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被貶之後心情 明人曹臣所編《舌華錄》載，蘇軾一日飯後散步，拍著肚皮，問左右侍婢：“你們說說看，此中所裝何物？”一婢女應聲道：“都是文章。”蘇軾不以為然。另一婢女答道：“滿腹智慧。”蘇軾也以為不夠恰當。愛妾朝雲回答說：“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捧腹大笑。 治平元年（1064），仁宗逝而英宗繼位。治平時期甚短，也是蘇家之多事之秋。蘇軾十九歲時所娶之妻王弗與老父蘇洵在此期間內相繼亡故。王弗是蘇故鄉一帶之青神人，嫁給蘇軾時年僅十五歲，小於他的丈夫三歲。死時年僅二十六歲，給他留下六歲的兒子蘇邁。夫妻情感甚篤。十年之後，蘇軾在知密州任上寫有著名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江城子》詞來懷念她。蘇軾為父守制後，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閏之。第二位太太以後生了蘇迨、蘇過兄弟，後者以後也是一位詩人，但其成就遠不及其父。 當蘇軾兄弟重返京師時，已是神宗熙寧二年（1069），整個國家都捲入了王安石變法的浪潮之中。蘇軾因反對變法，被安石一派“巧抑其資”，任為杭州通判（通判是皇帝派往地方監督地方的副職，公告命令都要由他與正長官共同簽署，因稱通判）。當然，這在藝術上也成全了蘇軾，使他由嘉佑、治平時期的發軔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詩人以西湖風光、江浙山水為中心主題，寫下了大量傳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等，同時，也開始嘗試寫詞，併入手便得大家風範，雖然此時尚未進入他自己那種獨特的豪放風格。 然而，蘇軾並非脫離政治、流連山水的山水詩人，而是一位憂國憂民的政治家。“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礎，這樣，就勢必與王安石以加強皇權、增加中央府庫（以對國民加重賦斂為主要手段）為根本方針的變法發生衝突。這樣，在他歌吟西湖風光的詩句裡，就時時透露出他對社會的深沉思考和對人生的哲理性思辯。這一類的詩，開 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擊時事的詩作，埋下了詩人政治惡運的種子，磨蠍宮星座的寒光很快就要使他遭受苦難。果然，在他轉任密州、徐州之後，元豐二年（1079），蘇軾四十四歲時，在他剛剛調到湖州（今浙江的吳興）任上時，就被新貴們以作詩譏諷新法、訕謗罪逮捕入獄。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臺獄，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是御史監獄的代稱。 蘇軾在獄中，寫有“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的詩句，格調悽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經過130天的勘察後，結案出獄，以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的名義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為官辦民間團防組織之副職。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個虛職在身。 元豐三年正月初一，蘇軾即奔赴貶所，二月至黃州。先寓居定惠院，隨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飯，此時驚魂未定，再加上與和尚同住，所寫之作品，皆淒冷孤高，似不食人間煙火語：“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至五月遷居臨皋亭，住江邊之驛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無著，遂於元豐四年，申請到了離城東不到半英里的一塊約十英畝的荒地，躬耕其中，並自號東坡居士。此即“東坡”之號的由來。次年二月，他在東坡山腳下，蓋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黃州流放，不僅使蘇軾成為了東坡，並且使蘇軾的人生觀念、藝術創作、審美情趣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變化，影響貫穿他的後半生，使他成為了中國文學史、藝術史、思想史上真正意義的蘇東坡。 詩案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軾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確認和評價人生的意義。 蘇軾在黃州住了四年零兩個月，元豐七年三月改貶汝州（在京城所在的河南，說明朝廷對他的態度有所改善）。蘇軾利用遷移的機會，先南下九江，與和尚詩友參寥一起遊覽了廬山，題寫了《題西林壁》那首著名的哲理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頗合佛理禪思。 隨後，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後折回北上，經金陵時，會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敵卻又是詩友的兩位文壇巨匠這次相會甚為歡洽，兩人同是天涯淪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擠出朝，閒居江寧，儘管他仍然受著神宗的眷顧，但兩人的理想抱負同樣以失敗告終。