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中是清朝權傾一時的高官重臣。1737年，23歲的于敏中參加會試，考中狀元。當年他就入直翰林，授修撰，深受乾隆帝賞識。此後，他便一路高升，平步青雲，駛入了仕途的快車道： 1744年，主持山西鄉試。1745年，督山東、浙江學政。1754年，任兵部侍郎。 1757年，署刑部左侍郎。1758年，任戶部侍郎。1760年，為軍機大臣，直接參與機密大事。1765年，任戶部尚書。1768年，加太子太保。1771年，為協辦大學士兼戶部尚書。1773年，又晉升為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首席軍機大臣。此時，于敏中的官位已經達到了頂點，成為乾隆帝須臾不可離開的心腹，朝野盡知的第一權臣。 1780年，于敏中因病逝世，乾隆帝下詔優恤，入祀賢良祠。 那麼，于敏中為什麼又被撤出了賢良祠呢？ 因為他貪汙受賄的事情露了底兒。

1780年，于敏中的孫子於德裕到官府控告堂叔於時和侵吞其祖父資產。乾隆帝命大學士阿桂、英廉查辦。查辦結果令人震驚，素有清正廉潔之名的于敏中，家產竟值白銀二百多萬兩。乾隆帝十分惱怒，認為于敏中的鉅額財產“非得之以正者”。不久，蘇松糧道章攀桂私下為于敏中營造花園的事情又被發覺。但是乾隆帝念及于敏中生前的功勞，便未再予以追究。

1781年，浙江巡撫王亶望、陝甘總督勒爾謹及甘肅眾多官員在捐監折收之中捏災冒賑的貪汙大案敗露。經過調查核實，發現冒賑貪汙銀款達 2811350餘兩。涉嫌此案的貪官被處死56人，流放46人。此案處理之後，乾隆便覺察到，造成這起空前大案的元兇不是王亶望，而是已經死了的于敏中。 1786年，乾隆頒發諭旨，斥責于敏中藉著皇帝恩眷，招權納賄，並指出“于敏中擁有厚貲，亦必系王亶望等賄求賂謝”。因此，將於敏中撤出賢良祠，以示儆戒。

于敏中是乾隆朝的名臣，曾任文華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與和珅一直是冤家對頭。于敏中於1780年逝世，乾隆帝念其生前操勞國事，殫精竭慮，特詔他入祀賢良祠。然而，六年之後，乾隆帝又下詔令其撤出賢良祠，又是何故呢？

于敏中出身於官宦世家，少年聰穎，文采斐然，書法灑逸。中進士入職翰林，深為乾隆欣賞。之後仕途順達，平步青雲。先後任地方學政等官至首席軍機大臣，深為乾隆倚重。

1781年，浙江巡撫王亶望等地方大員貪汙案案發，此案查證長達一年，數額巨大，牽連甚廣。經查證，生前以廉潔著稱的于敏中涉嫌其中。此時，乾隆亦未對於敏中追責。後乾隆為震懾官員，下旨稱于敏中枉負皇恩，家資甚巨且來源不明。於是將於敏中移出賢良祠，以示懲戒。

于敏中，乾隆朝一甲第一名進士出身，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狀元，當時他年僅24歲，出身於官宦家庭，父輩、祖父輩都是進士，因此于敏中的原生家庭給予了他良好的文化氛圍。根正苗紅的于敏中，在乾隆朝的第一份差事便是翰林院編修，這份差事他幹了7年，在這期間，他還兼任天子近臣“日講起居注官”，負責記錄天子的一言一行，這是關係到皇帝安危的職位，由此可見乾隆對於于敏中還是很信任的。

于敏中畫像

如果說翰林院和“日講起居注官”的工作讓乾隆看到了于敏中的才能，那麼之後擔任《四庫全書》編撰正Quattroporte並在隨乾隆出行的同時完成相關的工作，就是表現了他的謹慎、穩重的作風。在中國曆代官方編撰歷史中，清朝的工程量可以算是首屈一指了。尤其是《四庫全書》，可能在大眾的認知中，對於《四庫全書》最熟悉的人莫過於紀曉嵐，其實于敏中在這部著作中也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並且相比較其他編撰者，他是以軍機大臣的身份參與其中的。

