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名書簡介
型別：哲學論著
成書時間：春秋時期
《尚書》-背景搜尋
《尚書》原稱《書經》，也可單稱作《書》。它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歷史文獻，其中儲存了若干殷周時代的歷史檔案和原始材料。屬於“四書五經”中的“五經”。在中國這個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國裡， 《尚書》是第一部用文字記載的中國上古史。《尚書》對於上古史的記載，分為虞、夏、商、週四書，共58篇，各有篇名。它記載了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682年的歷史。可是整個《尚書》的歷史記載，除了最後一篇《秦誓》以外，都沒有年月可記。雖然如此，它還是從公元前21世紀的堯開始，依其時代先後，把這一部中國的上古史留給了後人。
古人“尚”與“上”通用，“書”原來就是史。上古時，史為記事之官，書為史官所記之史，由於這部書所記載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書》。《尚書》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 下所書， 故謂之《尚書》”。（ 王充《論衡·正說篇》）
在上古的時候，自有文字以來，國家組織的雛形已經具備了。為了給君王記載言行，以及當時所發生的事件，由史官分門別類的記錄下來。《漢書藝文志》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所謂言與事分別言之，機械地說，左史記言，這個言就是指的《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也有人將左、右二字顛倒起來，即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不管怎樣，這種把言與事截然分開的做法，過於拘泥。實際上，《尚書》不僅記言，也有史實。在唐朝劉知幾的《史通》裡，把史論分為六體，其中便有《尚書》，這也充分證明了《尚書》中言論和史實是並存的。
《尚書》的編定者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年），被人們稱為“萬世師表”，與老子同是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同時又是出色的教育家———首創私人辦學，公開提出“有教無類”的口號，從而把教育的物件擴大到一定的社會範圍。並主張因材施教，重視發揮受教者的主動精神。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50多歲時，由中都宰擢任司寇，參與國政；3個月後終因政見不合，離開魯國，遊歷齊、魏、宋、陳、蔡、楚等國。晚年時返回魯國，繼續講學。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他的弟子多達3000人，其中得意門人有包括顏回、曾參、冉求等在內的72人。
《尚書》是五經中學術價值最高，但也是最為艱深難讀的，這部古籍素以文辭古奧難懂著稱。特別是從先秦到唐代，這部書的版本和內容經歷了多次的變化和曲折離奇的歷史，其中已摻入了不少偽造的篇章。諸多社會歷史原因，使之面目全非，越發難於整理。經過兩千多年不少學者的努力，雖然有了點頭緒，但距離徹底清楚之日，似乎還很遙遠。
《尚書》定本編成以後不久，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並實施了各項改革。在文化方面，規定用一種比較簡便的隸書作為日常通用文字。官方所用的《尚書》，應該是用隸書改寫過了；而民間所收藏的卻未必全用隸書改寫。因此，這個時期很可能使《尚書》產生了字型不同的版本。到了秦始皇晚年，下令焚書。經過這次焚燬，凡是先秦文字所寫的《尚書》原本差不多全部被銷燬。幸而當時的博士伏生將《尚書》藏於牆壁的縫隙之中，保留了完整無缺的29篇，其他篇章已佚失。
秦朝滅亡後，漢高祖明白了“不能馬上治天下”，為使國家長治久安、欣欣向榮，漢高祖下旨盡力尋求天下失亡之書。漢文孝帝時，尋求專門研究《尚書》的人，經多方打聽，最後才知道有位在民間傳授《尚書》的大師伏生還健在，想請他講學。
