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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伍治堅

    1944年,盟軍在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節節勝利,眼看日本和德國快要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後來日本和德國在1945年宣佈無條件投降)。因此盟軍各國開始考慮重建戰後的國際秩序。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就是戰後的國際金融秩序。

    為什麼國際金融秩序很重要呢?舉個簡單的例子,國家和國家之間進行國際貿易,用什麼貨幣結算?如果發生收支逆差怎麼辦?在二戰中,像英國這樣的國家欠下了鉅額債務,接下來怎麼解決這些債務?這只是各國政府需要解決的一大堆問題中的幾個而已。

    在這裡,需要向大家稍微介紹一下那個年代的歷史背景。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被大部分國家接受成為國際貨幣秩序之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採用的是“金本位制”。各個國家將自己的貨幣和黃金以一個固定的兌換率鎖定,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國際貿易。在如此以黃金為中心的貨幣系統中,各國貨幣之間的匯率基本是固定不變的。

    如上圖所示,從1800年到1914年(一戰爆發)間的100多年裡,英鎊對美元的匯率基本一直在1:4.86左右。當中有一個小的波動,即1861~1865年的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在那段時間裡,英鎊對美元匯率漲到1:10左右。但是在南北戰爭結束後,英鎊對美元的匯率又恢復到1:4.86。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戰爭的爆發,國際貿易秩序被顛覆,國際貿易量急速下降,世界各國政府(包括英國)紛紛暫時中止“金本位”。

    4年後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很自然的,大戰結束以後的各個國家,又逐漸回到“金本位”,慢慢開始恢復國際貿易。

    但是第一次大戰帶來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那就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大不列顛英帝國,由於在戰爭中花費太多,欠下了鉅額債務,在國內產生了高速通脹,已經無力再維持英鎊和黃金的固定兌換比例了。

    1925年,當時英國政府的財政大臣丘吉爾決定迴歸“金本位”,將英鎊和美元的匯率再度固定在1:4.86左右的價位。但是由於英鎊被極度高估,該金本位制度風雨飄搖。

    1926年,英國的煤礦業發生大蕭條,失業率急升,礦工舉行大罷工。1929年,美國發生了經濟大蕭條。在這一連串事件的打擊下,英國經濟陷入衰退。1931年,英國政府宣佈放棄“金本位”,允許英鎊貶值。

    接著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國政府又開始忙著動員打仗。國際貿易再度迅速萎縮,沒有什麼人有閒情逸致去關心國際貿易和金融秩序。

    1944年的佈雷頓森林會議,有兩點歷史背景值得一提:首先,美國是老大。美國是兩次大戰中唯一本土沒有受到過攻擊的國家。同時,美國在二戰臨近結束時的軍事實力和經濟生產能力遠遠超過當時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由於打仗,大部分政府都負債累累,唯獨美國是最大的債主。美國當時擁有世界上約3/4的黃金儲備。因此從佈雷頓森林會議中討論出來的任何國際貨幣體系,都會以美國為中心。

    其次,各國都看到了英國在1925~1931年間不成功的“金本位”經驗,因此希望吃一塹長一智,建立一個比金本位制度更好的國際貨幣體系。

    在這樣的背景下,佈雷頓森林會議確立了一套新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佈雷頓森林體系。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和黃金可以自由兌換,兌換價固定為每盎司黃金35美元。同時,世界其他各國在進行國際貿易時,都以美元計價和交換。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就相當於黃金。世界各國政府在積累了外匯盈餘(美元)後,可以拿著手中的美元向美國政府交換黃金。這也是“美金”一詞的由來。

    毫不誇張的說,佈雷頓森林體系,正式確立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從此以後,美元取代英鎊,成為國際通用貨幣,也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外匯儲備中的主要貨幣。

    佈雷頓森林會議,可謂是英國的“傷心地”。當時的英國談判代表凱恩斯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國際清算同盟計劃,也被稱為“凱恩斯計劃”。他提出,國際清算同盟發行一種全新的統一國際貨幣,名叫班克(Banca)。貨幣的分配份額按照二戰前三年的進出口貿易平均值計算。這個計劃實際上主張恢復多邊清算,取消雙邊結算。暴露出英國企圖同美國分享國際金融領導權的意圖。

    事實上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之前,美國政府差不多已經寫完了佈雷頓森林體系草案的95%(也就是“懷特計劃”)。所以到最後,英國代表是否參加會議,來了以後的談判過程,基本上都是過場戲。凱恩斯理想中的國際清算同盟計劃,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

    有趣的是,在佈雷頓森林會議召開前夕,當時華爾街有一批紐約銀行家,曾經向英國政府提出了一份方案,以英國政府拒絕簽訂佈雷頓森林協議為條件,向英國政府提供至少30億美元的貸款。華爾街銀行家反對佈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原因在於,以“懷特計劃”為核心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其主要顛覆的“物件”有兩個:英帝國主義,以及華爾街銀行。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後,國際間的貨幣和信用體系,主要由美國政府(財政部),以及美國政府控制的國際機構(IMF)說了算。

