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懷哲，1875年出生在德國阿爾薩斯的一個小鎮西澤堡的一個牧師家庭。史懷哲自幼就是一個在道德上十分敏感的人。讀小學時，村裡的年輕人嘲弄猶太人，他也跟在後面。但是當猶太人毛瑟對此保持沉默，有時也朝著他們尷尬而友好地微笑時，“這種微笑征服了我，我第一次從毛瑟那裡學到，什麼是在受到迫害時保持沉默。”此外，作為牧師的孩子，家境相對寬裕。一次史懷哲和村子裡一名高大強壯的頑童打架，最終竟然將對方制伏在地。頑童不服，憤怒地對史懷哲說：“我輸給你是沒有辦法，如果我也像你每週可以吃到兩次有肉的湯，我才不會輸給你！”回家的路上，他忽然意識到原以為村子裡的少年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其實在骨子裡卻對他另眼相待。從此，他不喝肉湯、去教堂不穿漂亮的大衣、不買時髦的水兵帽，等等。總之，史懷哲不願意自己與村子裡的其他男孩顯得兩樣，為此讓父母很難理解，他也吃了不少苦頭。成長到青少年時代，史懷哲的愛心首先表現在“為在世界上所看到的痛苦而難過”上。各種動物遭受到折磨使他難受；人們不為動物祈禱，使他迷惑不解；為了阻止同學用彈弓傷害小鳥，寧可被同學嘲笑；為打了狗而內疚；為騎累了馬而不安；甚至有了阻擋別人釣魚的勇氣……等等。他正是在這種震撼心靈並經常感到慚愧的經歷中，逐漸形成了自己不可動搖的信念：只有在不可避免的條件下我們才可以給其他生命帶來死亡和痛苦。史懷哲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父親只是小鄉村的牧師，收入有限。因為家裡無力支付讀普通中學的住宿和生活費，史懷哲選擇了入讀職業中學。他在小學時成績只是中等，但村鎮裡的人大多貧窮，能供子女上職業中學的家庭也不多，看到很多學習出類拔萃的少年早早地離開校園，他感到深切的同情。在職中讀了一年後，得到叔公的資助，他才有幸轉入普通中學。史懷哲進入大學後，決定一口氣念神學、哲學和音樂的課程。不論多麼艱難的問題，都全力以赴、日以繼夜，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加上家境不好，不得不極端儉省，常常靠一杯白開水與一片面包來打發一餐。有幾次在音樂老師那裡練琴時，體力不支，心神恍惚，幾乎暈倒。為此老師大為不滿，甚至勸他放棄神學和哲學，專攻音樂。史懷哲從小在音樂方面極有天賦，當時的管風琴巨擘魏多把他當作自己的衣缽傳人。當時的德國大學，不像今日許多大學一樣經常地進行考試，學生沒有繁瑣的課業，能夠專心地埋頭於自己的研究，這對史懷哲是極值得慶幸的。到25歲，史懷哲已經成為了一個享有聲望的管風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家，同時又是神學博士、哲學博士。大學期間，他也常常思考自己的人生。世上有不少人毫無理由就落入不幸，受到命運的虐待，我該做些什麼呢？他希望去分擔遭受不幸的人們的痛苦，卻又難以割捨做學問、學音樂的喜悅，當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緒在心中交戰時，他實在不知如何是好。就在他21歲那年夏天的一個早晨，《聖經》上的幾句話浮現在腦海：“只為自己活著的人將失去生命，只有為了福音獻身的人，他才能永生。”他忽然明白了耶穌說這句話的意義。除了外在的幸福，人生還應獲得內在的幸福。他決定在30歲以前為學術和藝術而活；30歲以後，將獻身於一項直接為人類服務的事業。