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講下明史？
政治上它完成了空前的中央集權制。
經濟上資本主義萌芽在江漸一代有了突破式的發展，無論人口規模還是經濟體能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
在軍事上也達到空前的水平，版圖除清朝外最大的。
在文化上四大明著，明朝就有三部影響面甚廣。
任何一個政權的興盛與滅亡都有其共性與個性。
明朝也下例外！
明朝是繼借漢朝農民起義衣缽而轉變為地主階級政權最成功的一個。所不同的是明朝在空前的漢族與少數民族矛盾深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在元末農民戰爭中，蒙古貴族，，色目大商人，上層僧侶和一部分漢族大地主受到極其沉重打擊，“往年大姓家，存有無八九”，洪武元年蒙古最高統治集團也被徐達趕出了北京。
一個政權垮臺後，其土地財產需要重新分配，這就為流民創造了空前的就業機會，生產關係也隨之改變，這就極大地煥發了新主人的積極性，元末戰爭之後，全國各地特別是北方，出現了大量無主荒田，有的是元朝統治者的“官田”有的是蒙古貴族的“莊田”，有的是僧侶的“寺田”有的是色目人的“畏吾兒田”，以土地上排擠出來的農民紛紛回鄉復業，自耕農數量大幅增加。
奴隸身份也隨之轉變，由奴隸轉為自耕農，如明法規定“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之禮行之”又規定地主如果自己不耕種，佃戶耕種，地主必須“出米一石，資其費用”在刑法上約束地主“地主打死佃戶，杖一百七十，徵燒埋銀五十兩”工匠，除國家徵用，其它時間自己“自由趁作”恢復了工人自由身份。
在政治指導上，由於朱元璋也是農民出身，他認識到，“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他說：“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弦急則斷，民急則亂”“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
在措施上，承認已被農民耕種的土地歸自己所有，三年內不徵稅，無地農民則從官田中拔給人均十五畝，另給菜地二畝，只要有能力耕種不在這個限制之內。多勞多得！開墾荒地，永遠不收稅，如果還有能力耕種者永不徵稅，這個辦法施行了七十年，吸收化外之遺民，劃地屯種，如洪武四年（1371年）從內蒙古，山西北部一代的“沙漠遺民”三萬二千餘戶遷往北平屯種等等……還有諸多便民措施。在軍墾方面更是得當難怪朱元璋自誇“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糧”
發展經濟作物以規模化經營方式，把棉桑農民組織起來，給予優惠政策。興修水利，疏通河道灌溉良田，皆由政府組織承擔。如永樂九年（1403年）在宋禮指揮下開始了對南水大運河修濬，動用人工達三十萬人。又在各地設定“預備倉”各府州縣分設南北東西四倉，儲備以備荒年，“多者萬石，少者五千石”遇有水旱貨給貧民。如宣德七年蘇州各縣共積糧達二十九萬石，商業稅更是三十稅一，凡婚喪嫁娶所用之物一律免稅。去掉了全國稅課司局，達三百五十四所，改由政府直接管理，限制官營礦業，由人民自由開採，由於這些措施得力，經濟恢復達到空前水平，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墾田達857623頃，比元來增4倍。史載“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中原則大河南北，在興屯矣”。糧食儲備也大幅增加，如洪武26年稅糧收入達3278萬石比元代增加了2倍，史載各地倉儲可支當地俸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地方可支四十年。四川長壽縣可預支百年。《明史，賦役志》“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經濟作物礦業工商業也大獲豐收……隨著經濟的發展，階級矛盾有所緩和，但根本矛盾並沒有從根上解決，例如，皇帝，勳戚，一般地主繼續佔有大量土地，洪武三十年，佔有7頃以上的地主是14241戶之多。新貴六國公，二十八候38194家，這些大戶“例不納糧，糧無贈耗”又有免役特權，這樣就把苛稅轉嫁到貧苦農民頭上，一般年景尚不能自給，荒年只有流亡了。
