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愛患者，因為我們醫生也都會成為患者》這篇文章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一位患者的真實故事

有一位老人，患了尿毒症。接受血透，一透就是五年。終於在某一天，等來了做腎移植的機會。

那是冬季的一個早晨，他的兒子早早趕到病房。雖然外面寒風瑟瑟，雪花飛舞，病房內也沒有空調，但是父子倆的心裡還是暖暖的。

因為家境並不富裕，血透一次的費用大概在伍佰元，而當時他兒子的工資只有兩百多元。也就是說：他兒子兩個月的工資只夠一次的血透。

按照醫生的推薦，每週三次血透的效果會比較好。

老人為了省錢，堅持減少一次血透。每週只有兩次的血透，使得老人每次再血透的前一天晚上，就開始全身浮腫，整夜呻吟歎氣。

一度，老人還時不時地透露出厭世的情緒。每次數小時的血透，他看著自己的血液在管子裡不斷地迴圈，如此漫長。他甚至覺得，他拖累了家庭。

這次移植的訊息，無疑給他和家庭打了興奮劑。因此，一早他就早早地披著大衣起床。

病房的一位護士拿來一件手術病號服，扔到病床上。說：“馬上要去手術室了，你到走廊的廁所裡自己換上衣服。”

老人拿了衣服。

過了許久，老人哆哆嗦嗦地從廁所出來，打了好幾個噴嚏。在廁所外面等的兒子，趕緊給他披上大衣。

老人說：“廁所裡很冷很冷，窗戶上的一塊玻璃也破了。為什麼醫院也不修一修啊！”

剛說著，醫院的護工來接他，去了手術室。

兒子在手術室外面焦急地等待著。大概過了一小時，主刀醫生從手術室的門裡出來。醫生無奈地告訴老人的兒子：“這次移植要放棄，因為手術中發現病人盆腔和肚子裡的血管條件太差，無法做。”

事後，老人的兒子非常地慚愧和自責。

他後悔沒有親自陪老人一起去廁所給老人擋檔寒風，他後悔沒有在手術前好好地給老人檢查一下肚子裡的血管。哪怕給他摸一下腳上的脈搏，也許就會想到肚子裡的血管有閉塞的情況，也就避免白挨這一刀。

可能大家已經知道，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親，我就是病人的兒子。

我在行醫的時候，都會想起這件事情，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忽略病人的感受。

行醫初始

同樣，人們很難預料到20年後的醫療是怎麼樣的。

我很幸運地看到，並親歷其中。

1992年，我從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研究生畢業，有幸到當時還很有爭議的浙江邵逸夫醫院工作。所謂爭議，是一家完全顛覆傳統意義上的現代化醫院突然出現在中國，從文化和觀念上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邵逸夫醫院開張後五年是由美國琳達大學醫學中心託管，從院長到科室主任、護理部主任都來自美國。當然也有許多從其他附屬醫院派來的中方專家。

在20年前，我們第一次看到一家沒有酒精氣味、門診大廳裡擺有鮮花和植物的醫院。而那時候，老百姓心目中的醫院形象是：上白下綠的牆壁，充滿酒精氣味。

曾經員工們（包括我）抱怨醫院太浪費。在門診大廳放置那麼多盆景和植物，病房走廊裡的燈大白天都亮著。

然而，美國院長說：醫院的環境要比病人家裡還要溫馨，病人才會感到信任和心情放鬆，對疾病的恢復也有利。

在20年前，我們第一次懂得病床之間需要用布簾相隔開以保護病人的隱私。第一次知道檢查女性病人的時候必須要有女護士在旁。而在當時，別說病床間的布簾，連有些國內著名大醫院還有男女混住的病房。

在20年前，我們第一次知道應用偱證醫學對於病人治療結果的重要性。

說到偱證醫學，我們的觀念改變經歷了一個痛苦的漫長過程。

一直我們的查房，說得最多的是：“以前我用了什麼方法治好了一位病人，所以這個方法是好的。”這讓美國醫生很擔心，因為個人有限的經驗可能會誤導年輕醫生。正如一個人從三樓跳下沒有死，並不代表大部分人從三樓跳下沒事。

而經驗性的行醫理念，在中國還是根深蒂固。

在中國，治療普通感冒的經驗有上百種，除了輸液、抗生素，還有搓手心、捏耳朵，甚至放血。而偱證醫學告訴我們：普通感冒是一種自限性疾病，多飲水、休息，絕大多數會自行恢復。