西漢初年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亡於晉朝，西漢中葉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亡於唐朝，只有劉宋時期出現的偽《孔傳古文尚書》保留到了今天。儘管我們明明知道這個本子包含了許多篇偽書，但還是不得不用它作為研究《尚書》的惟一藍本。
《尚書》-內容精要
撇開偽古文不說，介紹一下全書最重要部分———真古文33篇的內容精要。
《虞書》四篇記載的是中國上古唐、虞時代的歷史傳說，包括唐堯禪位給虞舜，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關政治的談話等情節，這四篇都以虞舜為中心，所以稱為《虞書》。
《夏書》二篇中的《禹貢》記載了禹治水以後全國的地理面貌，另一篇《甘誓》記載禹的兒子啟征討諸侯有扈氏的誓師辭，都是夏朝初期的事情。據傳說，夏朝經歷了400多年，這兩篇所涉及的只是夏朝歷史的點滴而已。
目前學術界大多數人認為，上述《虞書》和《夏書》六篇都不是虞代和夏朝當時的歷史記錄，而是戰國時期，甚至晚至秦代的作品。其中只有《甘誓》一篇已出現於戰國前期學者墨子的著作中，文字和今本《尚書》大同小異。因此，這一篇的來源較早，至少在戰國時期以前即已存在。
《虞書》四篇中的個別詞句也曾被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引用過，但當時所見的篇文是否與今本相同，很有疑問。此外，從不同角度考察，這四篇似乎仍儲存了不少有關堯舜時代的可靠傳說，所以仍不失為研究中國上古歷史的重要資料。《禹貢》一篇的內容，未見徵引於前秦任何著作，可能出現的時間最晚，但它是中國古代對地理面貌做出綜述的第一部文獻，學術價值極為重要，人們現在普遍把它作為戰國晚期左右的地理文獻看待。
《商書》7 篇，除第一篇《湯誓》記載商湯伐桀的事情以外，其餘6篇都是商朝後半期的史料。其中《盤庚》三篇記載盤庚遷都於殷的時候告諭臣民的講話。其餘3篇都記載商朝末年的事，有兩篇與商紂王有關，和《周書》中前一部的內容是直接相連的。這7 篇中，只有《湯誓》被人們認為是後來追敘的歷史傳說，其餘6篇都是比較直接的檔案。
《周書》20篇可以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包括從《牧誓》到《立政》為止的十四篇，這十四篇內容最為豐富，是全部《尚書》的精華所在。它們集中地報導了周朝滅殷（即商朝）以及周人如何鞏固對殷人的統治等情況，主要情節內容以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為中心人物；後一部分包括《顧命》以下的六篇，其中《顧命》和《康王之誥》從性質和內容、文字來看，本是一篇，所以，也可以說是五篇。這五篇中，時代早的屬於西周前期，時代晚的屬於春秋中葉。前三篇是周朝中央王室的檔案，後兩篇則分屬於魯國和秦國。一般認為，《周書》二十篇大體都是可靠的真實檔案文獻，其中只有《洪範》一篇記載箕子對答武王的談話，內容全系五行學說，似乎應是戰國時期五行學家興起以後的作品。但也有人認為五行學說起源很早，《洪範》即其淵源。總之，拋開這一篇不說，其餘十九篇都是我們研究周代歷史的重要原始資料。
全部內容綜合起來，大致可分為三組。（一）：關於堯、舜、禹、皋陶、啟等人的遠古歷史傳說；（二）：關於周朝建國初年的重要文獻，尤其重點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動；（三）：一些零散孤立的檔案，所屬時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沒有直接的關聯。
《尚書》各篇的文體也不盡相同，大多數篇章是“記言”，但也有些篇章是“記事”或“記言兼記事”。孔穎達在《尚書正義》中把《尚書》的文體分為十類，未免過於瑣碎。我們現在歸納一下，可以分為六類。
第一類是“典”，例如《堯典》。“典”字在古代象形文字中表示尊重的意思，所以，凡是受人尊重的書冊就稱為“典”。“經典”、“典範”這類意義都是由此而來的。《尚書》中的“典”即“經典”之意。屬於這種體裁的文獻在《尚書》中所佔的比例是極小的。
第二類是“謨”，比如《皋陶謨》。“謨”字讀音和字義都與“謀”字相通，“謨”的意思就是“謀議”。屬於這種體裁的文獻在《尚書》中也很少見。
第三類是“訓”，例如《伊訓》。“訓”就是“教訓”的意思。屬於這種體裁的文獻，現僅存《伊訓》一篇。