隨著政權的鞏固，加強中央集權也就勢在必行了。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分相權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又在兵部和五軍都督府下分掌兵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典刑獄，相互牽制，一切兵刑大權總歸於皇帝。下設十三布正司，各省的兵，民，錢，谷分別由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揮使管理，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都指揮使掌兵，又設監察御使，監察地方。
設立官學，進行科舉，培養官僚。
文官制兵，相互牽制，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臨時指派，權力上繳。
建立《大明律》統治人民。
用削藩策繼續加強中央集權，其原因是明成祖朱棣發動的靖難之役，以藩王推翻了明建文帝政權，朱棣上臺後也認識到諸候王的權力太大，各諸候王只有俸祿沒有權力。
設立內閣，增設司禮監宦官系統，使宦官與內閣權勢抗衡。
又增設“錦衣衛”直接對皇帝負責。
遷都北京，威攝北部！
明成祖五次出兵，征討殘元勢力。
明朝中期，由於宦官的出現，成為一種惡勢力，這些宦官夲是皇帝身邊的人，直接對皇帝負責，勤政的皇帝對其還有控到，怠政的皇帝則任由這些宦官代替他執政，這樣宦官勢力就屬於代天行狩了，一切政令皆由他們向皇帝回報，再由他們發號施令，他們自成體系，挾制內閣，運用廠衛為其黨羽，初時“三楊”楊榮，楊溥，楊士奇還控制一部分權力，到三楊之後宦官一家獨大，從此控制了朝綱！甚至有“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之說。
據明史記載宦官王振家產有金銀60餘庫，劉瑾有黃金24萬錠零78兩，銀500萬錠零158萬3600兩，都是文武官僚所賄。這樣文武官員紛紛投靠宦官，政治腐敗，管理混亂，民不聊生的局面可想而知。
明英宗時宦官的權力竟然可以操縱英宗，當北方的也先南侵之時，宦官王振縱湧英宗帶領五十萬大軍與也先對峙，1449年在大同被也先打敗，全軍覆沒，王振的殺，英宗被擄，也先軍已快到北京城下，形勢萬分危急，兵部侍郎于謙受太后委託，請英宗弟郕王監國，釆取緊急措施，收兵甲，備儲糧，清奸黨，反南遷，率領北京軍民抗敵，幾天時間收兵二十幾萬，同年十月，瓦刺也先直趨北京城下，于謙率兵出城迎敵，戰鬥五日北京軍民，聲震數里，城外軍軍如良鄉，清風店軍民也襲擊也先，各地勤王軍隊也聞風趕來，也先怕內外夾擊，撤回大同，沿地軍民不斷襲擊，終於打贏了北京保衛戰。由於明朝軍民的反抗，也先被迫與明朝講和，放回英宗，不久英宗勾結宦官曹吉祥及其黨羽發動了奪門之變，趁景泰帝病危，英宗他的爪牙奪取了東華門，1457年英宗重新登上皇位，于謙被害，宦官又重掌大權！
明朝中期，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極其尖銳，小說《醉醒石》很能說明問題，各地富民出身的佔十分之七，農民不過十之三。這些豪紳橫行鄉里，霸佔田產，漁肉鄉民，楊士奇的兒子楊稷在鄉貪暴生事達數十起，大學士焦芳在鄉修建住宅役使數郡農民。農民打七鬥糧向政府要繳六鬥，當時民謠：一畝田無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的人來好白頭。土地兼併相當嚴重，皇親國戚，勳舊，宦官所設莊田數量之多超過了任何時代。如弘治時京幾皇莊才五座，佔地12800頃，正德即位一月之間增添七座，後增至36座，佔地37500頃。每處宦官軍校達三四十人“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釆捕魚蝦之利，靡不刮取，而鄰近土地則軋轉移築封堆，包打地界，見畝徵銀”。王公，勳戚，宦官更瘋狂，以順天府為例，弘治二年（1489年）各項田莊是332座，佔地三萬三千頃，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達二十九萬九百餘頃。更為嚴重的是所請土地到手之後，連莊園周圍土地一併吞沒。如吉王請田三千八百頃，其侵佔“比原額，已過數倍”勳戚王源乞地二十七頃，吞噬民產達一千二百二十頃。由於地主階級吞噬土地產生大量失地農民成為佃戶，甚至荒唐到“每畝所得不過數鬥，而地租卻至一石二三鬥”的荒唐事情。