軍機處作為清朝獨有的中樞機構，皇帝的諭旨、政令都有軍機大臣擬寫，所以可想而知能夠進入軍機處的大臣一定是深得皇帝信任並且能力出眾，而於敏中卻能夠在擔任軍機大臣、隨乾隆出行出巡的的同時還擔任《四庫全書》正Quattroporte，能者多勞用在他的身上一點都不為過。

一方面，《四庫全書》的工程量浩大，從徵集圖書、整理、彙總、刪減、謄抄等程式，可以看出需要大量的人手，根據《四庫全書總目》中關於《辦理四庫全書在事諸臣職名》可以得出，其中的官員超過400人，于敏中要在處理政事的同事進行相應的管理，在摘抄過程中的人員的變動等都需要他過問；另一方面，因為于敏中是狀元出身，所以他的文字編輯能力相對來說要高深一些，在修撰《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書籍真偽的考證、選錄等都要經過於敏中的稽核。

部分《四庫全書》線裝本

除此之外，于敏中還編輯整理乾隆皇帝的詩作，乾隆稱呼自己為十全老人，一生詩作上萬首，這些作品是如何被人得知，很大程度上要源於于敏中的記錄和整理，所以集軍機大臣、《四庫全書》Quattroporte和詩作整理的身份於一身，于敏中完成了仕途的巨大轉折，一時成為乾隆身邊的重要人物。1778年，因為于敏中在大小金川戰役中的功勞，乾隆特別賜予他黃馬褂，並圖其像於紫光閣中。1780年1月，在於敏中去世之後，乾隆皇帝對此深感惋惜，追諡為文襄，入祀賢良祠。

如今，賢良祠已經成為重點保護的文物

本來到此于敏中的一生可以說是蓋棺定論了，但是就在於敏中去世之後5個月，于敏中的孫子控告其堂叔於時和侵吞于敏中家產，結果這一追查，發現一向以廉潔正直自居的于敏中家產竟然多達200多萬兩，此時于敏中的形象可以說是開始打折了。1781年，在查辦甘肅捐監折收（指明、清兩代出資報捐而取得監生資格的人）案件同時，又牽扯出了于敏中也牽涉其中，涉嫌貪汙腐敗，並且因為當時的這個政策是于敏中向乾隆推薦的，而如今又查出來貪汙，所以乾隆為此大怒，由於敏中一下子聯想到權臣嚴嵩，深感將於敏中列入賢良祠是不合適的。

因此，1795年，于敏中又被撤出了賢良祠。乾隆對於敏中的評價，從剛開始的“大學士于敏中自辦理軍務以來，承旨書諭，夙夜殫心，且能鉅細無遺，較眾尤為勞頓。”到最後的“于敏中簡仼綸扉，不自檢束，既向宦寺交接，復與外省官吏夤緣舞弊。即此二節，實屬辜恩，非大臣所應有。若仍令濫邀世職，何以示懲?其孫於德裕現官直隸知府，已屬格外恩施，所襲輕車都尉世職即撤革，以為大臣營私玷職者戒”，可以看出于敏中贏在了起跑線，輸在了終點線，良好的出身給他的仕途增加了很好的砝碼，讓他在每一步的升遷中都能夠獲得先機，但是也正是這樣順利並且紅火的一生給他招來了同朝為官者的嫉妒，從他死後被翻出來的貪汙腐敗案件，可以看出即使順利如於敏中，也難逃伴君如伴虎、為官先做人的定論。

參考文獻：

烏蘭其木格：《清乾隆朝漢族名臣-于敏中述評》，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

張旋：《早歲登朝仕途順，雨餘書屋紫騰香-試論清乾隆朝名臣于敏中》，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增刊

趙爾巽：《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