至於到時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並不明確，對此，把它留給到時所處的境況來決定。史懷哲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牧師，幫助更多的年輕人樹立美好的信仰。後來又成為大學的神學講師以及神學研究所的所長。從1898年至1908年的十年間，共出版書籍8本，其中1905年，出版法文版《巴赫論》，被認為是自有巴赫的研究書籍以來的最高水平的著作，也使他在音樂界一夜成名。其後，又出版過6本書，有多本書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史懷哲在公益事業上的最初打算是在歐洲服務，想收容和教育被遺棄或無人照管的孩子，並要求他們今後也承擔起相同的義務。1903年，他已經有條件去嘗試為這樣的孩子們做些事情，可有關機構根本不允許志願者參與此事。一次，當斯特拉斯堡孤兒院失火後，他向院長請求暫時收留幾個孩子，也遭到拒絕。此外其他的嘗試也均告失敗。有一陣子，他考慮今後為流浪漢和刑滿釋放者提供服務，在一定程度上也做了相應準備。1904年秋天的一個早晨，讀到巴黎傳教士雜誌上一篇標題為《剛果傳教團迫切需要什麼》的文章，加深了他對生活在非洲黑暗大地的被殖民統治的受盡欺凌迫虐的不幸民族的瞭解，瞭解到由於教會人手不足，在非洲加彭救濟土人的工作，幾乎無法著手。這一刻，他便下定決心，要去非洲，並且以一個醫生的身份去。他完全不懂醫學，為什麼有這樣的計劃呢？他想不僅靠語言，更靠行動來傳播愛。非洲土人醫療落後、環境惡劣，去行醫是最恰當的方式。要當醫生需要從頭學起。而且到非洲去醫治土人，光學一些專門的科目是不夠的，必須當一名萬能醫生，才能應付那種局面。這對於一個30歲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安和迷茫也曾掠過史懷哲的腦際，可他發下了重誓，憑藉自己的健康與毅力，一定要完成這個心願。1905年10月13日，他向雙親以及若干親近的人發信告知了自己的決心。很快，引來了一場可怕的衝擊。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他，認為他辛勤奮鬥許多年而得來的今天的一切，卻要去放棄，實在愚不可及。人們認為為非洲野蠻人服務，實在不必由天才來做。史懷哲應該獻身於學問和藝術的世界，這才是他對人類的最大貢獻。把他當親生兒子看待的魏多老師，發瘋一般地向他怒吼：“我傾注那麼多心血把風琴彈奏的所有技巧教給你，是希望你傳給後世的。你卻要把風琴丟棄，跑到非洲食人族的地方去，你去了又能怎樣？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你知道這是對我、對風琴的背叛嗎？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也有人說：“他是不是因為失戀了，所以瘋了？”有人說：“他江郎才盡了，知道自己做一個學者或者音樂家，都不會有前途，所以想幹一件讓人想象不出來的事情出風頭，他是一個愛出名的野心家吧。”最令史懷哲不可思議的是，連平時滿口仁愛，力陳犧牲自我，為不幸的人們服務，傳播基督偉大精神的人們，除了極少數之外，都異口同聲地反對他的決定。面對這一切，史懷哲以一個理性而成熟的男人對理想對人生的執著追求而默默地忍受著，並靜靜地付諸自己的行動。1905年10月底，他向醫學院長提出了入學申請。