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跟民族中心主義顯然是兩個差距甚遠的兩個詞，民族主義是以民族利益為出發點的而興起的思想或者運動，應該說是一箇中性詞。
而民族中心主義則不是指以民族利益為中心，而是指以自我為中心，認為自我高於一切，有一種不可取的自我優越感，不僅不是以民族利益為中心，許多時候還起到妨礙民族發展的作用。這種自我優越感，視各國條件不同，可能會讓民族自高自大，也可能會發展成為一種文化霸權主義。
在中國的角度來著，歐洲中心主義、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美國實行的文化霸權主義，可以說都是一種民族中心主義，只不過表現有所差異。
民族中心主義與該民族在經濟、文化、政治上面的強盛而帶來的優越感是分不開的。在後殖民主義的研究中，文化間的交流、身份認同等問題是一個核心點。薩義德提出的“東方主義”認為西方所認知的東方不過是西方一廂情願“自我建構”，西方眼中的東方根本不存在，只存在於他們的構想之中，東方只是西方想象中的“他者”，而這個他者，往往被想象成與光明、民族、先進的西方相反的國度，東方是野蠻的、落後的、不開化的、女性的、有待西方改造的一個地方。可見，歐洲中心主義應該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民族中心主義。薩義德也由此提出“讓東方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主張可以說是一種民族主義，發揚本民族文化。
那麼讓我們用歷史上抑制日貨這一件事來說一下。抑制日貨運動的發生具有其特寫的歷史環境，是政治事件影響經濟行為的表現。
如1908年發生的第一次抑制日貨運動，後來1919年因為巴黎條約發生的運動，似乎都因為愛國情緒或愛國主義運動而起，華人民自發的一種抵抗運動。可以說是與民族主義有關，但卻不能算得上是民族中心主義，是對侵略發起的反抗運動，但是這種運動一旦過激，傷害到的不僅僅是所抵抗的物件，大有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之勢。如2012年因為釣魚島事件而引發的抵抗日貨運動，日資企業、中日合資企業產品均成為抵制的物件，涉及的產業包括家電、旅遊、對外貿易、汽車等，其中還發生出一些很極端的事情，例如見到日本產品，哪怕是華人民的財產，也依然打砸。
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抵抗日貨牽一髮而動全身，日貨非獨與日本有關係，與本國也有很大的經濟聯絡，自身也是會受影響的。況且許多日本品牌汽車其實是在國內生產的。過度地抵制可以說是一種暴力運動，難免帶有民族中心主義性質，帶有盲目的色彩，而非出於民族主義的愛國行為了，所以倡導的是“理智愛國”。據所看相關論文表示，抵制效應在最初的四個月效果顯著，但在這個過程也有觀望效應，風波一去，受市場調節影響影響會漸漸趨平。
這些極端事件也說明抗日運動對於激發華人愛國主義、促進中國製造業有積極意義之外，還有許多負面作用，不只抵制日貨，更傷害了一部分華人。抵制日貨雖由民間自發形成，但也正是因為這樣而缺少政府的監督管控，造成了許多不好的影響。歷史告訴我們，愛國需要理性，暴力行為絕不是愛國，只能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惡化中國的投資環境，讓外國投資者對中國望而卻步，最終損害的還是中國的利益。我們需要的應該是理性的抵制日貨運動，發揚正確的愛國主義，而非愛國主義情緒。
民族主義跟民族中心主義顯然是兩個差距甚遠的兩個詞，民族主義是以民族利益為出發點的而興起的思想或者運動，應該說是一箇中性詞。
而民族中心主義則不是指以民族利益為中心，而是指以自我為中心，認為自我高於一切，有一種不可取的自我優越感，不僅不是以民族利益為中心，許多時候還起到妨礙民族發展的作用。這種自我優越感，視各國條件不同，可能會讓民族自高自大，也可能會發展成為一種文化霸權主義。
在中國的角度來著，歐洲中心主義、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美國實行的文化霸權主義，可以說都是一種民族中心主義，只不過表現有所差異。
民族中心主義與該民族在經濟、文化、政治上面的強盛而帶來的優越感是分不開的。在後殖民主義的研究中，文化間的交流、身份認同等問題是一個核心點。薩義德提出的“東方主義”認為西方所認知的東方不過是西方一廂情願“自我建構”，西方眼中的東方根本不存在，只存在於他們的構想之中，東方只是西方想象中的“他者”，而這個他者，往往被想象成與光明、民族、先進的西方相反的國度，東方是野蠻的、落後的、不開化的、女性的、有待西方改造的一個地方。可見，歐洲中心主義應該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民族中心主義。薩義德也由此提出“讓東方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主張可以說是一種民族主義，發揚本民族文化。
那麼讓我們用歷史上抑制日貨這一件事來說一下。抑制日貨運動的發生具有其特寫的歷史環境，是政治事件影響經濟行為的表現。
如1908年發生的第一次抑制日貨運動，後來1919年因為巴黎條約發生的運動，似乎都因為愛國情緒或愛國主義運動而起，華人民自發的一種抵抗運動。可以說是與民族主義有關，但卻不能算得上是民族中心主義，是對侵略發起的反抗運動，但是這種運動一旦過激，傷害到的不僅僅是所抵抗的物件，大有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之勢。如2012年因為釣魚島事件而引發的抵抗日貨運動，日資企業、中日合資企業產品均成為抵制的物件，涉及的產業包括家電、旅遊、對外貿易、汽車等，其中還發生出一些很極端的事情，例如見到日本產品，哪怕是華人民的財產，也依然打砸。
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抵抗日貨牽一髮而動全身，日貨非獨與日本有關係，與本國也有很大的經濟聯絡，自身也是會受影響的。況且許多日本品牌汽車其實是在國內生產的。過度地抵制可以說是一種暴力運動，難免帶有民族中心主義性質，帶有盲目的色彩，而非出於民族主義的愛國行為了，所以倡導的是“理智愛國”。據所看相關論文表示，抵制效應在最初的四個月效果顯著，但在這個過程也有觀望效應，風波一去，受市場調節影響影響會漸漸趨平。
這些極端事件也說明抗日運動對於激發華人愛國主義、促進中國製造業有積極意義之外，還有許多負面作用，不只抵制日貨，更傷害了一部分華人。抵制日貨雖由民間自發形成，但也正是因為這樣而缺少政府的監督管控，造成了許多不好的影響。歷史告訴我們，愛國需要理性，暴力行為絕不是愛國，只能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惡化中國的投資環境，讓外國投資者對中國望而卻步，最終損害的還是中國的利益。我們需要的應該是理性的抵制日貨運動，發揚正確的愛國主義，而非愛國主義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