兩人談詩論詞，參禪悟道，至有鐘山卜鄰之約：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次荊公韻四絕》見《蘇軾詩集》P1251） 元豐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僅十歲的小皇帝哲宗繼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兒子的所作所為，聽政後，立即啟用舊黨，反變法派的著名領袖司馬光回朝執政，蘇軾被啟用為登州（今山東蓬萊）太守。蘇軾在這裡僅僅逗留了五天，寫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詩。“海市蜃樓”極難見到，蘇軾自己說是：“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不知是蘇軾有特異功能，還是他的運氣好，抑或只是幻覺、想象，總之：“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永珍，豈有貝闕藏珠宮？”（《登州海市》）。虛虛幻幻，空靈飄渺。 蘇軾於這方面頗為靈異，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詩記載他曾經目睹過類似UFO的奇異經歷，那是在熙寧四年（1071 ）十一月，蘇軾在赴杭途中，夜宿於江蘇鎮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間，在墨黑的夜空，出現耀眼的火光，照得滿山通亮：“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椋。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蘇軾在此四句詩下特意自注：“是夜所見如此”，可知是真見而非幻想。 哲宗元佑元年（1086），蘇軾回朝後，由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再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職務，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書，轉為中央政府的秘書長，最後，享有了翰林學士的榮銜，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榮銜，有些類似現在的院士，並且負責為皇帝起草詔命文告。蘇軾也就從罪人成為重臣，從詩人轉為政治家。 然而，蘇軾“一肚皮的不合時宜”。在政治上，他的民本思想與司馬光所代表的上層官僚的意見相左，他認為應對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並進一步主張將以前變法時從民間重斂來的錢幣還用於民。這些主張，必然與強大的上層官僚階層發生矛盾。 與司馬光等是政治上的矛盾，與二程（程頤、程顥）則是哲學、思想上的矛盾。從本質上來說，是東坡“任天而動”的性格及其追求個性獨立的自由觀，與旨在從倫理、道德、精神上強化封建統治的理學思想發生矛盾，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洛蜀黨爭”（二程為洛陽人，蘇軾為蜀人）。 元佑八年時間裡，在太后的庇護下，蘇軾官運尚好，但心情卻“無日不在煎熬中”（王文誥《蘇詩總案》語）。他進一步體味到個性束縛、人性扭曲的痛苦。此期間他以題畫詩為代表作，如《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等。 元〖八年九日，高太后病死，哲宗親政。這個小皇帝一直在忍耐著，憋著勁要“紹述”先帝的事業。現在，機會到來，蘇軾比之黃州更殘酷、更漫長的厄運降臨了。 紹聖元年（1094），朝廷以蘇軾起草制誥“譏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讀學士（皇帝的教師）等職務官銜，先貶英州（廣東英德），接著，在一個月內連續三次降官，最後貶為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惠州在嶺南，當時屬瘴癘不毛之地，遠非黃州內地可比。蘇軾以六十歲老邁之身，流放嶺南，由於有過黃州的經驗，他的思想也更趨於成熟，他時時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這一切，形成蘇東坡式的頓悟和解脫。在一篇《記遊松風亭》遊記中，他形象地描述了這一禪悟的過程： 餘嘗寓居惠州嘉〗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 忽得解脫。若人悟此，.......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此處之“止息、熟歇”，既是旅途意義上的休息，也暗示人生之休歇，人為什麼一定在達到某種目標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達到山頂的亭宇，處處可以歇腳，悟得此，就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在海中縱遊一般。惠州雖遠，又有什麼不可以養老的呢？遂於惠州白鶴峰買地數畝，起蓋房屋，作久居之地。 隨遇而安，成為東坡晚年貶謫生活的一大特色，他與當地百姓情深意篤━━蘇軾與百姓的關係一直很好，這與他的哲學思想基礎“民本”思想有關。但在惠州之前，他大多是從一個好官的角度，為百姓謀利，這表現在他與王安石派及司馬光派兩派的爭論上，更表現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為當地民眾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黃河決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蘇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奮戰七十餘日，終於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時，則修浚西湖，現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蘇堤，以紀念他的功績。