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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六千年

    大商的敗亡真的是帝辛的無道嗎?非也!

    帝辛的英武能幹成了末代帝王著實可惜,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帝辛並非昏庸無道,但是他並非把握好歷史發展的脈搏。

    商朝末年天下整體還是平穩的,東夷叛亂,西伯反叛並非不可收拾,商朝的體制沒有發生變化,實力還是不錯的,但是沒有調配各方勢力的絕對能力。這個怎麼說呢?

    商朝其實是個聯邦制國家,而主體國家就是殷商,其他無數的小國家各自都相對獨立,也就是沒有直接的分封制,所以歷史發展到帝辛的時候,這種聯邦制式的國家已經不適合當時的社會環境了,各個依附於殷商的小國家都在發展自己的實力,而殷商和各個聯邦小國的盟約正在失效。比如西周滅崇侯國、耆國等國家,殷商是沒有派出軍隊去救援的,他們的聯邦式盟友已經被歷史的發展淘汰了。

    無論帝辛後來戰鬥如何努力,大商的其他國家都是沒有出兵去幫助帝辛,難道帝辛說話不靈了嗎?非也,因為各個小國的經濟都是獨立的,都不依靠帝辛,這是事實。

    封建社會的開始就是大商的沒落,君主集權的加強就是從大商滅亡開始的,分封制的確立,加強了朝廷的控制權。而對帝辛的記載都是作為勝利者的周朝來書寫的,伐紂的理由一定要高大上,於是我們看到的歷史就是帝辛荒淫無道。

    所以說帝辛在舊的制度上再怎麼努力都會被淘汰的。事實上並非帝辛無道。

  • 2 # 老商頭子

    不是。

    這個問題要分成兩部分回答:一是帝辛真的無道嗎?二是商的敗亡真的是帝辛導致的嗎?

    一、帝辛真的無道嗎?

    先說答案:大機率不是。

    我們一說垃圾君主,就必然會說他是“桀紂之君”。酒池肉林、炮硌(沒寫錯字)蠆盆已經成了紂王的標配。歷史記錄有一個規律,那就是當朝的統治集團一定要罵前朝的君主(一般是最後一個)才能凸顯本朝取代前朝的合法性和太祖的文治武功。由於是自古如此,所以歷朝歷代的很多學者都對紂王的“惡行”提出過疑問。更有甚者,宋羅泌《路史》認為紂王的罪行是根據夏紂的罪行羅織起來的。到了近代,郭沫若、胡適、顧頡剛等學者都曾撰文給紂王翻案。大概來說主要是三點:

    1、紂王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越描越黑。《尚書》中記載紂王有6大罪狀,侷限於酗酒、信鬼神、信女人等,但是隨著朝代更迭,紂王的罪狀越來越多,終於出現了剖腹取胎、冰寒砍腳這種重口味罪行。紂王也逐漸從司馬遷所寫的“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的聰明猛男,變成了射天日地、唯我獨尊的精神變態。顯然紂王沒有那麼大罪。但這也同時告訴我們:當壞人不能當第一個,否則什麼髒水都往你身上潑。

    2、紂王時期所謂罪行,在他那個時代不算罪。比如說“酒池肉林”的典故,很有可能只是古代社會祭祀的產物。別忘了那個時代人殉都是一件比較正常的事,很多事情是不能以後來人的眼光對待的。

    3、紂王是有貢獻的。根據文獻記載,紂王在開拓東南地區,促進民族融合方面是有貢獻的。只是自己“ 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才最後釀成大禍。

