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等所著《賽金花本事》：對清末民初曾經風光無限的狀元夫人、名妓賽金花是這樣描述的——“就說我吧，除去時頭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著五套頭——當時最時興的樣式——頸上掛金鍊，戴著琺琅銀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著顏色深淺替換。我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墜子就值幾千兩。“
上海《時報》：“婦女現流行一種淫妖之時下衣服，實為不成體統，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褲則吊高一尺有餘，乃至暑天，內則穿一粉紅洋紗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紗之紗衫，幾至肌肉盡露。此等妖服，始行於妓女，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責，乃上海之各大家閨秀，均效學妓女之時下流行惡習。妖服冶容誨淫，女教淪亡，至斯已極。”
張愛玲對服裝的描述：“黃的寬袍大袖，嘈切的雲朵盤頭；黑色綢底上裝嵌著桃紅的邊，青灰長裙，淡黃玳瑁眼鏡；如意鑲邊的寶藍配著蘋果綠色的繡花襖褲”；“有一種橄欖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蓄的風雷。還有一種絲質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著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漂著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劃銀鉤，像中世紀禮拜堂裡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著沉重的鐵質沿邊”。
推薦《更衣記》：
《更衣記》是傳奇作家張愛玲女士的一篇美文。作者用她從容淡然的筆墨在短短的千字文中將辛亥革命前後的百年服飾演變娓娓道來，字裡行間巧妙地講述著她對服飾的獨特見解。 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衣服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裡曬衣裳，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罷。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牆——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宮室裡發掘出的甬道。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將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
從前的人吃力地過了一輩子，所作所為，漸漸蒙上了灰塵；子孫晾衣裳的時候又把灰塵給抖了下來，在黃色的太陽裡飛舞著。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塊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
我們不大能夠想象過去的世界，這麼迂緩，安靜，齊整——在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有什麼時裝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著同樣的衣服而不覺得厭煩。開國的時候，因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裝還保留著顯著的明代遺風。從十七世紀中葉直到十九世紀末，流行著極度寬大的衫褲，有一種四平八穩的沉著氣象。領圈很低，有等於無。穿在外面的“大襖”，在並非正式的場合，寬了衣，便露出“中襖”。
“中襖”裡面有緊窄合身的“小襖”，上床也不脫去，多半是嬌媚的，桃紅或水紅。三件襖子之上又加著“雲肩背心”，黑緞寬鑲，盤著大雲頭。
削肩，細腰，平胸，薄而小的標準美女在這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過是一個衣架子罷了。華人不贊成太觸目的女人。歷史上記載的聳人聽聞的美德——譬如說，一隻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將它砍掉——雖然博得普通的讚歎，知識階級對之總隱隱地覺得有點遺憾，因為一個女人不該吸引過度的注意；任是鐵錚錚的名字，掛在千萬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氣裡生了鏽。
女人要想出眾一點，連這樣堂而皇之的途徑都有人反對，何況奇裝異服，自然那更是傷風敗俗了。
出門時褲子上罩的裙子，其規律化更為徹底。通常都是黑色，逢著喜度年節，太太穿紅的，姨太太穿粉紅。寡婦系黑裙，可是丈夫過世多年之後，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細褶是女人的儀態最嚴格的試驗。家教好的姑娘，蓮步姍姍，百褶裙雖不至於紋絲不動，也只限於最輕微的搖顫。不慣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來便予人以驚風駭浪的印象。更為苛刻的是新娘的紅裙，裙腰垂下一條條半寸來寬的飄帶，帶端繫著鈴。行動時只許有一點隱約的叮噹，像遠山上寶塔上的風鈴。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較瀟灑自由的寬褶裙入時了，這一類的裙子方才完全廢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為暴發戶。皮衣有一定的季節，分門別類，至為詳盡。十月裡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層皮是可以的，至於穿什麼皮，那卻要顧到季節而不能顧到天氣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種羊，紫羔，珠羔；然後穿“中毛”，如銀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階級的人以前比現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銀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們的“昭君套”為陰森的冬月添上點色彩。根據歷代的圖畫，昭君出塞所戴的風兜是愛斯基摩式的，簡單大方，好萊塢明星仿製者頗多。中國十九世紀的“昭君套”卻是顛狂冶豔的，——一頂瓜皮帽，帽簷圍上一圈皮，帽頂綴著極大的紅絨球，腦後垂著兩根粉紅緞帶，帶端綴著一對金印，動輒相擊作聲。
