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的學術爭議
《短史記》以前的文章，曾就“屈原是否真實存在”這個問題的學術爭議，做過介紹。質疑者的主要論據，扼要來說包括如下三點：
（1）現存先秦諸子百家著作及《呂氏春秋》《戰國策》等典籍中，完全找不到“屈原”這個名字。今天所見有關屈原的史料，幾乎全部出自《史記》中的《屈原賈生列傳》。而司馬遷似乎也並未掌握多少有關屈原的確鑿史料。比如，作為一篇傳記，按常理有必要介紹一下傳主的籍貫與家世，司馬遷卻只能以一句籠統的“楚之同姓”權做交待，可見他對屈原的家世幾乎沒有瞭解。漢文帝時代的賈誼寫過《吊屈原賦》，經歷了文帝、景帝和武帝時代的淮南王劉安寫過《離騷傳》（已失傳），這些司馬遷參考過的材料，同樣不能就屈原的籍貫與家世提供確切的說法。
（2）今天所見《屈賈列傳》已非司馬遷的原始版本。列傳中記載了賈誼之孫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司馬遷沒有活到賈嘉官至九卿的年份，也無法未卜先知漢昭帝的諡號是“孝昭”。顯然，在司馬遷之後，有人對《屈賈列傳》進行了補寫或增刪。
（3）《列傳》中有些情節似存矛盾。比如先說楚懷王“怒而疏屈平”，繼而又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齊國是大國，對齊關係是楚國需要重點經營的政治事務。這種事，似不宜交給一個已被疏遠的邊緣人去負責。齊國不會開心與一個楚國政壇的邊緣人接洽，會覺得自己受到了輕視。楚王也不會放心讓一個失寵之人居於外交要津，天知道他會不會乘機挾怨報復，至少也會擔心他會不會盡職盡責。在並無其他史料可以佐證存在“屈原使齊”之事的情況下，傳記中這種似存矛盾的記載，就顯出了它的可疑。
圖：《三才圖會》裡的屈原像
晚清學者廖平，是近代最早對“屈原的真實存在”提出質疑的學者。按他的考證，《離騷》是方士們為秦始皇所寫的“仙真人詩”，目的是滿足始皇長壽、成仙的想象。廖平之後，胡適從思想史方面入手，指出屈原即使真有其人，也不會生在秦漢以前，理由是屈原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戰國時代不會存在屈原那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是“漢朝的老學究”們塑造了屈原這樣“一個理想的忠臣”。
徐復觀的研究則認為，司馬遷為屈原做傳，所依據的核心材料之一，是淮南王劉安的《離騷傳》；而《離騷傳》又是劉安寫給漢武帝看的。劉安寫《離騷傳》的目的，“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具體來說就是婉轉地向漢武帝傳達資訊，說自己忠心耿耿猶如屈原，絕無謀反之意，以求改善被朝廷疑忌、監視、打壓的艱難處境。若朝廷不能體察這種忠誠，那自己就只好學屈原去自沉了。正所謂“不僅是表白屈原，亦實際上是表明他自己”。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有學者推測認為《離騷》的原作者其實就是淮南王劉安。也有人推測認為，屈原其實是賈誼偽造的歷史人物——賈誼忠於漢文帝，為其擘畫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削弱諸侯王的妙策（也就是後來漢武帝搞的“推恩令”），結果卻因為與文帝的寵臣鄧通不和，“數廷譏之”，多次在公開場合諷刺鄧通，招致文帝的不滿，“由是疏遠，遷為長沙太傅”，被從長安中央下放至偏遠的長沙國去做太傅。賈誼的這些人生經歷，與屈原故事中的情節——忠於楚懷王、有政治能力（明於治亂嫻於辭令）、被懷王寄予重任、遭懷王身邊寵臣進讒言而被疏遠、下放至偏遠地區為官——可以說是高度吻合。
附帶一提：寫過《吊屈原賦》的賈誼，後來又做了梁王的太傅。梁王墜馬而死後，賈誼自責沒有盡到太傅的責任，“哭泣歲餘，亦死”。這位從馬上掉下來摔死的梁王，諡號正是“梁懷王”。長沙王+梁懷王，似可與屈原故事裡的“楚懷王”構成呼應；賈誼的哭泣而死，亦可與屈原故事裡的懷石沉江構成呼應。考慮到上述種種，司馬遷將屈原與賈誼併入同一列傳當中，這種處理顯然有著一種意味深長的用心。
