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就真的要分人了。有的官員拿了養廉銀子後真的不貪了，但有的官員還是會繼續貪。

清雍正元年，始創“養廉銀”制度。都說養廉銀比俸祿多，其實未必，這要看官員職級。低階官員的養廉銀就跟開玩笑一樣。

養廉銀子也不是所有官員都能得到的。不論京官外官，文職發到從六品，武職發到正七品，其餘官秩更低的官員，只在春秋兩季給發“例錢”，清明一次，中秋一次，數目極少的補助。

根據史料記載，一個剛入翰林院的修撰，一年的養廉銀只有區區二十兩銀子，他逮到機會是一定要貪的。

高官拿的養廉銀算是挺多的了。有些好官，確實有拿了養廉銀子後不再貪的。——當然了，這樣的官，在沒發養廉銀的時候也不貪。比如張廷玉。

有些官員，在沒拿養廉銀以前有貪瀆行為，拿了以後有所改善。這樣的官員也是有的，比如完顏留保。

這種情況，只發生在雍正朝。因為當時養廉銀的執行和監管都很嚴格，養廉銀製度確確實實發揮了一定作用。

到了乾隆年間，“養廉銀”不僅成了名不副實的制度，且不再專以級別發放，而是根據官員的重要性來決定多少，戶部有權更改發給某些官員的份額。

這樣做當然很不公平，也就造成了一些不太重要的部門的官員因所得甚少而不滿，並由此想盡辦法行貪瀆之事，也就是說，過少的養廉銀反而刺激了他們去貪瀆。

史料記載，乾隆二十年，廣西平樂府漢八旗護軍參領（從五品）婁應舉，因養廉銀還不如治下荔浦縣僉事（正六品，但荔浦有貢品荔浦芋頭）拿得多，一年之內數毀協備營圍牆，從工料錢中剋扣銀兩。

包括乾隆朝著名的“劉羅鍋”劉墉也遠沒有藝術作品中形容得那樣清廉。晚年的劉墉在良鄉私開酒坊，就被乾隆點名批評過。還有紀曉嵐，灰色收入也是相當巨大的。畢竟在京城的兩套宅院、三個小妾也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至於和珅之流，更是貪瀆無厭了。

清中期以後，養廉銀越來越不能養廉，不過是平白增加國庫開支罷了。

吏治腐敗是傳統社會的頑疾。

雍正時期設立“養廉銀”， 歷史上整頓吏治、反腐倡廉的手段之一。

雍正時期，設立了養廉銀。其原因如下：

1.雍正初年，官員貪腐嚴重。康熙中期以後，講求寬仁政治，對下屬很寬容；再加上財政制度不完善，各地官員有恃無恐，貪腐現象嚴重。

2.火耗徵收，造成了國庫空虛。火耗開始於明朝，明朝張居正創立“一條鞭法”，把所有的賦稅、徭役合在一起徵收白銀。百姓交碎銀子，官員要把碎銀重新融化鑄成銀錠 上交國庫 ，中間會有一定的損耗。這就叫火耗。地方官員火耗銀越來越多，上交國庫的銀子自然越來越少。國庫空虛了，錢主要在哪裡？不在百姓手中，不在皇上手中，而是在各級官吏的手中。

1722年，雍正推行嚴刑峻法，澄清吏治；規範財政制管理，制定了火耗歸公及養廉銀製度。

由此可見，雍正推行養廉銀，主要是為了澄清吏治，加強中央集權，增加財政收入。

養廉銀，就是在規定的俸祿之外，再加一定數額的補貼，以提高官員的物資待遇。

這個養廉銀不是皇上從國庫中抽取發放，而是官員在徵收稅賦時候，允許官員從火耗中抽取部分，補貼家用，也就是把原來官員的灰色收入合法化，制度化。養廉銀最早只在地方官中推行，而來推廣到全部官員。

養廉銀知多少？據史學家研究，清代的養廉銀是官員俸祿的十倍到百倍。比如，一品官員的年俸180兩，每年的養廉銀是25000-30000萬兩。二品巡撫，年俸155兩，養廉銀是15000-20000兩。四品的知府，年俸105兩，養廉銀是2000-4000兩。七品知縣，年俸45兩，養廉銀600-1200兩。

清朝獨創養廉銀。養廉銀製度的實施， 收到一定功效。

養廉銀及其配套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效地遏制官員的貪腐現象，使部分官員不再或不敢再進行半公開的勒索，增加了國庫收入，減輕人民的負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中央集權。

但養廉銀製度，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官員腐敗。到了乾隆的時候，官員又開始貪汙腐化了！甚至出現了 赫赫有名的大貪官和珅了。 嘉慶皇帝上臺以後，扳倒和珅，大快民心！民間流傳一句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高薪要養廉，必須依賴法制和監督機制的建設和完善。沒有完善的監督制度，法律制度，養廉銀是養不了“廉”的!

