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臘，民主是指一種國家形式即政體，按近代政治術語稱之為民主政體、民主政治、民主制。而按照希羅多德及其他古典學者根據當政人數及其宗旨和方法手段劃分政體型別的傳統方法，可分為三種正宗政體及其相應的三種變態政體：實行一人統治的為君主制和僭主制；體現少數人統治的為貴族制和寡頭制；實現多數人統治的則為民主制和極端民主制（或稱暴民政治）[2]（pp．133～134）。在本文中所說的民主，乃是奴隸佔有制城邦的一種政體。這種政體在把整個城邦的利益置於首位的同時，確實能夠保證絕大多數公民有一定的參政權利，使其對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積極影響，確實能夠使絕大多數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根據目前史料，古希臘城邦中，雅典民主政體的建立在時間上先於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認為雅典是古希臘民主政體的發源地，而雅典民主政體的成因即可視為古希臘民主政體的成因。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會民主遺風；工商業發展及獨立小生產經濟的穩定；平民力量增強和貴族內部的分裂；以梭倫等為代表的個人作用等等，均為雅典民主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人類社會中的民主歷史長河的源頭，可追溯到人類的史前時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說到：“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產生非常純粹，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和內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為在這裡，高度發展的國家形態，民主共和國，是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的。”[3]（p．115）……儘管史學界關於原始民主因素對日後各國家尤其對雅典的影響仍有分歧，但是摩爾根《古代社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都承認，雅典民主蘊涵有原始民主的遺風。在生產力不很發達的情況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協調著氏族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關係和矛盾衝突。原始民主內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員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等內容[4]（pp．44～45）。而到了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私有財產等社會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過渡到軍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將這種軍事民主稱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達到的最發達的制度”，“是野蠻時代高階階段的模範制度”[5]（p．142）。軍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會、部落議事會和軍事首領這三個氏族部落管理機關，也體現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則。總的來說，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進入國家後影響不甚相同，而對雅典的民主制的影響卻是顯著的，雅典民主機構及執行機制，一定程度均帶有原始民主遺蘊。因此雅典民主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響。 雅典民主在承繼古代原始民主遺風的同時，其本身經濟的發展也是促進雅典民主制產生不容忽視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條件決定其工商業的迅速崛起。經濟作物種植、工藝品乃至航運業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雅典商業利益遠遠超出了其城邦的邊界，甚至遠達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6]（p．43）。這些說明了雅典工商業活動的興盛，其造就的工商業奴隸主，在雅典民主發展軌跡中發揮了不小作用。工商業的發展也為中小手工業者和小農階層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機會，開闢了更廣的財源。目前史學界關於雅典究竟是商本還是農本社會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業以及小農經濟的發展，的確為民主制產生造就了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 而推動古代雅典民主政體演變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廣大自由平民的鬥爭。雅典相對廣大的地域，眾多人口，加上既能發展農業又能發展工商業、採礦業的自然條件，為中小所有者隊伍即平民力量的擴大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些獨立的中小所有者數量眾多並且有力量，是發展民主、鞏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強調平民在民主政體的作用，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論述的重點之一[2]（pp．183～192）。平民即社會中下層群眾經濟狀況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壯大，構成了民主派的骨幹力量和基本群眾。