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能人異士輩出，不在文治武功上有所表現的基本都被忽略了，再加上《三國演義》在民間的影響，那些被忽略的就更加不為人知了。

陳壽的老師是哄騙劉禪投降的譙周，蜀地本土士族，受到諸葛亮為首的荊州集團和法正、李嚴為首的東洲集團打壓。益州本土豪強士族利益受損，晉國攻入益州不久，譙周就慫恿劉禪投降。作為弟子的陳壽在《三國志》裡還是有為老師遮擋一下的，要不憑譙周的行為早就遺臭萬年了。

這個李密不知是不是指隋唐時瓦崗寨那位，如果是，李密所在的隋唐和三國隔著西晉和南北朝。李密老師是三國名士的話，那老頭真成精了。

李密，又名虔，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縣。他生於公元224年(魏文帝黃初五年)，卒於公元287年(晉武帝太康八年)，終年63歲。《晉書》中有他的傳，被列為“孝友第一”，以撰寫情真意切的《陳情表》聞名。

李密和陳壽的老師譙周是蜀漢最著名的教育家，在蜀漢的思想界和知識分子中擁有其他人難以比擬的影響力

李密的老師譙周是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博學廣識，一直做到光祿大夫。魏將鄧艾率軍打到綿竹後，他積極勸劉禪降魏，後以主降有功，被魏封為陽城亭侯。司馬炎稱帝后，多次下詔書催促譙周，譙周帶病前往洛陽，泰始三年（公元267年），譙周病重臥床不起，被拜為騎都尉，譙周認為自己無功，請求回到封地，但是司馬炎不允許。 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秋，譙周被封為散騎常侍，因為病重無法參拜，至冬病死。

譙周的另一個著名學生是撰寫《三國志》的陳壽。譙周有“蜀中孔子”之譽，他的門人則把李密和陳壽比作七十二賢人裡的子游和子夏。這二位在孔子的學生中都是以文學著稱的，恰與李密和陳壽一樣。

那麼，桃李滿蜀中的譙周為什麼會被人淡忘呢，就是因為他主降。

譙周（201年－270年），字允南，巴西西充華人。他是蜀漢史上最複雜、最耐人尋味的官員。譙周自幼喪父，家境衰落，但從不關心仕途經濟，而是醉心於鑽研學問，“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作為一個熟讀典籍的學者，他不可能不知道投降者在中國的正統道德語境裡意味著什麼，他勸降後主既沒有任何個人名利或宗族榮辱方面的動機，那麼如此不計譭譽地極力推促葬送自己的國家，目的究竟是什麼？

這主要是蜀漢政權上層的蛻變讓譙周大失所望。

劉備建立、諸葛亮打造的蜀漢曾經是三國時期的一股清流

譙周年輕的時候（劉備稱漢中王時才18歲），劉備本人“弘毅寬厚”、慈善仁德，由他所塑造的團隊赤膽忠心、精誠共進，蜀漢政權因此具有一種正統政權所特有的清明與振作。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始終堅定不移地高揚“嗣武二帝（西漢高祖、東漢光武帝）、龔行天罰”的政治主旋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使蜀漢政權雖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種積極向上、昂揚進取的的氣象。

受這種氣象吸引，理想主義者譙周曾經是傾心於劉備集團匡扶漢室偉大理想和抱負的熱血青年，劉備稱帝他積極勸進；後來又堅定擁護諸葛亮北伐，諸葛亮去世後千里迢迢趕去奔喪；他甚至在諸葛亮去世後很長一段時間仍然心憂天下、情繫蜀漢。當時劉禪經常外出遊玩，沉醉於聲色之中，譙周撰寫《上諫後主疏》勸諫，傾情流露出對後主承繼劉備事業所寄寓的希望和期待，忠心殷殷、赤誠懇切。

