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弘(公元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西漢淄川國（郡治在壽光南紀臺鄉）薛人。少時，家貧寒，曾為富人在海邊牧豚（放豬）維持生活。年輕時，他曾任過薛縣的獄吏，因無學識，常發生過失，故犯罪免職。為此，他立志在麓臺（望留鎮麓臺村）讀書，苦讀到四十歲，又隨老師胡母子始修《春秋公羊傳》（也稱《公羊春秋》，儒家經典著作之一）。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便下詔訪求為人賢良通文學之人。當時，公孫弘年已六十，他以賢良的名分去應徵，被任命為博士。 建元三年（公元前137年），皇帝派他出使匈奴，歸來後陳述的情況不合帝意，武帝認為他無能，再被免職。於是，公孫弘便稱病辭官，在家賦閒。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天子又詔書徵求文學儒士，淄川國便推舉年已七十歲的公孫弘應詔，他一再推辭，不肯前去應詔。他說：“我出使匈奴，因沒有才幹被罷歸，請大家另舉賢者。”但最後，他還是應選。 公孫弘到了太常，所徵百名儒士各寫對策，公孫弘處為下策。後來，上奏天子，天子卻拔升公孫弘的對策為第一名，待入見天子是，公孫弘丰儀魄偉，深得天子喜愛，又被拜為博士。 當時，朝廷注重與西南夷的溝通，並在巴蜀設立了郡縣，由於賦役酷虐，百姓為之叫苦不迭，天子便派公孫弘去視察。公孫弘歸來奏對，又不合皇帝之意，弘大駭。可是，時過事轉，皇帝並未深究其事。 公孫弘長相恢弘奇偉，美姿容。由於晚年力學，所以廣見博識。平時，善於辯論，通曉文書、法律，又能以儒家的學說，對法律進行解積闡述，漢武帝非常賞識他。公孫弘常說：“人主的毛病，一般在於器量不夠宏大；而人臣的毛病，一般在於生活不夠節儉。”於是，他在家中，能身體力行，“夜寢為布被”，“食一肉脫粟之飯。”後母去世，他視為親生，服喪三年。在朝廷議事，他常提出要點，陳明情況，供皇帝自己取捨，從不固執己見和違逆聖意，漢武帝非常喜歡他這種馴良守禮之德，其認為他口行敦厚，善於言詞，有文彩，熟悉法令與各種公務，便升任他為左內史（京畿地方長官，掌治京師）。 公孫弘在任，所奏朝事，都一一符合帝意，起因是他巧用“心計”。有一次，他和主爵都尉汲黯商議，為一事二人分別上奏。面見帝君，他等汲黯上奏完後，窺伺上意，據上意再取決自己的立場態度，然後才上奏章。因此，他奏對之事，深合帝意。凡奏陳條，也都採納。他這種表裡不一，前後矛盾的做法，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議。主爵都尉汲黯，尤其反感。有一次，汲黯當庭詰責公孫弘：“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背）之，不忠。”漢武帝隨即問公孫弘，弘回答說：“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皇帝聽後，認為公孫弘說得有理，更加“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張歐免官，皇帝任命公孫弘為御史大夫。 當時，朝廷方通西南夷，又東置滄海郡（在今北韓），北築朔方城（在今內蒙古杭錦旗北）。公孫弘認為，這樣做是“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屢次柬言停辦，皇帝不採納，並領朱買臣等人去砭責公孫弘，當面陳說設朔方郡的好處，一一擺明十條理由。公孫弘無理反駁，心虧詞窮，無一言相濟，忙低首悔過，改言謝罪說：“我是山東的鄉鄙之人，見識短淺，實在不知道設朔方郡的好處，經眾位陳明其利害關係，我已明白了。敬望朝廷停止經營西南夷與滄海郡，專力經營朔方郡”。皇帝恩准了他的請示。 歷史記載，公孫弘的才幹，不在他人之下，當時，不可能一條理由也沒有。他之所以這樣做，恐違皇命與己不利，順應皇主才是上策。 公孫弘矯飾善變，朝廷上下，眾所周知。