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俠自任的呂不韋在秦國專政10年後，因為捲入了嫪毐謀反案而被秦王嬴政罷黜。可呂不韋雖然罷相，卻仍能透過門下的眾多賓客遊士影響朝政。
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這個龐大的遊士集團而非相國的職務築成了呂不韋在秦國政壇的權力基礎。因此嬴政決心夷除呂不韋的勢力，他一開始想到的辦法就是下一道“逐客令”，將所有在秦謀政的東方遊士統統驅逐出境。
但這個冒失的決策如果認真執行起來，很可能帶累秦國統一天下的時間往後推遲許多年。有意思的是，及時匡正嬴政的失誤，助秦國政治重回正軌的人居然是那個被呂不韋派入咸陽宮監視嬴政的眼線——李斯。
眼看秦國的排外輿論如山呼海嘯，就要將宦秦的遊士客卿們無情吞噬，歷史選中李斯站出來批鱗建策，使秦政改弦更張，這絕非偶然。因為對遊士在彼時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與重要性，歷數秦國君臣，恐怕沒人能比李斯的認識更真確，更深刻。
早在入秦遊宦之前，李斯就曾對這個問題發表過見解，他對老師荀卿說：
“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
——《史記·李斯列傳》
遊士是主導國際格局的制高點，是決定兼併戰爭的勝負手。抱定這樣的認識，李斯來到秦王嬴政身邊為郎，向嬴政提出的第一項重要建議，就是從爭取列國遊士入手，進一步削弱東方六國的抵抗力，加速秦國統一天下的步伐：
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李斯獻計嬴政：對各山東國家的遊士或以利誘，或以威服，務要防止其中德才兼備者為各國國君所重用。幾十年後，楚、漢兩家在秦朝覆滅的遺蹟上再興天下之爭，謀士陳平又對漢王劉邦重提此議。無論嬴政還是劉邦，最終都受惠於這個計策，成功地統一了天下。
反覆實踐的歷史經驗一再證明：百家爭鳴留給戰國和秦漢時代最重要的遺產就是由各傢俬學培養出來的大批遊士。遊士的流向決定著政治的走勢。假設秦國因為呂不韋的倒臺而掀起不可抑扼的排外狂潮，將好不容易才從列國挖來的遊士客卿們悉數攆出函谷關，那就等於把李斯為秦國辛苦經營的成績打作一地瓦礫。
這不僅是李斯個人的悲劇，也必是秦國的悲劇。因為秦國註定要就此喪失削弱山東諸侯的關鍵抓手，而它的敵人則將在吸納被秦逐出的遊士客卿後迅速復甦。李斯在《諫逐客書》中說：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得遊士者得天下。身處戰國末世，沒有哪個國家能自外於這個歷史的潮流。秦國要真是盲目地奉行孤立主義，逆歷史潮流而動，那麼閉關鎖國後，不要說一統天下將成泡影，就算想守住秦國原有的關中之地，也是痴人說夢。
李斯對遊士的認識不可謂不深刻，但僅僅闡明上述事實恐怕還不能徹底打消嬴政的顧慮。因為嬴政最強烈的關切是：隨著東方遊士的到來，遊俠政治的壞風氣有在秦國蔓延的風險。
剷除呂不韋這顆毒瘤，嬴政已經臥薪嚐膽，忍耐了十年。現在呂不韋雖然倒了，可他門下的遊士們仍在。倘若其中出現一個新的“呂不韋”，嬴政和秦國又要再歷一遍痛楚，國家經得起這麼折騰嗎？——在合理吸納關東遊士的同時，該怎樣杜絕遊俠政治的出現？
這個問題，嬴政需要李斯給出回答，而李斯的答案在《諫逐客書》的一開篇就已經呈上了。李斯歷數秦國曆史上著名的客卿如百里奚、商鞅、張儀、范雎等人的成功事蹟，其實就是要告訴嬴政，造成遊俠政治的關鍵要素不在遊士，而在養士之人。權臣養士，挾眾自強，凌駕王權，這才是遊俠政治。可如果遊士們如果不依附權臣，而為秦王所養，奉秦王為主，為秦王效命，那他們當中不難湧現出百里奚、商鞅那樣的國之干城。
對嬴政來說，消滅遊俠政治的第一步棋此刻正隨著李斯的這篇《諫逐客書》擺在他的几案上：李斯原先是呂不韋派往咸陽宮監視嬴政的眼線。可他上《諫逐客書》不就是向嬴政剖心明志，宣誓效忠的嗎？
收服李斯，再進而收服那些跟李斯身份相同的呂姓門客，讓他們從遊俠的爪牙變為朝廷的忠臣，這才是防範秦國再次出現“呂不韋”的良方啊！所以李斯的《諫逐客書》剛一奏上，嬴政便叫停了驅逐客卿遊士的計劃，其中的玄機恐怕就在此處。
