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現在看也不是糟粕啊，理學認為在人的情慾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客觀的理性世界，植物生長有其理，動物繁殖也有其理，務農有務農的理，做官有做官的理，萬事萬物背後都有支援其運轉的理，這個和亞里士多德把其老師柏拉圖的哲學分門別類劃分數學、自然科學和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戰略學和修飾學詩學的做法如出一轍。朱熹把儒家學說進一步發揮，使之更接近於現代對學科的劃分，也就是說朱熹檢視做中國的亞里士多德，也就是說宋明時代，中國從思想上做好了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準備。可惜的是滿族入侵中原，中斷了這一歷史程序，假如歷史按照朱熹王陽明的思想發展，中國近代在面對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流的話，我想過會更容易接受西方，會少很多不必要的挫折和麻煩，中國的發展不會比日本差的。

程朱理學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完全承認具體存在有具體道理，並且指出應該努力認識一個又一個的具體存在 這就是科學思想。 科學認識不是指被確認的科學成果，而是指一種對具體可感覺物件的認識方法，包含三大要素，感覺經驗，邏輯論證，檢驗實驗。 中國科技不興的原因有： 佛門違反科學認識，王陽明的心學違反科學認識，滿清時期學者們反對程朱理學，不平等的等級制度讓高階大儒鄙視勞動實踐研究。 最可氣可笑的是，至今，很多華人，沒有認識到佛門違反科學，甚至有的學者比如朱清時之流還跪倒在佛門企圖把佛門裝扮成科學，蠢蠢蠢啊！ 很多人沒有認識到王陽明的心學借佛門套路而嚴重違反科學，甚至依然拿心學當成功學來鼓吹，傻傻傻啊！ 很多人沒有認識到滿清時期習寨王船山等人反對程朱理學，更是在哲學上挖斷了科學認識的根，愚愚愚啊！ 很多人不僅沒有認識到程朱理學的本體論一直領先全世界，而且其科學思想完全達到亞里士多德的水平。然而，當今華人卻說理學是什麼統治者的幫兇! 笑話。果如此，程朱二人在世的時候應該官居極品才對，結果呢？都因為不受皇帝待見，而命運坎坷，特別是朱熹，晚年還被朝廷禁言禁書。