有一次，汲黯實在看不慣他的矯情做作，直言對皇帝說：“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很高，卻蓋一床布被，這不明擺著在騙人嗎”？皇上就以此事問公孫弘，弘說：“實有此事，不過每個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原則。我記得管仲做齊國之相，有三歸之臺，奢侈豪華超出了一般國君；齊桓公做霸主，也僭越了禮數。晏嬰為齊國之相，一頓飯從不吃兩種以上的肉菜，妻妾也不穿絲織品，齊國不也治理的很好嗎？我身為三公，而蓋布被，實在是有損漢官威儀。汲黯對我的忠告很對，他真是個大忠臣，要是沒有汲黯對皇帝的忠誠，陛下您哪能聽到這樣的真話呢？” 經過這件事，皇帝愈發認為公孫弘謙恭禮讓，對他更為厚待，元朔五年（前124年），薛澤免相，皇帝任命公孫弘為丞相，封他為平壽（濰城區望留鎮）侯。歷史上丞相封侯者是從公孫弘開始。 公孫弘為人，表面十分寬和。他位高祿重，節儉律己，不奢華，以人為先，所以時時被人稱道。他的故舊，賓客，親朋摯友生活困難，公孫弘全力助之，因而家無餘財，世人誇他賢明。但公孫弘內心並非如此，他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表面偽善，暗中報復。陰謀“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就是他這種偽善心理的寫照。 公孫弘與中大夫主父偃在建立朔方郡一事上有分歧。漢武帝採納了主父偃的意見；主父偃又常常當天子面與其爭論，爭得面紅耳赤，使他難以下臺。於是，公孫弘表面上與主父偃往來，暗地裡尋機報復。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為齊相，有人上書告發他受諸侯重金，因此，諸侯子弟多以得封。後來，齊王劉次昌自殺，漢武帝認為是主父偃索金所逼，大怒，嚴予審治。主父偃承認受過諸侯賄賂，但不承認齊王自殺與己有關。公孫弘乘機進言，說齊王自殺的首惡是主父偃，如不處死，將無以服天下。漢武帝本想不殺他，給與其免職歸裡的處罰，但聽了公孫弘的進言後，信以為真，便下令滅了主父偃的全族。 公孫弘忌妒博士董仲舒。仲舒為人廉直，是當時的大學問家。他曾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學說作為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其他各家的思想，排斥以外。漢武帝便大力推行儒教，在長安興辦太學（當時，是西漢最高學府）。同時，下令各郡國設立學校，初步建立了教育系統。在仲舒的輔佐下，漢武帝的封建中央集權統治大大加強。尤其公孫弘在研治《春秋》方面，其成就遠遜於董仲舒。公孫弘平素，兩面三刀，見風使舵，仲舒對此十分痛絕。公孫弘心明如鏡，深恨董仲舒。正巧，膠西王劉端矯縱無賴，數害官吏，肆行不法。公孫弘便向皇帝諫言：“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漢武帝便把仲舒徙到膠西。 淮南王、衡山王造反，朝廷嚴察兩王黨徒。公孫弘認識到自己在相位，未能輔佐君主治理國家，現在有王造反，自己難脫不稱職之責。當時公孫弘正染病在身，於是上書皇帝，請求辭掉丞相，歸還侯印，以避位讓賢，漢武帝沒有應允。 過了一段時日，公孫弘病漸好轉，便再度入廷辦理政務，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弘以八十高齡卒於相位。卒後，青銅鑄棺，葬於麓臺，至今，墓址尚存。 公孫弘為相數年，曾建議設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著作《公孫弘》十篇，《漢書藝文志》著錄（已失）。他起身於鄉鄙之間，居然為相，直至今日，人們依然對他推崇備至。尤其他的“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的精神，已成為歷史長卷中最醒目的一章，永垂後世。 程師孟(1015～1092年)，字公闢，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人。