縱觀嬴政的一生，他的成功始於遏制以呂不韋為代表的遊俠政治，並在爭奪遊士的列國競賽中佔得先機。但是掃除六國後，大秦帝國的最終覆亡又是從遊士的離心離德和遊俠政治的沉渣泛起開始的。
稱帝御極後，秦始皇仍在繼續執行早年與李斯商定的籠絡遊士的政策。因此稱帝之初，他對齊魯學者禮敬有加，甚至專門將博士官騰出來作為朝廷奉養齊魯學者的所在。
可是從秦始皇與齊魯學派的爭執與衝突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六國覆亡、寰宇混一的大背景下，因為帝國疆域的急速擴張，嬴秦政治文化傳統中的固有侷限已經越來越強烈地桎梏著秦始皇在帝國全域性之內爭取遊士的努力。
如果我們為戰國時期的諸子學派畫一張分佈圖，那麼在當時或者後世曾被奉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三家學說——儒家的禮樂教化、道家的黃老之術和法家的刑名之學，它們在中華版圖上的分佈應該是這樣的：儒家禮樂思想最盛於齊魯，道家的黃老之術流行於楚地，而三晉及其相鄰的秦中則是法家刑名之學獨大的所在。
嬴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就一直信仰法家學說為治國理民的不二法門，統一天下前在秦國政壇取得成功的遊士客卿也以法家後學和三晉之士為多。相對而言，秦國政治高層對齊魯學派和儒家學說不夠了解，接受程度也很有限。
法家治國尚功利，重實用。主張以刑賞為手段將臣民強行納入國家秩序之內。刑賞之法以君主的名義頒佈，又以君權為後盾來推廣執行，因此，要使整個國家如臂使指，就必須樹立當下執政者——也就是“今王”或者“后王”的絕對權威。但這種治國思想恰恰是儒家所反對的。
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相比於冷冰冰的法律條文和血淋淋的專政機器，儒家更相信潤物無聲的禮樂教化才能開啟民智，凝聚民心。也許教化之功是不如信賞必罰那樣立竿見影，但它的影響力一旦形成，卻能延綿不絕，源遠流長，不以君主的更替和政權的興亡為轉移。
相比與此，賞罰的效力強烈依賴於君主和政府的權威，一旦後者崩潰，前者即行廢除。在儒生的心目中，禮樂教化最理想的典範是上古傳說中的堯舜盛世。後來的執政者要想治理好國家，也不過是沿著堯舜先聖之法，重興盛世而已。
在這條復古更化的建國道路上，“今王”的權威必須讓位於先王的傳統。執政者要想讓天下臣民都守規矩，自己就得行為世範，先按著古聖先賢定下的規矩辦事。
韓非說“儒以文亂法”——儒生們總愛援引歷史上那些虛無縹緲的所謂傳統來非議時政、抨擊當朝。在秦始皇籌備泰山封禪的盛典時，他就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韓非這句話的意義。史載：
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
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中略）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
——《史記·封禪書》
那些會議封禪禮儀的齊魯儒生們言人人殊，卻都各自堅信遠古的聖人們就是按照自己所說的那套規矩辦的。這不免讓冷眼旁觀的秦始皇懷疑他們是自我作古，意圖挾制天子。所以一怒之下，始皇帝把儒生們統統晾在一邊，自己畫了一套章程，徑直登泰山祭天去了。於是儒生們感覺到了羞辱，想要伺機報復。偏巧下山的途中，秦始皇遭遇了一場陣雨，儒生們便詛咒說這是皇帝不遵古制的天譴報應。
封禪典禮用哪套規矩，在秦始皇的眼裡或許是個小事兒；但大秦帝國用什麼國體，這可就是關乎祖宗基業、子孫萬代的大事了。
在這個問題上，齊魯儒生同秦始皇發生了更為激烈的交鋒。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陽宮。七十博士向始皇帝祝酒為壽。其中一名來自齊地的博士淳于越趁機抨擊嬴秦沿用了上百年的郡縣制是事不師古，難以長久。這句話直接招來了秦始皇最嚴厲的制裁——焚書。這把熊熊烈火燒過之後，秦始皇籠絡齊魯學派的努力也就宣告破產了。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 THE END —