對於細節的過份的注意。為這一時期的服裝的要點。現代西方的時裝，不必要的點綴品未嘗不花樣多端，但是都有個目的——把眼睛的藍色發揚光大起來，補助不發達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滅臀部過度的曲線……古中國衣衫上的點綴品卻是完全無意義的。若說它是純粹裝飾性質的罷，為什麼連鞋底上也滿布著繁縟的圖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臉的機會，別說鞋底了，高底的邊緣也充塞著密密的花紋。
襖子有“三鑲三滾”，“五鑲五滾”，“七鑲七滾”之別，鑲滾之外，下襬與大襟上還閃爍著水鑽盤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釘著名喚“闌干”的絲質花邊，寬約七寸，挖空鏤出福壽字樣。
這樣聚集了無數小小的有趣之點。這樣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正是中國有閒階級一貫的態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閒的國家裡最閒的人，方才能夠領略到這些細節的妙處。製造一百種相仿而不犯重的圖案，固然需要藝術與時間；欣賞它，也同樣地煩難。
古中國的時裝設計家似乎不知道，一個女人到底不是大觀園。太多的堆砌使興趣不能集中。我們的時裝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點綴品的逐漸減去。
當然事情不是這麼簡單。還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蝕。第一個嚴重的變化發生在光緒三十二三年。鐵路已經不那麼稀罕了，火車開始在華人的生活裡佔一重要位置。諸大商港的時新款式迅速地傳入內地。衣褲漸漸縮小，“闌干”與闊滾條過了時，單剩下一條極窄的。扁的是“韭菜邊”，圓的是“燈草邊”，又稱“線香滾”。在政治動亂與社會不靖的時期——譬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時髦的衣服永遠是緊匝在身上，輕捷利落，容許劇烈的活動。在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因為衣褲過於緊小，肘彎膝蓋，筋骨接榫處非得開縫不可。中國衣服在革命醞釀期間差一點就脹裂開來了。“小皇帝”登基的時候，襖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國女人的緊身背心的功用實在奇妙——衣服再緊些，衣服底下的肉體也還不是寫實派的作風，看上去不大像個女人而像一縷詩魂。長襖的直線延至膝蓋為止，下面虛飄飄垂下兩條窄窄的褲管，似腳非腳的金蓮抱歉地輕輕踏在地上。鉛筆一般瘦的褲腳妙在給人一種伶仃無告的感覺。在中國詩裡，“可憐”是“可愛”的代名詞。男人向有保護異性的嗜好，而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時代，顛連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動了這種傾向。寬袍大袖的，端凝的婦女現在發現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個薄命人反倒於她們有利。
那又是一個各趨極端的時代。政治與家庭制度的缺點突然被揭穿。年青的知識階級仇視著傳統的一切，甚至於中國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為驚恐的緣故而增強了壓力。神經質的論爭無日不進行著，在家庭裡，在報紙上，在娛樂場所。連塗脂抹粉的文明戲演員，姨太太們的理想戀人，也在戲臺上向他們的未婚妻借題發揮討論時事，聲淚俱下。
一向心平氣和的古國從來沒有如此騷動過。在那歇斯底里的氣氛裡，“元寶領”這東西產生了——高得與鼻尖平行的硬領，像緬甸的一層層疊至尺來高的金屬頂圈一般，逼迫女人們伸長了脖子。這嚇人的衣領與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稱。頭重腳輕，無均衡的性質正象徵了那個時代。
民國初建立，有一時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氣象。
大家都認真相信盧騷的理想化的人權主義。學生們熱誠擁護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戀愛。甚至於純粹的精神戀愛也有人實驗過，但似乎不會成功。
時裝上也顯出空前的天真，輕快，愉悅。“喇叭管袖子”飄飄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襖腰部極為緊小。上層階級的女人出門系裙，在家裡只穿一條齊膝的短褲，絲襪也只到膝為止，褲與襪的交界處偶然也大膽地暴露了膝蓋，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從襖底垂下挑撥性的長而寬的淡色絲質褲帶，帶端飄著排穗。
民國初年的時裝，大部份的靈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領減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時候也有。領口挖成圓形，方形，雞心形，金剛鑽形。白色絲質圍巾四季都能用。白絲襪腳跟上的黑繡花，像蟲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際花與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鏡以為美的。舶來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見一斑。