生於官宦之家。宋景祐元年(1034年)進士，歷任光水、錢塘縣令，桂州通判，楚州、夔路和河東提點刑獄，在夔路開倉賑濟災民，在河東興修水利，防治水患。治平元年(1064年)入京任三司都磨勘司，管理河北四榷場事務。熙寧元年(1068年)九月，以光祿卿出為福州知府。翌年四月，動工修建子城城牆，並擴建其西南隅，又以餘力疏浚河湟，修造橋樑。熙寧三年(1070年)，師孟在廟學內建廳舍，州學教授有廳自此始。師孟又在烏石山建道山亭，請文學家曾鞏作《道山亭記》。師孟提倡植榕，綠化福州，還留下不少詩篇和“霹靂巖”、“天章臺”、“沖天臺”、“光祿吟臺”、“宿猿洞”等題刻。同年六月，調任廣州知州。福州人民為師孟建生祠於烏石山千福寺，在祠旁立石碑，鐫刻他的詩作。師孟在廣州6年後，入京為給事中，集賢殿修撰、都水監、將作監，又移知越州、青州。後以年老辭官歸裡，進正議大夫。著有《奏稿》1卷，《續會稽掇英錄》20卷、《廣平奏議》15卷、《詩集》20卷、《長樂集》1卷。 留夢炎，浙江衢州（今浙江衢縣）人，字漢輔。生年不詳，卒於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甲辰科狀元。 留夢炎為人奸詐，見風使舵。中狀元后，歷官宗正少卿，秘閣修撰，福建提舉，吏部右侍郎，累官宣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德祐元年（1275），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並拜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總督諸路軍馬。雖受命於危難之時，但臨事退縮，稱病於家不出，直至太后親臨其家，才始出任左丞相。不久，即於端宗景炎元年（1276）降元。對此，文天祥作《為或人賦》詩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迴何面見江東。”文天祥兵敗被俘後，元世祖忽必烈十分敬重文天祥的才學與為人，待為上賓，多次派人勸降不成後，遂用酷刑，但文天祥仍堅貞不屈。一些降元宋臣請求元帝釋放文天祥為道士，元帝亦有此心，留夢炎卻阻止道：“天祥出，復為號召江南義士抗元，吾輩將置於何地？”從而堅定了元帝殺害文天祥的想法。 留夢炎後在元朝為禮部尚書，遷為翰林承旨，官至丞相。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留夢炎致仕，不久，病死家中。浙江人曾說：“兩浙有留夢炎，兩浙之羞也。”直至明代，凡留姓子孫參加科舉考試，均需先宣告非留夢炎後代，才有考試資格。 公孫五樓（資料很少） 南燕慕容超掌政之後，曾經做過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把所有的國家大事都託付給公孫五樓治理。很多年以後，南燕的霸業逐漸衰微，東晉的大將劉裕藉機起兵討伐南燕。 劉裕軍中有人提醒他：“燕華人依仗著地面廣闊據守大峴山天險，堅壁清野，那麼我們的部隊進去後，必將去而不回。”劉裕說：“鮮卑人生性貪婪，不懂得長遠考慮，他們必定會認為我們的軍隊不能長期堅持戰鬥，所以他們只不過會進軍據守臨跔，退守首都而已，必定不會堅守大峴天險，也不會堅壁清野。”慕容超聽說晉軍攻伐，召集滿朝文武商議對策。公孫五樓說：“晉軍輕便，他們的優勢在於速戰速決，不可以和他們爭勝。我軍應據守大峴山天險，使晉軍無法深入，命令各路守軍，依照險要地勢加固工事，焚燒蕩毀一切儲備，清除禾苗莊家，使金桔沒有什麼可依賴利用的。東晉的遠征軍沒有什麼可吃的，我們就可以靜（空格）坐制服他們。如果放他們過了大峴山，我們出城迎戰，這是下策啊。” 但是，聽了公孫五樓幾十年話的慕容超，做了一個亡國的決策，他沒有采納公孫五樓的建議。讓劉裕的部隊穿過了大峴山，沒有遇到南燕部隊的抵抗。劉裕見狀大喜過望，一鼓作氣滅掉了南燕。其實公孫五樓的策略正是劉裕所擔心和懼怕的。可嘆南燕王慕容超，平生信任重用公孫五樓，唯獨在這一次沒有聽他的話，最終導致了亡國，這算是天意麼？ 能在國家危亡關頭看出要害所在，公孫五樓算是謀士中的極品，可惜，遇到了一個在關鍵時候腦子抽風的昏君，故所以，燕亡矣