總而言之，“屈原”究竟是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目前仍是一樁未解的學術疑案。疑案的源頭，在於先秦典籍中找不到屈原的相關記載，以及《史記》中的屈原傳記存在許多可疑之處。也就是說，自一開始，關於屈原的事蹟，就缺乏一個擁有可信度的傳世文字。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2017年投入使用的最新版初中歷史教課書七年級（上冊）已不再收錄屈原的相關內容——使用至2015年的舊人教版教材第八了《中華文化的勃興（一）》中，曾用了較大的篇幅來介紹屈原（如下圖）。與之一同從教材中消失的歷史人物，還有真實性同樣存疑的扁鵲。當然，最新版的初中語文教材中，仍保留著與屈原相關的內容。
圖：舊教材關於屈原的描述
二、古人對屈原的所謂“批評”
與近現代學者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歷史上究竟有沒有屈原這個人”不同，古人圍繞屈原的主要爭議，是這個人的作為究竟值不值得效仿。
賈誼要借屈原自傷身世，劉安要借屈原向漢武帝表忠心，自然都對屈原持肯定立場，劉安甚至說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有借屈原諷刺漢武帝的用意，所以行文中也始終對屈原懷抱著同情、讚賞與惋惜。
西漢末年的大文豪揚雄，首開批評屈原的先河。他雖然喜歡《離騷》，也讚賞屈原的人格，卻不能同意他的自殺。他寫了一篇《反離騷》批評屈原，說他非要在楚國這一棵樹上吊死，實在是不值得。楚國既然不肯重用你，不肯聽你的逆耳忠言，你就該學學孔夫子，像他那樣離開烏七八糟的魯國，去更廣闊的天地裡發展，去實現自己的價值嘛，何必固執地呆在楚國呢？何必將自己的性命交給湘水的浪濤呢？
揚雄的這種意見，與西漢中晚期知識界反對忠於一家一姓的思想潮流，有直接關係。漢宣帝時代，名儒蓋寬饒曾站出來給皇帝上書，公然指責“聖道陵遲”，警告漢宣帝要行仁政，否則“天命”是要轉到別家去的。漢成帝時，又有名儒谷永站出來，公開對皇帝說天意從來不會只眷顧一家一姓，警告漢成帝要早點改弦更張，放棄惡政。王莽後來毫無輿論阻力、以禪讓的形式取代西漢建立新朝，正是這種思想潮流發展到極致的結果。揚雄本人也實踐了他對屈原的批評——他歡迎新莽，對劉漢王朝沒有“忠君”層面的留戀。
進入東漢後，又有《漢書》的作者班固站出來，寫了一篇《離騷序》，公開批評屈原。班固說，劉安對屈原的讚美，講什麼屈原可以與日月爭光，可謂“似過其真”，實在是名不副實。那屈原，實際上是這樣一個人：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清絜狂狷景行之士。”
意思是：那屈原為了顯露自己的才華、炫耀自己的名聲，常年與那些危害國家的小人相爭，打口水官司，自然是要遭遇讒言的。他還經常責備楚懷王，成天怨恨懷王身邊的佞臣，最後鬧了一個沉江自殺的結局，實在算不上是一個清潔之人、狂狷之人、景行之人（清潔指的是品行好；狂指做事激進，狷指做事保守；景行，光明正大之意）。
圖：《晩笑堂竹荘畫傳》班固像
班固如此批評屈原，實出於一種“時代需要”。他早年與東平王劉蒼（曾以驃騎將軍身份在朝輔政）交往，論及屈原時，說的是“屈子之篇，萬世歸善”，且希望劉蒼能夠折節下問，多聽諫言，讓天底下再無“汨羅之恨”。那時候，班固年約二十，正暢想著能被人賞識，進而在政壇上有一番作為。寫文章批評屈原時，班固已入中年，已是皇帝的親近之人，史稱他入宮給皇帝讀書，常常“連日續夜”；皇帝有巡狩之事，讓班固“獻上賦頌”已是常規操作；朝中有大事要討論，也常被皇帝指定站出來與公卿們辯論。
更要緊的是，漢明帝、漢章帝父子，一點都不喜歡屈原、賈誼與司馬遷這類人。漢明帝曾親口對班固說，他很不滿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卻因為受刑的緣故，在《史記》裡說漢武帝的壞話；也很不滿司馬遷在《史記》裡借賈誼之口將秦王朝的滅亡歸因為“仁義不施”，而非君權神授合該輪到劉家人做皇帝。總之，司馬遷這類人“非誼士也”，不是好人。漢明帝心目中理想的忠臣，是司馬相如。他對班固說，這個人雖然也不太得志，但從不對皇帝發怨言，臨終的時候還在文章裡“頌述功德，言封禪事”，還在歌頌漢武帝的豐功偉績，實在是“忠臣效也”——是忠臣的典範，“賢遷遠矣”——比司馬遷那傢伙強多了。