但費禕完全拋棄了諸葛亮的北伐政策，苟且偏安，導致蜀漢政權陷入思想混亂，以譙周為代表的益州士人因失望轉向親魏

但是蜀漢後期，特別是大將軍費禕主政的十年，一味地堅持“閉境勤農,育養民物”，蜀漢政權事實上淪為偏居一隅、自絕於中華主流文明之外的割據勢力，這不僅完全背離了蜀漢政權立國的基本綱領，也形成了“漢、賊”同存、“王業偏安”的思想混亂。再加上劉禪寵信的宦官黃皓亂政，排斥異己，導致“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等到姜維再舉北伐大旗時，為時已晚，時過境遷，諸葛亮都死了二十年了，整整一代人的逝去，北伐成了姜維一個人的堅持

譙周失望了，由蜀漢的死忠轉變為希望蜀漢儘快滅亡，由曹魏來統一天下。“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眾也，魏者大也，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意思就是：北方曹魏，高大巍峨，巴蜀民眾，期待歸心；偽蜀政權，天命授人，苟延殘喘，何必復續？

隨著政權理想信念的消解，維繫蜀漢內部眾志成城、激昂奮進的精神支柱隨之崩塌，政權因此失去了道義和法理的基本意義，特別對益州人而言，甚至變成一種可恥的欺騙與偽飾——你們這些外地人當初進入益州時宣揚得多冠冕堂皇、偉大高尚，所謂的“嗣武二帝、龔行天罰”，所謂的“漢賊不兩立”、“王事不偏安”，所謂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所謂的“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原來這一切都是假的，你們無非是以天祚之名而行割據之實，是為了搶佔地盤、苟且偏安、瓜分益州人的“蛋糕”而已……。

皇帝被權臣所殺，這就是譙周夢想中高大巍峨的曹魏

蜀漢的政治其實比魏國要優越清明得多，權臣司馬昭的親信把皇帝都給殺了，司馬昭在滅蜀之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籌劃“禪讓”。然後過不了多久中國社會便因為司馬氏的內鬥空前絕後地陷入超長時間和超大規模的集團性自殺和殺他、他殺。而益州則成為“五胡亂華”的第一個受害地，也不知譙周在地下做何感想？

劉禪再無能，也比西晉的白痴皇帝強；蜀漢再腐敗，也比不上西晉的互相殘殺

而蜀漢官民熟視無睹於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和政權文化優勢，整體陷入日趨濃厚的崇魏媚外之迷失，甚至在對方出現弒殺皇帝的驚天鉅變之後依然傾情擁戴而心嚮往之：哪怕魏國血雨腥風，但月亮是圓的、空氣是甜的。

現代為譙周立的墓碑，頗具諷刺意味：不管譙周老年多麼痛恨蜀漢，人們始終記得他是蜀漢的光祿大夫，而不是西晉的散騎常侍

所以譙周才會在當時受到吹捧，在後世被唾棄。從東晉開始，譙周就成為反面典型，一次次被拉出來鞭屍：

孫綽（東晉）：“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

孫盛（東晉）：“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禪既闇主，（譙）周實駑臣。”

王夫之（明）：“人知馮道之惡，而不知譙周之為尤惡也。……國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為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唯恐劉宗之不滅，憯矣哉！讀周仇國論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周塞目箝口，未聞一讜言之獻，徒過責姜維，以餌愚民、媚閹宦，為司馬昭先驅以下蜀，國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祿；非取悅於民也，取悅於魏也，（譙）周之罪通於天矣。服上刑者唯周，而馮道末減矣。”

袁枚（清）：“將軍被刺方豪日，丞相身寒未暮年。惟有譙周老難死（老而不死是為賊之意），白頭抽筆寫降箋。”

怎麼可能被淡忘啊，只是不是因為“才子”被人記得，而是以反面形象示人。他們的老師就是蜀漢著名的投降派譙周啊。“從此譙周是老臣”，這位還是經常被提及的。其實，譙周的投降主義傾向跟蜀漢對不同派系人的區別對待有關。