惠州之後，蘇軾由官為民，這就更使他與民混然一體，他也在民眾的生活、特殊的風俗中得到了樂趣。他曾寫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食荔支二首》） 在惠州，蘇軾曾推廣秧馬，建立水力碓磨，將中原的科技介紹到這裡。 東坡的另一首《蝶戀花》詞：“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 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結句將東坡遊松風亭“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的禪思以悽婉的韻律、美妙的形象高度凝鍊地概括出來，遂成千古絕唱。但又誰知，這種曠達豪放之中，又蘊含多少酸人之淚！故東坡晚年之伴侶王朝雲始終不敢歌唱此詞。 王朝雲是蘇軾在杭州任上買下的侍女，當時還只有十二歲，晚年時，特別是在惠州時期，朝雲一直陪伴他。應該視其為東坡的第三位夫人。東坡自紹聖二年（1095）開始禁慾以養生，因為中國古人相信性生活於人傷害很大。。當時朝雲亦只有三十餘歲，但與東坡在精神世界裡，卻頗為相得。此年盛夏，朝雲染於瘟疫去世。蘇軾將她葬在城西豐湖邊的山腳下（此處亦稱西湖）。蘇軾曾寫有《西江月》詞，以梅來憑悼朝雲。 然而，蘇軾卻不能在朝雲的墓前長相廝守。當權者感到蘇軾太快活了。傳說是由於蘇軾的一首灑脫的詩引起的。蘇軾詩云：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縱筆》見《蘇軾詩集》P2203） 當政者章敦（字子厚）當年曾是蘇軾的好友，如今卻是東坡的政敵。他讀到此詩，頗感不悅，說“蘇子瞻尚如此快活耳！”於是有了再貶海南儋州的命令。 這次被貶的以蘇軾為首的元〖黨人，都被貶到了最險惡的偏遠之地。史載是當政者根據每人的名字來決定其貶謫之地。蘇軾字子瞻，因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黃庭堅字魯直，貶宜州。當時，一位測字先生曾經預測：子由所在之雷州，頭上有雨水，情況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還，唯有魯直的宜州，宜字去頭，恐怕性命難保。後來，果然都一一應驗了。 而當時，蘇軾卻“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他將家屬留在惠州，隻身攜帶幼子蘇過過海，全家人痛哭決別。 七月，蘇軾抵達儋州（今海南儋縣）。生活之苦難，更超過黃、惠二州。初到時，暫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時一夜三遷，當地官吏張中景仰東坡，派人稍加修葺，當局得知，將東坡逐出，並追究了張中的責任。東坡在桄榔林中自己動手搭茅屋，自命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
蘇東坡被貶之後心情 明人曹臣所編《舌華錄》載，蘇軾一日飯後散步，拍著肚皮，問左右侍婢：“你們說說看，此中所裝何物？”一婢女應聲道：“都是文章。”蘇軾不以為然。另一婢女答道：“滿腹智慧。”蘇軾也以為不夠恰當。愛妾朝雲回答說：“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蘇軾捧腹大笑。 治平元年（1064），仁宗逝而英宗繼位。治平時期甚短，也是蘇家之多事之秋。蘇軾十九歲時所娶之妻王弗與老父蘇洵在此期間內相繼亡故。王弗是蘇故鄉一帶之青神人，嫁給蘇軾時年僅十五歲，小於他的丈夫三歲。死時年僅二十六歲，給他留下六歲的兒子蘇邁。夫妻情感甚篤。十年之後，蘇軾在知密州任上寫有著名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江城子》詞來懷念她。蘇軾為父守制後，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閏之。第二位太太以後生了蘇迨、蘇過兄弟，後者以後也是一位詩人，但其成就遠不及其父。 當蘇軾兄弟重返京師時，已是神宗熙寧二年（1069），整個國家都捲入了王安石變法的浪潮之中。蘇軾因反對變法，被安石一派“巧抑其資”，任為杭州通判（通判是皇帝派往地方監督地方的副職，公告命令都要由他與正長官共同簽署，因稱通判）。當然，這在藝術上也成全了蘇軾，使他由嘉佑、治平時期的發軔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詩人以西湖風光、江浙山水為中心主題，寫下了大量傳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等，同時，也開始嘗試寫詞，併入手便得大家風範，雖然此時尚未進入他自己那種獨特的豪放風格。 然而，蘇軾並非脫離政治、流連山水的山水詩人，而是一位憂國憂民的政治家。“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礎，這樣，就勢必與王安石以加強皇權、增加中央府庫（以對國民加重賦斂為主要手段）為根本方針的變法發生衝突。這樣，在他歌吟西湖風光的詩句裡，就時時透露出他對社會的深沉思考和對人生的哲理性思辯。這一類的詩，開 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擊時事的詩作，埋下了詩人政治惡運的種子，磨蠍宮星座的寒光很快就要使他遭受苦難。果然，在他轉任密州、徐州之後，元豐二年（1079），蘇軾四十四歲時，在他剛剛調到湖州（今浙江的吳興）任上時，就被新貴們以作詩譏諷新法、訕謗罪逮捕入獄。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臺獄，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是御史監獄的代稱。 