遊俠自任的呂不韋在秦國專政10年後，因為捲入了嫪毐謀反案而被秦王嬴政罷黜。可呂不韋雖然罷相，卻仍能透過門下的眾多賓客遊士影響朝政。
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這個龐大的遊士集團而非相國的職務築成了呂不韋在秦國政壇的權力基礎。因此嬴政決心夷除呂不韋的勢力，他一開始想到的辦法就是下一道“逐客令”，將所有在秦謀政的東方遊士統統驅逐出境。
但這個冒失的決策如果認真執行起來，很可能帶累秦國統一天下的時間往後推遲許多年。有意思的是，及時匡正嬴政的失誤，助秦國政治重回正軌的人居然是那個被呂不韋派入咸陽宮監視嬴政的眼線——李斯。
眼看秦國的排外輿論如山呼海嘯，就要將宦秦的遊士客卿們無情吞噬，歷史選中李斯站出來批鱗建策，使秦政改弦更張，這絕非偶然。因為對遊士在彼時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與重要性，歷數秦國君臣，恐怕沒人能比李斯的認識更真確，更深刻。
早在入秦遊宦之前，李斯就曾對這個問題發表過見解，他對老師荀卿說：
“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
——《史記·李斯列傳》
遊士是主導國際格局的制高點，是決定兼併戰爭的勝負手。抱定這樣的認識，李斯來到秦王嬴政身邊為郎，向嬴政提出的第一項重要建議，就是從爭取列國遊士入手，進一步削弱東方六國的抵抗力，加速秦國統一天下的步伐：
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史記·李斯列傳》
李斯獻計嬴政：對各山東國家的遊士或以利誘，或以威服，務要防止其中德才兼備者為各國國君所重用。幾十年後，楚、漢兩家在秦朝覆滅的遺蹟上再興天下之爭，謀士陳平又對漢王劉邦重提此議。無論嬴政還是劉邦，最終都受惠於這個計策，成功地統一了天下。
反覆實踐的歷史經驗一再證明：百家爭鳴留給戰國和秦漢時代最重要的遺產就是由各傢俬學培養出來的大批遊士。遊士的流向決定著政治的走勢。假設秦國因為呂不韋的倒臺而掀起不可抑扼的排外狂潮，將好不容易才從列國挖來的遊士客卿們悉數攆出函谷關，那就等於把李斯為秦國辛苦經營的成績打作一地瓦礫。
這不僅是李斯個人的悲劇，也必是秦國的悲劇。因為秦國註定要就此喪失削弱山東諸侯的關鍵抓手，而它的敵人則將在吸納被秦逐出的遊士客卿後迅速復甦。李斯在《諫逐客書》中說：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史記·李斯列傳》
得遊士者得天下。身處戰國末世，沒有哪個國家能自外於這個歷史的潮流。秦國要真是盲目地奉行孤立主義，逆歷史潮流而動，那麼閉關鎖國後，不要說一統天下將成泡影，就算想守住秦國原有的關中之地，也是痴人說夢。
李斯對遊士的認識不可謂不深刻，但僅僅闡明上述事實恐怕還不能徹底打消嬴政的顧慮。因為嬴政最強烈的關切是：隨著東方遊士的到來，遊俠政治的壞風氣有在秦國蔓延的風險。
剷除呂不韋這顆毒瘤，嬴政已經臥薪嚐膽，忍耐了十年。現在呂不韋雖然倒了，可他門下的遊士們仍在。倘若其中出現一個新的“呂不韋”，嬴政和秦國又要再歷一遍痛楚，國家經得起這麼折騰嗎？——在合理吸納關東遊士的同時，該怎樣杜絕遊俠政治的出現？
這個問題，嬴政需要李斯給出回答，而李斯的答案在《諫逐客書》的一開篇就已經呈上了。李斯歷數秦國曆史上著名的客卿如百里奚、商鞅、張儀、范雎等人的成功事蹟，其實就是要告訴嬴政，造成遊俠政治的關鍵要素不在遊士，而在養士之人。權臣養士，挾眾自強，凌駕王權，這才是遊俠政治。可如果遊士們如果不依附權臣，而為秦王所養，奉秦王為主，為秦王效命，那他們當中不難湧現出百里奚、商鞅那樣的國之干城。
對嬴政來說，消滅遊俠政治的第一步棋此刻正隨著李斯的這篇《諫逐客書》擺在他的几案上：李斯原先是呂不韋派往咸陽宮監視嬴政的眼線。可他上《諫逐客書》不就是向嬴政剖心明志，宣誓效忠的嗎？
收服李斯，再進而收服那些跟李斯身份相同的呂姓門客，讓他們從遊俠的爪牙變為朝廷的忠臣，這才是防範秦國再次出現“呂不韋”的良方啊！所以李斯的《諫逐客書》剛一奏上，嬴政便叫停了驅逐客卿遊士的計劃，其中的玄機恐怕就在此處。
縱觀嬴政的一生，他的成功始於遏制以呂不韋為代表的遊俠政治，並在爭奪遊士的列國競賽中佔得先機。但是掃除六國後，大秦帝國的最終覆亡又是從遊士的離心離德和遊俠政治的沉渣泛起開始的。