明、章兩帝的時代，是一個“法憲頗峻”、人人戰戰兢兢的時代。北海敬王劉睦，本是個性情謙恭、愛好學問、喜歡與知識分子交朋友的人。因為害怕“敬賢樂士”的名聲被皇帝知道，他只好將大門關起來謝絕賓客，將精力全部投入到狗馬音樂之中。深知皇帝厭惡讀書人博取名聲的班固，也非常自覺地選擇將“不以才高人”（不在人前人後突出自己的才能）作為自己的處世之道。他批評屈原不該露才揚己，不該責備楚懷王，是因為皇帝不喜歡屈原露才揚己，不喜歡屈原責備楚懷王。
圖：清殿本屈原畫像
在之後的歷史程序中，這種班固式的批評，成了許多讀書人信奉的一種生存之道。南北朝時代的官員顏之推，寫了一本《顏氏家訓》，其中明確告誡子孫們不要學習屈原，因為這個人“露才揚己，顯暴君過”，透過批評君王的錯誤來彰顯自己，來給自己博取名聲，這樣要不得。一體兩面，這種班固式的批評，也成了許多皇帝檢驗臣僚忠誠與否的基本標準。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下詔同意已命在旦夕的劉基離開南京，返回青田老家。詔書裡說，之前有人告發你劉基給自己找了塊有王氣的墓地，我很生氣，將無所事事的你軟禁在南京兩年多。若是“愚蠢之徒”，一定會忍不住找朕辯解，說自己沒幹過那種事，是朕聽信了謠言搞錯了。惟有“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你很懂得如何做忠臣，主動跑來南京讓朕軟禁，也不做任何辯解來凸顯朕錯了。所以呢，你既然是一個“不潔其名”的標準忠臣，我如今也就放你回去，讓你安心地死在老家。
為屈原做傳的司馬遷，應該料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神奇的展開。
參考資料
①啟風，《端午節紀念屈原，但屈原這個人真的存在嗎？》。
②2015年人教版《初中歷史》七年級上冊。2016年部編本《初中歷史》七年級上冊。2017年統編本《初中歷史》七年級上冊。
④徐復觀，《兩漢思想史 2》，九州出版社，2014年。
一、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的學術爭議
《短史記》以前的文章，曾就“屈原是否真實存在”這個問題的學術爭議，做過介紹。質疑者的主要論據，扼要來說包括如下三點：
（1）現存先秦諸子百家著作及《呂氏春秋》《戰國策》等典籍中，完全找不到“屈原”這個名字。今天所見有關屈原的史料，幾乎全部出自《史記》中的《屈原賈生列傳》。而司馬遷似乎也並未掌握多少有關屈原的確鑿史料。比如，作為一篇傳記，按常理有必要介紹一下傳主的籍貫與家世，司馬遷卻只能以一句籠統的“楚之同姓”權做交待，可見他對屈原的家世幾乎沒有瞭解。漢文帝時代的賈誼寫過《吊屈原賦》，經歷了文帝、景帝和武帝時代的淮南王劉安寫過《離騷傳》（已失傳），這些司馬遷參考過的材料，同樣不能就屈原的籍貫與家世提供確切的說法。
（2）今天所見《屈賈列傳》已非司馬遷的原始版本。列傳中記載了賈誼之孫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司馬遷沒有活到賈嘉官至九卿的年份，也無法未卜先知漢昭帝的諡號是“孝昭”。顯然，在司馬遷之後，有人對《屈賈列傳》進行了補寫或增刪。
（3）《列傳》中有些情節似存矛盾。比如先說楚懷王“怒而疏屈平”，繼而又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齊國是大國，對齊關係是楚國需要重點經營的政治事務。這種事，似不宜交給一個已被疏遠的邊緣人去負責。齊國不會開心與一個楚國政壇的邊緣人接洽，會覺得自己受到了輕視。楚王也不會放心讓一個失寵之人居於外交要津，天知道他會不會乘機挾怨報復，至少也會擔心他會不會盡職盡責。在並無其他史料可以佐證存在“屈原使齊”之事的情況下，傳記中這種似存矛盾的記載，就顯出了它的可疑。
圖：《三才圖會》裡的屈原像
