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的儒術，其實和春秋戰國時期孔子等人主張的儒家思想還是有明確區別的，而是董仲舒在結合當時的文化社會背景之後，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容納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等思想後，形成的一種“新儒家思想”。其實是漢武帝時期推行的一項國策改革，只是由於其中含有神話王權，維護王權專制的作用，因而受到後世帝王的推崇。+

春秋末年，中原大地在經歷了數百年的分裂爭奪之後，在秦始皇手中重新一統，然而僅僅十餘年時間，天下再次大亂，在歷經秦末亂世之後，漢初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是極為薄弱的，天下急需休養生息。因此，漢初從漢高祖劉邦開始，歷經漢高後呂雉、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啟，都以道家的“黃老之術”為治國之本，實行的就是“無為而治”，使得國力得到迅速恢復。

然而，“無為而治”在恢復國力之外，也帶來了相應的弊端，一方面天下各地諸侯迅速做大，中央集權制度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朝廷暮氣昭昭，缺少活力，而過度的放任也使得階級矛盾開始凸顯。

因此，在看到朝政弊端的情況下，漢武帝自繼位開始，便任用儒家的王臧、趙綰等人，積極推行改革，可惜前期由於竇太后的干預，改革並未順利施行，還差點因此皇位不保。直到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去世，漢武帝重新掌握大權，儒家勢力再度崛起，改革這才得以推行。

其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還有其他的名字，《武帝紀贊》被稱為“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董仲舒傳》中則被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董仲舒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也就是說，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

那麼這裡的“儒術”與春秋時期孔子的儒家思想有沒有區別呢？當然是有的。

這裡的“儒術”在核心思想上雖然採納了春秋時期儒家思想的部分內容，但又融入了其他諸如法家、陰陽家等各派思想。在核心思想上，董仲舒提出的“儒術”採納了儒家思想中的“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基礎和意識形態”，主張以“禮治”和“德治”為核心的“人治”，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但在治理國家和實際執行方面，卻又採納了法家的思想，而在教人向善方面還有部分陰陽家和道家思想。

可以說，這裡的“儒術”完全就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以其他各派思想為輔助的一個大雜燴，是對春秋時期儒家思想的一種改進，從而形成的一種新思想。因為當時大一統思想尚未完全深入民心，且各地諸侯對中央威脅較大，“儒術”無疑對鞏固皇權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而因為該思想中有強調皇權至上和嚴格等級分化的內容，有益於帝王強化統治，因而受到後世帝王的推崇。

基本一致，但又有所不同。術，道也。儒術，以現在的話說，即以儒家學說基本的世界觀價值觀作為國家核心的指導思想，但不排斥其他能為我所用的學說思想作為補充。也即在發展中吸收百家之長豐富儒家學說，而不能以百家學說來代替或者詆譭儒家學說。所以你會看到，後來的儒家們大量吸收道家和佛家的一些觀念，產生了玄學理學心學等新的理論，國家治理方面，對兵家農家法家都有拿來為我所用。儒生們對百家學說的著作也都有很好的保護傳承搶救之功，這是儒家非常優秀的對知識學問的極其尊重的優良傳統。拿現代中國的情形來說，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馬列主義就是當代的“儒術”，獨尊“儒術”，就是獨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廢黜百家，就是任何當代的資本主義制度學說都不能代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的國家政治的根本指導思想，但可以作為補充，將其有益的成分吸收進國家的治理體系中來。這就是常說的，立足國情，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吸收世界各國有益的文明成果，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所以在當代中國，儒家的發展理念得到繼承，儒家在當代大有可為。儒家是歷史中國的精神支柱，也是當代中國的心靈家園

誰告訴你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怎麼現在還有那麼多沒腦子的人，不懂就別亂提問，多看書，對你有好處。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是清朝末年一個叫易白沙的人瞎扯的，你若信以為真那就是真傻了。

