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大概是文化上的自信；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百家爭鳴，尤其是漢族文化，更是熠熠生輝！少數民族雖然能用武力統一中國，但是，還是被漢文明同化了，從茹毛飲血，披掛獸皮的部落文化，搖身一變，成為手捧聖賢書，峨冠博帶的漢族人！就好比美華人總認為自己是文明人加紳士，自己是民主自由的捍衛者，其他國家都是封建獨裁！

因為民族政策的原因，現行政治語境對“大漢族主義”有著天然的批判之意，因此暫且不論“皇漢”其本身面目如何，都要先承擔“破壞民族團結”的原罪。如果我們能夠梳理一下“皇漢”運動出現的歷程，就會發現在種種看似膚淺“皇漢”的“表象”之下，暗藏著中華民族“文藝復興”的可能。

“明朝熱”其實沒有多長時間，在更多的歷史程序中，明朝都被作為一個黑暗封建恐怖統治的反動王朝的面目出現的，連魯迅這樣的文化人對明朝都很不待見。之所以明朝開始有了社會熱度，反而是20年來民族政策的唆使之下發生的少數民族對主體民族的詆譭而形成思想上的反抗本能。在物極必反的意義上，可以說這種反抗是無意識的，或者是下意識的。

任何事物並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即使是生命這樣的神奇的造物，進化論者也不能解釋如何“無中生有”，最後只好擱置了爭議，將生命的起源交給了“上帝”。同樣，之所以有“皇漢”運動，乃是有了產生這一思潮的社會土壤。皇漢運動的對立面，就是滿遺。因為滿遺的存在，才有皇漢的存在。如若哪天滿遺消失了，那麼皇漢是不是就沒有存在之必要呢？

如果一種思潮是因一群特定的人存在而存在，而不是因為歷史本身的特點、社會的背景而有，那麼這個思潮必然沒有長期存在之必要。因此，從文化的角度看，皇漢運動是群眾自發的運動，不是有意識、有目的的自覺的運動，其本身缺乏深刻的，系統的，全新並且符合時代潮流的思想作為根本性的指導。就哪怕是滿遺的概念是什麼，許多人都處於十分模糊的狀態。

但這並不能否認，群眾自發性的皇漢運動是在民族天然感情的召喚下，以少數精英分子為代表，把明清史作為論戰戰場，透過群眾性自發運動以維護民族尊嚴，訴求民族利益的一場民族覺醒運動。這場民族運動的根源就在於少數滿遺在文化娛樂方面妄圖對歷史進行反攻倒算，利用國家民族政策的便利，利用少數官員的私心，侮辱漢族的同時替滿清王朝招魂。這與天地會“反清復明”與其說是要恢復明王朝的統治，不如說是對清王朝統治的的合法性的不認同。這是一個主次的問題，至於需要不需要恢復明王朝的統治，還尚在其次。

群眾自發運動的本身，能起到覺醒的效果。但有覺醒是不夠的，覺醒需要理性的指導。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一個悖論就明顯的擺在了人們的面前，如果滿遺不存在了，那麼是不是這些運動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是這場運動的生命力的問題，也是一切邏輯的起點。如果這個問題不講清楚，由此衍生的一切問題就將失去意義。

這樣一個事物對立的兩面，討論“皇漢”的發展，就不能不對“滿遺”做更深層次的解析。從歷史的根源來說，滿遺最直接的源頭就是滿清貴胄，即滿清既得利益者。從思想方面說來，既是以維護滿清政治文明為基礎的思維方式。王朝覆滅後，“貝勒”們、“格格”們也失去了政治地位，他們想恢復過往的榮光本也無可厚非。作為一個社會整體，如果一個族群對他們所奉行的政治文明卻沒有反思和總結，會讓整個社會陷入群體無意識的危險境地。

滿清的政治文明作為一種思維模式，有它本身的歷史根源，這個歷史根源就是滿清入關。這種政治文明的發軔，與滿族落後的生產方式有關。人總是在生存與發展上形成自己獨有的思想，這是任何思想產生的共同規律。

滿族起初生活在中國的東北，民族起源官方認為是女真族，族源可以追溯到唐朝時期的肅慎。明朝末年時，滿族的生產方式是漁獵。漁獵可以說是一種最為原始的生產方式，其生產方式不僅遠低於農業，甚至低於畜牧業。