這裡說的社會中下層群眾，主要指活躍於公元前5世紀的、梭倫改革劃定的，第三、四等級，第三等級包括中小工商業奴隸主和小農階層，第四等級主要是無地貧民。而正是由於工商業與小農經濟的發展，民主力量不斷壯大，貴族勢力相對削弱，從而引起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一般認為平民是民主政體的中堅力量，因而社會中下層群眾力量壯大，促進了民主確立併成為雅典民主堅實的階級基礎。 原始民主遺蘊的影響、經濟因素、平民力量增強，都提供了雅典民主形成的可能性。而將可能變成現實還需主觀條件的配合，即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人的活動。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是歷史創造者，這個命題中的“人”即應包括傑出人物。尤其在雅典民主改革發展程序中，一系列傑出的民主政治家，如梭倫、厄菲爾阿特、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都是推動雅典民主改革程序的關鍵人物。在上述客觀歷史條件下，這些關鍵歷史人物推動雅典社會，從君主制發展到貴族制，從貴族制發展到民主制，乃至民主制繼續和完善。 公元前8—公元前7世紀左右，雅典貴族集體廢黜早期君主制，建立貴族政體，從而阻斷了早期君主集權產生。雅典的貴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前身，它是由傳說中提修斯改革確立的。而改變這種貴族政制的關鍵則是公元前592年的梭倫改革，這場改革是一場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對貴族鬥爭的勝利。《劍橋古代史》認為，梭倫思想的本質是公正，這個公平、公正主要關涉到了社會事務[7]（p．391）。而平民政體的第一個品種是最嚴格地遵守平等原則的品種[2]（p．189）。在梭倫政體中，看來有三點最具平民性質，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禁止借貸以人身為擔保，接下來是凡願意者皆被允許替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人伸冤，第三點，人們說最主要地是憑藉了這一點民眾才獲得了力量———是向公審法庭申訴的制度[8]（p．302）。這種民主機制使雅典政治統治朝著民主化方向邁出了第一步，從而構建起民主體制的基本框架和穩固的社會基礎。 庇西特拉圖僭主時期，仍然保持了梭倫改革的勢頭，在公共事務上他奉行一種較之於僭政更具公民政治色彩的政策[8]（p．308）。他發展了社會經濟，為民主政治的確立創造了有利條件。貴族內部分裂以及社會存在的強烈的民主改革的要求等因素影響下克里斯提尼改革出現了。這場改革的意義是劃時代的，平民反對貴族的鬥爭終於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民主政治最後確立。克里斯提尼加強了公民大會和五百人會議的權力，創造性的實行了貝殼放逐法，形成了群眾性的監察機制以維護民主制度，以平民為主，包括部分貴族在內的人民主權已成定局。至此，雅典政治發生質變，形成了既有形式又有內容的民主體制。正是在此基礎上，公元前462年，厄菲爾阿特將由氏族貴族控制的執政官委員會和由卸任執政官組成的戰神山議事會降到了從屬地位。全體公民有權參加的公民大會成為雅典內外政策最高決策機構[9]（p．237）。雅典民主政治確立後不久，希波戰爭爆發，雅典民主政治在戰爭中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穩步發展，走向繁榮。希波戰爭後，雅典商業貿易進一步擴大，工商業奴隸主勢力增強。小農經濟和手工業作坊生產發展，第三、第四等級的自由民力量上升，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和群眾基礎更加廣泛了。這時期又出現一位對雅典民主政治程序有極大推動作用的歷史人物———伯里克利。從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連任首席將軍15年間，史稱“伯里克利時代”。在波里克利當政期間，雅典政治、經濟和文化呈現出繁盛局面。馬克思說：“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里克利時代。”[10]（p．113） 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獲得高度發展並臻於極盛。所有公民都獲得了各級官職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且擔任公職的公民開始得到貨幣津貼，公民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據修昔底德《波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伯里克利曾演講：“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1] （p．130）普魯塔克的《伯里克利傳》也說：“沒有誰像伯里克利那樣，能夠在嚴厲時做到適可而止，在溫和之中不失威嚴，他那招人嫉妒的權力，曾被稱為專制獨裁，如今看來，都是政體中的中流砥柱……”[12]（p．501）因此，伯里克利以其政治遠見、對民主的堅定信念、廉潔勤政的個人魅力，成為卓越民主政治家，其所完善並有所創新的民主政體至今仍為世人所稱道。 雅典民主政治自梭倫改革開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時確立，伯里克利時代發展到頂峰，民主程序沿著上升路線前進，其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雅典公民由於有了較多的民主權利，因而發揮了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在保衛國防、國家管理、官員監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對增強國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民主政治也保護工商業奴隸主的利益，小生產者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國家經濟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再加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吸引了許多著名學者、藝術家來雅典，以及鼓勵公民們積極參加文化活動，促使雅典乃至整個希臘文化的繁榮，哲學、文學、雕刻等成就均居當時世界前列。