順”就是《禮記》中說的“婉娩聽從”，對公婆、丈夫甚至對家族所有人謙恭有禮。漢代女教家班昭在《女誡》具體指出：“婦德不必才明絕異”（意思是不必具備特異才能，這是明代“女子無才便是德”流行語的最初依據），做到“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就是具備了婦德。班昭更注重婦女品行的修養，到了清末，以蘭鼎元《女學》為代表的女教書中，“婦德”標準更加具體繁細，對婦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詳細的規範：身為妻婦，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順柔和，身為正妻，還要“去妒”，幫丈夫納妾；身為母親，要會“教子”，為繼母要“慈愛前子”；與家庭成員相處，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家境貧寒要能“安貧”，富貴還需“恭儉”。還要“敬身”“重義”“守節”“復仇”……具備一系列美德。 婦言 禮教對婦女的言辭方面的規定，最初是出於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辯的女人會顛覆國家），《詩經?大雅》中罵周幽王後褒姒“婦有長舌，唯厲之階”（長舌婦是亡國禍首）。然而言語（說話）也是一種必備的修養和技巧。鄭玄對“婦言”的解釋是“辭令”，也就是善於應對，說話得體的意思。班昭認為“婦言”不必伶牙俐齒、能言善辯，只要說話時考慮言辭是否恰當，不惡言傷人，不搶話、不多言，不使人討厭就行了。大家族最恨婦女之間言辭挑撥離間家庭成員不和，多嘴多舌、說話喋喋不休的婦女要受到懲罰，構成“七出”之一條。藍鼎元《女學》對“婦言”做了具體的正面引導，說“婦言不貴多，而貴當（恰當）”，各種場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辭，如勉勵丈夫、教訓孩子、委婉勸諫、明志守禮、表現賢智、免於災禍……都需要運用恰當的言辭來達到預期目的。所以，“婦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識修養。 婦容 儒家對婦女的容貌修飾有特殊的標準，孔子主張重德輕色，要丈夫對妻子“賢賢易色”，就是看中妻婦的品德代替重視美色；而對婦女容儀的要求是重質樸去修飾，而“冶容”近乎“誨淫”（刻意修飾打扮等於引誘男人性情之慾）。鄭玄對婦容的解釋是“婉娩”，就是溫順柔和的神態表情。班昭認為婦容不是指顏色美麗，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為婦容”——也就是做到勤於灑掃，服飾整潔、按時沐浴、講究衛生就符合婦容標準了。藍鼎元對婦容的要求側重不同場合的實用性，“婦容，貴端莊敬一，婉娩因時”，又細分為“事親”、“敬夫”之容要柔順恭敬，有妊（懷孕）之容要端莊，居喪之容要悲哀有節，避亂之容要鎮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時需義無返顧死烈殉節等等具體規 婦功 婦學四德中的“婦功”就是指婦女從事的勞動與工作。性別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內事，所以“婦功”幾千年的標準沒有大變化——維持生活衣食之需的採桑養蠶、紡績織作，務中饋、備酒漿；還要奉養公婆、丈夫，生養孩子，招待賓客；另有重要的工作準備祭祀的用品和協助祭祀等。班昭認為，“婦功，不必工巧過人”，“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但是從家庭需要出發，巧媳婦歷來受到讚譽，“懶”和“笨”的婦女是受譴責和嘲弄的物件。藍鼎元還分出先後順序和目的，說“婦功，先蠶織，次中饋；為奉養，為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事實上，婦女承擔的婦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續的重要保證，也是歷代國家賦稅收入的重要來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為之飢，一婦不織天下為之寒”的成語，班固在《漢書?食貨志》指出婦女晝作夜集，每月相當於45個勞動日，比男人要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