其餘軍官侵佔墾田，永不繳稅的土地也開徵“金花銀”官田也“打一石糧向官府繳八斗”“官田民賣”被地主把持變成地主私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雜泛差役隨意加設。老百姓“供稅不足，則鬻賣兒女”農民結隊流亡，成為流民。天順成化年間流民數量達一百多萬，各地“逃亡過半”“十者只存其一”所拋荒的土地“少者千百餘畝，多者一二萬頃”流亡的農民扶老攜幼，露宿荒野，釆野菜，吃樹皮，妻啼子號輾轉千百里，歷盡千辛萬苦。官逼民反，逼的農民起來起義！先後發生了葉宗留，鄧茂七，劉通，劉六劉七等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政局不穩，迫使地主階級對農民讓步，但朝廷內部形成的兩大集團即宦官和閣僚爭鬥不已，皇帝為平衡權力以閣僚制約宦官，而閣僚內部又結黨營私，如嚴嵩專權達二十一年，他陷害夏言，“子為侍郎，孫為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姻親盡朱紫”“乾兒義子三十餘輩”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著名改革家張居正（1525一1582年）湖廣江陵人（今湖北沙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累官至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隆慶六年六月（1572年）提升內閣首輔，在他主政的10年間政局煥然一新，出現了中興局面，主要是省議論，振綱記，重詔命，核名實，固邦夲，飭武備，核心是整頓吏治，富國強兵。
在整頓吏治上倡導：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強公室，杜私門，立限考事，以事責人。裁革冗官，懲治腐吏，發現人才，委以重任，信賞必罰。
在整頓武備上，任人專任，放手讓他們去幹，不擅加干涉。
在經濟上，清丈土地，推行一條鞭法，即各稅役合一，按畝徵收，一律繳納稅銀，派水利專家治黃，治淮，開通邊市，互通有無。
透過這一系列改革，明朝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氣像！政通人和，煥然一新，拿土地來說，他上任之處全國土地在冊的是400萬頃，清理出700萬頃。及大地改善了國家財政收入，用於軍事和公益就好的多了！史載明朝政府藏粟達1300萬石，國庫積銀達700萬兩之多。他死後被封為上柱國，賜諡文忠。但張居正的措施及大地損害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不久被人汙陷，全家被抄，直到39年後才被平反。這時的明朝又回到宦官手中，一切更加加倍地剝削壓迫農民，政治更加黑暗，一發不可收拾，比中期的吞併盤剝更加嚴重，內閣和宦官的矛盾更加尖銳，宦官集團完全掌控了政權，對閣僚進行殘酷鎮壓，東林黨人事件很能說明問題。東林黨人楊漣上疏奄官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被魏忠賢殺害，誅連結網，一大批東林黨人被害，直到明亡，兩大系統都糾纏不清！
明末土地兼併更加嚴重，皇親國戚，勳舊，士族，豪強，劣紳“橫行州府，嬉戲之間恆殺人，其平居奪人田宅，掠人婦女，小民不敢有一言，有司聞之亦不敢問”在這樣的情況下，失地農民成為流民，被逼無奈起來造反，李自成提出“貴賤均田”“平賣平買”五年內不徵稅，這就獲得了農民的支援，當時有傳言“接闖王，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可見獲得農民極大的支援，明王朝在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以崇禎吊死在煤山而結束。