城邦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個人創造能力有充分發展餘地，在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了東方古文明的遺產，加以消化，加以改造，並以躍進的速度加以提高[13]（p．153）。列寧曾把古希臘國家如雅典視為當時最先進、最文明，最開化的國家，主要也是由於它的民主政治[14]（p．50）。 這的確是有史以來最徹底的政治民主，它的影響瀰漫於城邦各個角落。但我們必須明確，雅典民主政治實質是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對二三百個屬邦和二十萬奴隸殘酷壓榨和剝削之上的，它窒息或限制了社會的另一部分成員———奴隸與外邦移民，以及附屬國民的自身發展能力，實際也阻塞了自身民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因此，它既是偉大文明的催化劑，也是社會奴役與不公的一種突出體現[4]（p．204）。這種侷限性使得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軍事形勢越來越不利，雅典人也逐漸對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城邦危機日益加深，民主政治越來越成為一付軀殼，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雖然雅典民主制不得不以馬其頓亞歷山大征服而告結束，但其民主思想經眾多古代學者的著作遺贈給後世，如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和《雅典政制》，乃至到羅馬時代波里比烏斯《通史》、西塞羅《論共和國》等。這些著作流傳下來，經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再到近代，對西方乃至近現代東方社會政治思想理論發展起到了重大的影響和作用。 雖然封建制及基督教統治著中世紀，但在這一千多年時間中，民主及民主思想的暗流湧動，不僅傳承發展著古代民主的遺風，而且在承繼古代民主遺產的基礎上，建立了對後世影響極大的英國議會制和法國三級議會等制度。中世紀早期雖歷經蠻族入侵，但西歐民主源流不斷。日爾曼人部落民主遺風；羅馬政治法律和思想中民主與共和因素以及封建契約、憲章中萌生的民主法制因素等，均體現了民主的遺韻和風采。到中世紀中晚期民主及民主思想日趨完善，英國議會及代議制發展、法國三級議會的起源與演變、馬基雅維裡的共和思想等等，在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運動中均有體現和發展。甚至近代的英國兩院國會制、法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議會制不能不說與中世紀英國議會制及法國三級會議，乃至古代希臘民主傳統有著歷史淵源的關係。 文藝復興掀起對古代希臘民主與文化的研究熱潮。雅典民主制、民主思想及相關著作大量面世，與中世紀的民主思潮一道形成一股強大的研究民主的潮流，不僅影響著當時人的思想而且對後世影響極大，至今經久不衰。
在古希臘，民主是指一種國家形式即政體，按近代政治術語稱之為民主政體、民主政治、民主制。而按照希羅多德及其他古典學者根據當政人數及其宗旨和方法手段劃分政體型別的傳統方法，可分為三種正宗政體及其相應的三種變態政體：實行一人統治的為君主制和僭主制；體現少數人統治的為貴族制和寡頭制；實現多數人統治的則為民主制和極端民主制（或稱暴民政治）[2]（pp．133～134）。在本文中所說的民主，乃是奴隸佔有制城邦的一種政體。這種政體在把整個城邦的利益置於首位的同時，確實能夠保證絕大多數公民有一定的參政權利，使其對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積極影響，確實能夠使絕大多數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根據目前史料，古希臘城邦中，雅典民主政體的建立在時間上先於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認為雅典是古希臘民主政體的發源地，而雅典民主政體的成因即可視為古希臘民主政體的成因。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會民主遺風；工商業發展及獨立小生產經濟的穩定；平民力量增強和貴族內部的分裂；以梭倫等為代表的個人作用等等，均為雅典民主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人類社會中的民主歷史長河的源頭，可追溯到人類的史前時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說到：“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產生非常純粹，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和內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為在這裡，高度發展的國家形態，民主共和國，是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的。”[3]（p．115）……儘管史學界關於原始民主因素對日後各國家尤其對雅典的影響仍有分歧，但是摩爾根《古代社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都承認，雅典民主蘊涵有原始民主的遺風。在生產力不很發達的情況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協調著氏族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關係和矛盾衝突。原始民主內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員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等內容[4]（pp．44～45）。