也就是說：無論你是捏耳朵和捏屁股，感冒都會好。

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我們覺得很新鮮的理念，後來也慢慢成了國內醫院的常規。

我也慢慢地體會到：我們用來給自己找理由的所謂“文化和背景”，其實大部分只是處在不同的文明程序階段而已。

困惑

懷揣著建立一個理想的獨立血管外科的夢想，2002年，我從三甲附屬醫院---邵逸夫醫院辭職。

當時有兩個選擇。一是去浙江省人民醫院（三甲）組建血管外科，二是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二甲）組建血管外科。

衝著後者院長的發展熱情和開拓精神，我放棄了三甲醫院做血管外科主任的機會，來到當時規模較小的杭州市第三醫院。

從三甲醫院跳槽到二甲醫院，自己石沉大海。第一個月內幾乎沒有病人來看我的門診。因為沒有人知道你去了哪裡，也沒有人知道你有多優秀。

哪個時代，跳槽對於醫生來講，真的是件非常艱難的事情。

就僅僅一個月前，我還是邵逸夫醫院的副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來找我看病的患者門庭若市。

我深刻意識到，中國醫院平臺的影響，遠遠超過醫生品牌。老百姓在資訊缺乏的情況下，看病只能找醫院，而不是找醫生。

但我認為，這不符合患者的利益。設想一下，在一個名氣夠響的三甲附屬醫院，不管你的醫療技術高低，只要您坐在診室，病人蜂擁而至。這正常嗎？

我開始用在邵逸夫醫院學來的理念為每一位患者服務，並且在科室推出“醫患溝通制”。良好的醫患關係，加上治療技術上的不斷創新，透過口碑和網際網路傳播。

僅僅兩年時間，在衛生局的支援下，成為了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屬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血管專科。

後來，有些上海病人趕到杭州來找我看病。我很驚訝，上海的醫院高手如林，為什麼要跑到杭州呢？

我有了想法，為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和技術，在上海建立血管外科呢？

於是，在2007年，辭去杭州市血管外科中心主任的職位，加盟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在醫院領導的支援下，建立了血管外科。我的醫生團隊很快在病人中建立了口碑，在好大夫線上的病人投票排名中位居血管外科首位。

漸漸地，我又無法解決一個瓶頸。

我們的價格體系，嚴重地低估了醫生的勞動價值。在一個手術中，如果不用藥和檢查，醫生的收入很難保證。而過度醫療，又是違揹我的原則，損害病人的利益。另外，病人的掛號預約也是我的心病。

我們的特需住院病人佔了全院的大部分比率，收入也有很大的增加。但是，手術醫生的勞動回報，靠豪華的病房費拿出一部分來補貼，這讓我的內心並不安。如果靠藥品的灰色收入來彌補，一是損害患者利益。二是有損我的團隊品牌，這是我不願意見到的。

作為科室主任，我覺得對不起手下的醫生們，沒有給予他們有尊嚴的工作回報。我再次感到無助和迷茫。

偶然的會診機會，讓我瞭解到私立醫院。

一位從菲律賓慕名而來中國的靜脈曲張患者，他的一條腿是在公立醫院做的手術，另外一條腿的手術，是在私立醫院。

她把兩次經歷做了一個比較：

她說，為什麼第一次手術，我被脫光衣服躺在手術檯做麻醉時，聽到來來往往與手術無關人員的說笑聲。當時我就有種羞辱感。為什麼，在我躺在手術檯上才要求我麻醉簽字，手術過程中還聽到護士在喊找麻醉醫生。

而在私立醫院，您作為主刀男醫生，在麻醉的時候，都在室外迴避。麻醉醫生在手術前和我足足溝通了半個小時，在整個手術過程中，和我談心放鬆我的緊張情緒。

她問：雖然主刀醫生是同一位，為什麼給我的感受如此不同？雖然私立醫院價格高，但是我更願意接受。

其實我心裡明白，中國公立醫院的醫生，工作好似走馬燈，一刻不停。他們很努力，但也無奈。

中國的公立醫院，長期處於朝南坐的服務模式，體制內形成的服務意識，已經很難改變。一個缺乏公平競爭的醫療環境，會自己意識到問題所在而做出改變嗎？

成立中國第一家醫生集團

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我的夢想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每一次跳槽為什麼都沒有解除我心中的困惑？