公孫弘(公元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西漢淄川國（郡治在壽光南紀臺鄉）薛人。少時，家貧寒，曾為富人在海邊牧豚（放豬）維持生活。年輕時，他曾任過薛縣的獄吏，因無學識，常發生過失，故犯罪免職。為此，他立志在麓臺（望留鎮麓臺村）讀書，苦讀到四十歲，又隨老師胡母子始修《春秋公羊傳》（也稱《公羊春秋》，儒家經典著作之一）。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便下詔訪求為人賢良通文學之人。當時，公孫弘年已六十，他以賢良的名分去應徵，被任命為博士。 建元三年（公元前137年），皇帝派他出使匈奴，歸來後陳述的情況不合帝意，武帝認為他無能，再被免職。於是，公孫弘便稱病辭官，在家賦閒。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天子又詔書徵求文學儒士，淄川國便推舉年已七十歲的公孫弘應詔，他一再推辭，不肯前去應詔。他說：“我出使匈奴，因沒有才幹被罷歸，請大家另舉賢者。”但最後，他還是應選。 公孫弘到了太常，所徵百名儒士各寫對策，公孫弘處為下策。後來，上奏天子，天子卻拔升公孫弘的對策為第一名，待入見天子是，公孫弘丰儀魄偉，深得天子喜愛，又被拜為博士。 當時，朝廷注重與西南夷的溝通，並在巴蜀設立了郡縣，由於賦役酷虐，百姓為之叫苦不迭，天子便派公孫弘去視察。公孫弘歸來奏對，又不合皇帝之意，弘大駭。可是，時過事轉，皇帝並未深究其事。 公孫弘長相恢弘奇偉，美姿容。由於晚年力學，所以廣見博識。平時，善於辯論，通曉文書、法律，又能以儒家的學說，對法律進行解積闡述，漢武帝非常賞識他。公孫弘常說：“人主的毛病，一般在於器量不夠宏大；而人臣的毛病，一般在於生活不夠節儉。”於是，他在家中，能身體力行，“夜寢為布被”，“食一肉脫粟之飯。”後母去世，他視為親生，服喪三年。在朝廷議事，他常提出要點，陳明情況，供皇帝自己取捨，從不固執己見和違逆聖意，漢武帝非常喜歡他這種馴良守禮之德，其認為他口行敦厚，善於言詞，有文彩，熟悉法令與各種公務，便升任他為左內史（京畿地方長官，掌治京師）。 公孫弘在任，所奏朝事，都一一符合帝意，起因是他巧用“心計”。有一次，他和主爵都尉汲黯商議，為一事二人分別上奏。面見帝君，他等汲黯上奏完後，窺伺上意，據上意再取決自己的立場態度，然後才上奏章。因此，他奏對之事，深合帝意。凡奏陳條，也都採納。他這種表裡不一，前後矛盾的做法，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議。主爵都尉汲黯，尤其反感。有一次，汲黯當庭詰責公孫弘：“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背）之，不忠。”漢武帝隨即問公孫弘，弘回答說：“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皇帝聽後，認為公孫弘說得有理，更加“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張歐免官，皇帝任命公孫弘為御史大夫。 當時，朝廷方通西南夷，又東置滄海郡（在今北韓），北築朔方城（在今內蒙古杭錦旗北）。公孫弘認為，這樣做是“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屢次柬言停辦，皇帝不採納，並領朱買臣等人去砭責公孫弘，當面陳說設朔方郡的好處，一一擺明十條理由。公孫弘無理反駁，心虧詞窮，無一言相濟，忙低首悔過，改言謝罪說：“我是山東的鄉鄙之人，見識短淺，實在不知道設朔方郡的好處，經眾位陳明其利害關係，我已明白了。敬望朝廷停止經營西南夷與滄海郡，專力經營朔方郡”。皇帝恩准了他的請示。 歷史記載，公孫弘的才幹，不在他人之下，當時，不可能一條理由也沒有。他之所以這樣做，恐違皇命與己不利，順應皇主才是上策。 公孫弘矯飾善變，朝廷上下，眾所周知。有一次，汲黯實在看不慣他的矯情做作，直言對皇帝說：“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很高，卻蓋一床布被，這不明擺著在騙人嗎”？