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可以簡要概述一下。

首先，明朝設有南京、北京兩套行政班底，平時南京主要用於備份，人員配置相比北京算不上精幹。

其次，明朝時期，皇權相比於之前的王朝，君主專制已經得到了空前加強，但也帶來了極大的弊端，那就是形成了以皇帝為中心的絕對行政體制。

權力是自上而下傳導下去的，地方和下級只有服從權，沒有選擇權。

當某位皇帝突然離世，權力無法傳遞，在戰爭時期很容易陷入全國性混亂局面。

另外，崇禎為何沒有及時南遷，或者讓自己的兒子先行南下 ?

崇禎心裡肯定想過南遷，但又害怕南遷遭人指責，崇禎聰明但也自負，也害怕擔任丟失國都的歷史罪責。

至於不讓兒子們南遷，一是想穩定軍心，二是為了防止自己被架空成為太上皇。

由於崇禎突然死去，在明朝所控制的領域內，一下子失去了最為中心的人物，導致南方也處於混亂之中。

各地方實力派都想趁機拉大旗，收拾人心，但

這種自下而上的努力很難將權力集中，很難獲得其他實力派認可。

這種因素產生的混亂也就葬送了南明割據一方的可能。

第一，西晉北宋，都是被外來民族滅國。所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容易形成統一戰線一致對外。而明亡於李自成，滿清入關，吳三桂降清都是以為崇禎的名義，南明的國策也是“聯虜伐寇”，不能統一廣大漢人。

第二，就是崇禎及三個兒子死的突然，南方群龍無首。各自為政，沒有核心領導。不像司馬睿，趙構一樣，名正言順。

第三，就是東林沒國家大局意識。按照宗法制，嫡長子繼承製；本來福王是最合適的人選，但因為東林和老福王有過節，想另立他人，導致後來，南明各種皇帝，監國層出不窮，還自己打自己內耗嚴重。

第三，就是皇帝能力，趙構，司馬睿，再被罵，但也是有才能的；雖不能恢復舊山河，但有能力聯合一切能聯合的力量，保住半壁江山。看看南明的我這些，不想說，說句話都沒人鳥，還喜歡浪

南明有一個地方跟南宋不能比，而且，是極為致命的一點：宗室問題。

靖康之變後，北宋皇族，除了散落在民間多年的太祖子孫，近支已然無人，趙構沒有競爭者。

這麼一來，宋之舊臣，乃至抗金義士，都會團結在趙構周圍，以他為核心。

南明就不一樣了，因為朱元璋的封藩制度，明皇室子孫遍及天下，崇禎上吊，崇禎之子死的死，失蹤的失蹤。

這樣一來，大臣們的選擇就很多了：桂王系、唐王系、福王系，還有南逃的魯王系……

他們的內鬥問題異常嚴重，除去支系之間的競爭，小朝廷內部也有鬥爭。

弘光帝甫及帝位，弘光政權內部就發生了三大案：“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

不用清軍來打，他們就自行削弱了。

這樣的政權，穩定下來都很困難，更不提像南宋那樣組織北伐，他們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形勢不一樣。在宋朝，首先，在軍事上，遼金的騎兵雖然強悍，但還無法對宋朝的軍隊構成絕對的優勢，在江南水網密佈丘陵縱橫地區，無法發揮出騎兵的絕對優勢，在攻城武器上還沒有實現大的突破；二是後勤方面無法跟上和保障，所以雖然在軍事上金國騎兵可以深入中原和江南，但是無法對佔領地區實施有效統治，所以及時短暫佔領之後才能撤回；三是金國內部也存在主戰派和主和派之爭。四是華夷之辨深入人心，金國始終無法有效在佔領區獲得支援。

明朝末年，世界已經進入騎兵時代，蒙古橫掃南宋，一個是乾糧技術的發明，讓軍隊可以長途遠征，二是攻城武器技術的提升，讓城池不再成為障礙。後金繼承了蒙古騎兵的優勢，並擁有了火炮等攻城武器，在軍事上獲得了很大優勢。長江不再成為南下的障礙。在政治上，經過蒙古滅宋，華夏已經經歷了一次蠻夷統治，華夷之辨遭到削弱。南明內部，江南資本家 東林黨已經拋棄了朱家，投靠滿清，成為買辦帶路黨。在國際上，滿清得到了西方殖民主義者、沙俄、日本的支援。