    但是凱恩斯否決了華爾街銀行家們的提議。這背後有不少複雜的原因。其中有一條比較有趣的原因是,凱恩斯覺得自己可以搖動“三寸不爛之舌”,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說服懷特和美國政府,將自己的計劃,或者自己計劃的一部分融入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如果可以達成這個目標,凱恩斯將被計入史冊,成為新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奠基人”。很可惜的,凱恩斯失算了。

    回到佈雷頓森林會議。事實上美國政府想要瓦解英帝國主義,用美元取代英鎊成為世界貨幣,領導國際金融秩序的想法,是早已有之。

    1941年,美國國會透過第1776號案(《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授權美國總統“售賣、轉移、交換、租賃、借出、或交付任何防衛物資,予美國總統認為與美國國防有至關重要之國家政府”。基於《租借法案》,美國政府開始向英國,前蘇聯,法國,中國等二戰盟國提供大量的戰備物資援助,其中向英國提供了大約價值314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4000多億美元)的物資援助。

    《租借法案》極大的削弱了英國的國力,直接導致了英國的破產。早在二戰爆發前,美國政府就對英國在全球建立的殖民體系有諸多不滿。因此如果有機會把英國苦心建立的殖民帝國徹底瓦解,一直是對美國政府相當具有吸引力的戰略目標。毫不誇張的說,在美國總統羅斯福向國會呈遞《租借法案》時,將英殖民帝國瓦解,並建立一套新的國際安全和貿易秩序,就已經在計劃之中了。

    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之前,美國的談判代表懷特,和他的上司,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確立了透過會議建立的國際秩序的四大目標:

    1)和平肢解英殖民帝國;

    2)蘇聯會成為美國的和平盟友;

    3)德國會被”去工業化“,重回農耕時代;

    4)基於國際間的短期貸款,建立一套新型的多邊貿易系統。

    如今回頭來看,上述四大目標中,好像只有第一個目標得到了實現。

    事實上,佈雷頓森林會議的美國談判代表懷特,確實成功的讓英國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出了極大讓步:

    1)英國廢除英屬殖民地特別優待政策;

    2)英鎊對美元匯率貶值;

    3)國際貨幣體系以美元作為新的核心。

    作為交換,美國政府向英國政府提供了價值37.5億美元,年息2%的長期貸款(Anglo-American loan),來幫助延緩英國償還《租借法案》時欠下的債務。英國政府一直到2006年才將該貸款還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租借法案》開啟了大英帝國破產的序幕,而佈雷頓森林會議,則徹底宣佈了英殖民帝國的崩潰。

    當然,從英國政府的角度來說,在二戰時被德國步步緊逼的環境下,他們可能也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如果不透過《租借法案》尋求美國的支援,那麼英國很可能會很快向德國投降。兩權相害取其輕,其中的苦澀滋味,大概只有英華人自己能夠體會。

    佈雷頓森林會議的另一個伴生產物,是兩大國際金融機構: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當時的設想是,世界銀行的主要職能是幫助眾多國家進行戰後重建,向他們提供長期貸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職能是維繫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匯率制度。

    一個可能讓人感到有點奇怪的地方,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剛建立的時候,美國擁有絕對最大的投票權重,但是該組織的Quattroporte,卻總是由一個歐洲人擔任。

    如上圖所示,在IMF建立初期,美國的投票權重高達35%,遠高於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後來該比例逐年下降。截至2017年8月,美國的投票權重為17.46%。作為IMF中說一不二的老大,美國為什麼要把該組織領導的位置拱手讓給歐洲人?

    上面這個問題,涉及到當時美國的一樁政治醜聞。本來,杜魯門總統的設想是讓美國政府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中的談判代表,哈里·德克斯特·懷特擔任IMF的Quattroporte一職。但是時任FBI局長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向杜魯門總統上交了一份非常長的機密報告,並在報告中指出,哈里·懷特是蘇聯間諜。

    哈里·懷特到底是不是蘇聯間諜,一直到今天都存在爭議,成為一樁“懸案”。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杜魯門總統不可能讓懷特擔任IMFQuattroporte,而只是將他作為IMF的美國代表將其“隔離”起來。

    問題在於,懷特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中起了關鍵作用,甚至被一些人視為“美國英雄”。如果懷特在IMF擔任二把手,還真找不出另一個美華人去做他的上司。因此為了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美國政府提出一個看似寬仁的“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方案:世界銀行的Quattroporte由美華人擔任,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Quattroporte一職則由歐洲人擔任。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今天的中國,和當年的美國有不少相似之處。二戰結束後的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主,而老牌資本主義強國英國,則被鉅額的戰爭債務壓的喘不過氣來。在今天,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主,而美國則成了最大的債務國。

    同時,中國國力的不斷上升,讓越來越多的華人對未來充滿期望,也越來越有信心去挑戰世界霸主美國的地位,就好像當年美國挑戰英國一樣。

    從另一方面來說,今天的中美關係,和當年的英美關係也有很大不同。中國雖然是美國最大的債主,但持有的都是以美元計的債券。作為談判籌碼,該債務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幫助中國來制約美國,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同時,經過兩次大戰,那時的英國基本已經被掏空,其首都倫敦被炸得面目全非,基本只剩下一副空架子。而今天的美國,還不至於如此落魄。

    所以,如何智慧的處理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如何以史為鑑,從美國和英國的談判博弈中學到經驗教訓,是我們很多有識之士都應該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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