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西方哲學的解釋模式與框架來看待中國哲學史上的莊子哲學，莊子的人格理想內容似乎並不見容於西方“哲學”這一學科的尺度標準。因此胡適之先生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這本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之作中談到莊子哲學，竟取了《莊子》中的“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比附於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胡適說：“這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他說萬物本來同是一類，後來才漸漸的變成各種‘不同形’的物類。卻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時變成了各種物類。這些物類都是一代一代的進化出來的，所以說‘以不同形相禪’。”⑴這種以西方哲學為標準裁剪中國思想內容，起了削足適履的不良後果。事實上，中國哲學的主要著重點始終不像西方歷史上特別是近代以來的哲學那樣，主要重於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國哲學，從它那個通孔所發展出來的主要課題是生命，就是我們所說的生命的學問。它是以生命為它的物件，主要的用心在於如何來調節我們的生命，來運轉我們的生命、安頓我們的生命。”⑵由此對中國哲學的解釋，便更應該有自己的側重點，方能避免使中國哲學史淪為西方哲學觀念的一個異域變種。
莊子的思想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漢、魏晉“黃老”並稱轉而為“老莊”並稱，老莊之學在魏晉玄學中扮演了一種重要的角色，並且真正開始滲進中國文人的骨髓。《莊子》以其汪洋恣肆、瑰麗多姿的文辭深深地吸引了歷代文士，而莊子所提出來的人格理想，超然適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參與構建了中國傳統文人的內在精神世界。本文以《莊子》的內七篇思想為主，旁及外雜篇中與內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證的文字，從對莊子的人格理想的產生原因開始，分析莊子的出世隱逸型人格的特徵，討論莊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學基礎，具體內涵。
一、政治動盪與禮崩樂壞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適“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時代。莊子說：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⑶
這一時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軸心時代”（axialage）。雅斯貝爾斯說，公元前一千年內，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四大古代文明，都進行哲學的突破性發展，人類文明從原始階段進入高階文化階段，並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傳統。⑷“軸心時代”的中國，大體在春秋戰國時期，表現為政治社會上的政局動盪，與文化思想上的禮崩樂壞。在人類歷史上，大凡社會轉型，矛盾加劇，必然激發人新的創造力與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體系與人格精神。這一時代，正如孟子說的，“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紛紛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剛健有為人格，道家的適己無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莊子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並踐行他的人格理想。
莊子所處的戰國中晚期，以周禮為根本制度而延續了數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時期便已經開始崩壞，而到了莊子時代則到了最後潰亡的前夕，社會處於激烈動盪之中，諸侯戰爭，臣下弒君之事層出不窮，道義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這樣的時代，容易讓人產生對政治的憎惡感，乃至對生命變幻，人生無常的絕望感。莊子的無為適己，與這樣的政治局面直接相關。當政治暴力發展到可以極大地隨意地摧殘個人生命的時候，個人的抗爭變得微不足道形同塵芥，這時便只有被逼轉入個人的內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與張揚。莊子以後的歷史上，中國文人擁抱老莊之學，走向上水田園的時候，往往就是在面對政治，個人的力量蒼白無力，由拯救的激情轉入絕望的時候。
現存的《莊子》一書中，多次寫到戰爭、內訌、弒君。《逍遙遊》、《齊物論》、《人間世》、《讓王》諸篇，都有戰亂記載的痕跡，可見時代現實對莊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響之大。莊子對這一系列的戰爭以一句著名的話作為總結：“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他說：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不乃竊齊國，並與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⑸
面對這樣的政治局面，莊子憤怒而且無奈。他的理想社會，是現實社會的反動。在《馬蹄篇》中，描述了莊子的理想社會：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慾，是謂素樸。”⑹
這種思想，根源於老子所說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⑺莊子的“至德之世”，沒有政治與道德規範的約束，它是一種原始的、自然的、親切的生活狀態，沒有生活的負累，更沒有政治，沒有戰爭，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樸實無華的。老子莊子對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的描述，我們不能理解為那是他們真的認為可以達到的狀態，而應該理解為，那是他們心目中與他們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環境與理想狀態。從莊子對“至德之世”的描述我們可以極其明顯地感受到他對現實政治的憎惡，乃至對政治本身的憎惡。
政治與文化上的禮崩樂壞之後出現的是百家爭鳴的局面。新興的“士”這一階層紛紛提出政治理論進入政治實踐，“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⑻百家諸子的理想，大多是獲用於王侯將相，以推行他們的治國理論與道德教誨。孔孟在諸侯國之中奔走遊說仁義道德，墨子學派輾轉列國勸說兼愛非攻。而莊子則開闢了一條徹底為己適己之路，把人生的意義與目標轉向內在，轉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記》記載，莊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莊子曾經拒絕過楚威王的招攬。“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這種以政治為汙泥濁水，寧可“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的超然灑脫的精神境界，極為深刻地影響了後世文人。人們往往把這種反政治的隱逸精神，上溯到許由洗耳，伯夷叔齊采薇，老子出關的隱逸傳統。
反政治的人格導向是隱逸的文化心態。即“出世”。在趙國時代的政治理論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興教化與立法度。而莊子齊萬物，否認教化的意義，因此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在莊周思想中，政治事業遂若成為多餘之一事。”⑽《莊子》中的政治理想，為反政治的。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國之言，而莊子“務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雖然不滿於“今之學者為人”，追求“古之學者為己”，但是其“為己”之學與莊子的“適己”之學不同，在於孔子還是強烈地希望他的學說能夠運用於政治，以拯救禮崩樂壞，戰亂頻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以其其後學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質，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脫，而且要推己及人。《論語》記載：