院長當即滿懷好意地讓他去精神病教授那裡看看。但是在明白史懷哲的真正企圖以後，深受感動，接受他入學並免交全部學費。在醫學院學習的7年，是與疲勞作鬥爭的7年。剛開始他不能夠放棄神學講師和牧師的職務。在學醫的同時要在神學系講課，同時作為牧師幾乎每禮拜天都得去佈道。正在從事的著作也不能半途而廢。此外，人們也要求他更多地參加管風琴演奏的活動，經常要去外地演出。這不僅由於他已是一名出名的管風琴家，還由於失去了神學研究所所長的收入之後，必須掙一些外快。直到1911年12月，透過全部醫學考試，得以畢業並獲得醫師資格。1913年，以《耶穌的精神心理分析》論文獲得醫學博士學位。面對學醫期間的困苦，史懷哲在給朋友的信中這些描述著自己的感受：現在，我們坐在這裡研究神學，為的是在以後爭奪最好的牧師位置；我們寫下厚厚的學術著作，也是為了成為神學教授。而在海外發生的一切，那裡事關耶穌榮譽和名義的鬥爭，則與我們無關。我不想為了成為一個“著名的”神學家，而把自己的生命一直耗在“批判的發現”上。我不能這麼做，我已經長期地、反覆地考慮過。最後，我終於明白了：我的生命不是學術，不是藝術，而是奉獻給普通的人，以耶穌的名義為他們做任何的一點點小事情。空氣流向“真空”的地方，理解精神法則的人，必須前往為人們所必需的地方。當然，學醫的日子極不容易，但我的內心寧靜而又充滿了幸福感。我的生活是艱苦的，然後是美的。您不要認為我是一個沉於幻想的人，實際上，我是一個非常客觀和冷靜的人。我從青少年時代就開始反覆思考人生的意義。最終的結論是：關鍵在於行動。學醫期間，美麗的女孩海倫·布勒斯勞走入了他的世界。她是斯特拉斯堡大學的一位歷史學教授的女兒。海倫從文稿的謄寫、印刷的校正到一些瑣碎物品的購買，都在幫助史懷哲。另一方面為了幫助他的醫療工作，海倫還努力學習護士的工作。1912年6月18日，史懷哲與海倫結婚。海倫與心愛的丈夫相伴走過了45年幸福美滿的生活，他們一起在大海上長途旅行、一起在非洲叢林中漫步、一起為成千上萬的病患土人忙碌……他們有著深摯的愛情和信任，平淡而溫馨的一生。史懷哲數十年生活在艱苦的非洲大地，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一生經歷無數艱難險阻。能夠從容淡定，並活到90歲高齡，一生默默陪伴和支援的愛人給了他許許多多來自內心的力量和勇氣。1965年史懷哲逝世後，與夫人海倫一起，葬在加彭共和國蘭巴倫醫院旁。1912年開始，史懷哲開始為前往非洲進行準備。他向巴黎的傳教士協會申請自費在加彭的蘭巴倫設立一所醫院的許可；到殖民部申請在加彭行醫的許可；購買各種日用品、醫院所需的物品以及藥品。史懷哲之前所從事的都是精神上的工作，現在卻整日在體力上操勞，開始時他覺得做這些事情是一種負擔，但後來逐漸體會到，全身心地處理實際事務也是值得的，甚至認為一次理想的訂貨是一種藝術享受。史懷哲感受到，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是籌款。為一項其合理性尚待證明，現在還只是一種意圖的事業籌款，感受到了十分的艱難。原先有許多反對他的朋友也盡棄前嫌，誠心給他幫助。魏多老師最為熱心，為他舉辦多場演奏會，把門票收入都捐給他。還建議巴赫協會訂製一臺上等的管風琴兼用鋼琴送給他。當然，籌款過程中也遭遇過許多不快。在有些人的口氣中，史懷哲好像不是一個拜訪者，而是作為一個乞討者來到他們那裡的。1913年春季，史懷哲與夫人海倫歷時50天，來到了自己生命的第二故鄉加彭。此地現今已成為加彭共和國，當時為法屬赤道非洲的一部分。16世紀初，就有傳教士在這裡開展活動。