最簡單的說，宋朝群眾基礎還在，人心未倒，明朝到了崇禎末期民不聊生人心思變。滿清製造的慘案比日本鬼子多多了，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四川只剩幾十萬人，不剃髮就殺頭，老百姓都沒有大規模造反，可見當時老百姓已經恨透了明朝政府。

跟曹公學文化 明朝為什麼沒有實現與清南北分江而治

共持精進心，賈勇尋幽壑。起視桃李煙，春光未雲薄。長松相與青，同志有餘樂。下馬理清言，不復問寥落。

這是永明王時期東閣大學士文安之寫一首緬懷國事一首詩，因為宜昌有一個專門研究文安之學會，我曾去聽了幾次講座，始終認為在李自成打進北京後明朝基本就亡國了，後來文人與朱姓幾個人最多算漢人一種反抗，新建立一些地方政權，從來沒有統一過，都是代表幾股勢力罷了。

一直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北宋被遼佔領後，趙構能在逃跑途中迅速在南方建立政權，而且能迅速被廣泛接受，雖然各地梟雄崛起，但是都能被宋高宗一樣收入，幾乎在很短時間內聚集了強大軍事力量，實現與金分江而治。

在看明末，當外族壓鏡時，李自成這些農民起義軍在民族存亡關鍵時刻，進攻北京城。那個還有點做為和志崇禎皇帝帶領眾子孫自殺後，大明江山頃刻瓦解。按道理，明朝在南北有兩個權力中心：北京和南京，理應比南宋更有條件，按照現在企業套路，北京淪陷，南京重新開業，立足南方，應該迅速控制好局面，但是卻沒有，南方雖然迅速出現幾個朱姓朝廷，但是都是各種為陣，互相扯皮，不久就被清南下所滅，實在有些傷我族面子（當然後來清融入我華夏，還好成為民族內部糾紛）。

筆者一直不得其解，因為花了一些時間翻閱明史，整理一下，總結這樣一些原因：

首先最最重要原因是朱元璋取消丞相制，改變國家管理制度。其實，因為明開國皇都平民出生，害怕自己內部管理者叛亂，直接把權力收回到皇權，實行皇帝直接管理國家先例。這種管理好處時，五個學士相牽制，最後抉擇權在於皇帝，後來皇帝依然不放心，居然利用宦官實現特務監督制，在明末形成兩大勢力：東林黨與閹黨。這種體質下完全是一種家族企業管理方式，與傳統那種皇帝（董事長）+宰相（CEO），這種現在企業制度優越性在於結構穩定性，整個帝國都有一個權利穩定結構，與那種家長式家族企業，當家長離世，整個企業就會倒塌。同樣，明朝就是這樣，當崇禎自殺，這種權利中心沒有了。不會像南宋那樣，立刻又形成一個穩定行政管理體系（從這個角度秦檜還是有值得尊重原因）。

其次、沒有一個能夠掌控全域性的宗族來繼承皇權。南宋在被略走兩個皇帝，還真正不如趙構。雖然趙構和秦檜在陷害民族英雄岳飛等人上留下不光彩，但是從成立南宋那天起，他就只想立足南方，利用長江這條天然屏障，給南方人類帶來和平和祥和，應該說南宋一百多年，確實也做到了。並且在軍閥割據條件下，趙構能夠抓住時機把軍權統一到中央，建立長江防禦三大戰區，用來抗衡北方外族，從後來與遼金和元戰鬥中，充分說明高宗的正確性。以及後來在管理南宋後，能夠重視民生問題，經濟上發展海洋經濟，並緩解北宋時期大地主與耕種者矛盾，減少稅負，藏富於民，都可以看見宋高宗的智慧。反觀後來南明，當崇禎自殺後，朱姓人之間沒有信任，宗室之間內訌。崇禎和幾個兒子被李自成一鍋端了以後，各地藩王都蠢蠢欲動過把皇帝癮。除了最早的福王政權外，同時存在魯王、唐王、桂王好幾個政權，還為了爭所謂正統在大敵當前時同室操戈，讓吃瓜群眾更加涼心。