    隨著考古的不斷髮掘和研究的日益深入,有一個更加驚人的結論:紂王無罪。或者說,歷代商王都和紂王一個德行,商亡這個鍋不能讓紂王一個人背。

    實際上,我們現在對商朝理解的非常少,只能依靠文獻記載的一點點,以及甲骨文和考古物件。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商朝有比較完整的鬼神信仰系統。而這個鬼神系統和西方的不同。西方的是非連續性視界觀,就是說鬼神對人有絕對控制權,什麼都是註定的。古希臘四大悲劇反映的就是這個思想。而商代相反,是連續性世界觀。張光直先生認為,商文化有濃重的薩滿教意味,活人和死人不是隔開的,是能夠溝通的。商王有溝通鬼神的特殊權力。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就必須明確只有自己才可以和鬼神溝通,就必須壟斷和鬼神溝通的權力。要壟斷這個權力,就必須提高鬼神的地位。因為只有自己才能和鬼神溝通,那麼鬼神的地位越高,自己的權力就越大。自己的權力越大,就越得提高鬼神的地位讓自己獲得更大的權力。就這樣不停的往上抬,最後,商王不管幹什麼,就算是出去溜一圈都得占卜才行,更不用說打仗、祭祀這樣的大事了。既然鬼神才是最重要的,那麼人就是不重要的。鬼神越重要,人命就越不值錢。因此,在商代,人殉是一件比較平常的事,所謂“酒池肉林”,就算真的存在,也根本不是紂王發明的,而是歷代商王都這麼幹,他只是繼承了而已。而且,商王沉溺於美女,有一大半是周人的鍋(這個後面講)。

    那麼,既然紂王沒錯(而且好像還有功),自己本身也比較厲害,怎麼就混成了亡國之君?這就要回答第二個問題:

    2、商的敗亡真的是帝辛導致的嗎?

    商不亡於帝辛,實亡於帝武乙(紂王的太爺爺)。

    首先我們得知道,夏商時期的國家不是現代意義的統一國家,更類似於現代“邦聯”的性質。那個時候各個國家(應該叫部族)都是相互獨立的,這些部族有一個大家都承認的“共主”來領導。因此,當我們在說夏商周的時候,千萬不要以為商是被一個突然牛起來的周滅掉的,而是商國和周國一直長期共存,周國只不過是尊商為共主罷了。

    對比商周的祖宗事蹟,我們可以知道周的祖先是比較有進取心的,而商的祖先是每隔幾代出一個淫亂之君。讀《史記殷本紀》,裡面頻繁出現的一個詞是“復衰”,商就一直這麼衰來衰去的發展著。這讓周族有了發展的可乘之機。

    從出土甲骨文來看,到了商王武丁時期,周已經成為商又愛又恨的部族。多次對其進行征伐,但又多次表達關心。而在那個時候,周或許已經有了滅商的野心。因為周進獻給商王的東西不同。別的部族都是奴隸、土特產之類的東西,周王不大一樣,他專門送美女和羌人(用於人殉等),可見其野心不小。商周一直保持這種又打又好的局面,一直到商王武乙。

    武乙是個比較有名的作死王,曾經做了個偶人假裝天神,與自己玩“博”,偶人輸了他就侮辱它(相當於侮辱天神)。要知道殷商是鬼神立國的,他這麼做就是在動搖國本(更有意思的是,東周時宋堰王也射過天,真是武乙的好子孫)。就這麼個不靠譜的玩意,終於在獵於河渭之間的時候被雷劈死了。從他一直到帝乙(紂王父親),對周不斷縱容,周在商的眼皮底下逐漸發展起來。根據史記記載,公亶父有太伯、仲雍和季歷(即周文王的父親)三個兒子,公亶父想傳位給小兒子季歷(因為孫子姬昌有盛瑞),太伯和仲雍知道以後就出奔荊蠻,自號句吳,好讓季歷順利即位。但是事實可能是:公亶父傳位給幼子季歷,安排太伯和仲雍外出建立虞國,北可拓展新領地,東可進入商王畿,南可越黃河到洛水流域,成為周向東開拓的重要據點。季歷在位期間,與虞國建立了戰略同盟關係,與中原的摯國通婚建立聯盟,並不斷征伐戎狄,增強實力擴大地盤。季歷曾用三年征伐鬼方取得勝利,武乙這個缺心眼的還給他賞賜表彰功勞。但是商王也不是睜眼瞎,發展的又快又大難免不會引起商的戒心。因此,在商王太丁時,季歷被殺。姬昌即位。

    姬昌採用兩手戰略,一方面忍著殺父之仇,殷勤侍奉紂王,使勁送美女和犧牲,另一方面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諸侯,採用各個擊破的方式瓦解商的屏障。

    首先,平西方,後無憂。姬昌解決西方虞、芮兩國的紛爭,討伐犬戎,解決後方之憂。然後再挺進中原,討伐喜歡跟周對著幹的密須國。這場大戰十分重要,從密須國得到的戰利品到了成王的時候都還是重要的分封禮器。滅密須以後,周在西方徹底無後顧之憂。