這裡有錯綜複雜的原始森林、沙洲和湖沼。這裡有各個部落的土人，還有食人族。這裡天氣酷熱，溼氣大，豆類不會結果，穀物也無法栽植。麵粉、米、牛奶、馬鈴薯等都需要從歐洲供應，布料和藥品更不用說。蘭巴倫在赤道偏南處，冬夏兩季與北半球相反。冬季氣溫約在25～30攝氏度，夏季則在28～35攝氏度。歐洲人在此多半住了一年之後，就會疲勞過度與貧血，兩三年之後失去工作能力，至少得回歐洲休養半年以求恢復。在史懷哲來到之前，此地方圓數百公里之內，連一個醫生也沒有。土人生病，只有依靠傳統的醫師施咒作法，萬一來了傳染病，情形真是悲慘之極。熱帶的傳染病很多，其他得肺病、心臟病、腸胃病、面板病的人也很多。土人們對它們一籌莫展，只有讓無數的人在叢林裡一個個倒下。史懷哲從到達非洲的第一天起，就被一大群病人團團圍住。剛開始器材和藥品不足，連房間都沒有。史懷哲只能在露天工作，白天戴著遮陽帽仍然有日曬病的危險。此外，每天到傍晚時分還一定有一場驟雨，每當雨來的時候，便得慌慌張張地把物品搬到迴廊下。幾天以後，診所每天要接待大約40個病人。面板病、麻風病、昏睡病、心臟病、肺病、酒精中毒、精神病、風溼病、坐骨神經痛、痛風、慢性腹瀉病、尼古丁中毒、痔瘡便秘、牙病、小腹腫脹、癔病、疝病等都是常見病。史懷哲必須成為一個全能醫生。史懷哲日以繼夜醫治他們的身體，更關懷他們的靈魂。他也是土人的嚴父、兄長、工頭和密友。在叢林中，他親自和土人建醫院，自制磚頭、配藥方、拓農場。在當地的加洛阿語中，史懷哲的名字叫“奧甘加”，是“巫師”的意思。土人長期生活在自由散漫的環境中，群體居住，靠天吃飯，他們會有很多不恰當的行為，不僅不懂得守規則，甚至會心安理得地隨手拿醫院的各種東西，會在病房裡燒火做飯，等等。史懷哲不得不制定醫院規則，由助手每天早上向看病的人宣讀一遍，並請大家傳達給村子裡的人們。
史懷哲，1875年出生在德國阿爾薩斯的一個小鎮西澤堡的一個牧師家庭。史懷哲自幼就是一個在道德上十分敏感的人。讀小學時，村裡的年輕人嘲弄猶太人，他也跟在後面。但是當猶太人毛瑟對此保持沉默，有時也朝著他們尷尬而友好地微笑時，“這種微笑征服了我，我第一次從毛瑟那裡學到，什麼是在受到迫害時保持沉默。”此外，作為牧師的孩子，家境相對寬裕。一次史懷哲和村子裡一名高大強壯的頑童打架，最終竟然將對方制伏在地。頑童不服，憤怒地對史懷哲說：“我輸給你是沒有辦法，如果我也像你每週可以吃到兩次有肉的湯，我才不會輸給你！”回家的路上，他忽然意識到原以為村子裡的少年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其實在骨子裡卻對他另眼相待。從此，他不喝肉湯、去教堂不穿漂亮的大衣、不買時髦的水兵帽，等等。總之，史懷哲不願意自己與村子裡的其他男孩顯得兩樣，為此讓父母很難理解，他也吃了不少苦頭。成長到青少年時代，史懷哲的愛心首先表現在“為在世界上所看到的痛苦而難過”上。各種動物遭受到折磨使他難受；人們不為動物祈禱，使他迷惑不解；為了阻止同學用彈弓傷害小鳥，寧可被同學嘲笑；為打了狗而內疚；為騎累了馬而不安；甚至有了阻擋別人釣魚的勇氣……等等。他正是在這種震撼心靈並經常感到慚愧的經歷中，逐漸形成了自己不可動搖的信念：只有在不可避免的條件下我們才可以給其他生命帶來死亡和痛苦。史懷哲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父親只是小鄉村的牧師，收入有限。因為家裡無力支付讀普通中學的住宿和生活費，史懷哲選擇了入讀職業中學。他在小學時成績只是中等，但村鎮裡的人大多貧窮，能供子女上職業中學的家庭也不多，看到很多學習出類拔萃的少年早早地離開校園，他感到深切的同情。