皇上就以此事問公孫弘，弘說：“實有此事，不過每個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原則。我記得管仲做齊國之相，有三歸之臺，奢侈豪華超出了一般國君；齊桓公做霸主，也僭越了禮數。晏嬰為齊國之相，一頓飯從不吃兩種以上的肉菜，妻妾也不穿絲織品，齊國不也治理的很好嗎？我身為三公，而蓋布被，實在是有損漢官威儀。汲黯對我的忠告很對，他真是個大忠臣，要是沒有汲黯對皇帝的忠誠，陛下您哪能聽到這樣的真話呢？” 經過這件事，皇帝愈發認為公孫弘謙恭禮讓，對他更為厚待，元朔五年（前124年），薛澤免相，皇帝任命公孫弘為丞相，封他為平壽（濰城區望留鎮）侯。歷史上丞相封侯者是從公孫弘開始。 公孫弘為人，表面十分寬和。他位高祿重，節儉律己，不奢華，以人為先，所以時時被人稱道。他的故舊，賓客，親朋摯友生活困難，公孫弘全力助之，因而家無餘財，世人誇他賢明。但公孫弘內心並非如此，他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表面偽善，暗中報復。陰謀“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就是他這種偽善心理的寫照。 公孫弘與中大夫主父偃在建立朔方郡一事上有分歧。漢武帝採納了主父偃的意見；主父偃又常常當天子面與其爭論，爭得面紅耳赤，使他難以下臺。於是，公孫弘表面上與主父偃往來，暗地裡尋機報復。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為齊相，有人上書告發他受諸侯重金，因此，諸侯子弟多以得封。後來，齊王劉次昌自殺，漢武帝認為是主父偃索金所逼，大怒，嚴予審治。主父偃承認受過諸侯賄賂，但不承認齊王自殺與己有關。公孫弘乘機進言，說齊王自殺的首惡是主父偃，如不處死，將無以服天下。漢武帝本想不殺他，給與其免職歸裡的處罰，但聽了公孫弘的進言後，信以為真，便下令滅了主父偃的全族。 公孫弘忌妒博士董仲舒。仲舒為人廉直，是當時的大學問家。他曾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學說作為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其他各家的思想，排斥以外。漢武帝便大力推行儒教，在長安興辦太學（當時，是西漢最高學府）。同時，下令各郡國設立學校，初步建立了教育系統。在仲舒的輔佐下，漢武帝的封建中央集權統治大大加強。尤其公孫弘在研治《春秋》方面，其成就遠遜於董仲舒。公孫弘平素，兩面三刀，見風使舵，仲舒對此十分痛絕。公孫弘心明如鏡，深恨董仲舒。正巧，膠西王劉端矯縱無賴，數害官吏，肆行不法。公孫弘便向皇帝諫言：“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漢武帝便把仲舒徙到膠西。 淮南王、衡山王造反，朝廷嚴察兩王黨徒。公孫弘認識到自己在相位，未能輔佐君主治理國家，現在有王造反，自己難脫不稱職之責。當時公孫弘正染病在身，於是上書皇帝，請求辭掉丞相，歸還侯印，以避位讓賢，漢武帝沒有應允。 過了一段時日，公孫弘病漸好轉，便再度入廷辦理政務，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弘以八十高齡卒於相位。卒後，青銅鑄棺，葬於麓臺，至今，墓址尚存。 公孫弘為相數年，曾建議設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著作《公孫弘》十篇，《漢書藝文志》著錄（已失）。他起身於鄉鄙之間，居然為相，直至今日，人們依然對他推崇備至。尤其他的“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的精神，已成為歷史長卷中最醒目的一章，永垂後世。 程師孟(1015～1092年)，字公闢，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人。生於官宦之家。宋景祐元年(1034年)進士，歷任光水、錢塘縣令，桂州通判，楚州、夔路和河東提點刑獄，在夔路開倉賑濟災民，在河東興修水利，防治水患。