而到了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私有財產等社會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過渡到軍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將這種軍事民主稱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達到的最發達的制度”，“是野蠻時代高階階段的模範制度”[5]（p．142）。軍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會、部落議事會和軍事首領這三個氏族部落管理機關，也體現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則。總的來說，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進入國家後影響不甚相同，而對雅典的民主制的影響卻是顯著的，雅典民主機構及執行機制，一定程度均帶有原始民主遺蘊。因此雅典民主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響。 雅典民主在承繼古代原始民主遺風的同時，其本身經濟的發展也是促進雅典民主制產生不容忽視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條件決定其工商業的迅速崛起。經濟作物種植、工藝品乃至航運業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雅典商業利益遠遠超出了其城邦的邊界，甚至遠達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6]（p．43）。這些說明了雅典工商業活動的興盛，其造就的工商業奴隸主，在雅典民主發展軌跡中發揮了不小作用。工商業的發展也為中小手工業者和小農階層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機會，開闢了更廣的財源。目前史學界關於雅典究竟是商本還是農本社會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業以及小農經濟的發展，的確為民主制產生造就了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 而推動古代雅典民主政體演變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廣大自由平民的鬥爭。雅典相對廣大的地域，眾多人口，加上既能發展農業又能發展工商業、採礦業的自然條件，為中小所有者隊伍即平民力量的擴大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些獨立的中小所有者數量眾多並且有力量，是發展民主、鞏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強調平民在民主政體的作用，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論述的重點之一[2]（pp．183～192）。平民即社會中下層群眾經濟狀況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壯大，構成了民主派的骨幹力量和基本群眾。這裡說的社會中下層群眾，主要指活躍於公元前5世紀的、梭倫改革劃定的，第三、四等級，第三等級包括中小工商業奴隸主和小農階層，第四等級主要是無地貧民。而正是由於工商業與小農經濟的發展，民主力量不斷壯大，貴族勢力相對削弱，從而引起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一般認為平民是民主政體的中堅力量，因而社會中下層群眾力量壯大，促進了民主確立併成為雅典民主堅實的階級基礎。 原始民主遺蘊的影響、經濟因素、平民力量增強，都提供了雅典民主形成的可能性。而將可能變成現實還需主觀條件的配合，即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人的活動。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是歷史創造者，這個命題中的“人”即應包括傑出人物。尤其在雅典民主改革發展程序中，一系列傑出的民主政治家，如梭倫、厄菲爾阿特、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都是推動雅典民主改革程序的關鍵人物。在上述客觀歷史條件下，這些關鍵歷史人物推動雅典社會，從君主制發展到貴族制，從貴族制發展到民主制，乃至民主制繼續和完善。 公元前8—公元前7世紀左右，雅典貴族集體廢黜早期君主制，建立貴族政體，從而阻斷了早期君主集權產生。雅典的貴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前身，它是由傳說中提修斯改革確立的。而改變這種貴族政制的關鍵則是公元前592年的梭倫改革，這場改革是一場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對貴族鬥爭的勝利。《劍橋古代史》認為，梭倫思想的本質是公正，這個公平、公正主要關涉到了社會事務[7]（p．391）。而平民政體的第一個品種是最嚴格地遵守平等原則的品種[2]（p．189）。在梭倫政體中，看來有三點最具平民性質，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禁止借貸以人身為擔保，接下來是凡願意者皆被允許替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人伸冤，第三點，人們說最主要地是憑藉了這一點民眾才獲得了力量———是向公審法庭申訴的制度[8]（p．302）。這種民主機制使雅典政治統治朝著民主化方向邁出了第一步，從而構建起民主體制的基本框架和穩固的社會基礎。 庇西特拉圖僭主時期，仍然保持了梭倫改革的勢頭，在公共事務上他奉行一種較之於僭政更具公民政治色彩的政策[8]（p．308）。他發展了社會經濟，為民主政治的確立創造了有利條件。貴族內部分裂以及社會存在的強烈的民主改革的要求等因素影響下克里斯提尼改革出現了。這場改革的意義是劃時代的，平民反對貴族的鬥爭終於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民主政治最後確立。克里斯提尼加強了公民大會和五百人會議的權力，創造性的實行了貝殼放逐法，形成了群眾性的監察機制以維護民主制度，以平民為主，包括部分貴族在內的人民主權已成定局。至此，雅典政治發生質變，形成了既有形式又有內容的民主體制。正是在此基礎上，公元前462年，厄菲爾阿特將由氏族貴族控制的執政官委員會和由卸任執政官組成的戰神山議事會降到了從屬地位。全體公民有權參加的公民大會成為雅典內外政策最高決策機構[9]（p．237）。