在職中讀了一年後，得到叔公的資助，他才有幸轉入普通中學。史懷哲進入大學後，決定一口氣念神學、哲學和音樂的課程。不論多麼艱難的問題，都全力以赴、日以繼夜，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加上家境不好，不得不極端儉省，常常靠一杯白開水與一片面包來打發一餐。有幾次在音樂老師那裡練琴時，體力不支，心神恍惚，幾乎暈倒。為此老師大為不滿，甚至勸他放棄神學和哲學，專攻音樂。史懷哲從小在音樂方面極有天賦，當時的管風琴巨擘魏多把他當作自己的衣缽傳人。當時的德國大學，不像今日許多大學一樣經常地進行考試，學生沒有繁瑣的課業，能夠專心地埋頭於自己的研究，這對史懷哲是極值得慶幸的。到25歲，史懷哲已經成為了一個享有聲望的管風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家，同時又是神學博士、哲學博士。大學期間，他也常常思考自己的人生。世上有不少人毫無理由就落入不幸，受到命運的虐待，我該做些什麼呢？他希望去分擔遭受不幸的人們的痛苦，卻又難以割捨做學問、學音樂的喜悅，當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緒在心中交戰時，他實在不知如何是好。就在他21歲那年夏天的一個早晨，《聖經》上的幾句話浮現在腦海：“只為自己活著的人將失去生命，只有為了福音獻身的人，他才能永生。”他忽然明白了耶穌說這句話的意義。除了外在的幸福，人生還應獲得內在的幸福。他決定在30歲以前為學術和藝術而活；30歲以後，將獻身於一項直接為人類服務的事業。至於到時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並不明確，對此，把它留給到時所處的境況來決定。史懷哲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名牧師，幫助更多的年輕人樹立美好的信仰。後來又成為大學的神學講師以及神學研究所的所長。從1898年至1908年的十年間，共出版書籍8本，其中1905年，出版法文版《巴赫論》，被認為是自有巴赫的研究書籍以來的最高水平的著作，也使他在音樂界一夜成名。其後，又出版過6本書，有多本書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史懷哲在公益事業上的最初打算是在歐洲服務，想收容和教育被遺棄或無人照管的孩子，並要求他們今後也承擔起相同的義務。1903年，他已經有條件去嘗試為這樣的孩子們做些事情，可有關機構根本不允許志願者參與此事。一次，當斯特拉斯堡孤兒院失火後，他向院長請求暫時收留幾個孩子，也遭到拒絕。此外其他的嘗試也均告失敗。有一陣子，他考慮今後為流浪漢和刑滿釋放者提供服務，在一定程度上也做了相應準備。1904年秋天的一個早晨，讀到巴黎傳教士雜誌上一篇標題為《剛果傳教團迫切需要什麼》的文章，加深了他對生活在非洲黑暗大地的被殖民統治的受盡欺凌迫虐的不幸民族的瞭解，瞭解到由於教會人手不足，在非洲加彭救濟土人的工作，幾乎無法著手。這一刻，他便下定決心，要去非洲，並且以一個醫生的身份去。他完全不懂醫學，為什麼有這樣的計劃呢？他想不僅靠語言，更靠行動來傳播愛。非洲土人醫療落後、環境惡劣，去行醫是最恰當的方式。要當醫生需要從頭學起。而且到非洲去醫治土人，光學一些專門的科目是不夠的，必須當一名萬能醫生，才能應付那種局面。