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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68年的北宋歷史,宋真宗一朝是一個重要的轉變時期。

    宋太祖代周建宋,先南後北完成開創基業,統一中原的大任;太宗親征太原,滅北漢,消滅五代十國最後一個割據政權,又為收復燕雲十六州,兩度北伐,開啟了長達25年的宋遼戰爭。

    △宋太祖趙匡胤

    真宗即位後,遼國聖宗和蕭太后親率20萬大軍南下,誓要滅宋,真宗在寇準的堅持下親征迎敵,宋遼兩軍在澶淵僵持不下,後議和簽訂《澶淵之盟》。《澶淵之盟》的簽訂,結束了太祖太宗兩朝頻頻用兵的局面,北宋王朝在真宗一朝完成了由戰到和的轉變,為北宋的和平發展和穩定繁榮,創造了社會條件。與此同時,作為國家砥柱計程車大夫階層的致仕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澶淵之盟場復原場景 《澶淵之盟》由戰到和的轉變

    宋太祖趙匡胤在五代十國群雄割據的亂世中,深知遠交近攻的重要性,於是定下先南後北的大一統戰略,在出兵統一南方的同時,與北邊的遼國互通友好。

    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隨著吳越的投降歸附,整個南方盡歸於宋,於是在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趙光義親征太原,攻滅五代十國最後一個割據政權——北漢。

    北漢原是五代十國時期依附於遼國的一個小國,在攻滅北漢的戰爭中,宋軍擊敗了前來救援的遼軍。取得了對遼作戰的第一次勝利,趙光義不顧群臣的反對,從太原出發,攜勝利之師的餘威向遼國宣戰,意圖收復燕雲十六州。

    然而,趙光義低估了遼軍的作戰能力。在圍攻燕京的戰鬥中,宋軍遭受大敗,趙光義中箭負傷,乘驢車倉皇南逃。雍熙三年(986年),為報一箭之仇,更為了收復燕雲,趙光義派遣潘美、楊業、田重、曹彬、崔彥進五位大將,分三路大軍北伐,是為雍熙北伐。事與願違的是,東路軍全軍覆沒,西路軍楊業被俘而殉國,舉全國之力的雍熙北伐卻慘敗收場,此役之後,北宋由攻轉守,畏敵求和之風漸起。

    △雍熙北伐

    景德元年(1004年),遼國聖宗和蕭太后親率20萬大軍南下攻宋。開戰之初,宋軍或敗或降,遼軍得以長驅直入,直逼汴梁大都。存亡之際,宋真宗在寇準的堅持下御駕親征,與遼軍相峙於澶州。一方面,真宗親征,極大地鼓勵的宋軍計程車氣,在澶州聚集起數十萬軍民百姓,迅速扭轉了不利的局面,另一方面,遼軍孤軍深入,一旦遭受大敗,絕無回頭之路。於是乎孤軍的遼軍承擔不起失敗,面對契丹騎兵的威脅,宋軍不敢主動出擊,宋遼雙方在澶州城下形成了微妙的平衡關係。

    與好用武功的太祖太宗不同,宋真宗好文重儒,不尚武功,主張“祖宗開疆廣大,汝謹守而已,不必勞費兵力,貪無用之土”。隨著遼軍統軍蕭撻凜在澶州城下巡視時,意外被宋軍床子弩射中暴斃,得勝無望的蕭太后決定與宋軍議和。“以和為貴”的宋真宗得知這一訊息後,喜出望外,不顧寇準的反對,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

    △宋真宗趙恆

    《澶淵之盟》雖然被後人所不恥,但對於當時的宋遼雙方,都認為是一份雙贏的合約。宰相王旦認為:“國家與契丹和,三年於茲矣,計其不勞干戈,不費財用之外,河逆人民頓息飛挽”,契丹國主皇耶律隆緒稱道:“今與中朝結好,事同一家,道路永無虞矣。”《澶淵之盟》的簽訂,結束了25年的宋遼戰爭,使北宋從“百萬家之生聚,飛挽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的社會動盪,過渡到“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識干戈”的和平局面。

    東封西祀,王欽若主導,宋真宗主演的造神秀場

    《澶淵之盟》後,宋真宗和寇準都有些膨脹,“自得之色”浮於言表,曾經主張南逃的樞密使王欽若被寇準等主戰派不恥而遭到排擠。為扳倒寇準,成功上位,素好神仙之事的王欽若決定借用“神仙”打擊異己。

    △戲曲中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寇準

    一日朝會,真宗目送寇準離朝,王欽若藉機向真宗進言:“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此話一出,真宗“愀然為之不悅”,王欽若接著說道:“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王欽若,先是借《春秋》城下之盟,將《澶淵之盟》視為大宋和真宗的恥辱,又借賭博之例,將真宗比作寇準的孤注,詆譭寇準“算計”皇帝,以求自己的功勞。王欽若一番話,極大的刺激了真宗的,遂將精於“算計”的寇準被貶出京,“忠貞直言”的王欽若進入權力中心。

    本以為《澶淵之盟》是一大勝利,結果被王欽若貶的一無是處,大受打擊的真宗問王欽若該如何是好。王欽若明知道真宗怕起兵事,故意回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真宗以“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搪塞而過後,王欽若趁勢提出了“唯有封禪泰山,庶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的計劃。然後又以“封禪當得天瑞”為由,提出“天瑞安可逼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

    △河圖洛書

    封禪泰山,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換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亂之後,致使天下太平,才可以封禪天地,向天地報告重整乾坤的偉大功業,同時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王欽若這份人造祥瑞,封禪泰山的計劃,無疑給深受“澶淵之恥”困擾的真宗一擊強心劑。

    縱觀中國古代帝王,成功封禪泰山的僅有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以及本文主角宋真宗。