陳壽、李密都是蜀漢臣子，蜀漢滅亡後隨劉禪一起歸了曹魏，司馬炎建立晉朝後又成為晉朝臣子。陳壽是著名史學家，《三國志》作者，李密（當然不是隋唐那個）是著名學者，以孝聞名天下，代表作《陳情表》講述自己要在祖母身邊盡孝，不能出任官職，也是許多教材收錄的中學文言文課文。他們的老師就是著名的譙周。

譙周，益州巴西充華人。少有才名，為蜀地大儒。諸葛亮為益州牧時任勸學從事，從此對諸葛亮相當崇拜。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北伐途中病逝於五丈原，譙周第一時間趕去奔喪。當時後主劉禪禁止群臣前往奔喪，故而只有譙周一人因為去得早跑得快，到達了五丈原。足見其對諸葛亮的感情。譙周在朝中表現也是非常正直，多次勸諫後主不要貪圖玩樂，被視為正臣典範。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看著非常正面的人物，卻成了歷史上著名的反面典型。因為是個著名的投降派。時任中散大夫的譙周在延熙二十年，在朝堂與尚書令陳祗就對曹魏用兵的問題展開激烈辯論。譙周認為，蜀漢國小民弱，常年對曹魏用兵導致民生凋敝，應該停止這種行動。後來還寫了一篇著名的《仇國論》，透過寓言方式對姜維等人窮兵黷武進行批判。而在景耀六年，曹魏三路大軍伐蜀時，譙周更是一力主張投降曹魏。劉禪投降後，譙周因勸降之功被封為陽城亭侯。

因為勸降一事，譙周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受到歷朝歷代唾罵。其實，譙周前後的反差，並不是他道德的敗壞。而是暴露了蜀漢內部因為不同派系的爭鬥導致的隔閡矛盾。蜀漢一直存在三種派系。第一是益州本土，第二是劉焉入益州到劉備奪成都之間進入益州的外來人士稱為東州客，第三是劉備從荊州帶來的荊州集團。劉焉入荊州後，為了穩定益州軍民，大量起用東州客壓制益州土著。劉備入蜀後更是對荊州集團絕對信任，聯合東州客（如李嚴、吳懿等），大肆打壓益州本土勢力。所以，益州人在自己的家鄉，日子反而最難過。益州人沒有歸屬感。

劉備入蜀後，為了穩定局勢，諸葛亮嚴律治蜀，用刑甚嚴，百姓苦不堪言。更有甚至，諸葛亮六出祁山（實際上是五次北伐），姜維九伐中原（實際上大小十一次征戰），益州百姓更加水深火熱。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益州土著代表的譙周，會想投降，是再正常不過了。因為蜀漢其實從來沒把益州人當自己人。

譙周不僅是李密陳壽的老師，他還有一位名將徒弟，就是以幾千兵守住東吳幾萬人馬進攻永安的羅憲，蜀漢滅亡，東吳陸抗步協偷襲永安，被羅憲守住達半年之久。另二位徒弟陳壽編撰三國志在後世享有大名，李密作《陳情表》在文壇傳為佳話，有徒如此，其師可知。譙周廣為人知的是他的投降立場，但他寫的《仇國論》用來駁斥陳祗姜維不無道理，而史實上卻沒有與諸葛亮論過戰與不戰，以他的態度，諸葛亮的北伐他是支援認同的，從仇國論可以看出。

從譙周勸劉禪投降的話可以更好的看出，他是講利益的儒家，並非死守儒家思想的人，鄧艾兵臨城下時，群臣給出二個選擇，一走南中一走東吳，劉禪偏向逃往南中徐圖復國。譙周便以利益好壞開導，說如果投東吳，一則要向他稱臣，二來形勢發展只可能魏滅吳，不可能吳滅魏，到時再受屈辱何苦呢！如果逃往南中地，一來平日只有向南中要兵要糧，沒有恩惠，此去必把魏兵引向南中，南中民眾未受其利而受其禍，恐有不測之事。利益分析非常透徹，卻少了當時大儒應有的堅持理念“死於道”之理念。這樣一個人，在崇儒時不會受到重視，當權者也不喜歡投降派，被遺忘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