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新興國家因為戰略上的差別，導致越國迅速滅亡吳國。吳國自吳王壽夢起，就立志做中原霸主。吳王闔閭時一度滅楚。然後常年征戰吳國疲憊，吳王闔閭敗於越國。吳王夫差破越後，沒有集中精力滅掉越國是重大戰略失誤。還認為一戰讓越國屈服成為他的屬國，自己戰略北移和齊國，晉國爭奪霸主地位。最後收尾難顧，戰略失誤嚴重。越國守株待兔，疲勞戰消耗掉吳國有生力量。

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在太湖夫椒山大敗越軍之後，伯嚭與伍子胥就是否接受越王勾踐的議和請求吵得不可開交。伍子胥以最嚴厲的口吻警告夫差：

“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倘若對春秋的政治文化不甚了了，很可能誤將伍子胥口中的“滅越”想象作秦始皇擊滅六國那樣的行為——盡數吞併越國的土地，將越王勾踐處死或者貶為庶民。

但這種絕其國嗣、毀其社稷、有其土地的滅國方式在春秋時代是極其罕見的，更不能隨意套用在吳越爭霸的歷史事件上。

吳越爭霸的這段歷史中有這樣一道獨特的景觀值得我們仔細玩味：無論吳王夫差的智囊伍子胥與伯嚭，還是越王勾踐的謀主范蠡和文種，他們無一例外都是楚華人。

這顯示出了楚國對吳、越兩國政治文化的強烈影響。也因此，吳越兩國的爭霸邏輯、滅國行為都逃不出楚國的既有正規化。

作為春秋時期吞併小國數量最多的國家，楚國的滅國方式同秦滅六國大相徑庭。

簡單地說，就是楚國不會徹底消滅這些國家的政權。相反，武力征服之後，楚國會在原址或者遷址重建這些國家的社稷。

先滅國再重建，楚國為何多此一舉呢？

滅國重建可不是推倒了積木再堆起來這麼兒戲的事兒，它具有非常嚴肅的政治意義和法律內涵。

楚國吞併的這些國家絕大多數是周天子封建的諸侯國，就跟周成王封建楚國開國君主熊繹一樣。這些國家與楚國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大家都是周天子的藩屬。

也就是說，只要經歷過滅國重建這個環節，楚國就從法理上實現了對這些國家的征服，他們的國君與與楚王的關係遂由原來的同列變為君臣。

在春秋時期楚國發動的眾多滅國行動中，與夫差滅越最相似者當屬公元前597年楚莊王吞併鄭國的案例。那一年，鄭襄公因架不住楚軍的強大攻勢，被迫向楚莊王乞降。

《史記》載：

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絶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

——《史記·鄭世家》

鄭襄公向楚莊王乞和的時候肉袒牽羊。無獨有偶，根據《國語》的記載，越王勾踐戰敗後向吳王夫差卑辭請和，也曾按照鄭襄公戰敗的禮儀親自為夫差牽馬。勾踐說：

“勾踐請為臣，妻為妾。”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這就是表示他願意按照楚式滅國的辦法重新定義吳越兩國的邦交關係，委身為吳國的臣屬國。

至於漢朝人編撰的《吳越春秋》上說勾踐此後入吳，為夫差服了7年苦役，甚至親自為夫差嘗便，那是根據後來秦滅六國的情形，誤讀《國語中》勾踐“親為夫差前馬”的投降禮儀，並添油加醋進行演義的結果，不可能是春秋滅國行動中的真實歷史。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看看，後來勾踐逆轉翻盤，戰勝夫差，他是怎麼對夫差說的：

“吾置王甬東，君百家。”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這也是要在滅國之後，重建吳國的社稷。所不同者，前一次勾踐請求夫差允許越國在原址重建，而後一次他卻要求夫差要遷址建國。

如果我們從滅國重建的角度去理解伯嚭與伍子胥在公元前494年對越議和時的爭論，就會發現，兩人的根本分歧不在是否徹底滅絕越國的國嗣——這是違反禮制規定的，註定不能實施——而在有沒有必要全面佔領越國的故土，讓它遷址重建。

伍子胥是強烈要求這樣做的，但伯嚭對此表示反對。

滅國之後究竟是在原址重建還是遷址重建，從楚國既往的滅國經驗看，這取決於亡國的舊址是否具備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

楚國曾經吞滅的權國、申國、息國、蔡國等諸侯，因為坐落在楚國對外擴張的重要交通線上，所以滅國之後被遷往楚國腹地進行重建。而像隨國這樣次為重要的國家則在原址淪為楚國的附庸。

現在伍子胥與伯嚭就是否應該對越國實施遷址重建計劃爆發激烈爭論，背後所反映出的，實際上是他們二人在思考吳國對外擴張的戰略方向時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伍子胥的意見是要南下，全面佔領越國故地，鞏固吳國在南方的勢力範圍。而伯嚭的意見與他正好相反，他主張吳國應該將戰略擴張的重心轉向北方，先伐齊國，進而奪取中原霸權。

從歷史的後續發展看，顯然伯嚭的北上戰略最終得到了吳王夫差的支援，也因此，夫差與伯嚭成了“昏君”與“佞臣”的代名詞。可要是我們還原一下當時的歷史場景，設身處地地替夫差想一想，他支援北上、否決南下，其實是情有可原的。