第四類是“誥”，例如《大誥》。還有一些雖不以“誥”為篇名，但實際上也是“誥”。如《盤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等。“誥”的意思就是“告諭”，無論從口頭上或用書面告諭別人都叫做“誥”。《尚書》中的“ 誥” 大多是上級對下級的指示或統治者對臣民群眾講話。“誥”體大多記錄講話者的口語，一來由於商、周時代的口語和近代口語距離很遠，二來由於口語本身不能像書面文字那麼有條理，往往重複瑣碎，所以“誥”體文獻特別生澀難懂，也是《尚書》中最難理解的部分。以致唐朝的大文學家韓愈也感覺“誥”體文章讀起來結結巴巴很不順口，故而評論道：“周誥殷盤，詰屈聱牙。”在這33篇中，屬於“誥”體的文獻佔了半數左右，是《尚書》中最重要的部分。
第五類是“誓”，例如《湯誓》。“誓”一般指的是出兵征伐時或交戰前所宣佈的誓師詞。屬於“誓”體的文獻在《尚書》中所佔的比例僅次於“誥”體，是比較多見的。“誓”辭大多有節韻，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秦誓》，其中寫道：“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這裡的“揚”、“疆”、“張”、“光”押韻，字句整齊，韻律鮮明，猶如詩歌一樣。“誓”體力求簡捷明瞭，所以比較容易讀懂。
第六類是“命”，例如《文侯之命》。“命”本來就是“命令”的意思。《尚書》中的“命”是古代常見的一種“命辭”，它們大多數是君王獎勵或賞賜某個臣子時所宣佈的命令。《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對晉文侯所釋出的一道獎令。屬於“命”體的文獻在《尚書》中很少。
既然傳說中《尚書》是孔子編訂的，而孔子又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因此，《尚書》也充分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歸納起來，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實行仁的手段，這就是“以仁為本，以禮為用”。它反對苛政濫刑，主張“為政以德”，在做人修養上，注重發揚“仁”的品德。《尚書》開篇便體現了孔子這種主張以“仁政”治國的觀點，其中說道：“古時候的帝堯??光輝廣披四海，以至於天地上下、明察秋毫而賢才兼人；親近各族人民，各族人民既已和睦相處；使百姓明辨是非，百姓所視明白；能團結天下萬國，隨著堯的德行的感化，風俗大和。”
《尚書》中還記載：堯在位已70年了，想選擇賢能之人以便禪位。當時想推舉四嶽為繼承人，四嶽說自己德薄，不能有辱帝位。於是推選純孝之人的舜，當時的舜以孝聞名天下，所以才被物色為天子的繼承人。由此可見儒家倡導“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儒家的“孝”與“忠”的思想是相連的，俗話說： “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孔子說“孝慈則忠”，所以說，忠於其君，忠於其國，必須以孝為基礎。我們在《尚書》中可以看見忠於人民的湯、武革命。同時，可以看到兩個忠於其君與其國的偉大典型，這就是商湯的伊尹和周初的周公旦了。尤其是周公旦，孔子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把他樹為後世忠臣的楷模。
西漢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倡議後，從此在中國開創了以儒家為正統學說的局面。因此，從西漢開始，已形成了學習儒家的經典熱。以後的董仲舒、劉向、鄭玄、韓愈、朱熹、王陽明等人，步孔子的後塵，更加發展了儒家學說，這個學說根深蒂固地植於歷代華人民的思想中，成為中國人民的精神支柱。兩千多年以來，儒家的思想始終統治著華人民的政治思想。由於《尚書》在儒學上的重要地位，在當時的封建主流社會備受推崇，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此外，《尚書》中也反映出了儒家學派孕育中的民主思想。《尚書·五子之歌》裡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就是說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只有人民安定，國家才能昌寧。