參看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等書！
誰能講下明史？
政治上它完成了空前的中央集權制。
經濟上資本主義萌芽在江漸一代有了突破式的發展，無論人口規模還是經濟體能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
在軍事上也達到空前的水平，版圖除清朝外最大的。
在文化上四大明著，明朝就有三部影響面甚廣。
任何一個政權的興盛與滅亡都有其共性與個性。
明朝也下例外！
明朝是繼借漢朝農民起義衣缽而轉變為地主階級政權最成功的一個。所不同的是明朝在空前的漢族與少數民族矛盾深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在元末農民戰爭中，蒙古貴族，，色目大商人，上層僧侶和一部分漢族大地主受到極其沉重打擊，“往年大姓家，存有無八九”，洪武元年蒙古最高統治集團也被徐達趕出了北京。
一個政權垮臺後，其土地財產需要重新分配，這就為流民創造了空前的就業機會，生產關係也隨之改變，這就極大地煥發了新主人的積極性，元末戰爭之後，全國各地特別是北方，出現了大量無主荒田，有的是元朝統治者的“官田”有的是蒙古貴族的“莊田”，有的是僧侶的“寺田”有的是色目人的“畏吾兒田”，以土地上排擠出來的農民紛紛回鄉復業，自耕農數量大幅增加。
奴隸身份也隨之轉變，由奴隸轉為自耕農，如明法規定“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則以親屬之禮行之”又規定地主如果自己不耕種，佃戶耕種，地主必須“出米一石，資其費用”在刑法上約束地主“地主打死佃戶，杖一百七十，徵燒埋銀五十兩”工匠，除國家徵用，其它時間自己“自由趁作”恢復了工人自由身份。
在政治指導上，由於朱元璋也是農民出身，他認識到，“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他說：“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弦急則斷，民急則亂”“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
在措施上，承認已被農民耕種的土地歸自己所有，三年內不徵稅，無地農民則從官田中拔給人均十五畝，另給菜地二畝，只要有能力耕種不在這個限制之內。多勞多得！開墾荒地，永遠不收稅，如果還有能力耕種者永不徵稅，這個辦法施行了七十年，吸收化外之遺民，劃地屯種，如洪武四年（1371年）從內蒙古，山西北部一代的“沙漠遺民”三萬二千餘戶遷往北平屯種等等……還有諸多便民措施。在軍墾方面更是得當難怪朱元璋自誇“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糧”
發展經濟作物以規模化經營方式，把棉桑農民組織起來，給予優惠政策。興修水利，疏通河道灌溉良田，皆由政府組織承擔。如永樂九年（1403年）在宋禮指揮下開始了對南水大運河修濬，動用人工達三十萬人。又在各地設定“預備倉”各府州縣分設南北東西四倉，儲備以備荒年，“多者萬石，少者五千石”遇有水旱貨給貧民。如宣德七年蘇州各縣共積糧達二十九萬石，商業稅更是三十稅一，凡婚喪嫁娶所用之物一律免稅。去掉了全國稅課司局，達三百五十四所，改由政府直接管理，限制官營礦業，由人民自由開採，由於這些措施得力，經濟恢復達到空前水平，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墾田達857623頃，比元來增4倍。史載“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中原則大河南北，在興屯矣”。糧食儲備也大幅增加，如洪武26年稅糧收入達3278萬石比元代增加了2倍，史載各地倉儲可支當地俸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地方可支四十年。四川長壽縣可預支百年。《明史，賦役志》“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經濟作物礦業工商業也大獲豐收……隨著經濟的發展，階級矛盾有所緩和，但根本矛盾並沒有從根上解決，例如，皇帝，勳戚，一般地主繼續佔有大量土地，洪武三十年，佔有7頃以上的地主是14241戶之多。新貴六國公，二十八候38194家，這些大戶“例不納糧，糧無贈耗”又有免役特權，這樣就把苛稅轉嫁到貧苦農民頭上，一般年景尚不能自給，荒年只有流亡了。