吳越兩國的政治文化既深受楚國的影響，吳國此時又因破楚入郢而取代楚國成為南方第一強國，參考楚國從前的擴張戰略，北上中原、爭霸問鼎乃是題中必有之義。

事實上勾踐滅吳之後也同樣選擇了北上爭霸，吳、越的崛起與爭霸都是沿著楚國的故轍在前進。

那為什麼勾踐北上之前要執意先行佔領吳國故土，而夫差北上之前卻沒有對越國做同樣的事情呢？

我想，這裡面大概有兩點原因：

首先，夫椒之戰後，勾踐對吳稱臣的前提就是要保留越國的固有領土。《國語》說：

“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系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國語·越語上》

勾踐明白無誤地表示，如果吳國要全面佔領越地，對他實施遷國重建計劃，他就拒絕臣服，血戰到底。

與勾踐拼個魚死網破，這個代價太大了。代價大不僅因為吳國的國力、兵力俱為有限，對楚、對越兩線作戰支應不敷，同時還因為越地不在吳國的戰略主攻方向上。

對夫差來說，要成為一個讓天下人都認可的霸主，他的舞臺只能在北方，他的對手只能是齊、晉。至於南平百越，雖勝而不足以為功。

不信的話，看看《史記》就知道了：吳起為楚國令尹，南平百越，拓地千里，司馬遷在《楚世家》中連一個字的記載都沒有——這就不值一提。

所以伯嚭才會對夫差說：

“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

——《國語·越語上》

伐越應當適可而止，不值得在勾踐身上消耗更多國力。

但反過來對勾踐說，情形就完全不一樣。越國要北上爭霸，吳國正擋在他的必經之路上。不佔領吳地，不把這條北上走廊打通，勾踐的爭霸戰略無從實施。因此夫差對越外交的態度不同於勾踐對吳，說到底是兩國的地緣政治特徵使然。

其次，根據《史記》與《國語》的記載，夫差屢次北上伐齊，伍子胥都會事先對他進行諫阻，都會強調先行滅越的重要性，但夫差始終拒絕他的建議。

在後來人看，夫差似乎剛愎固執，瞽目盲心。但我們仔細分析一下伍子胥諫阻夫差的動機，他真是全心全意為吳國和夫差出謀劃策嗎？恐怕不盡然。

《吳越春秋》載：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越王聞之，率眾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

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盤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對越議和的政策主導者是伯嚭，北上伐齊的戰略主導者還是伯嚭。夫差伐齊，屢有斬獲，伯嚭也因此越來越受到他的信任，而這就意味著伍子胥在吳國政壇被日益邊緣化了，所以他害怕，他說“這是君王要拋棄我了”。

諫阻北伐，丟擲“越國威脅論”的議題，伍子胥謀國之餘，更是要藉此刷存在感，重新爭取夫差的信任。也正是看穿了這一點，伯嚭才會在夫差面前揭穿伍子胥，指責他諫阻北伐是暗藏私心：

“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

——《史記·伍子胥列傳》

事實上，夫差北上伐齊，對身後的越國不是沒有警惕。公元前484年，子貢南下吳國，遊說夫差伐齊救魯，夫差是這樣答覆他的：

“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伐齊救魯不是不可以，但你得等我先把勾踐打服帖了。”這是勾踐最擔心的事兒。因為大夫逢同早就提醒過他：

“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臥薪嚐膽，積極備戰。一旦讓夫差看出越國有對吳復仇的徵兆，他必然會搶先對動手，將越國掐死在羽翼豐滿之前。因此，伍子胥並非沒有機會說服夫差南下伐越。但說服夫差的前提是，你得拿出勾踐反吳的證據來。可伍子胥是怎麼對夫差說的呢？

“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不死，必為吳患。”

——《史記·吳太伯世家》

勾踐生活簡樸是事實，愛護子民也是事實，但這就一定表示他會反吳嗎？有什麼證據能證明這二者之間存在必然的邏輯聯絡呢？

至少伍子胥的手上沒有這樣的證據，勾踐也不會輕易讓他抓住自己的把柄。

就比如公元前484年子貢南下，與夫差商議伐齊的這件事。夫差告訴他，自己對勾踐可能的報復行動非常擔心，必須先伐越國，再行北上。子貢在瞭解了夫差的真實想法以後，下一站訪問越國，便對勾踐做出了這樣的建議：

“今王誠發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現在吳王不是對越國不放心嗎？那好，吳王北伐，越國出錢，出人。這不就跟今天安倍政府奉承美華人的套路一樣兒一樣兒的嗎？特朗普總統會因此懷疑日本的忠誠嗎？

是，伍子胥的“越國威脅論”無疑顯示了他準確的戰略預判能力，但遺憾的是，沒有哪個國家領導人會因為一番全無證據的分析而做出重大的國策調整，更不會因為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開罪自己的盟邦。

“越國威脅論”口說無憑，北伐戰爭卻節節勝利。吳王夫差的注意力日益被引向遙遠的齊魯大地。而在他背後，臥薪藏膽的勾踐悄悄抽刀出鞘，他復仇的機會，終於要來了。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徐元誥《國語集解》

張覺《吳越春秋校注》

田成方《春秋時期楚國宗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