我的理想，難道就是主任醫生、教授？難道就是查房的時候被前呼後擁？難道就是讓病人半夜起來排隊掛號？難道就是學術會議上坐上主席臺？

是的，做一個純粹的醫生！這個夢想一直就在我的潛意識裡。我的每一次跳槽，都是這個夢想在引導我。也正是夢想和現實的落差，困惑了我。

行動

在這裡，所有的門診和手術都是預約制。病人可以從容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預約的時間趕到醫院就可。

在這裡，醫生可以有半個小時的時間，仔細詢問病史和研究病情，對病情的治療方案作個體化的設計。主刀醫生會用最先進的裝置親自定位血管的病變。

在這裡，因為手術和麻醉技術的不同，靜脈曲張病人無需住院和使用抗生素，術後3個小時可以行走回家。

在這裡，病人的一切待遇等同於我的家人。不用託人開後門，不用送紅包，不用擔心聯絡不到醫生。

最近我又認識了許多自由執業的同道們。他們有的已經是體制內的著名專家，有的是著名公立醫院的技術骨幹，為了理想，放棄了編制和職位。

結語

自由執業，除了勇氣，還需要智慧，更需要一個強大的內心。

我說，儘管我們的醫療體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儘管有些體制內的同行思維還沒有開放和時代合拍，儘管自由執業還要面臨各種困難，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是迎來了最好的歷史機遇。

感謝這個時代！

支撐我不放棄、不妥協的理由也只有一個：關愛患者，因為我們醫生自己將來也會成為患者

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醫患關係，可能就發生在當下的中國。

患者持刀就醫，醫院增配安保，不管極端事件的機率多大，恐怖的氣氛業已蔓延開來。

相形之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美國醫生與患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具體情形卻與中國不可同日而語。

2012 年，供職於杜克大學的內科醫師彼得·于貝爾出版了一本探討醫患關係的科普著作《生命的關鍵決定：從醫生做主到患者賦權》，三聯生活書店今年剛剛出版它的中譯本。

在這本書中，于貝爾重點聚焦了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醫患之間出現的「關係革命」。醫生曾具有不可挑戰的「決定權力」，但最終還是遭受了「患者賦權運動」的衝擊。

患者賦權並非「讓患者自己做決定」那麼簡單，缺乏足夠知識、被疾病資訊衝昏頭腦的患者，並沒有真正的能力進行自決。

如此一來，患者應該怎麼辦，醫生的姿態應該是什麼？

醫者如父的年代

醫學院畢業生最熟悉不過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這樣開頭的：

我要遵守誓約，矢忠不渝。對傳授我醫術的老師，我要像父母一樣敬重，並作為終身的職業。對我的兒子、老師的兒子以及我的門徒，我要悉心傳授醫學知識。我要竭盡全力，採取我認為有利於病人的醫療措施，不能給病人帶來痛苦與危害.....

默讀這段話，絕大部分人的感受，可能是激起對醫生這一職業的敬仰之情。

但于貝爾卻指出，「我要竭盡全力，採取我認為有利於病人的醫療措施，不能給病人帶來痛苦和危害」這一句，實際上顯示出醫生們的「大權在握」。

為了證明醫生的權力之大，作者舉了前美國總統夫人貝蒂·福特的例子。

1975 年，貝蒂·福特不幸患上了乳腺癌，負責給她進行手術的醫生，是就職於國家海軍醫療中心的威廉·富爾蒂。

富爾蒂醫生實際上提前知道了國家癌症研究中心即將頒佈的報告內容，即在乳腺癌的手術中，一部分切除手術是多餘的。

但富爾蒂本人卻刻意忽視了這一點，更令人驚訝的是，福特總統夫婦並未提出任何異議。

總統夫人在個人傳記中寫道：「富爾蒂醫生告訴了我這個手術的內容。」

從表述來看，總統夫人認為切除乳房的手術是事實，而不是選項。

在今天，切除整個乳房還是切除腫瘤部分，即便醫生本人有了傾向性的判斷，但也必然會尋求患者的意見。

然而，在 40 多年前的美國，即使貴為美國第一夫人，貝蒂·福特也沒有能夠享受到這一權利。至少在公開層面，患者不會表現出於醫生一爭高下的姿態。

古老的醫學實踐準則，被現代醫學的倫理學家們稱之為「善行」。

在中國古代，名醫的另一個別號常常是「善人」。

希波克拉底在勉勵醫生時，曾表示：「沉著應對，護理患者時，應該儘可能地隱瞞病情......」

所以，古代醫生在治理患者時，安慰患者的責任重大，畢竟，醫生所能提供的治癒手段極其有限。

從權威的型別上來看，古代醫生所具有的權威，應該被歸結為「道義型」。

醫生被要求是好人、善人。

醫生在治療患者時，踐行的是「醫者如父」的準則，醫生應該從大局出發，做出他認為最有利於患者的決定。

醫生的道義型權威，在現代醫學形成之後，並沒有立馬受到打擊或者產生流失。相反，有了科學話語的加持，現代醫生一度讓更多人對這個群體充滿敬意。

可以說，在「道義型權威」之外，醫生又被加諸了「專業型權威」。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專業型權威是一種祛魅的權威，它在為醫生贏得更多能力和尊重的同時，也撕開了爭論的口子。