女子採集，男子狩獵，這是一種純粹依賴自然的生存方式，嚴格意義上來說連生產方式都談不上。這樣的生產方式，使得滿族沒有辦法形成“未來”的生產概念，不能形成村落、城鎮，更不能在此基礎上形成政治文明。

所以，以漁獵為生存方式的滿族入關之前長期處於野人狀態的文明水平。他們以軍事掠奪為生產方式，生產組織就是軍事組織的歷史特性，這是與它本身的生存方式密切相關的。中國的不幸就在於此，在北方總是有很多部落和民族慣於搶劫，長城的存在與其說是進取的表現，不如說是無奈的妥協。

滿清入關之後，不事生產，大行圈地，盛行蓄奴，也跟這種生存方式密切相關。凡旗人皆有月錢，由國家供養，唯一職業就是當兵。在嚴酷的社會環境下，滿人都成為了斯巴達人，而漢人則成為了希洛人。希洛人從事創造與生產，斯巴達人寄食於希洛人的生產而掌握暴力。斯巴達300勇士在溫泉關阻擊波斯大軍最後全軍覆沒的情節被歐洲人大書特書，斯巴達人成了英雄，而人數遠多於斯巴達人的希洛人卻被直接略過了。在溫泉關作戰的希洛人，要比斯巴達人多3倍以上。希洛人，尤其像滿清初期的綠營兵。

反觀明末的中國社會，則是一個極其矛盾的社會。人心不古，道德滑坡，古典文明已經處於完全的沒落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和與資本主義萌芽相聯絡的新的階層，新的思想，正在醞釀之中。在這種似暗忽明的社會環境下，實際上蘊藏著革命的力量。一個久處黑暗的族群對於黑暗的統治尚能逆來順受，可當人們已經見識過Sunny的明媚後，便再也難以忍受落後和暴力的統治。因此，中國的歷史行進到這裡時，機遇與挑戰並存，把握的好，中國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把握的不好，歷史出現大倒退，甚至亡國滅族。上一次出現這樣的歷史關口，是在宋朝。

可是，明朝末年出現的各種原因，像是天降奇禍，各種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落在了當時的人們身上。面對滿州人的入侵，加之國內的叛亂困擾，明王朝沒有挺過這一難關，不但亡了國還亡了天下。很多人都認為歷史沒有假如，在歷史的偶然性之間，必然存在有必然性。明朝的亡國亡天下，看似是必然性的結果，因此穿鑿附會了很多理由，卻獨獨不見滿清繼承明王朝統治之後的政治文明生態的大倒退。

羅馬帝國的崩潰，對歐洲是一個沉重的災難。人類文明的高光地區，一直以來都有三個，分別是東亞、西歐和中東。羅馬帝國作為西歐文明的代表，卻是最早陷入崩潰的一個文明。

在羅馬帝國時期，公民們住的是磚石房屋，他們有發達的、成體系的文明系統。進入中世紀的歐洲人，住的是草房，歐洲進入了野蠻矇昧的時期。在明朝末年後的中國同樣如此，非但沒有從“開明專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反而倒退到“絕對專制”的時代。

很多人可能對明朝的“開明專制”存有疑問，但明朝皇帝的權力是受到制約這一點上卻是不爭的事實。明武宗、明熹宗幾乎是如出一轍的去世的背後，是否也意味著權力的失衡？明朝皇帝要受內閣的制約，如票擬製度。

“開明專制”雖說是專制統治，卻有著中國政治倫理的樸素的民本思想。皇帝是“君父”，戴其冠而承其重。民本思想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是與皇權鬥爭下不斷的妥協的產物，最終達成了平衡，即“政統”和“道統”之辯。

“絕對專制”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皇權不受任何勢力的制約。大臣皆為奴僕，軍機處只是皇帝個人的顧問與諮詢機構，一切決策大權統歸皇帝。“政統”在朕，“道統”亦在朕。以前要搞好繼續統治下去就必須搞好民生，那麼赤裸裸的掠奪照樣能繼續統治下去。

滿清政治文明生態的正規化，因此可以歸納為三點;