“子路問孔子。孔子曰：‘修己為敬。’問：‘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⑿
在孔子看來，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內“修己”，一方面則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這一外推的過程就是進入社會生活，進入政治生活的過程。孔子本人“一以貫之”之道是“忠恕”。《論語》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對這句話，朱熹在《四書集註》中的註解是：“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⒁清代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發揮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⒂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為本質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須完善自身道德修養，並且憑藉自身道德修養進入國家社會，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實際體現，正在於孔子、孟子這些大儒為了挽救蒼生於水火，不惜棲棲惶惶奔走於列國之間，以仁義道德遊說各諸侯國君主。而莊子的“適己”之學，是知其不可而不為，徹底轉向自我內在精神的超越。在莊子的思想中，似乎沒有一個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樣的稱號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莊子這裡，強調的始終是“修己”而不求於“安人”與“安百姓”。
二、莊子理想人格的內涵
出世的隱逸人格、自然人格是莊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現，適己之學是莊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這種理想人格的背後，則有其深刻的思想內涵。
1、莊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
大凡一種人格理想，總植根於其背後的哲學根基。這一哲學根基是人對整個社會人生的最後態度，也是回答“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人”的深層答案。莊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學基礎是“道”。從西方哲學觀念看來，“道”是一個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哲學範疇。莊子的“道”的性質，集中與《大宗師》中的這段話：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⒃
孔子的個人遭遇，也像是嘉年華遊樂場的極限運動。今早還跟國君、權臣、上大夫們在一起談笑風生，吃喝玩樂（孔子那一堆什麼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窮講究，估計就是那時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絕糧七日，餓眼昏花中，懷疑顏淵偷食的（接著就慚愧地認錯了），也是孔子。動盪變化的時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決定了孔子不可能是個單純的人，而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如果以西方哲學的解釋模式與框架來看待中國哲學史上的莊子哲學，莊子的人格理想內容似乎並不見容於西方“哲學”這一學科的尺度標準。因此胡適之先生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這本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之作中談到莊子哲學，竟取了《莊子》中的“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比附於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胡適說：“這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他說萬物本來同是一類，後來才漸漸的變成各種‘不同形’的物類。卻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時變成了各種物類。這些物類都是一代一代的進化出來的，所以說‘以不同形相禪’。”⑴這種以西方哲學為標準裁剪中國思想內容，起了削足適履的不良後果。事實上，中國哲學的主要著重點始終不像西方歷史上特別是近代以來的哲學那樣，主要重於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國哲學，從它那個通孔所發展出來的主要課題是生命，就是我們所說的生命的學問。它是以生命為它的物件，主要的用心在於如何來調節我們的生命，來運轉我們的生命、安頓我們的生命。”⑵由此對中國哲學的解釋，便更應該有自己的側重點，方能避免使中國哲學史淪為西方哲學觀念的一個異域變種。
莊子的思想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漢、魏晉“黃老”並稱轉而為“老莊”並稱，老莊之學在魏晉玄學中扮演了一種重要的角色，並且真正開始滲進中國文人的骨髓。《莊子》以其汪洋恣肆、瑰麗多姿的文辭深深地吸引了歷代文士，而莊子所提出來的人格理想，超然適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參與構建了中國傳統文人的內在精神世界。本文以《莊子》的內七篇思想為主，旁及外雜篇中與內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證的文字，從對莊子的人格理想的產生原因開始，分析莊子的出世隱逸型人格的特徵，討論莊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學基礎，具體內涵。
一、政治動盪與禮崩樂壞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適“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時代。莊子說：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⑶
這一時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軸心時代”（axialage）。雅斯貝爾斯說，公元前一千年內，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四大古代文明，都進行哲學的突破性發展，人類文明從原始階段進入高階文化階段，並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傳統。⑷“軸心時代”的中國，大體在春秋戰國時期，表現為政治社會上的政局動盪，與文化思想上的禮崩樂壞。在人類歷史上，大凡社會轉型，矛盾加劇，必然激發人新的創造力與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體系與人格精神。這一時代，正如孟子說的，“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紛紛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剛健有為人格，道家的適己無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莊子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並踐行他的人格理想。