稱帝御極後，秦始皇仍在繼續執行早年與李斯商定的籠絡遊士的政策。因此稱帝之初，他對齊魯學者禮敬有加，甚至專門將博士官騰出來作為朝廷奉養齊魯學者的所在。
可是從秦始皇與齊魯學派的爭執與衝突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六國覆亡、寰宇混一的大背景下，因為帝國疆域的急速擴張，嬴秦政治文化傳統中的固有侷限已經越來越強烈地桎梏著秦始皇在帝國全域性之內爭取遊士的努力。
如果我們為戰國時期的諸子學派畫一張分佈圖，那麼在當時或者後世曾被奉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三家學說——儒家的禮樂教化、道家的黃老之術和法家的刑名之學，它們在中華版圖上的分佈應該是這樣的：儒家禮樂思想最盛於齊魯，道家的黃老之術流行於楚地，而三晉及其相鄰的秦中則是法家刑名之學獨大的所在。
嬴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就一直信仰法家學說為治國理民的不二法門，統一天下前在秦國政壇取得成功的遊士客卿也以法家後學和三晉之士為多。相對而言，秦國政治高層對齊魯學派和儒家學說不夠了解，接受程度也很有限。
法家治國尚功利，重實用。主張以刑賞為手段將臣民強行納入國家秩序之內。刑賞之法以君主的名義頒佈，又以君權為後盾來推廣執行，因此，要使整個國家如臂使指，就必須樹立當下執政者——也就是“今王”或者“后王”的絕對權威。但這種治國思想恰恰是儒家所反對的。
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相比於冷冰冰的法律條文和血淋淋的專政機器，儒家更相信潤物無聲的禮樂教化才能開啟民智，凝聚民心。也許教化之功是不如信賞必罰那樣立竿見影，但它的影響力一旦形成，卻能延綿不絕，源遠流長，不以君主的更替和政權的興亡為轉移。
相比與此，賞罰的效力強烈依賴於君主和政府的權威，一旦後者崩潰，前者即行廢除。在儒生的心目中，禮樂教化最理想的典範是上古傳說中的堯舜盛世。後來的執政者要想治理好國家，也不過是沿著堯舜先聖之法，重興盛世而已。
在這條復古更化的建國道路上，“今王”的權威必須讓位於先王的傳統。執政者要想讓天下臣民都守規矩，自己就得行為世範，先按著古聖先賢定下的規矩辦事。
韓非說“儒以文亂法”——儒生們總愛援引歷史上那些虛無縹緲的所謂傳統來非議時政、抨擊當朝。在秦始皇籌備泰山封禪的盛典時，他就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韓非這句話的意義。史載：
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
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中略）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
——《史記·封禪書》
那些會議封禪禮儀的齊魯儒生們言人人殊，卻都各自堅信遠古的聖人們就是按照自己所說的那套規矩辦的。這不免讓冷眼旁觀的秦始皇懷疑他們是自我作古，意圖挾制天子。所以一怒之下，始皇帝把儒生們統統晾在一邊，自己畫了一套章程，徑直登泰山祭天去了。於是儒生們感覺到了羞辱，想要伺機報復。偏巧下山的途中，秦始皇遭遇了一場陣雨，儒生們便詛咒說這是皇帝不遵古制的天譴報應。
封禪典禮用哪套規矩，在秦始皇的眼裡或許是個小事兒；但大秦帝國用什麼國體，這可就是關乎祖宗基業、子孫萬代的大事了。
在這個問題上，齊魯儒生同秦始皇發生了更為激烈的交鋒。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陽宮。七十博士向始皇帝祝酒為壽。其中一名來自齊地的博士淳于越趁機抨擊嬴秦沿用了上百年的郡縣制是事不師古，難以長久。這句話直接招來了秦始皇最嚴厲的制裁——焚書。這把熊熊烈火燒過之後，秦始皇籠絡齊魯學派的努力也就宣告破產了。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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