大唐時期，佛學大盛。禪宗經過幾世傳承，開枝散葉。禪宗特有的明心見性、頓悟入道的法門，迅速風靡神州大地。

五代時期，時局混亂，但禪宗卻得到極大發展，各地寺廟香火鼎盛。

大宋開國以來，以儒學作為王朝的統治思想。開國宰相趙普說出了震驚世人的言語：半部論語治天下。

然而佛學完備之極的形而上理論，依舊讓無數以讀書做學問作為安身立命手段的文人，趨之若鶩，紛紛出入於佛學理論中。

心中有堅持文化正統觀念的文人開始一邊感嘆儒學修身養性方法的簡陋，一邊融合儒學與佛學的理論。

經過百年努力，到南宋，朱熹終於走完了融合的最後一步，創立了儒學的新分支：理學。

理學認為天理是萬物本源，意思是人世間之外另有一個名為天理的東西，而人可以透過修身養性的方法來體悟天理。

天理不可思，不可究。天理本來就在，天理無始無終。天理化身為人，人靠修養回覆天理。

理學一出世，就風靡了整個文人階層。

理學的理論更是讓統治者大感興趣，因為這根本就是統治者的神器。

朱元璋一接觸理學，就明白這是好東西：有天理好，我朱氏子孫是天子，代天理而統治國家。朱熹姓朱，我朱元璋也姓朱，五百年前是一家，說明理學是上天賜與朱家之物。

理學本來已經很流行，再加上朱元璋的推動。理學直接代替儒學，成為大明王朝的統治思想。

但自從人類有了思想，矛盾就從未曾遠離過。

君權神授與天理自在的爭論從未停息過。

在有些理學家眼裡，皇帝就是皇帝，皇帝的威權從來不是上天授與的。

所以有明一代，特別是大明中後期，大明皇帝與理學家出身的大臣之間的角力從未終止過。

越到明末，君權與臣權的爭鬥就越厲害，內耗也就越嚴重。

表現在外，就是宦官干政的力度越來越大。

好些個宦官因此走上政治舞臺，權傾朝野，並且青史留名。

因為宦官代表的是君權。自然會被無數理學家出生的大臣所敵視。

明朝的氣數就這樣被耗光。

理學家堅持的理論是形而上另有天理，所有一切都是天理所造。

對比一下，基督教的上帝，伊斯蘭教的真主，是不是很相似？

理學家們與皇帝之間的爭鬥，如果理解了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情況，就很容易搞明白。

伊斯蘭教有遜尼派和什葉派之爭。說白了就是真主在人世間有沒有代言人的分歧。

天主教與新教的區別，也是在人世間有沒有教皇的區別。教皇就是耶穌基督的代言人。

大明朝是兩派在爭鬥。大清朝的皇帝最狠，親自下場做裁判，以武力解決紛爭。

指出自身就是天子，自身就是天道代言人，所有子民都是天道子孫，都得聽從天道代言人的命令。

聖朝（大清）是家國天下，聖朝（大清）以孝治天下。

所有子民都是聖朝的家人，所有大臣都是皇帝的家奴。所有子民都要對皇帝盡孝。

大清皇帝康熙毫無疑問是個經天緯地的大才。

不知道是不是受前來大清旅遊後又定居的西方人的影響。

康熙給大清子民定下了規矩，各地宗族每月都要召集全體族民到祠堂聆聽《聖喻廣訓》。

《聖喻廣訓》在康熙朝名為《聖喻十六條》，後經雍正推演闡釋，改名《聖喻廣訓》。成為大清國教。

這樣的做法是不是與基督徒每個禮拜天都需要去教堂做彌撒非常一致？

所以理學思想就是宗教思想，土生土長的宗教思想。沒有宗教活動的宗教思想。

每星期聆聽聖喻廣訓，另有一個極大好處：老人喜歡安穩，沒有幾個老人會喜歡年輕人去造反、去冒險。

大清皇帝如此闡述經典，如此禁錮人心，自然會引起理學家的極大反對。

不遵循皇帝聖人的天道代言人思路。思想不正與反清有何區別！

所以大清初年，文字獄大盛，華夏大地的讀書人嘗夠了“宗教裁判所”的滋味。孤兒寡母領導下的、風雨飄搖的江山，輕而易舉的被穩固下來。

以至於近百年來，理學直接把正統的儒學給拖累了。成為了沒落文化的代名詞。無數人避之唯恐不及。

若說在當時的進步意義，可以這樣理解。

理學完成了佛教文化與本土文化融合的最後一步。從此，佛教文化的核心完完全全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融合之後的理學太過文化、太過形而上了。然而過猶不及。世界歷史上有許多文明不是亡於落後，而是亡於文明太過發達，太過縹緲，而實際上的文化根基卻不足以支撐那個發達的程度。

拜占庭是一個例子，中東諸多“政教合一”國度是一個例子，理學所統治的年代也是一個例子。

這些例子向來都是興於內潔，亡於外患。

百多年前，西方人槍炮一來，大清就陷入亡國之危，老舊勢力太強，慣性太大，變革無門。

直到經歷百多年的持續動亂，持續破四舊，持續吸收外來文化，華夏大地才迎來新生。

首先，理學在今天也不能說是糟粕。

很多人都有一種貌似"理性"的看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就好像他能從一種文化、一個事件、一個人身上能夠清楚的分清楚精華和糟粕一樣。事實上，我們都有一種體驗：精華就是糟粕、糟粕就是精華。一個人也好，一個理論也好，一種文化也好，其正面和負面、積極和消極都是一體的。

就比如一個人性格很急，一方面他的糟粕是很暴躁，另一方面他的精華卻是執行力極強。這些都是他的性格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反映。