雅典民主政治確立後不久，希波戰爭爆發，雅典民主政治在戰爭中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穩步發展，走向繁榮。希波戰爭後，雅典商業貿易進一步擴大，工商業奴隸主勢力增強。小農經濟和手工業作坊生產發展，第三、第四等級的自由民力量上升，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和群眾基礎更加廣泛了。這時期又出現一位對雅典民主政治程序有極大推動作用的歷史人物———伯里克利。從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連任首席將軍15年間，史稱“伯里克利時代”。在波里克利當政期間，雅典政治、經濟和文化呈現出繁盛局面。馬克思說：“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里克利時代。”[10]（p．113） 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獲得高度發展並臻於極盛。所有公民都獲得了各級官職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且擔任公職的公民開始得到貨幣津貼，公民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據修昔底德《波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伯里克利曾演講：“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1] （p．130）普魯塔克的《伯里克利傳》也說：“沒有誰像伯里克利那樣，能夠在嚴厲時做到適可而止，在溫和之中不失威嚴，他那招人嫉妒的權力，曾被稱為專制獨裁，如今看來，都是政體中的中流砥柱……”[12]（p．501）因此，伯里克利以其政治遠見、對民主的堅定信念、廉潔勤政的個人魅力，成為卓越民主政治家，其所完善並有所創新的民主政體至今仍為世人所稱道。 雅典民主政治自梭倫改革開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時確立，伯里克利時代發展到頂峰，民主程序沿著上升路線前進，其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雅典公民由於有了較多的民主權利，因而發揮了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在保衛國防、國家管理、官員監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對增強國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民主政治也保護工商業奴隸主的利益，小生產者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國家經濟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再加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吸引了許多著名學者、藝術家來雅典，以及鼓勵公民們積極參加文化活動，促使雅典乃至整個希臘文化的繁榮，哲學、文學、雕刻等成就均居當時世界前列。城邦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個人創造能力有充分發展餘地，在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了東方古文明的遺產，加以消化，加以改造，並以躍進的速度加以提高[13]（p．153）。列寧曾把古希臘國家如雅典視為當時最先進、最文明，最開化的國家，主要也是由於它的民主政治[14]（p．50）。 這的確是有史以來最徹底的政治民主，它的影響瀰漫於城邦各個角落。但我們必須明確，雅典民主政治實質是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對二三百個屬邦和二十萬奴隸殘酷壓榨和剝削之上的，它窒息或限制了社會的另一部分成員———奴隸與外邦移民，以及附屬國民的自身發展能力，實際也阻塞了自身民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因此，它既是偉大文明的催化劑，也是社會奴役與不公的一種突出體現[4]（p．204）。這種侷限性使得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軍事形勢越來越不利，雅典人也逐漸對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城邦危機日益加深，民主政治越來越成為一付軀殼，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雖然雅典民主制不得不以馬其頓亞歷山大征服而告結束，但其民主思想經眾多古代學者的著作遺贈給後世，如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和《雅典政制》，乃至到羅馬時代波里比烏斯《通史》、西塞羅《論共和國》等。這些著作流傳下來，經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再到近代，對西方乃至近現代東方社會政治思想理論發展起到了重大的影響和作用。 雖然封建制及基督教統治著中世紀，但在這一千多年時間中，民主及民主思想的暗流湧動，不僅傳承發展著古代民主的遺風，而且在承繼古代民主遺產的基礎上，建立了對後世影響極大的英國議會制和法國三級議會等制度。中世紀早期雖歷經蠻族入侵，但西歐民主源流不斷。日爾曼人部落民主遺風；羅馬政治法律和思想中民主與共和因素以及封建契約、憲章中萌生的民主法制因素等，均體現了民主的遺韻和風采。到中世紀中晚期民主及民主思想日趨完善，英國議會及代議制發展、法國三級議會的起源與演變、馬基雅維裡的共和思想等等，在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運動中均有體現和發展。甚至近代的英國兩院國會制、法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議會制不能不說與中世紀英國議會制及法國三級會議，乃至古代希臘民主傳統有著歷史淵源的關係。 文藝復興掀起對古代希臘民主與文化的研究熱潮。雅典民主制、民主思想及相關著作大量面世，與中世紀的民主思潮一道形成一股強大的研究民主的潮流，不僅影響著當時人的思想而且對後世影響極大，至今經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