    1008年,宋真宗改年號為大中祥符,在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此五人在仁宗朝被稱為“五鬼”,仁宗欽定的“真奸邪”)等臣僚的配合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天書封祀”活動。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初三,真宗朝第一封“天書”問世,天機所言“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恆。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此後,各種稱頌真宗的“天書”頻頻現世,在真宗和五鬼等人的推動下,形成了一場舉國上下如痴如狂的造神迷信活動,這場鬧劇被《宋史》稱之為“一國君臣如病狂然”。

    隨著天書的降臨,在真宗的授意下,全國各地掀起了請願活動,為封禪泰山做足輿論準備。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兗州父老呂良等1287人詣闕請封祥;兗州並諸路進士孔謂等846人詣闕請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路將校、州縣官吏、蠻夷僧道等24370人詣闕請封禪。面對如此大規模的“請願活動”,真宗順應民意,建玉清昭應宮供奉“天書”。

    玉清昭應宮是真宗大搞造神迷信的重要工程,當真宗在朝會上首提建宮之事時,遭到了多數人的反對,如殿前都虞候張曼以“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為藉口表達反對。真宗故意問丁謂有何意見,丁謂回答道:“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宮於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阻止,願以諭之。”

    丁謂假借為誕皇嗣而祈福,將原本用於造神運動的建宮之事正當化,並被真宗欽定為修宮使。為了逢迎真宗,丁謂將玉清昭應宮建的及其宏大,“凡東西三百一十步,南北四百三十步......日役工數萬”,甚至取消“三伏日執土作者,悉罷之”的休作制度,不顧民工勞苦,力求速成,討好真宗。在丁謂的“努力”下,“(大中祥符七年十月)玉清昭應宮成......宮宇總共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宮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日,每繪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

    整個造神迷信活動,在宋真宗封禪泰山之後,達到高潮。百姓在真宗和臣僚的影響下,對偽造的“天書”和各種造神運動以為真,在民間興起了大規模的迷信活動,而官員和投機者,則利用造神運動,或升官發財,或打壓異己,導致真宗一朝政治腐敗。在“祖宗之法”的影響下,宋欽宗面對亡國危機,竟然愚蠢到相信郭京的“六甲神兵”,結果亡國被俘,受辱至死。

    真宗一朝士大夫階層政治觀念的變化

    大中祥符十餘年,君臣上下如痴如醉,舉國癲狂,各種造神迷信之事大行其道,不僅給國家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助長了民間的封建迷信思想,同時還對作為國家砥柱計程車大夫階層的政治生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傳統的儒家主張“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士人出仕,是“謀道而不謀食”,孟子進一步主張“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由此可見,在傳統儒家學說的影響下,臣子應該以大道輔佐君王,若君王無道,輕則歸隱歸鄉,重則以死明志,以身殉道。

    △南宋末年以身殉國的文天祥

    而在真宗朝東封西祀的造神活動中,即便所有人的都知道這一切都是真宗的自導自演,是隨波逐流,曲意迎合,還是“不可則止”,挺身反對,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王欽若、丁謂、陳彭年、林特、劉承珪五鬼亂政,極盡阿諛諂媚之事,成為真宗造神的左膀右臂。陝西轉運使孫僅作《驪山詩》雲:“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暗諷丁謂濫用民力,修建玉清昭應宮;張詠上疏道:“今年以來,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皆丁謂、王欽若啟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但可悲的是,說假話的高官厚祿,說真話的一貶再貶。

    △被貶三次,留下“先天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遺世謹言的范仲淹

    曾經在景德元年,救國家與危亡之際的寇準,因王欽若的一句話,從一朝之宰輔,貶為陝州知州。為重新得到真宗信任,寇準這樣的名相也在地方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動,偽造“天書”,編造祥瑞。甚至為了重回中樞,甘願被丁謂利用,最終牽連進真宗末年的宮廷鬥爭之中,被貶雷州,以近似於發配邊疆的形式客死他鄉。

    又如王旦,與寇準是同時期的清流,素與王欽若、丁謂之流不和,寇準第一次被貶後,王旦繼任為宰輔。在封禪之前,真宗為了爭取王旦的同意和支援,以酒宴為機,賜王旦一瓶裝滿珠寶的美酒。身為一個皇帝,居然賄賂起自己的臣子,然而,王旦卻坦然接受了真宗的“美酒”,並在後來以宰相之姿,率文武百官,州縣官吏兩萬餘人情願封禪。

    △歐陽修同樣被貶三次,在被貶滁州時作下《醉翁亭記》

    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因在會靈觀的事情上發表了反對意見,而被真宗罷免,王旦感嘆道:“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蹙蹜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從這裡可以看出,王旦對於自己貪享權勢,不能阻止真宗而明道,感到無奈和自責,以至於“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王旦臨終前,讓家人削去自己的頭髮,並用一塊黑布蓋在遺體上,以此來懺悔生前的所作所為。後人評價道“(王旦)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雲。”

    縱觀真宗一朝,尤其是東封西祀之後,士大夫階層從以往的“從道”轉變成了“從君”。一如明朝的何喬新所說:“寇準慷慨有大略,一代之偉人也,惜其溺於功名富貴而不能正其心。方其罷政,私請王旦求為使相,君子已非之矣;及在永興,欲途再相,遂以天書迎合上意,則其心不正甚矣!其如正君何!夫天書,朱能所造,中外成識其詐,豈以準之名而不知哉!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而正議有不暇顧耳。”

    參考資料:

    北宋真宗朝的造神迷信活動及其影響

    從天書封祀看宋真宗時期的忠節文化建設

    宋真宗初年的政治生活

    丁謂與宋真宗朝的“天書封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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