養廉銀就是個笑話。貪是沒有底線的，和珅就貪了十億兩白銀，是清廷年財政收入的15倍！你說，給和珅多少養廉銀，才能讓他不貪？

清廷覺得官員貪汙，是因為工資低。於是，就以養廉銀為名義，增加福利待遇？

福利待遇大概是基本工資的三倍以上，最高的甚至達到工資的129倍！具體多少，根據級別和所屬地區情況，略有調整。

總督級別的養廉銀都是基本工資的89——129倍！也就是說，總督養廉銀12000兩到20000兩不等。巡撫養廉銀是10000到15000兩白銀。知府的養廉銀是1200到5000兩白銀。

舉一個不恰當例子：給野狼喂多少肉，能讓狼不吃人？好了，大家覺得，清朝官員高福利，能“養廉嗎”？

最後，我覺得像于謙，海瑞這樣的清官，沒有養廉銀，也不會去貪的。

養廉銀這個詞，是一個寄託了太多美好願望的詞彙。

清朝的國家收入，在晚清厘金開徵之前，大部分由四部分構成：田賦、鹽稅、關稅、雜稅。其中大部分是田賦，大清國庫在乾隆朝儲量最大的八千餘萬兩白銀，基本上都是億萬清國子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從土地裡扒出來的。

怎麼把人民創造得財富彙集到大清國庫，供國家排程使用呢？

這就是一套帝國財政管理的系統——賦稅徵收及留存起解制度。

地方錢糧徵收上來之後，除了一小部分留作地方財政外，大部分都要上繳，彙總到省藩庫，最終解交至戶部銀庫。留下來的這部分，用作地方事務尚且不太足，更何況官員的薪水了。

明清兩代，官員的正俸都是不太充裕的。如果想過的像點官員的生活，就必須考慮怎麼搞一些灰色收入，如果想要絕對清廉，不搞這些小動作，那也可以，海瑞就是個榜樣。

大部分官員想要解決收入不敷支用的情況，那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因為收稅權就在自己的手裡，收多少，什麼名目，都是當官的說了算，普通百姓，也沒有那麼多學問去鑽研那麼多名目繁多的賦稅名稱。

其中一個重要的名目，就是火耗。

老百姓交上來的銀子，都是碎銀子吧，成色差不說，可能更多的還是交的銅錢。那我當官的還要把這些銀子融化了，鑄成戶部認可的帑銀。這個過程就要煉化銀子用錢吧，僱人用錢吧，銀子融化了之後有損耗，這也是錢吧……得了，這些都要算在百姓身上，於是就以這個火耗的名目，公然和正項田賦一起徵收。

這個火耗銀能徵收多少呢？

雍正皇帝曾下令：火耗附加率不超過正稅的20%。說明這些地方官甚至可以把火耗銀徵收至正賦的五分之一以上，比地主還可惡。。。

雍正皇帝即位後，就想改變這種情況，就把這些火耗收入全部納入國家的正項收入，這等於是把地方的肥肉硬生生搶走了，地方能同意嗎？君子一言，不同意也得同意，但是為了安撫地方官吏的情緒，就給其發放一筆正規工資之外的“年終分紅”——養廉銀。

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總督歲支一萬五千兩至兩萬兩不等，巡撫歲支一萬兩至一萬五千兩不等，布政使歲支八千至九千兩不等”，越往下級的官，養廉銀越低。最低為典史、驛丞等官，各歲支六十兩至八十兩。其中不同的省份數量不同，同一省份的不同州縣，數量也不一樣。

時任臺灣巡撫的劉銘傳，標準年薪為155兩，養廉銀就是規定的一萬兩白銀，由此可知這兩類收入的巨大差距。

養廉銀是個很好的政策，也寄託了美好的願望。希望官員拿了高工資後就清正廉潔。

然而實際情況是，火耗這一地方政府的辦事費用被中央拿走之後，地方官經常被迫用養廉銀支付這部分費用。地方官可不是好欺負的，立刻轉動一下腦筋，把老百姓的正項錢糧上再加幾個名目。造成“火耗之外又有火耗，正項之外皆稱正項”的局面，根本無法制止腐敗，只是苦了老百姓。

宗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地方財政空缺，沒有專門的財政收入和留存，而維持地方行政系統運作需要的經費，就只能透過非正常途徑去獲取。

腐敗源於缺乏管理，沒有管理和監督，權利自會去尋租。

因此“養廉銀”的作用只能停留在這個美好的名字上。

清朝入關後， 基本上繼承了明朝的制度，官吏的傣祿也定得非常低。不僅如此，由於軍事行動頻繁，國家開支巨大， 朝廷還不斷要官員們“捐俸”、“俸祿”， 以至於各級行政機構連辦公費都難以為繼。於是各級官員和衙門都紛紛開闢財源，一方面截留本該上繳的賦稅收入，另一方面就千方百計向百姓蒐括，具體形式包括在正常的賦稅額度之外提高、加徵各種地方性的附加費用，其中，“耗羨”就是一種主要的形式。

就這樣貪汙腐敗一直持續到雍正帝繼位仍未見好轉。勤於理政的雍正帝決心改革積弊，嚴打貪腐，整頓吏治。但其起初只是對一些查實貪腐的官員進行嚴厲打擊，但於宏觀角度的收效甚微。此後雍正帝改變思路，從正面尋求解決之法，逐步解決了官吏俸祿和地方開支問題。

而所謂“解決之法”，就是實行“耗羨歸公”， 將全國的耗羨統一規定為每兩加徵五分，列入正常稅收， 存畜藩庫， 官員按級別從中提取“養廉銀”， 作為生活補貼和必要的公務開支。

“養廉銀”的數量一般大大超過原來的棒祿，官員們完全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也不必再為辦公費無處開支發愁了。這樣做實際上並沒有增加國庫的開支，只是化暗為明，把原來不規範的慣例改成了全國統一的稅收。百姓的負擔也沒有因此增加，相反，不少地

方都因消除了貪腐，使得平民的有所減輕。貪官汙吏若再要在耗羨上做手腳，既屬於直接犯法，又不易隱瞞了。

總得來說，“養廉銀”設定初期效果還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