《尚書》-名書簡介
型別：哲學論著
成書時間：春秋時期
《尚書》-背景搜尋
《尚書》原稱《書經》，也可單稱作《書》。它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歷史文獻，其中儲存了若干殷周時代的歷史檔案和原始材料。屬於“四書五經”中的“五經”。在中國這個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國裡， 《尚書》是第一部用文字記載的中國上古史。《尚書》對於上古史的記載，分為虞、夏、商、週四書，共58篇，各有篇名。它記載了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至公元前682年的歷史。可是整個《尚書》的歷史記載，除了最後一篇《秦誓》以外，都沒有年月可記。雖然如此，它還是從公元前21世紀的堯開始，依其時代先後，把這一部中國的上古史留給了後人。
古人“尚”與“上”通用，“書”原來就是史。上古時，史為記事之官，書為史官所記之史，由於這部書所記載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書》。《尚書》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 下所書， 故謂之《尚書》”。（ 王充《論衡·正說篇》）
在上古的時候，自有文字以來，國家組織的雛形已經具備了。為了給君王記載言行，以及當時所發生的事件，由史官分門別類的記錄下來。《漢書藝文志》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所謂言與事分別言之，機械地說，左史記言，這個言就是指的《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也有人將左、右二字顛倒起來，即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不管怎樣，這種把言與事截然分開的做法，過於拘泥。實際上，《尚書》不僅記言，也有史實。在唐朝劉知幾的《史通》裡，把史論分為六體，其中便有《尚書》，這也充分證明了《尚書》中言論和史實是並存的。
《尚書》的編定者孔子（公元前551-前479 年），被人們稱為“萬世師表”，與老子同是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同時又是出色的教育家———首創私人辦學，公開提出“有教無類”的口號，從而把教育的物件擴大到一定的社會範圍。並主張因材施教，重視發揮受教者的主動精神。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50多歲時，由中都宰擢任司寇，參與國政；3個月後終因政見不合，離開魯國，遊歷齊、魏、宋、陳、蔡、楚等國。晚年時返回魯國，繼續講學。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他的弟子多達3000人，其中得意門人有包括顏回、曾參、冉求等在內的72人。
《尚書》是五經中學術價值最高，但也是最為艱深難讀的，這部古籍素以文辭古奧難懂著稱。特別是從先秦到唐代，這部書的版本和內容經歷了多次的變化和曲折離奇的歷史，其中已摻入了不少偽造的篇章。諸多社會歷史原因，使之面目全非，越發難於整理。經過兩千多年不少學者的努力，雖然有了點頭緒，但距離徹底清楚之日，似乎還很遙遠。
《尚書》定本編成以後不久，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並實施了各項改革。在文化方面，規定用一種比較簡便的隸書作為日常通用文字。官方所用的《尚書》，應該是用隸書改寫過了；而民間所收藏的卻未必全用隸書改寫。因此，這個時期很可能使《尚書》產生了字型不同的版本。到了秦始皇晚年，下令焚書。經過這次焚燬，凡是先秦文字所寫的《尚書》原本差不多全部被銷燬。幸而當時的博士伏生將《尚書》藏於牆壁的縫隙之中，保留了完整無缺的29篇，其他篇章已佚失。
秦朝滅亡後，漢高祖明白了“不能馬上治天下”，為使國家長治久安、欣欣向榮，漢高祖下旨盡力尋求天下失亡之書。漢文孝帝時，尋求專門研究《尚書》的人，經多方打聽，最後才知道有位在民間傳授《尚書》的大師伏生還健在，想請他講學。