1、以暴力和強權為基礎，掠奪人民財富，為一族或者一集團之私利所服務。

這是一種非常原始的政治組織形式，有悖於中國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為了強化特權秩序，在政治上拔高八旗，在經濟上掠奪全國，使得乾隆時期西方的傳教士入華之後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這個國家的只有窮人與富人，而根本不存在中間階層。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結構朝兩極化方向發展，中產階層完全消失。沒有了中產階層，這意味著這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斷層。高層的人滿足於既得利益，底層的人蠅營狗苟，社會因此一片死氣沉沉。印度的種姓制度，與此有異曲同工，殊途同歸。

2、缺少公信力，濫用司法。

為了維護反動統治，滿清必然要藉助於殘酷的刑罰。歷代以來，刑罰之酷烈，以滿清為最。以凌遲為例，元明時期此種極刑只少量用於謀逆大罪，而且只針對犯罪人，不針對犯罪人家屬。到了滿清時期，凌遲從謀利罪擴大到思想罪，然後在擴大到倫理罪，然後藉由文字獄，司法濫用到思想文化方面。在倫理道德方面，滿清剝去儒家學說邏輯方面的雙面性，互動性，而只強調從上到下的一面性。古典時期儒家的倫理思想，是強調父慈子孝，兄弟互悌，夫妻相愛。但是在清朝，凡是兒子打父母，妻子殺丈夫，不問原因，不問案由，一律凌遲處死。濫用刑罰最大的後果，即是政府公信力的缺失，“青天大老爺”成為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者，“人治”社會下的“厚黑學”大行其道，黑箱操作成為慣例，發展到最後，連黑箱這樣的幌子都不願意用了，而是赤裸裸地權力尋租。

3、一系列對外戰爭之失敗，導致中國對外思維的慣性妥協與軟弱。

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對外交往，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在痛呼“缺鈣”。這與明朝的“剛毅”特質很有不同，其由來則是在滿清269年中，對外簽訂不平等條約多達1182份，近代所支付的戰爭賠款總計加起來為956814007兩，相當於1901年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1倍。政府對外妥協軟弱，無法保護人民，甚至勾結外華人欺壓漢人。美國排華無所作為。華人到世界任何角落倍受欺負，無所依靠。日俄在東北作戰，滿清竟滑天下之大稽的保持中立，還不許人民自發起來保護自己的國家。1905年的“拒俄義勇隊”，要遭到取締與逮捕，逼的黃興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一個國家，從物質上講，最重要的是土地；從靈魂上說，是國民的尊嚴。在大爭之世，個體的尊嚴無法參與到國際競爭，必然要有國家的力量作為依賴。沒有安全感的國民，如何去愛這個國家？從這個角度說，滿清亡國之時的悄無聲息，不也正是由於民眾對自身生活在毫無尊嚴的國度裡的一種的情緒反應嗎？

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滿清入主中原的這三百年，對中國的影響是很深重的。暴力的危害只是一時，而精神的危害，卻是長遠的。人性失去了獨立，只能盲從於強權；精神與思想被壓制，只能服從於暴政。恢復人性的獨立與精神的高貴，成為歷史上最艱難，最漫長，最血腥之任務，這也是辛亥革命未竟的事業，孫中山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主旨所在。

如果說蠻族給歐洲文明帶來了一千餘年的黑暗，那麼滿清就是給中國帶來了近三百年的黑暗。當西方正在進行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時候，中國卻急劇衰退到中世紀的狀態，這就是中國近代極為衰弱的原因。這種危害，一直繼續到現在。現在的中國，正是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之前夜。

所以，如果不破除滿清思維，不從內心割掉這最後一根辯子，那麼過去的歷史並未過去。在這個意義上，滿遺這個群體的出現，使得漢民族意識出現自發覺醒，以至於“矯枉過正”，用力過猛。一些“皇漢”們的思維方式偏離了理性，甚至用了自己一直反對的“滿清思維”如暴力政治等而不自知，對待具體的事物在觀點上有失客觀。這是民眾自發的行為缺少理論和有序的指導、規範的原因。然而，也由於這種來自民間的正義力量，使得國家輿論導向開始不得不正視政治生態文明的重建工作，並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今後的“皇漢”運動如果趨於理性，未必不能成為中華古典文明文藝復興的前奏。中華本來就是帝國，趨同存異是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優勢和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