蘇軾在獄中，寫有“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的詩句，格調悽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經過130天的勘察後，結案出獄，以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的名義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為官辦民間團防組織之副職。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個虛職在身。 元豐三年正月初一，蘇軾即奔赴貶所，二月至黃州。先寓居定惠院，隨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飯，此時驚魂未定，再加上與和尚同住，所寫之作品，皆淒冷孤高，似不食人間煙火語：“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至五月遷居臨皋亭，住江邊之驛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無著，遂於元豐四年，申請到了離城東不到半英里的一塊約十英畝的荒地，躬耕其中，並自號東坡居士。此即“東坡”之號的由來。次年二月，他在東坡山腳下，蓋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黃州流放，不僅使蘇軾成為了東坡，並且使蘇軾的人生觀念、藝術創作、審美情趣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變化，影響貫穿他的後半生，使他成為了中國文學史、藝術史、思想史上真正意義的蘇東坡。 詩案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軾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確認和評價人生的意義。 蘇軾在黃州住了四年零兩個月，元豐七年三月改貶汝州（在京城所在的河南，說明朝廷對他的態度有所改善）。蘇軾利用遷移的機會，先南下九江，與和尚詩友參寥一起遊覽了廬山，題寫了《題西林壁》那首著名的哲理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頗合佛理禪思。 隨後，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後折回北上，經金陵時，會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敵卻又是詩友的兩位文壇巨匠這次相會甚為歡洽，兩人同是天涯淪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擠出朝，閒居江寧，儘管他仍然受著神宗的眷顧，但兩人的理想抱負同樣以失敗告終。兩人談詩論詞，參禪悟道，至有鐘山卜鄰之約：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次荊公韻四絕》見《蘇軾詩集》P1251） 元豐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僅十歲的小皇帝哲宗繼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兒子的所作所為，聽政後，立即啟用舊黨，反變法派的著名領袖司馬光回朝執政，蘇軾被啟用為登州（今山東蓬萊）太守。蘇軾在這裡僅僅逗留了五天，寫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詩。“海市蜃樓”極難見到，蘇軾自己說是：“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不知是蘇軾有特異功能，還是他的運氣好，抑或只是幻覺、想象，總之：“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永珍，豈有貝闕藏珠宮？”（《登州海市》）。虛虛幻幻，空靈飄渺。 蘇軾於這方面頗為靈異，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詩記載他曾經目睹過類似UFO的奇異經歷，那是在熙寧四年（1071 ）十一月，蘇軾在赴杭途中，夜宿於江蘇鎮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間，在墨黑的夜空，出現耀眼的火光，照得滿山通亮：“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椋。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蘇軾在此四句詩下特意自注：“是夜所見如此”，可知是真見而非幻想。 哲宗元佑元年（1086），蘇軾回朝後，由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再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職務，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書，轉為中央政府的秘書長，最後，享有了翰林學士的榮銜，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榮銜，有些類似現在的院士，並且負責為皇帝起草詔命文告。蘇軾也就從罪人成為重臣，從詩人轉為政治家。 然而，蘇軾“一肚皮的不合時宜”。在政治上，他的民本思想與司馬光所代表的上層官僚的意見相左，他認為應對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並進一步主張將以前變法時從民間重斂來的錢幣還用於民。這些主張，必然與強大的上層官僚階層發生矛盾。 與司馬光等是政治上的矛盾，與二程（程頤、程顥）則是哲學、思想上的矛盾。從本質上來說，是東坡“任天而動”的性格及其追求個性獨立的自由觀，與旨在從倫理、道德、精神上強化封建統治的理學思想發生矛盾，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洛蜀黨爭”（二程為洛陽人，蘇軾為蜀人）。 