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北宋的滅亡，很多人都要承擔責任。但要指出誰是罪魁禍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標準不一，答案也不會一樣。但可以確定的是，司馬光作為北宋有影響的重臣，對北宋滅亡應當承擔重要責任，但要說他是禍首，似乎有些責人過重了。

公正地說，司馬光是一個好人，絕對的好人。他事親至孝，事君至忠，為人正直，生活儉樸，有學問、有道德、有誠信，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編纂的《資治通鑑》對後世產生莫大影響，一直到現在，仍然是儒家經典著作，被人頂禮膜拜。

但他不是一個好官，尤其不是一個好丞相。丞相位高權重，所謂"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因此，為相者，首先要有度量，能容得下反對意見，特別是要容得下反對派人物，做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集天下英才為王朝所用。但司馬光沒有做到這一點，他陷於新舊黨爭而不自知，一味為意氣及權位而戰，而不著重於國政運轉。對王安石新政視若仇敵，新政盡去，變法人物盡皆罷黜，病態地排除異己異見，使得來不易的變法成果毀於一旦。

其次，為相者應登高望遠，胸懷天下，善謀長策以治國禦敵安民。但司馬光面對北遼、西夏的虎視眈眈，卻不知道睜開眼睛看形勢，除了以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之外，拿不出有效的治國之策，儘管他也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對富國強兵確有實效，卻仍然盡數推翻，使北宋白白喪失了富強的歷史機遇。

總之，司馬光是個好人，但不是個好相。諸葛亮對這類人有精闢的概括，即：下筆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這類人做個小官，治理一州一縣綽綽有餘。但登上相位，輔佐皇帝，治理國家，則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加上盛名在身，極其自負，更容易一意孤行，鑄成大錯。所以，後人對司馬光的評價多從學問、道德入手，盛讚不已。對其政績卻一帶而過，語焉不詳。

朱熹評價說：“元祐諸賢是關閉著門說道理底”。也就是照著書本治國，迂腐不已。

王夫之評價說：“畢仲遊之告溫公曰：“為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大意就是隻圖虛名，不務實，拿不出治國的好辦法。

李光地評價說：“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馬溫公比之。溫公是個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好人，但沒有好本事，這話可謂一語中的。

因此講，司馬光對北宋滅亡有責任，甚至是很大責任，但還不能算罪魁禍首。

司馬光是不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是的，北宋之弱始於宋太祖趙匡胤，北宋之亡始於司馬光。司馬光又不是皇帝，他怎麼是禍根呢？因為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最終導致北宋積貧積弱。

北宋之所以弱，是因為趙匡胤得天下不正。960年趙匡胤自導自演了陳橋兵變，手下的將領給趙匡胤“黃袍加身”。由於後周世宗柴榮死後，柴榮之子年幼，後周皇室“孤兒寡母”。趙匡胤藉機在出征途中發動兵變，奪取了後周的江山。

由於，趙匡胤得天下不正，總擔心別人也會“皇袍加身”，就又上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將幫助自己奪取江山的功臣，用金錢美女土地所收買，令他們交出兵權。但是，軍隊還要人來領導和訓練呀？新任命的軍隊將領，乾的時間長了依然會位高權重，掌握軍隊而危及皇權，怎麼辦呢？

趙匡胤想出了辦法，就是“禁軍制度”。北宋的軍事力量，分為禁軍、廂軍、鄉勇、番兵。禁軍是中央軍，廂軍是地方軍，鄉勇是民兵，番兵很少。禁軍和廂軍是常備軍，禁軍佔三分之二，廂軍佔三分之一。北宋初年，禁軍有二十七萬，廂軍有十幾萬。北宋常備軍最多時達125萬，禁軍52萬。

趙匡胤發明的“禁軍制度”的核心，帶兵將領和練兵教頭、教師，是分開的。將領平時沒有兵，歸建到樞密院，教頭、教師們歸建到太尉府。樞密院負責制定作戰計劃，將領負責領兵打仗，但是平時沒有兵；太尉府負責訓練軍隊，但是沒有調兵的權力。

