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福·萊佛士爵士就是發現了新加坡的人。1819年1月29日，登陸新加坡本島，從此把小紅點放在世界版圖上。

▲萊佛士雕像

並且，萊佛士爵士還是那個讓新加坡從一個落後的小漁村，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的人。

雖然在今天，“萊佛士”被牢牢地貼上了“高階”的標籤，但其實他卻有一段可以用“草根”來形容的過去。

1781年7月6日，萊佛士誕生於加勒比海牙買加（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由於家境並不富裕，且父親是名負債累累的船長，因此他沒有受到正式的教育。

他在14歲被迫輟學，進入倫敦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供養母親和4個姐妹。該公司負責英國在遠東的殖民活動。1805年，年僅24歲的萊佛士便被派到了馬來西亞任職。

1786年至1824年間，英國先後向檳榔嶼、新加坡和馬六甲派遣行政官員，單獨治理當時隸屬東印度公司的這三個地區。。

1819年1月29日，為了維護並擴張英華人的利益，時任明古連（Bencoolen）總督的萊佛士，在馬來半島南端一個小島（ Singapura）上，建立一個自由貿易港，即今日的新加坡。

按理說，一般殖民地的人都會對殖民者感到深惡痛絕，但為什麼這位讓新加坡“淪為”殖民地的萊佛士卻被新加坡人花式紀念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進行了開埠！

萊佛士只花了短短几天，就提出了多條對新加坡發展十分有益的政策，使得新加坡的經濟在此基礎上飛速發展。

萊佛士推崇發展商業與貿易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移民湧入。《南京條約》開放華工出洋，更是加快了移民湧入的速度。

他曾寫通道：“我們開闢不到四個月，容納的人口已超過5000人，大部分為華人，而且數目逐日增加。”在1820年，新加坡的人口已達1萬至1萬2000之間，多數為華人。

人口的引入加上有利的經濟政策，讓新加坡很快從一個原始的小島蛻變為亞洲第一個自由貿易港，並由此漸漸變成了時任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口中的“東方的直布羅陀”。

在1832年他把海峽殖民地首府從馬來亞（注意，不是馬來西亞）檳城轉到新加坡。就是這麼一轉，加速了新加坡的發展，吸引了大量華人、印度人和歐洲人前來，很快的就超越了檳城和馬六甲，奠定了現代新加坡的基礎。

新加坡現今的許多制度包括自由貿易理念、法治意識、公務員制度都是萊佛士為代表的英華人留下來的。

但與此同時，關於萊佛士的爭議也很大。因為他為了經濟發展，把新加坡變為加工、儲存、分銷的“鴉片中心”。他們從印度進口鴉片，加工後除了供應新馬及其它東南亞地區，主要是走私到中國去，甚至有人稱他為兩次“鴉片戰爭”始作俑者。

萊佛士為了增加殖民地政府的收入，還將賭博、娼妓等行業合法化規模化，甚至從東歐進口妓女。

雖然這種急於求成的做法並不可取。但不可否認的是，萊佛士為新加坡經濟騰飛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貢獻和鋪墊。

李顯龍總理在今年的元旦獻詞中也提到，新加坡的歷史至少可以回溯到700年前，萊佛士1819年登陸新加坡，是這個小島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現代新加坡的根是在1819年，不在1965年。沒有開埠，新加坡到現在還是漁村，最多就是個港口。

也因如此，儘管萊佛士是殖民者，但卻無法否認是他帶著新加坡走進現代，走入世界。

歷史是人的生存故事，新加坡的歷史其實就是一個英華人開埠，一位華裔掌舵，三大族群（現加上歐亞人成四大）融合成為新加坡人的勵志故事。

古籍中關於它早期記載很少，其名稱及演變各不相同，中國元代Nautilus汪大淵1330年曾駐足並稱之“單馬錫”，當時該地已有華人居住。在它諸多稱謂中，淡馬錫、新加坡、星洲三個叫得最響。成書於17世紀初的馬來文唯一史書《馬來紀年》記載，公元1150年一位馬來王子乘船登陸淡馬錫，發現一形體雄健、紅身白胸黑頭的奇獸快速跑過，王子得知它是獅子（梵文稱Singha，pure意為城），該地為吉祥之地，新加坡由此得名。從公元8世紀到1819年，它相繼屬於古代印尼或馬來某個王朝的一部分，默默無聞。