一旦患者掌握了專業力量，或者患者認為自己掌握了專業力量，衝突也就變得不可避免。

患者賦權的興起

醫者如父的傳統，最終還是受到了衝擊。

在書中，于貝爾用了很長的篇幅敘述了一對天主教教徒夫婦——不是民權主義者，也不是女權主義者——在 1975 年挑戰醫生權威的案例。

這個案例的概況如下：

21 歲卡倫年輕漂亮，但一次酒後意外讓她處於「持續性植物狀態」。

起初信誓旦旦的聖克萊爾神經科醫生羅伯特·莫爾斯並沒有能夠讓可憐的卡倫恢復意識，而只是依靠一臺呼吸器讓卡倫維持著生命。

出於對女兒的愛，卡倫的父母在被莫爾斯醫生拒絕移除呼吸機的要求後，向法院申請獲得卡倫的護理權。

卡倫的處境和父母與醫生的爭議，引來了哲學家、律師和媒體的大規模關注。在當時，生理倫理學說方興未艾，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

雖然第一場訴訟以卡倫父母的失敗為結束，但他們並沒有氣餒，在上訴到紐澤西州最高法院之後，法官允准了卡倫父母在與醫生意見不合的情況下，有權利選擇換一個醫生的要求。

儘管突破醫生權威的做法有些拐彎抹角，但虔誠的天主教徒卡倫父母最終奪回了對女兒的監護權。

庫什納在發現左側乳房有點異樣之後，並沒有立刻去看醫生。

庫什納很懷疑冷凍切片的準確度，也認為不能僅僅憑藉冷凍切片就決定女人乳房的命運。

不過，庫什納最終沒有被切除乳房，關鍵在於她的知識、人脈與堅持不懈。

于貝爾在描述庫什納找尋自己滿意的醫生的行為時，用了「死纏爛打」這樣的詞語。

作為一個行動派，庫什納因為反對越戰，而在當時博得了較大的社會知名度，但人們如果知道她在保衛自己乳房時的態度，就不會對她的堅定不移感到驚訝。

卡倫案的判決和庫什納的行動，拉開了患者賦權的帷幕。醫生的權威被公開挑戰，患者的權利被公開提出。

在這一圖景的背後，實際的結構性動力來自於技術驅動。

其一是醫學科學的不斷進步，使得治理的手段不斷增加，患者有了選擇的空間。

其二是資訊科技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普通人面前的專業壁壘。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可以藉助工具瞭解疾病的知識。

當我們在談論中國的醫患關係時

我們到底在談論什麼？

對醫療服務心生抱怨，似乎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美國患者也不例外。比如急診的費用高昂，投訴未必得到如意處理等等。

但美國醫生與患者之間不太可能直接發生衝突，醫保制度、醫藥分離、相對明確的醫患權責以及較為充足的醫療服務資源，都確保了二者關係能夠在制度框架內進行處理。

假如產生糾紛，法律訴訟幾乎是唯一的渠道。

反觀中國，之所以會頻頻發生患者襲醫的極端事件，表徵原因雖然十分多樣，比如排隊時間長、就診時間短，又比如藥價虛高、亂收費、紅包潛規則，但根本原因在於醫生和患者背後缺乏足夠的制度、資源支撐。

在醫療問題上，上述判斷完全切中要害。

中國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公，以及總體資源的絕對不足，使得部分一線醫生的接診工作持續處於超負荷狀態。

有醫生開玩笑：中國的醫療有點像在北京擠公共汽車，人都擠成相片了。但我們的做法是讓售票員改善服務，卻不增加汽車。

與此同時，醫生的責任邊界不清、自由流動權利的喪失，患者的醫保服務、法律意識不足，共同使得制度運轉的成本被轉嫁到醫患雙方上。

于貝爾筆下的美國醫患關係，不管雙方怎麼變化，最終都以法律為底線，中國則完全不同。

中國的醫患關係與美國一樣，也深植於具體的政治社會形態與經濟發展水平，在當下的經濟社會背景下，醫患關係的好轉不可能透過技術化改進的手段來實現。

套用一個流行的句式，「當我們在談論中國的醫患關係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什麼？」