這對於一個30歲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安和迷茫也曾掠過史懷哲的腦際，可他發下了重誓，憑藉自己的健康與毅力，一定要完成這個心願。1905年10月13日，他向雙親以及若干親近的人發信告知了自己的決心。很快，引來了一場可怕的衝擊。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他，認為他辛勤奮鬥許多年而得來的今天的一切，卻要去放棄，實在愚不可及。人們認為為非洲野蠻人服務，實在不必由天才來做。史懷哲應該獻身於學問和藝術的世界，這才是他對人類的最大貢獻。把他當親生兒子看待的魏多老師，發瘋一般地向他怒吼：“我傾注那麼多心血把風琴彈奏的所有技巧教給你，是希望你傳給後世的。你卻要把風琴丟棄，跑到非洲食人族的地方去，你去了又能怎樣？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你知道這是對我、對風琴的背叛嗎？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也有人說：“他是不是因為失戀了，所以瘋了？”有人說：“他江郎才盡了，知道自己做一個學者或者音樂家，都不會有前途，所以想幹一件讓人想象不出來的事情出風頭，他是一個愛出名的野心家吧。”最令史懷哲不可思議的是，連平時滿口仁愛，力陳犧牲自我，為不幸的人們服務，傳播基督偉大精神的人們，除了極少數之外，都異口同聲地反對他的決定。面對這一切，史懷哲以一個理性而成熟的男人對理想對人生的執著追求而默默地忍受著，並靜靜地付諸自己的行動。1905年10月底，他向醫學院長提出了入學申請。院長當即滿懷好意地讓他去精神病教授那裡看看。但是在明白史懷哲的真正企圖以後，深受感動，接受他入學並免交全部學費。在醫學院學習的7年，是與疲勞作鬥爭的7年。剛開始他不能夠放棄神學講師和牧師的職務。在學醫的同時要在神學系講課，同時作為牧師幾乎每禮拜天都得去佈道。正在從事的著作也不能半途而廢。此外，人們也要求他更多地參加管風琴演奏的活動，經常要去外地演出。這不僅由於他已是一名出名的管風琴家，還由於失去了神學研究所所長的收入之後，必須掙一些外快。直到1911年12月，透過全部醫學考試，得以畢業並獲得醫師資格。1913年，以《耶穌的精神心理分析》論文獲得醫學博士學位。面對學醫期間的困苦，史懷哲在給朋友的信中這些描述著自己的感受：現在，我們坐在這裡研究神學，為的是在以後爭奪最好的牧師位置；我們寫下厚厚的學術著作，也是為了成為神學教授。而在海外發生的一切，那裡事關耶穌榮譽和名義的鬥爭，則與我們無關。我不想為了成為一個“著名的”神學家，而把自己的生命一直耗在“批判的發現”上。我不能這麼做，我已經長期地、反覆地考慮過。最後，我終於明白了：我的生命不是學術，不是藝術，而是奉獻給普通的人，以耶穌的名義為他們做任何的一點點小事情。空氣流向“真空”的地方，理解精神法則的人，必須前往為人們所必需的地方。當然，學醫的日子極不容易，但我的內心寧靜而又充滿了幸福感。我的生活是艱苦的，然後是美的。您不要認為我是一個沉於幻想的人，實際上，我是一個非常客觀和冷靜的人。我從青少年時代就開始反覆思考人生的意義。最終的結論是：關鍵在於行動。學醫期間，美麗的女孩海倫·布勒斯勞走入了他的世界。她是斯特拉斯堡大學的一位歷史學教授的女兒。海倫從文稿的謄寫、印刷的校正到一些瑣碎物品的購買，都在幫助史懷哲。另一方面為了幫助他的醫療工作，海倫還努力學習護士的工作。1912年6月18日，史懷哲與海倫結婚。