晚清學者廖平，是近代最早對“屈原的真實存在”提出質疑的學者。按他的考證，《離騷》是方士們為秦始皇所寫的“仙真人詩”，目的是滿足始皇長壽、成仙的想象。廖平之後，胡適從思想史方面入手，指出屈原即使真有其人，也不會生在秦漢以前，理由是屈原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戰國時代不會存在屈原那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是“漢朝的老學究”們塑造了屈原這樣“一個理想的忠臣”。
徐復觀的研究則認為，司馬遷為屈原做傳，所依據的核心材料之一，是淮南王劉安的《離騷傳》；而《離騷傳》又是劉安寫給漢武帝看的。劉安寫《離騷傳》的目的，“是借屈原之冤，以明自己之志”，具體來說就是婉轉地向漢武帝傳達資訊，說自己忠心耿耿猶如屈原，絕無謀反之意，以求改善被朝廷疑忌、監視、打壓的艱難處境。若朝廷不能體察這種忠誠，那自己就只好學屈原去自沉了。正所謂“不僅是表白屈原，亦實際上是表明他自己”。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有學者推測認為《離騷》的原作者其實就是淮南王劉安。也有人推測認為，屈原其實是賈誼偽造的歷史人物——賈誼忠於漢文帝，為其擘畫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削弱諸侯王的妙策（也就是後來漢武帝搞的“推恩令”），結果卻因為與文帝的寵臣鄧通不和，“數廷譏之”，多次在公開場合諷刺鄧通，招致文帝的不滿，“由是疏遠，遷為長沙太傅”，被從長安中央下放至偏遠的長沙國去做太傅。賈誼的這些人生經歷，與屈原故事中的情節——忠於楚懷王、有政治能力（明於治亂嫻於辭令）、被懷王寄予重任、遭懷王身邊寵臣進讒言而被疏遠、下放至偏遠地區為官——可以說是高度吻合。
附帶一提：寫過《吊屈原賦》的賈誼，後來又做了梁王的太傅。梁王墜馬而死後，賈誼自責沒有盡到太傅的責任，“哭泣歲餘，亦死”。這位從馬上掉下來摔死的梁王，諡號正是“梁懷王”。長沙王+梁懷王，似可與屈原故事裡的“楚懷王”構成呼應；賈誼的哭泣而死，亦可與屈原故事裡的懷石沉江構成呼應。考慮到上述種種，司馬遷將屈原與賈誼併入同一列傳當中，這種處理顯然有著一種意味深長的用心。
總而言之，“屈原”究竟是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目前仍是一樁未解的學術疑案。疑案的源頭，在於先秦典籍中找不到屈原的相關記載，以及《史記》中的屈原傳記存在許多可疑之處。也就是說，自一開始，關於屈原的事蹟，就缺乏一個擁有可信度的傳世文字。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2017年投入使用的最新版初中歷史教課書七年級（上冊）已不再收錄屈原的相關內容——使用至2015年的舊人教版教材第八了《中華文化的勃興（一）》中，曾用了較大的篇幅來介紹屈原（如下圖）。與之一同從教材中消失的歷史人物，還有真實性同樣存疑的扁鵲。當然，最新版的初中語文教材中，仍保留著與屈原相關的內容。
圖：舊教材關於屈原的描述
二、古人對屈原的所謂“批評”
與近現代學者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歷史上究竟有沒有屈原這個人”不同，古人圍繞屈原的主要爭議，是這個人的作為究竟值不值得效仿。
賈誼要借屈原自傷身世，劉安要借屈原向漢武帝表忠心，自然都對屈原持肯定立場，劉安甚至說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有借屈原諷刺漢武帝的用意，所以行文中也始終對屈原懷抱著同情、讚賞與惋惜。
西漢末年的大文豪揚雄，首開批評屈原的先河。他雖然喜歡《離騷》，也讚賞屈原的人格，卻不能同意他的自殺。他寫了一篇《反離騷》批評屈原，說他非要在楚國這一棵樹上吊死，實在是不值得。楚國既然不肯重用你，不肯聽你的逆耳忠言，你就該學學孔夫子，像他那樣離開烏七八糟的魯國，去更廣闊的天地裡發展，去實現自己的價值嘛，何必固執地呆在楚國呢？何必將自己的性命交給湘水的浪濤呢？
揚雄的這種意見，與西漢中晚期知識界反對忠於一家一姓的思想潮流，有直接關係。漢宣帝時代，名儒蓋寬饒曾站出來給皇帝上書，公然指責“聖道陵遲”，警告漢宣帝要行仁政，否則“天命”是要轉到別家去的。漢成帝時，又有名儒谷永站出來，公開對皇帝說天意從來不會只眷顧一家一姓，警告漢成帝要早點改弦更張，放棄惡政。王莽後來毫無輿論阻力、以禪讓的形式取代西漢建立新朝，正是這種思想潮流發展到極致的結果。揚雄本人也實踐了他對屈原的批評——他歡迎新莽，對劉漢王朝沒有“忠君”層面的留戀。