1819年1月28日，要為英國在“好望角和中國之間找到立足之地”的萊佛士登陸新加坡，豎起米字旗，到1822年10月最後一次登島（共3次），他幾乎是憑一己之力奠定近代新加坡的基礎：自由貿易與法治標杆。包括理順與馬來蘇丹關係並最終獲得完全控制權，建起殖民港口，開辦第一所學校、植物實驗室，制定並實施一套行政管理制度，設立城市委員會規劃建設佈局……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卻沒厚待他，1826年，萊佛士在英國抑鬱而終。他的“孩子”（萊佛士一直稱新加坡“我的孩子”）銘記這位奠基人，在其登陸地為萊佛士豎起大理石雕像，碑文用4種語言寫道：“萊佛士…以其才智與遠見改變新加坡的命運……”

獨立至今，政府堅持從1819年追溯新加坡歷史，承認萊佛士為新加坡創立者，旨在摒棄幾大族群把這個城市國家歷史追溯至各自的母親國，以致新加坡於“種族和社群衝突，成為移民提供國實施干涉主義政策之戰場”的威脅。

1824年，新加坡成為英國殖民地，地位為遠東的轉口貿易港和駐東南亞重要軍事基地，一如萊佛士所言，其前途不可限量。從那時到1959年自治，135年風平浪靜的殖民統治在1942年被日軍入侵打斷。

日本改稱新加坡為“昭南”，可惜所有史書異口同聲，在3年6個月裡（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南方之光”猶如墜入黑暗深淵。當地10萬投降的盟軍士兵被投入戰俘營並遭駭人虐待；針對華人“肅清”目標清除5萬人，手段包括驅趕入海淹死、槍殺或成串捆綁推入深海，死難人數迄今沒有確切數字，日方承認5000，新方有2.5萬、華人中有7萬—15萬之間多種說法，受害者絕大多數為華人；橫徵暴斂，命令馬來和新加坡華人一個月內籌集5000萬“奉納金”（相當於當地貨幣流通量的1/4）；濫發軍幣“香蕉票”，導致物價飛漲，大米從5元/斤漲至5000元；發行兩種彩票，使賭博合法化；恐怖統治鎮壓反抗者……1962年，當地建築工人發現大批遇害者墳墓，華人再次群情激昂，敏感時局下李光耀將屠殺定位為“對新加坡全體民眾犯下的罪行”，並在數千遇害者遺骸骨灰罈埋葬地建起有四根立柱的“日本佔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象徵四個族群共擔苦難團結一心。政府定2月15日為“全面防衛日”，在紀念碑下舉行公祭儀式。

不成想災難過後痛苦又來——對馬來亞“投懷送抱”卻受到二等待遇，對新加坡而言，經濟上生存和政治上避免共產主義促使它強烈要求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員。1957年獨立的馬來亞既憧憬一個包括沙巴、沙撈越、新加坡和汶萊的“大馬”，又忌憚華人數量、實力乃至權利意識，始終把維護馬來人權益和地位放在最優先位置。1965年8月，新加坡作為馬來西亞一分子不到兩年被“踢出”。經歷“痛苦時刻”的李光耀心中充滿無奈與惶惑：“前途是渺茫的。隨著新馬分家，新加坡變成一個沒有軀體的心臟，沒有腹地，就連飲用水也來自馬來柔佛，該怎樣生存下去？”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50年過去，“風浪中的小舢板”變身全球經商環境、生活環境、經濟水準、創新能力和政治清廉的“五好優等生”，可以這樣講，在全球幾乎所有的正能量排名中，新加坡總是名列前茅。唯一的“差項”，是怕輸的新加坡人“富而不樂”，在全球幸福國家中名次列後，主要應歸因於全民憂患意識和優良秩序背後繁複的單調。

這段歷史一脈相承，國父李光耀執政31年，其中自治與新馬合併共6年，獨立後25年，他把新加坡從一個落後的殖民地帶入富饒發達的現代社會，“以經濟遠見和鐵腕作風把新加坡從一個第三世界殖民港口轉型為躋身第一世界、光彩亮麗的多文化商業中心”，留下一套獨特的生活方式，一套適合各種問題和情況的文化價值觀——自力更生、廉潔正直和高效運作。1990—2004年，吳作棟以親民寬鬆的作風給人民帶來新鮮的民主享受。隨後的李顯龍致力於將政府轉型——由經濟增長型向分配性轉變，為民眾謀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