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朝的財政制度設計具有泛道德性或者說一定的先進性，但缺乏剛性約束。從總設計師朱元璋對財政的表態看，立意是相當高度的。比如，朱元璋提倡量入為出、藏富於民。看得出來，朱元璋的財政理念帶有“以民為本”色彩，不過，財政制度不是制訂一套好的道德標準就可以實現良性運轉，最核心的還是剛性約束。但基於當時的認識和技術條件，朝廷的財政設計，既解決不了稅賦徵收環節的腐敗，也處理不了國家與地方的財政關係，既無法辨別土地交易、商業交易的性質，更無法實現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簡單說，皇家思維代替了市場的思維，皇家利益吞噬了社會各界的利益。
其次，從明朝財政制度設計的初衷看，它體現的是對皇室和社會底層兩個極端的重視，而忽視了社會中堅階層的利益。由此導致了皇室和文官階層、商人階層的長期對立，社會結構異變成了兩頭重中間輕的槓鈴型。由於社會中堅力量缺乏與朝廷的共同利益，因此明朝面對天災和外部入侵時，社會中堅力量在事實上缺席，只會搖旗吶喊或亂出主意。
我們舉萬曆年間，即明朝崩塌之初時的例子。萬曆二十四年，萬曆皇帝摒棄朱元璋祖訓，開徵礦榷稅，這是臭名昭著的弊政。一般認為，這是因為萬曆貪財，同時因為“萬曆三大徵”，平寧夏兵變、平貴州土司叛亂、抗日援朝，這幾場耗資巨大的軍事行動留下了太多的財政窟窿。這固然有其道理。但同時我們還可以發現，萬曆開徵礦榷稅這麼大的事，並沒有透過官僚體系，而是委派宦官集團來執行的，結果導致文官集團、商人集團的強烈反抗。事實證明，最晚到萬曆年間，皇室與文官集團已失去合作基礎。萬曆三十年，僅兩京就缺尚書3人，侍郎10人，科道官94人，全國缺巡撫3人，佈政監司66人，知府25人。當時稱“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文官集團與皇室長期冷戰。至於東林黨人與宦官集團的黨爭，只是皇室與文官集團鬥爭顯性化的表現罷了。
第三，明朝的體制無法完成配套的深層次改革。所謂改革，最終需要下層行政單位的跟隨才能發揮作用。但明朝皇權不下縣的治政模式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改革只能在上層打轉。面對明朝財政制度的問題，當時不少有識之士曾力圖修補。比如明朝早期的名臣周忱當江南巡撫時，蘇州以全國1.16%的墾田承擔全國9.8%的稅糧，松江以全國0.67%的墾田承擔全國4.1%的稅糧。周忱想減輕江南重賦，而朝廷不許，只能把徭役折銀，江南負擔沒能實質性減輕；到了萬曆年間，張居正主政時，推出了“一條鞭法”，把賦稅和力役合併，折成銀兩計算，降低了徵稅成本，充實了國庫。但沒有形成社會合力，結果張居正人亡政息，他的改革也沒能持續下去。
再說軍事制度，明朝軍事的起落，其實也是財政制度決定的。明朝衛所制度破產後，從中葉起改革為募兵制。當兵不再種田，而專事打仗。戚繼光就是在目睹義務礦工3萬人規模的群架後，選擇了4000人組成了戚家軍。募兵制花費大，但提升戰力的作用顯著，但隨著明朝財政破產，募兵主要靠將領個人完成，軍隊開始從忠誠於朝廷，逐漸轉為忠誠於將領個人。國家意志不能作用於士兵乃至將領頭上。
這些都是明朝體制不支援全面改革的例證。正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所說，明朝朝廷作為一個相對鬆散的政府，“是沒有能力應付新時代的難題的。”而財政制度的難題，就是明朝中期以後最大的難題。賦稅問題變成了社會問題，社會問題又變成了政治和軍事問題，最終，導致了明朝傾覆。
其實，財稅制度是考察一個朝代興亡成敗的重要視角，但中國傳統的歷史，很少關注這方面的內容，完善補充這個視角，可以對明朝乃至中國古代歷史，有更豐富、立體的認知。