進入東漢後，又有《漢書》的作者班固站出來，寫了一篇《離騷序》，公開批評屈原。班固說，劉安對屈原的讚美，講什麼屈原可以與日月爭光，可謂“似過其真”，實在是名不副實。那屈原，實際上是這樣一個人：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清絜狂狷景行之士。”
意思是：那屈原為了顯露自己的才華、炫耀自己的名聲，常年與那些危害國家的小人相爭，打口水官司，自然是要遭遇讒言的。他還經常責備楚懷王，成天怨恨懷王身邊的佞臣，最後鬧了一個沉江自殺的結局，實在算不上是一個清潔之人、狂狷之人、景行之人（清潔指的是品行好；狂指做事激進，狷指做事保守；景行，光明正大之意）。
圖：《晩笑堂竹荘畫傳》班固像
班固如此批評屈原，實出於一種“時代需要”。他早年與東平王劉蒼（曾以驃騎將軍身份在朝輔政）交往，論及屈原時，說的是“屈子之篇，萬世歸善”，且希望劉蒼能夠折節下問，多聽諫言，讓天底下再無“汨羅之恨”。那時候，班固年約二十，正暢想著能被人賞識，進而在政壇上有一番作為。寫文章批評屈原時，班固已入中年，已是皇帝的親近之人，史稱他入宮給皇帝讀書，常常“連日續夜”；皇帝有巡狩之事，讓班固“獻上賦頌”已是常規操作；朝中有大事要討論，也常被皇帝指定站出來與公卿們辯論。
更要緊的是，漢明帝、漢章帝父子，一點都不喜歡屈原、賈誼與司馬遷這類人。漢明帝曾親口對班固說，他很不滿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卻因為受刑的緣故，在《史記》裡說漢武帝的壞話；也很不滿司馬遷在《史記》裡借賈誼之口將秦王朝的滅亡歸因為“仁義不施”，而非君權神授合該輪到劉家人做皇帝。總之，司馬遷這類人“非誼士也”，不是好人。漢明帝心目中理想的忠臣，是司馬相如。他對班固說，這個人雖然也不太得志，但從不對皇帝發怨言，臨終的時候還在文章裡“頌述功德，言封禪事”，還在歌頌漢武帝的豐功偉績，實在是“忠臣效也”——是忠臣的典範，“賢遷遠矣”——比司馬遷那傢伙強多了。
明、章兩帝的時代，是一個“法憲頗峻”、人人戰戰兢兢的時代。北海敬王劉睦，本是個性情謙恭、愛好學問、喜歡與知識分子交朋友的人。因為害怕“敬賢樂士”的名聲被皇帝知道，他只好將大門關起來謝絕賓客，將精力全部投入到狗馬音樂之中。深知皇帝厭惡讀書人博取名聲的班固，也非常自覺地選擇將“不以才高人”（不在人前人後突出自己的才能）作為自己的處世之道。他批評屈原不該露才揚己，不該責備楚懷王，是因為皇帝不喜歡屈原露才揚己，不喜歡屈原責備楚懷王。
圖：清殿本屈原畫像
在之後的歷史程序中，這種班固式的批評，成了許多讀書人信奉的一種生存之道。南北朝時代的官員顏之推，寫了一本《顏氏家訓》，其中明確告誡子孫們不要學習屈原，因為這個人“露才揚己，顯暴君過”，透過批評君王的錯誤來彰顯自己，來給自己博取名聲，這樣要不得。一體兩面，這種班固式的批評，也成了許多皇帝檢驗臣僚忠誠與否的基本標準。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下詔同意已命在旦夕的劉基離開南京，返回青田老家。詔書裡說，之前有人告發你劉基給自己找了塊有王氣的墓地，我很生氣，將無所事事的你軟禁在南京兩年多。若是“愚蠢之徒”，一定會忍不住找朕辯解，說自己沒幹過那種事，是朕聽信了謠言搞錯了。惟有“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你很懂得如何做忠臣，主動跑來南京讓朕軟禁，也不做任何辯解來凸顯朕錯了。所以呢，你既然是一個“不潔其名”的標準忠臣，我如今也就放你回去，讓你安心地死在老家。
為屈原做傳的司馬遷，應該料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神奇的展開。
參考資料
①啟風，《端午節紀念屈原，但屈原這個人真的存在嗎？》。
②2015年人教版《初中歷史》七年級上冊。2016年部編本《初中歷史》七年級上冊。2017年統編本《初中歷史》七年級上冊。
④徐復觀，《兩漢思想史 2》，九州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