軍閥來來去去，馬蹄後飛沙走石，跟著他們自己的官員，政府，法律，跌跌絆絆趕上去的時裝，也同樣地千變萬化。短襖的下襬忽而圓，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寶一般，沒有年紀的，隨時可以變賣，然而在民國的當鋪裡不復受歡迎了，因為過了時就一文不值。
時裝的日新月異並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於其他活動範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裡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長袍。發源於滿洲的旗裝自從旗人入關之後一直是與中土的服裝並行著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婦女嫌她們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較嫵媚的襖褲，然而皇帝下詔，嚴厲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後，全國婦女突然一致採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於滿清，提倡復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一截穿衣與兩截穿衣是很細微的區別，似乎沒有什麼不公平之處，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們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於男女平權之說，可是四周的實際情形與理想相差太遠了，羞憤之下，她們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將女人的根性斬盡殺絕。
因此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
政治上，對內對外陸續發生的不幸事件使民眾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總有支援不了的一天。時裝開始緊縮。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長及肘，衣領又高了起來。往年的元寶領的優點在它的適宜的角度，斜斜地切過兩腮，不是瓜子臉也變了瓜子臉，這一次的高領卻是圓筒式的，緊抵著下頷，肌肉尚未鬆弛的姑娘們也生了雙下巴。這種衣領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徵了十年前那種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氣——直挺挺的衣領遠遠隔開了女神似的頭與下面的豐柔肉身。這兒有諷刺、有絕望後的狂笑。
劉半農等所著《賽金花本事》：對清末民初曾經風光無限的狀元夫人、名妓賽金花是這樣描述的——“就說我吧，除去時頭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著五套頭——當時最時興的樣式——頸上掛金鍊，戴著琺琅銀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著顏色深淺替換。我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墜子就值幾千兩。“
上海《時報》：“婦女現流行一種淫妖之時下衣服，實為不成體統，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褲則吊高一尺有餘，乃至暑天，內則穿一粉紅洋紗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紗之紗衫，幾至肌肉盡露。此等妖服，始行於妓女，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責，乃上海之各大家閨秀，均效學妓女之時下流行惡習。妖服冶容誨淫，女教淪亡，至斯已極。”
張愛玲對服裝的描述：“黃的寬袍大袖，嘈切的雲朵盤頭；黑色綢底上裝嵌著桃紅的邊，青灰長裙，淡黃玳瑁眼鏡；如意鑲邊的寶藍配著蘋果綠色的繡花襖褲”；“有一種橄欖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蓄的風雷。還有一種絲質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著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漂著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劃銀鉤，像中世紀禮拜堂裡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著沉重的鐵質沿邊”。
推薦《更衣記》：
《更衣記》是傳奇作家張愛玲女士的一篇美文。作者用她從容淡然的筆墨在短短的千字文中將辛亥革命前後的百年服飾演變娓娓道來，字裡行間巧妙地講述著她對服飾的獨特見解。 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衣服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裡曬衣裳，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罷。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牆——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宮室裡發掘出的甬道。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將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