在中國，醫患雙方實際上都是弱者，不僅僅是疾病籠罩下的弱者，也是制度運轉中的弱者。

而這兩個本該處於同一戰壕的弱者，偏偏卻發生了激勵的衝突，這不能不說是一幕荒誕之劇。

因此，但我們在談論醫患關係時，真正應該被談論的其實不是醫患雙方，而是醫患背後的力量。

醫者父母心，我家內科外科影像藥劑，勉強算是世家吧，所有人都希望每個病人的痛苦都能痊癒或是減輕，但很多時候是迴天無力，我們也很沮喪也會感到痛苦…但是有些患者是不理解的，認為醫患之間就是買賣關係，他們在醫院花了錢就必須要把病治好，殊不知這樣的行為傷了多少醫務人員的心，治病救人的同時顧慮越來越多，束手束腳，長此以往，醫者後繼無人……再次強調：醫生也是普通人，患者交到醫院裡的錢現在都已經是公開的，有幾個能進醫生的口袋，所以真心希望大家能尊重生命尊重知識，這些永遠都是用錢買不到的！

首先應該肯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次再是醫生與患者的關係！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醫生也是人 患者也是人 人與動物的共性是 食色性 但人不同於動物之處是有道德 情感 修養 文化 等等！當然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了！其次才是醫患關係 醫生是個職業 毎個職業都有職業的操守 職業的規範 職業的道德 等等！按這些規矩做醫行醫是天使 是使命 按照服務的標準收取辛苦的費用是天經地義！患病就醫 患者應該對醫生懷有敬意！因為生命是錢買不到的 不然的話 人人有點錢就能萬安了 醫生在幫患者治病的醫術價值是不可以用錢來衡量的！出點有限的錢和無限的尊重之意是人之常情！

這個問題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個人經歷，絕對不是瞎編出來忽悠讀者的。

從最根本的理解:醫生和病人是醫患關係。至於你想醫生和自己什麼關係很多情況下取決於自己，也因為自身的因素決定著很多原因，比如一個病人去看病本來就很想早點了解自己的病情，但是那麼多人在等，自己心情又急這種情況就會產生脾氣暴躁，這個時候最容易和醫生髮生不愉快，病人心中的怨氣無法轉移到另一個物體上發洩出來。

接下來講講我自己經歷，我在醫院血透一年四個月，一個星期來醫院三次每次血透四個小時，從這段時間來我看見醫生護士的工作我體會很深，我在血透室每見到一個醫生或者護士還有清潔阿姨我都會主動打招呼，從來都會跟他們問聲好，對醫生查房我都積極配合，有什麼問題都會主動提出來反饋給醫生。這種禮貌的行為我一直都在持續，時間久了整個科室都認識了我，我也和他們有個很好的關係，有了這種關係之外我得到了很多知識，醫生護士有時間也很樂意跟我分享他們的經驗，使自己能更好的血透充分，病情的控制，飲食上的細節等等，收益頗豐。

有了良好的關係我和醫生護士之間相處的很融洽，有時自己趕時間，護士也會體諒自己看那臺機器早消毒完讓自己早點透析早點下機。有時我也會帶點水果和麵包之類的帶到護士臺給護士們吃。在血透室一年多我對醫生和護士有著一種體會。我能體會到他們的工作繁重，醫生的辛苦，每天要給那麼多病人處理問題，有些老人身體比較差經常都是這裡不舒服哪裡不舒服。醫生要把病人的病情處理好，還要去追蹤每個人的情況。

所以我們遇到問題醫生叫我們去抽血什麼的，我們作為病人沒有必要去發牢騷，因為醫生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什麼情況？他們怎麼去跟你說你的病情？怎麼去開藥？怎麼去醫治？我們應該多多去諒解他們的工作，每個醫生都不想病人去死，每個醫生都希望把病人治好。

我覺得我們病人雖然是身體不適，但我們應該配合醫生治療，和醫生建立良好的關係，心與心的信任，這樣我們能很好地和醫生溝通，能把自己的情況很好的讓醫生了解充分。

秀才張三瘋認為病人和醫生的關係應該像親人關係才行。

秀才張三瘋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