文化也是如此。理學也是如此。

理學所謂的糟粕，比如說，在學術上過於“形而上”，有空談之嫌疑；在思想上，過於束縛人的天性和自由；在政治上，強調定於一尊，定於一理……等等。但是，這些其實在當時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在學術上，強調思辨，提高經驗的層次和水平；在思想上，強調個體的內省，變化人的氣質，提高人的道德；在政治和社會上，發展出了鄉規民約等基層自治，從而一定程度上反而抵消了皇權對地方的壓迫……等等。

所以，不要動不動就談什麼精華、糟粕。很難分開的。

有的人會說，要客觀，要“既要又要還要”，要中庸，怎麼分不開？但是，掌握中庸之道的人，我看眼下15億華人裡，恐怕連一個都沒有。儒家的中庸之道，可不是為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準備的。

所謂存在即合理，就是說理學既然能夠被創制出來，是有他的道理的。

這一塊內容很複雜，我不妨化繁為簡，勾勒幾個要點，供大家參考。

理學，也被稱為新儒學，自中唐開始萌發，到北宋逐漸成型，到南宋朱熹正式形成併成熟，到元朝以後才蔚為大觀，到明朝王陽明為之一變，可謂中興（心學雖然源於陸九淵，不是朱熹，但一般來說仍是可以將心學納入理學的範圍），到清朝開始衰落，到現代逐漸被吸納了西方哲學特別是康德哲學的現代新儒家所替代。

為什麼理學會萌發呢？

早期的華人雖然有鬼神，但沒有彼岸。自西漢佛教初來，東漢發力，經過了六朝，到唐代已經極為發達。其標誌就是產生了佛教中國化的禪宗。佛教的發達，正是因為他填補了中國本土思想資源所不能提供的彼岸世界，提供了一整套挖掘內聖、靜坐參禪的東西。這些，在儒家裡很少的，道教則是極為粗陋的。因此，儒家在唐朝雖然仍是官方意識形態，但沒落的很厲害。為此，儒家的知識分子們，比如韓愈，就要想方設法從儒家中發展出一套能與佛教相抗衡的東西。韓愈寫《原道》，這就是以前的儒家不會寫的，以前的儒家只討論政治等經驗性的東西。

這種“儒家也要發展出一套心性、內聖”的思想衝動，激勵著儒家知識分子最後發展出了理學。從此，佛教的進取逐漸停止，儒家也重新煥發了活力。

在漢唐時期，中國的大一統國家裡，儒家主要是透過中央朝廷的意識形態，改造中央的法律制度，來實現對中國社會、華人的影響和關切的。比如，著名的“親親相隱”，就是從儒家進入到國家法律的。

到了宋代，先不說大一統的局面不存。關鍵是中國經過了唐朝的經濟發展，經過了藩鎮割據，經過了北宋的物質積累，中國社會愈加複雜了。市民社會逐漸形成，地方自治擴大，人民的生活更加豐富，總之，中國更加複雜了，單靠中央朝廷，已經不能滿足儒家對現實的關切了。這就要求儒家發展出一套能夠自下而上的東西，透過個體、家庭、家族的培養，逐漸達到對社會整體的影響關切。

我們熟知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然是來自先秦的典籍，但將其闡發出來作為原則並付諸實踐，是要靠理學的。我們今天特別愛說的什麼家譜、什麼家風、鄉風，包括一些女德，其真正的形成都是從宋代開始。並不是什麼幾千年的優良傳統，而是理學的推波助瀾。

這個就比較學術了，不多說。儒家之所以能夠持續有生命力，也是因為其具有自我發展的動力和能力。漢唐儒家的“五經系統”是很龐大複雜的，當社會分工擴大，節奏加快，很多人沒有能力、時間去學習五經系統。所以，儒家會自我發展出後來的“四書系統”，雖然四書系統成於朱熹之手，但我們可以說這是儒家自我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