西漢初年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亡於晉朝，西漢中葉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亡於唐朝，只有劉宋時期出現的偽《孔傳古文尚書》保留到了今天。儘管我們明明知道這個本子包含了許多篇偽書，但還是不得不用它作為研究《尚書》的惟一藍本。
《尚書》-內容精要
撇開偽古文不說，介紹一下全書最重要部分———真古文33篇的內容精要。
《虞書》四篇記載的是中國上古唐、虞時代的歷史傳說，包括唐堯禪位給虞舜，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關政治的談話等情節，這四篇都以虞舜為中心，所以稱為《虞書》。
《夏書》二篇中的《禹貢》記載了禹治水以後全國的地理面貌，另一篇《甘誓》記載禹的兒子啟征討諸侯有扈氏的誓師辭，都是夏朝初期的事情。據傳說，夏朝經歷了400多年，這兩篇所涉及的只是夏朝歷史的點滴而已。
目前學術界大多數人認為，上述《虞書》和《夏書》六篇都不是虞代和夏朝當時的歷史記錄，而是戰國時期，甚至晚至秦代的作品。其中只有《甘誓》一篇已出現於戰國前期學者墨子的著作中，文字和今本《尚書》大同小異。因此，這一篇的來源較早，至少在戰國時期以前即已存在。
《虞書》四篇中的個別詞句也曾被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引用過，但當時所見的篇文是否與今本相同，很有疑問。此外，從不同角度考察，這四篇似乎仍儲存了不少有關堯舜時代的可靠傳說，所以仍不失為研究中國上古歷史的重要資料。《禹貢》一篇的內容，未見徵引於前秦任何著作，可能出現的時間最晚，但它是中國古代對地理面貌做出綜述的第一部文獻，學術價值極為重要，人們現在普遍把它作為戰國晚期左右的地理文獻看待。
《商書》7 篇，除第一篇《湯誓》記載商湯伐桀的事情以外，其餘6篇都是商朝後半期的史料。其中《盤庚》三篇記載盤庚遷都於殷的時候告諭臣民的講話。其餘3篇都記載商朝末年的事，有兩篇與商紂王有關，和《周書》中前一部的內容是直接相連的。這7 篇中，只有《湯誓》被人們認為是後來追敘的歷史傳說，其餘6篇都是比較直接的檔案。
《周書》20篇可以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包括從《牧誓》到《立政》為止的十四篇，這十四篇內容最為豐富，是全部《尚書》的精華所在。它們集中地報導了周朝滅殷（即商朝）以及周人如何鞏固對殷人的統治等情況，主要情節內容以當時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為中心人物；後一部分包括《顧命》以下的六篇，其中《顧命》和《康王之誥》從性質和內容、文字來看，本是一篇，所以，也可以說是五篇。這五篇中，時代早的屬於西周前期，時代晚的屬於春秋中葉。前三篇是周朝中央王室的檔案，後兩篇則分屬於魯國和秦國。一般認為，《周書》二十篇大體都是可靠的真實檔案文獻，其中只有《洪範》一篇記載箕子對答武王的談話，內容全系五行學說，似乎應是戰國時期五行學家興起以後的作品。但也有人認為五行學說起源很早，《洪範》即其淵源。總之，拋開這一篇不說，其餘十九篇都是我們研究周代歷史的重要原始資料。
全部內容綜合起來，大致可分為三組。（一）：關於堯、舜、禹、皋陶、啟等人的遠古歷史傳說；（二）：關於周朝建國初年的重要文獻，尤其重點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動；（三）：一些零散孤立的檔案，所屬時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沒有直接的關聯。
《尚書》各篇的文體也不盡相同，大多數篇章是“記言”，但也有些篇章是“記事”或“記言兼記事”。孔穎達在《尚書正義》中把《尚書》的文體分為十類，未免過於瑣碎。我們現在歸納一下，可以分為六類。
第一類是“典”，例如《堯典》。“典”字在古代象形文字中表示尊重的意思，所以，凡是受人尊重的書冊就稱為“典”。“經典”、“典範”這類意義都是由此而來的。《尚書》中的“典”即“經典”之意。屬於這種體裁的文獻在《尚書》中所佔的比例是極小的。
第二類是“謨”，比如《皋陶謨》。“謨”字讀音和字義都與“謀”字相通，“謨”的意思就是“謀議”。屬於這種體裁的文獻在《尚書》中也很少見。
第三類是“訓”，例如《伊訓》。“訓”就是“教訓”的意思。屬於這種體裁的文獻，現僅存《伊訓》一篇。