這下好了，高階將領可以領兵打仗，平時沒有兵；練兵的教師、教頭天天和軍隊在一起，沒有領兵權。一旦打仗，將領沒見過兵，兵不知道將，互相不認識。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結果，沒有協同作戰的訓練，一打仗就打敗仗。

北宋這樣的軍事體制，確保了皇權穩固，但打仗老打敗。就誕生了“澶淵之盟”和“慶曆合議”。澶淵之盟的內容，是北宋每年送給遼:“歲幣20萬兩，絹10萬匹”，慶曆合議的內容，是北宋每年送給西夏:“歲幣10萬兩，絹10萬匹”。必須要講明，一匹絹（絲綢）的價格合金一兩，摺合銀五六兩。這兩項給遼和西夏的歲貢，摺合銀150萬兩。

目前史學界有很多人吹捧宋朝，說宋朝給遼和西夏每年幾十萬兩銀子，換取了和平，因此北宋的經濟大大發展，北宋是中國歷史上最發達最富庶的朝代。冷清說，換取了和平發展不假，卻背上了承重的負擔，反而制約了北宋經濟的發展。北宋是最發達的朝代，還說的過去；北宋是最富庶的朝代，純粹是無良的史學家在“扯淡”。

北宋的主要財政來源，是依靠土地稅，而每年北宋能夠收取的土地稅是2000萬石，除去收稅的成本，摺合銀子1000多萬兩。而北宋每年要送給遼和西夏150萬兩，是北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15，這個負擔是相當重的，而且是年復一年。到了仁宗年間，北宋的財政幾近破產，不得不發行紙幣“交子”，來掠奪人民的財富。沒有金銀準備金的“交子”，不斷地貶值，讓人民苦不堪言。

神宗年間，王安石執政時期，不得不變法了，不變法財政就要破產，人民就會造反，國家就要垮臺。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很多，主要目的是富國強兵。其中，保甲法、方田均稅法、裁兵法，觸及到了北宋皇權和官僚地主階級的利益。

保甲法和裁兵法，一旦實施成功，趙匡胤的禁軍制度就將解體，就會訓練出一支新興的軍隊，新興軍隊的體制是:“將知兵，兵知將”，軍隊的戰鬥力將大幅度提升，加上新興的民兵制度，將徹底改變北宋文弱的局面。當然新興軍隊的管理體制，在未來有可能威脅皇權。

方田均稅法，由縣級政府每三年丈量一次土地，按照土地的實際擁有數量繳納土地稅。而北宋神宗年間，土地兼併已經相當嚴重，官僚地主階級隱瞞土地數量，偷稅漏稅。一旦實施方田均稅法，官僚地主階級，就要按實際佔有土地田畝繳稅，無異侵犯了這些人的利益。

而司馬光本人就是官僚地主階級，他當然要代表官僚地主階級反對王安石變法。同時，司馬光又是保皇黨，是保守派。別人只是看到保甲法和裁軍法，具有強軍的一面。而司馬光卻能看到，保甲裁軍會使禁軍制度作廢，強軍的同時也會誕生手握重兵的新軍閥，這就會危機皇權。

司馬光聯合很多人，其中就有蘇軾，多次上書反對變法。神宗死了以後，司馬光得勢。元佑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全部廢除新法。這時蘇軾等人，已經回過味來，蘇軾、薛純仁等諫議:“新法不可全廢”。但是，司馬光一意孤行，堅決剷除新法，王安石不久就死去，北宋失去了富國強軍的機會，也就埋下了必然滅亡的種子。

沒過多少年，北宋境內百姓不堪重負，大江南北農民起義此起彼伏。1119年至1122年，宋江在山東起義，方臘在南方起義。雖然北宋詔安了宋江，利用梁山軍剿滅了方臘，但是朝廷解散了最能打仗的梁山軍，並且以謀反之罪害死宋江等人，北宋元氣大傷。