從前的人吃力地過了一輩子，所作所為，漸漸蒙上了灰塵；子孫晾衣裳的時候又把灰塵給抖了下來，在黃色的太陽裡飛舞著。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塊樂，甜而悵惘，像忘卻了的憂愁。
我們不大能夠想象過去的世界，這麼迂緩，安靜，齊整——在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有什麼時裝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著同樣的衣服而不覺得厭煩。開國的時候，因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裝還保留著顯著的明代遺風。從十七世紀中葉直到十九世紀末，流行著極度寬大的衫褲，有一種四平八穩的沉著氣象。領圈很低，有等於無。穿在外面的“大襖”，在並非正式的場合，寬了衣，便露出“中襖”。
“中襖”裡面有緊窄合身的“小襖”，上床也不脫去，多半是嬌媚的，桃紅或水紅。三件襖子之上又加著“雲肩背心”，黑緞寬鑲，盤著大雲頭。
削肩，細腰，平胸，薄而小的標準美女在這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過是一個衣架子罷了。華人不贊成太觸目的女人。歷史上記載的聳人聽聞的美德——譬如說，一隻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將它砍掉——雖然博得普通的讚歎，知識階級對之總隱隱地覺得有點遺憾，因為一個女人不該吸引過度的注意；任是鐵錚錚的名字，掛在千萬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氣裡生了鏽。
女人要想出眾一點，連這樣堂而皇之的途徑都有人反對，何況奇裝異服，自然那更是傷風敗俗了。
出門時褲子上罩的裙子，其規律化更為徹底。通常都是黑色，逢著喜度年節，太太穿紅的，姨太太穿粉紅。寡婦系黑裙，可是丈夫過世多年之後，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細褶是女人的儀態最嚴格的試驗。家教好的姑娘，蓮步姍姍，百褶裙雖不至於紋絲不動，也只限於最輕微的搖顫。不慣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來便予人以驚風駭浪的印象。更為苛刻的是新娘的紅裙，裙腰垂下一條條半寸來寬的飄帶，帶端繫著鈴。行動時只許有一點隱約的叮噹，像遠山上寶塔上的風鈴。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較瀟灑自由的寬褶裙入時了，這一類的裙子方才完全廢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為暴發戶。皮衣有一定的季節，分門別類，至為詳盡。十月裡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層皮是可以的，至於穿什麼皮，那卻要顧到季節而不能顧到天氣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種羊，紫羔，珠羔；然後穿“中毛”，如銀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階級的人以前比現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銀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們的“昭君套”為陰森的冬月添上點色彩。根據歷代的圖畫，昭君出塞所戴的風兜是愛斯基摩式的，簡單大方，好萊塢明星仿製者頗多。中國十九世紀的“昭君套”卻是顛狂冶豔的，——一頂瓜皮帽，帽簷圍上一圈皮，帽頂綴著極大的紅絨球，腦後垂著兩根粉紅緞帶，帶端綴著一對金印，動輒相擊作聲。
對於細節的過份的注意。為這一時期的服裝的要點。現代西方的時裝，不必要的點綴品未嘗不花樣多端，但是都有個目的——把眼睛的藍色發揚光大起來，補助不發達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滅臀部過度的曲線……古中國衣衫上的點綴品卻是完全無意義的。若說它是純粹裝飾性質的罷，為什麼連鞋底上也滿布著繁縟的圖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臉的機會，別說鞋底了，高底的邊緣也充塞著密密的花紋。
襖子有“三鑲三滾”，“五鑲五滾”，“七鑲七滾”之別，鑲滾之外，下襬與大襟上還閃爍著水鑽盤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釘著名喚“闌干”的絲質花邊，寬約七寸，挖空鏤出福壽字樣。
這樣聚集了無數小小的有趣之點。這樣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正是中國有閒階級一貫的態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閒的國家裡最閒的人，方才能夠領略到這些細節的妙處。製造一百種相仿而不犯重的圖案，固然需要藝術與時間；欣賞它，也同樣地煩難。
古中國的時裝設計家似乎不知道，一個女人到底不是大觀園。太多的堆砌使興趣不能集中。我們的時裝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點綴品的逐漸減去。
當然事情不是這麼簡單。還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蝕。第一個嚴重的變化發生在光緒三十二三年。鐵路已經不那麼稀罕了，火車開始在華人的生活裡佔一重要位置。諸大商港的時新款式迅速地傳入內地。衣褲漸漸縮小，“闌干”與闊滾條過了時，單剩下一條極窄的。扁的是“韭菜邊”，圓的是“燈草邊”，又稱“線香滾”。在政治動亂與社會不靖的時期——譬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時髦的衣服永遠是緊匝在身上，輕捷利落，容許劇烈的活動。在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因為衣褲過於緊小，肘彎膝蓋，筋骨接榫處非得開縫不可。中國衣服在革命醞釀期間差一點就脹裂開來了。“小皇帝”登基的時候，襖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國女人的緊身背心的功用實在奇妙——衣服再緊些，衣服底下的肉體也還不是寫實派的作風，看上去不大像個女人而像一縷詩魂。長襖的直線延至膝蓋為止，下面虛飄飄垂下兩條窄窄的褲管，似腳非腳的金蓮抱歉地輕輕踏在地上。鉛筆一般瘦的褲腳妙在給人一種伶仃無告的感覺。在中國詩裡，“可憐”是“可愛”的代名詞。男人向有保護異性的嗜好，而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時代，顛連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動了這種傾向。寬袍大袖的，端凝的婦女現在發現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個薄命人反倒於她們有利。