第四類是“誥”，例如《大誥》。還有一些雖不以“誥”為篇名，但實際上也是“誥”。如《盤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等。“誥”的意思就是“告諭”，無論從口頭上或用書面告諭別人都叫做“誥”。《尚書》中的“ 誥” 大多是上級對下級的指示或統治者對臣民群眾講話。“誥”體大多記錄講話者的口語，一來由於商、周時代的口語和近代口語距離很遠，二來由於口語本身不能像書面文字那麼有條理，往往重複瑣碎，所以“誥”體文獻特別生澀難懂，也是《尚書》中最難理解的部分。以致唐朝的大文學家韓愈也感覺“誥”體文章讀起來結結巴巴很不順口，故而評論道：“周誥殷盤，詰屈聱牙。”在這33篇中，屬於“誥”體的文獻佔了半數左右，是《尚書》中最重要的部分。
第五類是“誓”，例如《湯誓》。“誓”一般指的是出兵征伐時或交戰前所宣佈的誓師詞。屬於“誓”體的文獻在《尚書》中所佔的比例僅次於“誥”體，是比較多見的。“誓”辭大多有節韻，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秦誓》，其中寫道：“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這裡的“揚”、“疆”、“張”、“光”押韻，字句整齊，韻律鮮明，猶如詩歌一樣。“誓”體力求簡捷明瞭，所以比較容易讀懂。
第六類是“命”，例如《文侯之命》。“命”本來就是“命令”的意思。《尚書》中的“命”是古代常見的一種“命辭”，它們大多數是君王獎勵或賞賜某個臣子時所宣佈的命令。《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對晉文侯所釋出的一道獎令。屬於“命”體的文獻在《尚書》中很少。
既然傳說中《尚書》是孔子編訂的，而孔子又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因此，《尚書》也充分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歸納起來，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實行仁的手段，這就是“以仁為本，以禮為用”。它反對苛政濫刑，主張“為政以德”，在做人修養上，注重發揚“仁”的品德。《尚書》開篇便體現了孔子這種主張以“仁政”治國的觀點，其中說道：“古時候的帝堯??光輝廣披四海，以至於天地上下、明察秋毫而賢才兼人；親近各族人民，各族人民既已和睦相處；使百姓明辨是非，百姓所視明白；能團結天下萬國，隨著堯的德行的感化，風俗大和。”
《尚書》中還記載：堯在位已70年了，想選擇賢能之人以便禪位。當時想推舉四嶽為繼承人，四嶽說自己德薄，不能有辱帝位。於是推選純孝之人的舜，當時的舜以孝聞名天下，所以才被物色為天子的繼承人。由此可見儒家倡導“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儒家的“孝”與“忠”的思想是相連的，俗話說： “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孔子說“孝慈則忠”，所以說，忠於其君，忠於其國，必須以孝為基礎。我們在《尚書》中可以看見忠於人民的湯、武革命。同時，可以看到兩個忠於其君與其國的偉大典型，這就是商湯的伊尹和周初的周公旦了。尤其是周公旦，孔子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把他樹為後世忠臣的楷模。
西漢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倡議後，從此在中國開創了以儒家為正統學說的局面。因此，從西漢開始，已形成了學習儒家的經典熱。以後的董仲舒、劉向、鄭玄、韓愈、朱熹、王陽明等人，步孔子的後塵，更加發展了儒家學說，這個學說根深蒂固地植於歷代華人民的思想中，成為中國人民的精神支柱。兩千多年以來，儒家的思想始終統治著華人民的政治思想。由於《尚書》在儒學上的重要地位，在當時的封建主流社會備受推崇，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此外，《尚書》中也反映出了儒家學派孕育中的民主思想。《尚書·五子之歌》裡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就是說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只有人民安定，國家才能昌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