治平元年(1064年)入京任三司都磨勘司，管理河北四榷場事務。熙寧元年(1068年)九月，以光祿卿出為福州知府。翌年四月，動工修建子城城牆，並擴建其西南隅，又以餘力疏浚河湟，修造橋樑。熙寧三年(1070年)，師孟在廟學內建廳舍，州學教授有廳自此始。師孟又在烏石山建道山亭，請文學家曾鞏作《道山亭記》。師孟提倡植榕，綠化福州，還留下不少詩篇和“霹靂巖”、“天章臺”、“沖天臺”、“光祿吟臺”、“宿猿洞”等題刻。同年六月，調任廣州知州。福州人民為師孟建生祠於烏石山千福寺，在祠旁立石碑，鐫刻他的詩作。師孟在廣州6年後，入京為給事中，集賢殿修撰、都水監、將作監，又移知越州、青州。後以年老辭官歸裡，進正議大夫。著有《奏稿》1卷，《續會稽掇英錄》20卷、《廣平奏議》15卷、《詩集》20卷、《長樂集》1卷。 留夢炎，浙江衢州（今浙江衢縣）人，字漢輔。生年不詳，卒於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甲辰科狀元。 留夢炎為人奸詐，見風使舵。中狀元后，歷官宗正少卿，秘閣修撰，福建提舉，吏部右侍郎，累官宣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德祐元年（1275），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並拜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總督諸路軍馬。雖受命於危難之時，但臨事退縮，稱病於家不出，直至太后親臨其家，才始出任左丞相。不久，即於端宗景炎元年（1276）降元。對此，文天祥作《為或人賦》詩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迴何面見江東。”文天祥兵敗被俘後，元世祖忽必烈十分敬重文天祥的才學與為人，待為上賓，多次派人勸降不成後，遂用酷刑，但文天祥仍堅貞不屈。一些降元宋臣請求元帝釋放文天祥為道士，元帝亦有此心，留夢炎卻阻止道：“天祥出，復為號召江南義士抗元，吾輩將置於何地？”從而堅定了元帝殺害文天祥的想法。 留夢炎後在元朝為禮部尚書，遷為翰林承旨，官至丞相。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留夢炎致仕，不久，病死家中。浙江人曾說：“兩浙有留夢炎，兩浙之羞也。”直至明代，凡留姓子孫參加科舉考試，均需先宣告非留夢炎後代，才有考試資格。 公孫五樓（資料很少） 南燕慕容超掌政之後，曾經做過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把所有的國家大事都託付給公孫五樓治理。很多年以後，南燕的霸業逐漸衰微，東晉的大將劉裕藉機起兵討伐南燕。 劉裕軍中有人提醒他：“燕華人依仗著地面廣闊據守大峴山天險，堅壁清野，那麼我們的部隊進去後，必將去而不回。”劉裕說：“鮮卑人生性貪婪，不懂得長遠考慮，他們必定會認為我們的軍隊不能長期堅持戰鬥，所以他們只不過會進軍據守臨跔，退守首都而已，必定不會堅守大峴天險，也不會堅壁清野。”慕容超聽說晉軍攻伐，召集滿朝文武商議對策。公孫五樓說：“晉軍輕便，他們的優勢在於速戰速決，不可以和他們爭勝。我軍應據守大峴山天險，使晉軍無法深入，命令各路守軍，依照險要地勢加固工事，焚燒蕩毀一切儲備，清除禾苗莊家，使金桔沒有什麼可依賴利用的。東晉的遠征軍沒有什麼可吃的，我們就可以靜（空格）坐制服他們。如果放他們過了大峴山，我們出城迎戰，這是下策啊。” 但是，聽了公孫五樓幾十年話的慕容超，做了一個亡國的決策，他沒有采納公孫五樓的建議。讓劉裕的部隊穿過了大峴山，沒有遇到南燕部隊的抵抗。劉裕見狀大喜過望，一鼓作氣滅掉了南燕。其實公孫五樓的策略正是劉裕所擔心和懼怕的。可嘆南燕王慕容超，平生信任重用公孫五樓，唯獨在這一次沒有聽他的話，最終導致了亡國，這算是天意麼？ 能在國家危亡關頭看出要害所在，公孫五樓算是謀士中的極品，可惜，遇到了一個在關鍵時候腦子抽風的昏君，故所以，燕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