首先，明朝的財政制度設計具有泛道德性或者說一定的先進性，但缺乏剛性約束。從總設計師朱元璋對財政的表態看，立意是相當高度的。比如，朱元璋提倡量入為出、藏富於民。看得出來，朱元璋的財政理念帶有“以民為本”色彩，不過，財政制度不是制訂一套好的道德標準就可以實現良性運轉，最核心的還是剛性約束。但基於當時的認識和技術條件，朝廷的財政設計，既解決不了稅賦徵收環節的腐敗，也處理不了國家與地方的財政關係，既無法辨別土地交易、商業交易的性質，更無法實現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簡單說，皇家思維代替了市場的思維，皇家利益吞噬了社會各界的利益。
其次，從明朝財政制度設計的初衷看，它體現的是對皇室和社會底層兩個極端的重視，而忽視了社會中堅階層的利益。由此導致了皇室和文官階層、商人階層的長期對立，社會結構異變成了兩頭重中間輕的槓鈴型。由於社會中堅力量缺乏與朝廷的共同利益，因此明朝面對天災和外部入侵時，社會中堅力量在事實上缺席，只會搖旗吶喊或亂出主意。
我們舉萬曆年間，即明朝崩塌之初時的例子。萬曆二十四年，萬曆皇帝摒棄朱元璋祖訓，開徵礦榷稅，這是臭名昭著的弊政。一般認為，這是因為萬曆貪財，同時因為“萬曆三大徵”，平寧夏兵變、平貴州土司叛亂、抗日援朝，這幾場耗資巨大的軍事行動留下了太多的財政窟窿。這固然有其道理。但同時我們還可以發現，萬曆開徵礦榷稅這麼大的事，並沒有透過官僚體系，而是委派宦官集團來執行的，結果導致文官集團、商人集團的強烈反抗。事實證明，最晚到萬曆年間，皇室與文官集團已失去合作基礎。萬曆三十年，僅兩京就缺尚書3人，侍郎10人，科道官94人，全國缺巡撫3人，佈政監司66人，知府25人。當時稱“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文官集團與皇室長期冷戰。至於東林黨人與宦官集團的黨爭，只是皇室與文官集團鬥爭顯性化的表現罷了。
第三，明朝的體制無法完成配套的深層次改革。所謂改革，最終需要下層行政單位的跟隨才能發揮作用。但明朝皇權不下縣的治政模式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改革只能在上層打轉。面對明朝財政制度的問題，當時不少有識之士曾力圖修補。比如明朝早期的名臣周忱當江南巡撫時，蘇州以全國1.16%的墾田承擔全國9.8%的稅糧，松江以全國0.67%的墾田承擔全國4.1%的稅糧。周忱想減輕江南重賦，而朝廷不許，只能把徭役折銀，江南負擔沒能實質性減輕；到了萬曆年間，張居正主政時，推出了“一條鞭法”，把賦稅和力役合併，折成銀兩計算，降低了徵稅成本，充實了國庫。但沒有形成社會合力，結果張居正人亡政息，他的改革也沒能持續下去。
再說軍事制度，明朝軍事的起落，其實也是財政制度決定的。明朝衛所制度破產後，從中葉起改革為募兵制。當兵不再種田，而專事打仗。戚繼光就是在目睹義務礦工3萬人規模的群架後，選擇了4000人組成了戚家軍。募兵制花費大，但提升戰力的作用顯著，但隨著明朝財政破產，募兵主要靠將領個人完成，軍隊開始從忠誠於朝廷，逐漸轉為忠誠於將領個人。國家意志不能作用於士兵乃至將領頭上。
這些都是明朝體制不支援全面改革的例證。正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所說，明朝朝廷作為一個相對鬆散的政府，“是沒有能力應付新時代的難題的。”而財政制度的難題，就是明朝中期以後最大的難題。賦稅問題變成了社會問題，社會問題又變成了政治和軍事問題，最終，導致了明朝傾覆。
其實，財稅制度是考察一個朝代興亡成敗的重要視角，但中國傳統的歷史，很少關注這方面的內容，完善補充這個視角，可以對明朝乃至中國古代歷史，有更豐富、立體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