五年後，冒功請賞的童貫等人的軍隊，在僅僅七萬金兵面前一觸即潰，1127年金兵攻進東京汴梁，掠走徽欽二帝及皇室，北宋滅亡了。康王南渡以後，在杭州建立南宋，趙家王朝得天下不正的劣根性，讓秦檜之流唆使趙構，以“莫須有”的罪名殺了民族英雄岳飛，南宋又開始重複北宋的覆滅之路，慘淡的在江南偏安了百餘年，最後被蒙元滅亡。

司馬光以統治階級利益為出發點的《資治通鑑》，和偽聖人朱熹的“程朱理學”，成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危害中國七百多年。

北宋滅亡，首要的罪魁禍首在於趙光義：沒有他的自大自滿，沒有他的冒險北伐，甚至沒有他名不正言不順的繼位，大宋必是另一番模樣。

其次在於中後期的高太后、向太后：她們阻撓變法，在舊皇駕崩後，迅速將政策推到重來，挑起了黨爭。可他們居然還被譽為賢明！

誰讚譽她們？她們重用了誰？很明顯，司馬光啊！

所以說，司馬光肯定要為北宋滅亡承擔責任。

司馬光就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死守仁義道德，持論甚高卻沒有實際幹才，不折騰也不幹事；說起頭頭是道，但來來回回就是談“修德”、“愛民”、“用賢”等大道理，沒法落地實施；而且骨頭太硬，對王安石變法為反對而反對，意氣用事乃至陷入黨爭。

這種人才真的可怕啊！好心辦了壞事，你還不能說他是壞人！

你說氣不氣人？

關於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有人說司馬光，有人說是王安石。然而，這種爭議其實是隔靴搔癢，不著根本。

說滅亡的罪魁是司馬光，這是因為有些人認為，北宋之所以被一個遊牧民族的金國滅亡，關鍵是因為北宋積貧積弱，財政薄弱、軍力不強，而導致財政和軍力不振的原因，又正是因為司馬光阻礙了王安石變法，使王安石加強財政、提振軍力的改革措施半途而廢，導致了無錢又無力來抗擊金軍，故將滅亡的首罪，推給了司馬光。

而說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禍首，是因為很多人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措施，加速了農民的貧困，開啟了北宋的黨爭，削弱了朝廷的根基，使宋朝的大好形勢急轉直下，最後自取其咎，滅亡於外族的鐵蹄之下。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我要說不。說宋朝滅亡於司馬光，但司馬光所帶來的，不過是恢復祖制、停止變法，對國計民生造成的影響並沒有許多人認為的大，簡單地說，司馬光所做的，更多是官僚體系內的調整，經濟政策的調整，但並沒有勞民傷財，或推動生產的停滯和經濟的崩潰。而怪罪於王安石，就更不可理喻了，王安石的改革，增加了財政收入，提高了軍備力量，加強了農田水利建設，維護了政權的穩固，可以說利多於弊，更不會造成滅亡。

那麼，北宋的滅亡，罪魁禍首到底是誰？倒真的有一個，就是那個只顧自己享樂而毫無責任擔當的宋徽宗趙佶。為什麼說是他呢？因為，宋朝權力交到趙佶手中的時候，宋朝的財力也好，軍力也好，都並不是最貧、最弱的時候。就財力上來說，趙佶安排蔡京，繼續推行王安石變法時期的政策，財政收入並不比之前低，據說當時的財政相當於世界的70%，也夠富裕的。而軍備上，較之前更強大，他安排童貫北伐燕山，就是明證，沒有軍力的強大，怎敢開啟兵端？

然而，雖然財力和軍力都不弱，北宋卻最後滅亡了，原因就是趙佶太奢侈享樂了，他為了一己之私，個人之好，專門成立造作局，製造珍玩，專供自己享樂，興“花石綱”之役，到處蒐羅奇花異石，還鑄九鼎、修新樂、祀園丘、祭明堂，鋪張浪費，勞民傷財，最終導致了北宋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