元佑八年時間裡，在太后的庇護下，蘇軾官運尚好，但心情卻“無日不在煎熬中”（王文誥《蘇詩總案》語）。他進一步體味到個性束縛、人性扭曲的痛苦。此期間他以題畫詩為代表作，如《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等。 元〖八年九日，高太后病死，哲宗親政。這個小皇帝一直在忍耐著，憋著勁要“紹述”先帝的事業。現在，機會到來，蘇軾比之黃州更殘酷、更漫長的厄運降臨了。 紹聖元年（1094），朝廷以蘇軾起草制誥“譏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讀學士（皇帝的教師）等職務官銜，先貶英州（廣東英德），接著，在一個月內連續三次降官，最後貶為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惠州在嶺南，當時屬瘴癘不毛之地，遠非黃州內地可比。蘇軾以六十歲老邁之身，流放嶺南，由於有過黃州的經驗，他的思想也更趨於成熟，他時時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這一切，形成蘇東坡式的頓悟和解脫。在一篇《記遊松風亭》遊記中，他形象地描述了這一禪悟的過程： 餘嘗寓居惠州嘉〗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 忽得解脫。若人悟此，.......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此處之“止息、熟歇”，既是旅途意義上的休息，也暗示人生之休歇，人為什麼一定在達到某種目標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達到山頂的亭宇，處處可以歇腳，悟得此，就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在海中縱遊一般。惠州雖遠，又有什麼不可以養老的呢？遂於惠州白鶴峰買地數畝，起蓋房屋，作久居之地。 隨遇而安，成為東坡晚年貶謫生活的一大特色，他與當地百姓情深意篤━━蘇軾與百姓的關係一直很好，這與他的哲學思想基礎“民本”思想有關。但在惠州之前，他大多是從一個好官的角度，為百姓謀利，這表現在他與王安石派及司馬光派兩派的爭論上，更表現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為當地民眾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黃河決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蘇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奮戰七十餘日，終於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時，則修浚西湖，現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蘇堤，以紀念他的功績。惠州之後，蘇軾由官為民，這就更使他與民混然一體，他也在民眾的生活、特殊的風俗中得到了樂趣。他曾寫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食荔支二首》） 在惠州，蘇軾曾推廣秧馬，建立水力碓磨，將中原的科技介紹到這裡。 東坡的另一首《蝶戀花》詞：“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 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結句將東坡遊松風亭“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的禪思以悽婉的韻律、美妙的形象高度凝鍊地概括出來，遂成千古絕唱。但又誰知，這種曠達豪放之中，又蘊含多少酸人之淚！故東坡晚年之伴侶王朝雲始終不敢歌唱此詞。 王朝雲是蘇軾在杭州任上買下的侍女，當時還只有十二歲，晚年時，特別是在惠州時期，朝雲一直陪伴他。應該視其為東坡的第三位夫人。東坡自紹聖二年（1095）開始禁慾以養生，因為中國古人相信性生活於人傷害很大。。當時朝雲亦只有三十餘歲，但與東坡在精神世界裡，卻頗為相得。此年盛夏，朝雲染於瘟疫去世。蘇軾將她葬在城西豐湖邊的山腳下（此處亦稱西湖）。蘇軾曾寫有《西江月》詞，以梅來憑悼朝雲。 然而，蘇軾卻不能在朝雲的墓前長相廝守。當權者感到蘇軾太快活了。傳說是由於蘇軾的一首灑脫的詩引起的。蘇軾詩云：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縱筆》見《蘇軾詩集》P2203） 當政者章敦（字子厚）當年曾是蘇軾的好友，如今卻是東坡的政敵。他讀到此詩，頗感不悅，說“蘇子瞻尚如此快活耳！”於是有了再貶海南儋州的命令。 這次被貶的以蘇軾為首的元〖黨人，都被貶到了最險惡的偏遠之地。史載是當政者根據每人的名字來決定其貶謫之地。蘇軾字子瞻，因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黃庭堅字魯直，貶宜州。當時，一位測字先生曾經預測：子由所在之雷州，頭上有雨水，情況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還，唯有魯直的宜州，宜字去頭，恐怕性命難保。後來，果然都一一應驗了。 而當時，蘇軾卻“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他將家屬留在惠州，隻身攜帶幼子蘇過過海，全家人痛哭決別。 七月，蘇軾抵達儋州（今海南儋縣）。生活之苦難，更超過黃、惠二州。初到時，暫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時一夜三遷，當地官吏張中景仰東坡，派人稍加修葺，當局得知，將東坡逐出，並追究了張中的責任。東坡在桄榔林中自己動手搭茅屋，自命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