董仲舒提出的主張是不在六藝之科、孔氏之術皆絕其道。但漢武帝雖推明孔氏之術，但也沒有如秦始皇那樣禁絕其他道統，要不然你們現在看到的諸子典籍又是從哪裡來的。

只是漢武帝之後只推崇儒學，其他諸流漸漸沒了市場，隱於民間，並非是漢武帝罷黜了的，

這個問題得從漢朝的建立和為政思想、當時時局的發展變化，國策變化需要說起。要不然說是也不全對，說不是更不對。來龍去脈清楚了，就有清晰地認識了。

漢朝是推翻秦朝而來的，劉幫一統後，吸取了秦朝暴政，高稅賦的教訓。實行了輕稅賦、安民養息，寬鬆的的為政方針。相對來說對農業發展、廣大老百姓來說是好事，但在軍事上來說，沒有財政的支援是很難強勝的，造成剛統一，在一直受外族侵擾之中，著名的和親國策就是這時的創舉！旬奴就是當時主要的外患，昭君出塞一直流傳至今。做為一個國家，既要讓人民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又要有能力保護能安心發展，保護成果和領土完整， 這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宋朝和漢初是典型的歷史經驗。漢初可以說把忍發揮到極致了！到漢武大帝時，國家經濟實力有了一定的積累，為了解決外患，加強中央集權管理，儒家學說規劃的為政思想和人倫關係走上了歷史舞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以後，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國的主流，影響了中國二千多年的發展史！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雖然一度受到竇太后的制約，但在太后去逝後，漢武帝放開手腳改革。光元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儒術完全成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這個儒術，其主導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法家、兵家等思想為附。互補才是比較合理的。從此以後大漢民族在世界上叫響了。

儒——文雅的有道之人。

什麼道？第一秩序；把社會分成各個等級崗位、家裡不同身份也各有職責和地位，以劃定的崗位行使自己的做為。第二修為；以詩、禮、樂教化人們，行君子之道——仁、義、禮、智、信。

在2500年前，出現儒家思想還是合理的、先進的。現在普世價值發生變化了，平等是基本價值觀；所以儒家思想的主體等級體制的規定，已經過時了，堅持儒家思想沒有積極意義，還會造成社會倒退，給專制培養精神支援。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做為帝王體制的意識形態，還是有所發展。比如，義裡面增加了忠；忠，是正義的事；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再比如，存天理滅人慾，是對孔子克己復禮思想的神話、把孔子的理論形容為天理，不遵守能行嗎？王陽明“心即理”的說法，把聖人的理論說成是人的內心本來面目或者叫做內心的本性和需要；聖人把人們想說的想法說出來了。總之，一直在強化儒家思想放之四海而皆準。

現代人學習儒家思想也是個人的自由，但要尊重別人不認可的自由。

漢武帝時期，正是一個由亂而治，承前啟後的時代。當一個社會由亂而治時，造成的社會治理基本思想的缺失，既無法使社會進入正常的發展過程，也難以使社會經濟關係發生根本改變，更難以使社會有快速進步。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思想，促進社會發展過程中基本作用的產生。所謂"儒術"，就是儒學思想的基本價值認識，以及基本方法的運用。這其中行之有效的就是一一一社會秩序治理與社會環境治理。這既是儒家思想根本的本質內容，也是儒家思想應用於社會行之有效的結果。。漢武帝以"儒術"治國，效果明顯，使當時社會由亂而治，轉入一個快速發展過程，從而產生出漢武強大而繁盛的社會。這一由亂而治，以"儒術"以治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經典。創造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奇蹟。由於武帝的成功實踐，也使孔子的儒家思想從此立為治國之本，不可缺失。同時也成為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神與人文思想的傳承。(山水自寫)。

西漢初年，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還很活躍。常常聚集諸王門下，批評皇帝政策，指責朝庭，對中央集權十分不利。漢武帝(前140—前87)為改變這種局面，接受了學者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董仲舒：漢代儒學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大一統是：天地的常理，國家的需要；要維護政治的統一，必須實行思想上的統一。提出了不在儒家六經範圍內的各家學術都應罷黜。

董仲舒還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行為標準，後人稱為：三綱五常。

漢武帝時，儒家學說成為政府選拔人才，任用官員的標準。

從漢武帝起，儒家經典成為國家規定的教科書。從各郡縣到中央學校，一律學習儒學。

從此，儒家思想成為歷代統治者推崇的正統思想，逐漸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漢武帝獨尊法家。

漢文帝時，重用儒家大師張倉為丞相，廢除暴秦的誹謗之法、夷族連坐之法。張倉廢法，是中國法治史，乃至華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進步。

漢武帝時，重用法家酷吏張湯為廷尉，重立誹謗之法，夷族連坐之法。張湯立法，是中國法治史，乃至華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杜周、江充，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皇族和群臣屠戮殆盡。

漢武帝和張湯謀劃發行白鹿皮幣，召開大夫顏異商議，顏異認為不妥，並未罵劉徹。法家酷吏張湯認為顏異欲罵天子，不言而入腹。便以腹誹罪之名，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

漢武帝重用法家，建立了一個邪惡的時代，一個人整人，人治人，人吃人的時代。

法家無疑是民主、法治、憲政的頭號死敵。法家思想不滅，中華民族不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