隨著政權的鞏固，加強中央集權也就勢在必行了。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分相權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又在兵部和五軍都督府下分掌兵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典刑獄，相互牽制，一切兵刑大權總歸於皇帝。下設十三布正司，各省的兵，民，錢，谷分別由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揮使管理，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都指揮使掌兵，又設監察御使，監察地方。
設立官學，進行科舉，培養官僚。
文官制兵，相互牽制，兵無常帥，帥無常兵，臨時指派，權力上繳。
建立《大明律》統治人民。
用削藩策繼續加強中央集權，其原因是明成祖朱棣發動的靖難之役，以藩王推翻了明建文帝政權，朱棣上臺後也認識到諸候王的權力太大，各諸候王只有俸祿沒有權力。
設立內閣，增設司禮監宦官系統，使宦官與內閣權勢抗衡。
又增設“錦衣衛”直接對皇帝負責。
遷都北京，威攝北部！
明成祖五次出兵，征討殘元勢力。
明朝中期，由於宦官的出現，成為一種惡勢力，這些宦官夲是皇帝身邊的人，直接對皇帝負責，勤政的皇帝對其還有控到，怠政的皇帝則任由這些宦官代替他執政，這樣宦官勢力就屬於代天行狩了，一切政令皆由他們向皇帝回報，再由他們發號施令，他們自成體系，挾制內閣，運用廠衛為其黨羽，初時“三楊”楊榮，楊溥，楊士奇還控制一部分權力，到三楊之後宦官一家獨大，從此控制了朝綱！甚至有“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之說。
據明史記載宦官王振家產有金銀60餘庫，劉瑾有黃金24萬錠零78兩，銀500萬錠零158萬3600兩，都是文武官僚所賄。這樣文武官員紛紛投靠宦官，政治腐敗，管理混亂，民不聊生的局面可想而知。
明英宗時宦官的權力竟然可以操縱英宗，當北方的也先南侵之時，宦官王振縱湧英宗帶領五十萬大軍與也先對峙，1449年在大同被也先打敗，全軍覆沒，王振的殺，英宗被擄，也先軍已快到北京城下，形勢萬分危急，兵部侍郎于謙受太后委託，請英宗弟郕王監國，釆取緊急措施，收兵甲，備儲糧，清奸黨，反南遷，率領北京軍民抗敵，幾天時間收兵二十幾萬，同年十月，瓦刺也先直趨北京城下，于謙率兵出城迎敵，戰鬥五日北京軍民，聲震數里，城外軍軍如良鄉，清風店軍民也襲擊也先，各地勤王軍隊也聞風趕來，也先怕內外夾擊，撤回大同，沿地軍民不斷襲擊，終於打贏了北京保衛戰。由於明朝軍民的反抗，也先被迫與明朝講和，放回英宗，不久英宗勾結宦官曹吉祥及其黨羽發動了奪門之變，趁景泰帝病危，英宗他的爪牙奪取了東華門，1457年英宗重新登上皇位，于謙被害，宦官又重掌大權！
明朝中期，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極其尖銳，小說《醉醒石》很能說明問題，各地富民出身的佔十分之七，農民不過十之三。這些豪紳橫行鄉里，霸佔田產，漁肉鄉民，楊士奇的兒子楊稷在鄉貪暴生事達數十起，大學士焦芳在鄉修建住宅役使數郡農民。農民打七鬥糧向政府要繳六鬥，當時民謠：一畝田無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的人來好白頭。土地兼併相當嚴重，皇親國戚，勳舊，宦官所設莊田數量之多超過了任何時代。如弘治時京幾皇莊才五座，佔地12800頃，正德即位一月之間增添七座，後增至36座，佔地37500頃。每處宦官軍校達三四十人“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釆捕魚蝦之利，靡不刮取，而鄰近土地則軋轉移築封堆，包打地界，見畝徵銀”。王公，勳戚，宦官更瘋狂，以順天府為例，弘治二年（1489年）各項田莊是332座，佔地三萬三千頃，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達二十九萬九百餘頃。更為嚴重的是所請土地到手之後，連莊園周圍土地一併吞沒。如吉王請田三千八百頃，其侵佔“比原額，已過數倍”勳戚王源乞地二十七頃，吞噬民產達一千二百二十頃。由於地主階級吞噬土地產生大量失地農民成為佃戶，甚至荒唐到“每畝所得不過數鬥，而地租卻至一石二三鬥”的荒唐事情。