    緊接著,周東進,伐黎國,得勝。商貴族聽到這個訊息後十分驚恐,因為黎國和商王畿就差一個太行山,周佔領了黎國相當於把刀子插到殷商心臟地帶了。於是貴族們奔告紂王說咱們要完蛋了,紂王當然懶得聽,更懶得管。這倒不是因為他心大、或者昏庸。是因為他手裡有一張王牌。只要這張王牌在,周就別想對商構成威脅。這張王牌就是崇侯虎。

    崇侯虎之所以是王牌,主要因為崇的城市城牆高大,易守難攻,一直都是商王的重要屏障。果然,伐崇之戰成為了文王東征最難啃的硬骨頭。雖然最後啃下來了,但是死傷慘重,花費了不少時日,但是戰略意義十分重大。因為雖然周軍離著商的都城只有幾百裡,但是要從周調動大軍,沿渭水向東,渡過黃河,沿著黃河北岸進軍商王畿,在地理形勢上很難做到。克崇後,不僅消滅了商防守最後的堡壘,更便於周在黃河南岸建立橋頭堡,在孟津一帶飛渡黃河。眼看勝利在望,周軍卻出現了變故:文王去世了。

    武王繼文王位,孟津會師,與諸侯們確認進軍時間、地點、戰略等就回去準備了。第二年再次會師,直逼商王畿。紂王匆匆組織軍隊抵擋,最終連一天都沒撐過就被逼的自焚了。這裡需要提醒一下,牧野之戰是一天結束的,但是真正的克商用了大概46天(楊寬《西周史》),主要是清理支援商的國家(部族),一直打到黃河以南,這才結束。

    因此,殷商滅亡,一是因為歷代商王對周發展的縱容,二是因為周持續四代的苦心經營。商滅於周這個對手,可說不虧(而且也沒有真正滅亡,後代在宋活的好好的)。只是可惜了紂王,成為商王族的歷史擋箭牌,讓人一直罵到現在。

  • 3 # 雨夜沙沙

    大明朝的滅亡是因為崇禎皇帝的無道嗎?北宋的滅亡是因為徽欽二帝的無道嗎?唐朝的滅亡是因為唐朝最後一位皇帝的無道嗎?……

    隨後一位皇帝是背鍋俠,當然成為背鍋俠肯定有他背鍋的潛質,但是換一個什麼樣子的才不背鍋?我想換誰都背鍋。水到渠成,螳臂是無法擋車的。

    在有限的文獻記載中,帝辛會給人以隋煬帝的印象,都很聰敏、銳氣、向上、有能力、有作為。《史記.殷本紀》記載:“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識非;矜人臣以能,高以天下聲,以為皆出己之下。”文治武功絕非等閒之輩,這是他們得以出場,順利登上皇帝這一寶座的原因。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居然一致的喜好女人,酒水,絕對的藐視別人,拒絕不同的聲音。

    我想這樣的帝辛並不是商亡的必要充分條件,千里之堤毀於蟻穴。雖然關於商王朝的真是面貌依然有賴於各位學者孜孜已倦的求索,但是有些考古發現或許能讓我們管窺蠡測,這架龐大的馬車是怎麼脫軌,碰上西方的周人,撞得粉身碎骨的。

    從目前的的考古發現看,商代的青銅器與周代的青銅器雖然有所傳承,但在器類和組合風格上截然不同。商人重視酒器,所出青銅器中酒器類佔了很大的數量,如爵、斝、觚、尊、罍等等。並且在早期或者非高規格的墓葬中,爵、爵斝、爵觚等組合最常見。各位如果參觀當地的博物館,而他們藏品足夠豐富的話,可以關注一下是否如此。這並不是殷墟王朝的中心地帶如此,受商王朝控制輻射的各文化圈皆如此。

    而周人則是重食傳統,爵斝觚等商代常見的酒器到了西周中期以後就慢慢消失不見了。(所以我們經常說許多古裝劇的道具組不用心準備,明明秦以後了還拿著爵喝酒。)周銅器重視鼎、鼎簋組合,我們現在對於鼎的政治意味的瞭解如問鼎中原、鼎盛中華等等就來源於此。並且在西周末期至春秋,衍生出陪葬制度的列鼎制度與鼎簋組合制度等。

    由此比較可見,商人是多麼重視酒,商紂的酒池肉林可能並不誇張,並不栽贓。但是酒水的生產是需要消耗掉大量的糧食的。民以食為天,在生產力並不高度發達的情形下,這些大量消耗的糧食,可能也是催生大商王朝滅亡的一根稻草。而商紂的某些行為習慣無疑加重了這根稻草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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