那又是一個各趨極端的時代。政治與家庭制度的缺點突然被揭穿。年青的知識階級仇視著傳統的一切，甚至於中國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為驚恐的緣故而增強了壓力。神經質的論爭無日不進行著，在家庭裡，在報紙上，在娛樂場所。連塗脂抹粉的文明戲演員，姨太太們的理想戀人，也在戲臺上向他們的未婚妻借題發揮討論時事，聲淚俱下。
一向心平氣和的古國從來沒有如此騷動過。在那歇斯底里的氣氛裡，“元寶領”這東西產生了——高得與鼻尖平行的硬領，像緬甸的一層層疊至尺來高的金屬頂圈一般，逼迫女人們伸長了脖子。這嚇人的衣領與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稱。頭重腳輕，無均衡的性質正象徵了那個時代。
民國初建立，有一時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氣象。
大家都認真相信盧騷的理想化的人權主義。學生們熱誠擁護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戀愛。甚至於純粹的精神戀愛也有人實驗過，但似乎不會成功。
時裝上也顯出空前的天真，輕快，愉悅。“喇叭管袖子”飄飄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襖腰部極為緊小。上層階級的女人出門系裙，在家裡只穿一條齊膝的短褲，絲襪也只到膝為止，褲與襪的交界處偶然也大膽地暴露了膝蓋，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從襖底垂下挑撥性的長而寬的淡色絲質褲帶，帶端飄著排穗。
民國初年的時裝，大部份的靈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領減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時候也有。領口挖成圓形，方形，雞心形，金剛鑽形。白色絲質圍巾四季都能用。白絲襪腳跟上的黑繡花，像蟲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際花與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鏡以為美的。舶來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見一斑。
軍閥來來去去，馬蹄後飛沙走石，跟著他們自己的官員，政府，法律，跌跌絆絆趕上去的時裝，也同樣地千變萬化。短襖的下襬忽而圓，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寶一般，沒有年紀的，隨時可以變賣，然而在民國的當鋪裡不復受歡迎了，因為過了時就一文不值。
時裝的日新月異並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於其他活動範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裡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長袍。發源於滿洲的旗裝自從旗人入關之後一直是與中土的服裝並行著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婦女嫌她們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較嫵媚的襖褲，然而皇帝下詔，嚴厲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後，全國婦女突然一致採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於滿清，提倡復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國，自古以來女人的代名詞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一截穿衣與兩截穿衣是很細微的區別，似乎沒有什麼不公平之處，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們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於男女平權之說，可是四周的實際情形與理想相差太遠了，羞憤之下，她們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將女人的根性斬盡殺絕。
因此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
政治上，對內對外陸續發生的不幸事件使民眾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總有支援不了的一天。時裝開始緊縮。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長及肘，衣領又高了起來。往年的元寶領的優點在它的適宜的角度，斜斜地切過兩腮，不是瓜子臉也變了瓜子臉，這一次的高領卻是圓筒式的，緊抵著下頷，肌肉尚未鬆弛的姑娘們也生了雙下巴。這種衣領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徵了十年前那種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氣——直挺挺的衣領遠遠隔開了女神似的頭與下面的豐柔肉身。這兒有諷刺、有絕望後的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