其餘軍官侵佔墾田，永不繳稅的土地也開徵“金花銀”官田也“打一石糧向官府繳八斗”“官田民賣”被地主把持變成地主私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雜泛差役隨意加設。老百姓“供稅不足，則鬻賣兒女”農民結隊流亡，成為流民。天順成化年間流民數量達一百多萬，各地“逃亡過半”“十者只存其一”所拋荒的土地“少者千百餘畝，多者一二萬頃”流亡的農民扶老攜幼，露宿荒野，釆野菜，吃樹皮，妻啼子號輾轉千百里，歷盡千辛萬苦。官逼民反，逼的農民起來起義！先後發生了葉宗留，鄧茂七，劉通，劉六劉七等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政局不穩，迫使地主階級對農民讓步，但朝廷內部形成的兩大集團即宦官和閣僚爭鬥不已，皇帝為平衡權力以閣僚制約宦官，而閣僚內部又結黨營私，如嚴嵩專權達二十一年，他陷害夏言，“子為侍郎，孫為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姻親盡朱紫”“乾兒義子三十餘輩”值得一提的是，明朝著名改革家張居正（1525一1582年）湖廣江陵人（今湖北沙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累官至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隆慶六年六月（1572年）提升內閣首輔，在他主政的10年間政局煥然一新，出現了中興局面，主要是省議論，振綱記，重詔命，核名實，固邦夲，飭武備，核心是整頓吏治，富國強兵。
在整頓吏治上倡導：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強公室，杜私門，立限考事，以事責人。裁革冗官，懲治腐吏，發現人才，委以重任，信賞必罰。
在整頓武備上，任人專任，放手讓他們去幹，不擅加干涉。
在經濟上，清丈土地，推行一條鞭法，即各稅役合一，按畝徵收，一律繳納稅銀，派水利專家治黃，治淮，開通邊市，互通有無。
透過這一系列改革，明朝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氣像！政通人和，煥然一新，拿土地來說，他上任之處全國土地在冊的是400萬頃，清理出700萬頃。及大地改善了國家財政收入，用於軍事和公益就好的多了！史載明朝政府藏粟達1300萬石，國庫積銀達700萬兩之多。他死後被封為上柱國，賜諡文忠。但張居正的措施及大地損害了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不久被人汙陷，全家被抄，直到39年後才被平反。這時的明朝又回到宦官手中，一切更加加倍地剝削壓迫農民，政治更加黑暗，一發不可收拾，比中期的吞併盤剝更加嚴重，內閣和宦官的矛盾更加尖銳，宦官集團完全掌控了政權，對閣僚進行殘酷鎮壓，東林黨人事件很能說明問題。東林黨人楊漣上疏奄官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被魏忠賢殺害，誅連結網，一大批東林黨人被害，直到明亡，兩大系統都糾纏不清！
明末土地兼併更加嚴重，皇親國戚，勳舊，士族，豪強，劣紳“橫行州府，嬉戲之間恆殺人，其平居奪人田宅，掠人婦女，小民不敢有一言，有司聞之亦不敢問”在這樣的情況下，失地農民成為流民，被逼無奈起來造反，李自成提出“貴賤均田”“平賣平買”五年內不徵稅，這就獲得了農民的支援，當時有傳言“接闖王，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可見獲得農民極大的支援，明王朝在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以崇禎吊死在煤山而結束。
參看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