第三、明末社會矛盾激化已經讓朝廷失去民心。明朝末年，各自社會矛盾激化，.土地兼併嚴重，農民流離失所。同時天災不斷，農民生活更加痛苦。而當時朝廷又沒有任何有效措施讓老百姓渡過饑荒。不僅沒有，反而政府還加派“三餉”，更加激化階級矛盾。同時，在明末貪官汙吏太多，政治黑暗。因此在明末時，已經四處都是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軍，並且明末王國也並不是外族所滅，而是被李自成進入北京造成的。因為，這跟南宋完全不同，因為北宋亡國是由於外族入侵，老百姓對宋還是充滿感情，那個時候所有軍閥都只有一個目的，把外族趕出北宋疆域，接回二帝，光復宋朝。因此當宋高宗的南宋一旦成立，各路豪傑紛紛響應，因為需要一個統一的華夏民族政府來整合，精忠報國是每一個華夏兒女一種情節。而南明呢，本來就是各自為政，明滅不是因為外侵，只有清入關讓李自成有了可乘之機，當時在明朝，各路豪傑主要目的就是推翻腐朽明朝，因此失去民心的朝廷自然得不到大家的齊心。

第四、沒有一個強大的統一軍隊去抗衡外族入侵，甚至還互相殘殺。在南宋，對人沒有北方民族騎兵那樣彪悍軍事力量，但是北宋依然能夠抗衡金軍，當南宋建立後，各路抗金力量迅速團結在趙構身邊，逐漸形成以長江作為天險的三大戰區，很快讓金兵控制在長江以北，甚至南宋軍隊能夠跨過長江，敢能直插金後方，足可以說明南宋具有強大軍事力量。而明末呢，由於失去民心，各地反抗蔚然成風，不得不軍事將領藩鎮化。為鎮壓農民起義，崇禎不斷加大軍事將領的權力，一品的總兵從明初洪熙二年(1425)的4名增加到20多名，逐步出現了兵為將有、尾大不掉、聽調不聽宣的軍閥化傾向。福王政權建立後，很難駕御各地擁兵自重的總兵，最突出的是坐鎮武昌擁兵二十多萬的左良玉，甚至敢與福王政權兵戈相向。這些軍閥，各自心懷鬼胎，無法形成統一指揮中心，用時吳三桂投敵給明朝將領豎起了反面榜樣，為清軍各個擊破創立條件。

第五、南方勢力眾多無法形成一個統一國家。因為明末，農民起義已經在當時有燎原之勢，農民起義軍和地方軍閥，已經當時的東林黨人，都沒有一種大局觀，都在為自己的利益出發，因此失去建立統一政府的基礎。特別是當時東林黨人，沒有一個一個主心骨，缺乏一個統一的綱領和策略來讓當時各股勢力接受，東林黨因在萬曆年間阻止了老福王朱常洵當皇帝，在開始反對福王朱由崧登基，然而在握有兵權的馬士英、劉良佐、黃得功、高傑、劉澤清等人面前不得不屈服。終弘光政權一朝，東林黨與擁立的實權派之間紛爭不斷，不能團結對外。福王政權覆滅之後，江南富庶之地為滿清所佔，南明後來幾個政權均被壓縮到偏遠之地，自保尚且不足，更遑論劃江而治了。

總之，明朝滅亡是歷史必然，一個失去人民支援，到處都是造反勢力，又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人文管理體系，在國家危難之時，不是投降就是各自心懷鬼胎，更重要的又沒有一個像趙構那樣有能力的人，因為明從李自成進入北京後就已經消失，所謂南明都是一些烏合之眾，根本無法承擔起民族責任，只能算曆史一個笑話而已！

2018年元月3日於宜昌夷陵吾同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