海倫與心愛的丈夫相伴走過了45年幸福美滿的生活，他們一起在大海上長途旅行、一起在非洲叢林中漫步、一起為成千上萬的病患土人忙碌……他們有著深摯的愛情和信任，平淡而溫馨的一生。史懷哲數十年生活在艱苦的非洲大地，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一生經歷無數艱難險阻。能夠從容淡定，並活到90歲高齡，一生默默陪伴和支援的愛人給了他許許多多來自內心的力量和勇氣。1965年史懷哲逝世後，與夫人海倫一起，葬在加彭共和國蘭巴倫醫院旁。1912年開始，史懷哲開始為前往非洲進行準備。他向巴黎的傳教士協會申請自費在加彭的蘭巴倫設立一所醫院的許可；到殖民部申請在加彭行醫的許可；購買各種日用品、醫院所需的物品以及藥品。史懷哲之前所從事的都是精神上的工作，現在卻整日在體力上操勞，開始時他覺得做這些事情是一種負擔，但後來逐漸體會到，全身心地處理實際事務也是值得的，甚至認為一次理想的訂貨是一種藝術享受。史懷哲感受到，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是籌款。為一項其合理性尚待證明，現在還只是一種意圖的事業籌款，感受到了十分的艱難。原先有許多反對他的朋友也盡棄前嫌，誠心給他幫助。魏多老師最為熱心，為他舉辦多場演奏會，把門票收入都捐給他。還建議巴赫協會訂製一臺上等的管風琴兼用鋼琴送給他。當然，籌款過程中也遭遇過許多不快。在有些人的口氣中，史懷哲好像不是一個拜訪者，而是作為一個乞討者來到他們那裡的。1913年春季，史懷哲與夫人海倫歷時50天，來到了自己生命的第二故鄉加彭。此地現今已成為加彭共和國，當時為法屬赤道非洲的一部分。16世紀初，就有傳教士在這裡開展活動。這裡有錯綜複雜的原始森林、沙洲和湖沼。這裡有各個部落的土人，還有食人族。這裡天氣酷熱，溼氣大，豆類不會結果，穀物也無法栽植。麵粉、米、牛奶、馬鈴薯等都需要從歐洲供應，布料和藥品更不用說。蘭巴倫在赤道偏南處，冬夏兩季與北半球相反。冬季氣溫約在25～30攝氏度，夏季則在28～35攝氏度。歐洲人在此多半住了一年之後，就會疲勞過度與貧血，兩三年之後失去工作能力，至少得回歐洲休養半年以求恢復。在史懷哲來到之前，此地方圓數百公里之內，連一個醫生也沒有。土人生病，只有依靠傳統的醫師施咒作法，萬一來了傳染病，情形真是悲慘之極。熱帶的傳染病很多，其他得肺病、心臟病、腸胃病、面板病的人也很多。土人們對它們一籌莫展，只有讓無數的人在叢林裡一個個倒下。史懷哲從到達非洲的第一天起，就被一大群病人團團圍住。剛開始器材和藥品不足，連房間都沒有。史懷哲只能在露天工作，白天戴著遮陽帽仍然有日曬病的危險。此外，每天到傍晚時分還一定有一場驟雨，每當雨來的時候，便得慌慌張張地把物品搬到迴廊下。幾天以後，診所每天要接待大約40個病人。面板病、麻風病、昏睡病、心臟病、肺病、酒精中毒、精神病、風溼病、坐骨神經痛、痛風、慢性腹瀉病、尼古丁中毒、痔瘡便秘、牙病、小腹腫脹、癔病、疝病等都是常見病。史懷哲必須成為一個全能醫生。史懷哲日以繼夜醫治他們的身體，更關懷他們的靈魂。他也是土人的嚴父、兄長、工頭和密友。在叢林中，他親自和土人建醫院，自制磚頭、配藥方、拓農場。在當地的加洛阿語中，史懷哲的名字叫“奧甘加”，是“巫師”的意思。土人長期生活在自由散漫的環境中，群體居住，靠天吃飯，他們會有很多不恰當的行為，不僅不懂得守規則，甚至會心安理得地隨手拿醫院的各種東西，會在病房裡燒火做飯，等等。史懷哲不得不制定醫院規則，由助手每天早上向看病的人宣讀一遍，並請大家傳達給村子裡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