莊子所處的戰國中晚期，以周禮為根本制度而延續了數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時期便已經開始崩壞，而到了莊子時代則到了最後潰亡的前夕，社會處於激烈動盪之中，諸侯戰爭，臣下弒君之事層出不窮，道義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這樣的時代，容易讓人產生對政治的憎惡感，乃至對生命變幻，人生無常的絕望感。莊子的無為適己，與這樣的政治局面直接相關。當政治暴力發展到可以極大地隨意地摧殘個人生命的時候，個人的抗爭變得微不足道形同塵芥，這時便只有被逼轉入個人的內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與張揚。莊子以後的歷史上，中國文人擁抱老莊之學，走向上水田園的時候，往往就是在面對政治，個人的力量蒼白無力，由拯救的激情轉入絕望的時候。
現存的《莊子》一書中，多次寫到戰爭、內訌、弒君。《逍遙遊》、《齊物論》、《人間世》、《讓王》諸篇，都有戰亂記載的痕跡，可見時代現實對莊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響之大。莊子對這一系列的戰爭以一句著名的話作為總結：“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他說：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不乃竊齊國，並與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⑸
面對這樣的政治局面，莊子憤怒而且無奈。他的理想社會，是現實社會的反動。在《馬蹄篇》中，描述了莊子的理想社會：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慾，是謂素樸。”⑹
這種思想，根源於老子所說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為：“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⑺莊子的“至德之世”，沒有政治與道德規範的約束，它是一種原始的、自然的、親切的生活狀態，沒有生活的負累，更沒有政治，沒有戰爭，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樸實無華的。老子莊子對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的描述，我們不能理解為那是他們真的認為可以達到的狀態，而應該理解為，那是他們心目中與他們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環境與理想狀態。從莊子對“至德之世”的描述我們可以極其明顯地感受到他對現實政治的憎惡，乃至對政治本身的憎惡。
政治與文化上的禮崩樂壞之後出現的是百家爭鳴的局面。新興的“士”這一階層紛紛提出政治理論進入政治實踐，“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⑻百家諸子的理想，大多是獲用於王侯將相，以推行他們的治國理論與道德教誨。孔孟在諸侯國之中奔走遊說仁義道德，墨子學派輾轉列國勸說兼愛非攻。而莊子則開闢了一條徹底為己適己之路，把人生的意義與目標轉向內在，轉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記》記載，莊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莊子曾經拒絕過楚威王的招攬。“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這種以政治為汙泥濁水，寧可“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的超然灑脫的精神境界，極為深刻地影響了後世文人。人們往往把這種反政治的隱逸精神，上溯到許由洗耳，伯夷叔齊采薇，老子出關的隱逸傳統。
反政治的人格導向是隱逸的文化心態。即“出世”。在趙國時代的政治理論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興教化與立法度。而莊子齊萬物，否認教化的意義，因此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在莊周思想中，政治事業遂若成為多餘之一事。”⑽《莊子》中的政治理想，為反政治的。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國之言，而莊子“務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雖然不滿於“今之學者為人”，追求“古之學者為己”，但是其“為己”之學與莊子的“適己”之學不同，在於孔子還是強烈地希望他的學說能夠運用於政治，以拯救禮崩樂壞，戰亂頻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以其其後學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質，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脫，而且要推己及人。《論語》記載：
“子路問孔子。孔子曰：‘修己為敬。’問：‘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⑿
在孔子看來，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內“修己”，一方面則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這一外推的過程就是進入社會生活，進入政治生活的過程。孔子本人“一以貫之”之道是“忠恕”。《論語》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對這句話，朱熹在《四書集註》中的註解是：“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⒁清代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發揮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⒂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為本質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須完善自身道德修養，並且憑藉自身道德修養進入國家社會，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實際體現，正在於孔子、孟子這些大儒為了挽救蒼生於水火，不惜棲棲惶惶奔走於列國之間，以仁義道德遊說各諸侯國君主。而莊子的“適己”之學，是知其不可而不為，徹底轉向自我內在精神的超越。在莊子的思想中，似乎沒有一個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樣的稱號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莊子這裡，強調的始終是“修己”而不求於“安人”與“安百姓”。
二、莊子理想人格的內涵
出世的隱逸人格、自然人格是莊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現，適己之學是莊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這種理想人格的背後，則有其深刻的思想內涵。
1、莊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
大凡一種人格理想，總植根於其背後的哲學根基。這一哲學根基是人對整個社會人生的最後態度，也是回答“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人”的深層答案。莊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學基礎是“道”。從西方哲學觀念看來，“道”是一個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哲學範疇。莊子的“道”的性質，集中與《大宗師》中的這段話：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⒃
孔子的個人遭遇，也像是嘉年華遊樂場的極限運動。今早還跟國君、權臣、上大夫們在一起談笑風生，吃喝玩樂（孔子那一堆什麼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窮講究，估計就是那時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絕糧七日，餓眼昏花中，懷疑顏淵偷食的（接著就慚愧地認錯了），也是孔子。動盪變化的時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決定了孔子不可能是個單純的人，而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