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清代乾嘉時期，大多數士人學者埋首古書，爬梳舊學，對中國古代文獻進行了系統而精密的整理。但乾嘉以後，隨著清政府的日漸腐敗，不僅國內矛盾日趨尖銳，而且由於西方殖民者的商貿掠奪和軍事入侵，又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民族危機。在這種情況下，道、鹹、同、光時期，一些頭腦清醒計程車人開始摒棄乾嘉時期的考據學脫離政治鬥爭和社會實際的流弊，而到西漢的今文經學中尋找依託，希望從中發掘出孔子的“心法口傳”，有的更將《公羊春秋》學的“微言大義”引向經世致用。生活在中國封建社會末世和鴉片戰爭前夕的龔自珍就是這樣一位“開一代新風的思想家”。第二部分龔自珍（1792—1841）又名鞏祚，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龔自珍出身於仕宦之家，從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祖父是清朝貢士，曾任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過繼祖父、父親都是進士，父親還有《國語注補》《楚辭名物考》等著作。他的外祖父是寫有《說文解字注》的著名漢學家段玉裁，母親又是詩人。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龔自珍自幼多方涉獵，具有了良好的文化素養。第三部分龔自珍早年就以詩文著稱，自言“三寸舌，一枝筆，萬言書，萬人敵”。他紮實的根底和橫溢的才華贏得了人們的敬重和廣泛的讚譽。與龔自珍同時代的人稱他是“天下之奇才”，梁啟超在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則說他性情跌宕，不檢細行，很像法國的盧梭。他雖然“喜為要眇之思”，學不深入，往往僅引其緒，但他對晚清思想的解放卻起了很大作用，“光緒年間的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讀他的文集，就像觸了電那樣地受到震動。但是，龔自珍本人的科舉考試與出仕並不順利。他幾次應試才得舉人身份，又6次參加會試方中進士。在仕途方面，從嘉慶末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不到20年中，他先後為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禮部主事，這些職位品秩很低，相對於他企圖名列卿相以有一番作為來講，實在是未能如願。不過，龔自珍在當時還是有相當的聲望的。他不僅被時人列為“儒家”學者，而且人們還把他與撰著《聖武記》和《海國圖志》的魏源目為兩個“奇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時代風雲鑄就的他的學術特點所決定的。龔自珍常常往來於南、北兩京之間，他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瞭解，促使他研究當時社會的現實問題。於是，他便傾心於今文經學，繼承當時今文經學大師劉逢祿、莊存與的學術成就，把研究公羊學說和當時清朝的政治聯絡起來，“往往引公羊義譏切實政，詆譭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利用今文經學從事匡時濟世的研究。第四部分龔自珍曾經說：“不研乎經，不知經術之為本源也；不討乎史，不知史事之為鑑也。”“經史之言，譬方書也；施諸後世之孰緩、孰亟，譬用藥也。”又說：“不通當事之務，不知經史施於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很顯然，他研究經史是為了“經世致用”，為了施用於當世之務；研究學術，乃是以“朝章國政、世情民隱為質幹”。他自從28歲從劉逢祿受《公羊春秋》，既而又結識今文經學家宋翔風之後，撰有《六經正名》《五經大義始終論》《春秋決事比答問》等著作，認為西漢董仲舒的《公羊決獄》和東漢何休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惻惻乎權之肺肝而皆平”，他從而引據《公羊》微言，譏切時弊，呼籲改革。實際上，龔自珍的興趣並不在於對儒學群經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他雖然學宗“公羊”，但為了拯救時弊，他也可以從事“百家”之書、“雜家之言”的學習，所以，當一些“朋友”或“賢者”向他詢及為何不勘定儒經時，他往往以“未暇”相答。他確實把工夫都用在了關乎時局的“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上面。第五部分從青年時代開始，龔自珍一直堅持對清王朝的黑暗統治進行揭露，對封建制度進行了嚴厲批判，應該說，這是他一生思想和著作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清朝的統治已經由盛而衰，但是，不少封建士大夫尚陶醉在康、乾盛世的趾高氣揚之中，他們看不到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不瞭解革命的風暴已在醞釀之中，認為現實社會仍是一個“盛世”或者“治世”。龔自珍則不然，他以自己卓越的見識意識到，此時已進入“衰世”之中，雖然此時的社會尚未崩潰，但“履霜之屩，寒於堅冰；未雨之鴞，戚於漂搖”，意思是說，對於天朝上國清王朝的徹底崩潰來說，此時已如深秋之於寒冬，或像小鴞處在暴風雨前。在龔自珍的眼裡，清王朝瀕臨滅亡的景象實在悽楚而又悲慘。第六部分基於上述原因，龔自珍在23歲左右時，就以《明良論》為題，撰文揭露清朝官僚貪權戀勢的無恥行徑，並從官僚體制上論述它運轉不靈的原因，同時，他還猛烈抨擊了當時社會對人材的大肆摧殘。他關心政治，熱愛國家，曾上《西北置行省議》，建議在新疆建立行省，並移內地之民以實其地，以耕代牧，有效地防止沙俄入侵。他還早就認識到了英國殖民者的本來面目，因而積極支援林則徐的禁菸行動，主動告誡林則徐要身帶重兵，準備用武力反擊英國侵略者。他還主張對鴉片販子和漢奸嚴加制裁，“殺一儆百”。作為一位封建士大夫，龔自珍在莊存與、劉逢祿等今文經學家之後，將公羊學的“微言大義”引向經世致用，他關心時政，指摘時弊，重振綱紀。雖然他的改革建議從實質上看確是“藥方只販古時丹”，但在“萬馬齊喑”的“可哀”時局下，這也是彌足珍貴的。在當時為數不多的頭腦清醒的思想家中，他是十分重要的一位。
第一部分清代乾嘉時期，大多數士人學者埋首古書，爬梳舊學，對中國古代文獻進行了系統而精密的整理。但乾嘉以後，隨著清政府的日漸腐敗，不僅國內矛盾日趨尖銳，而且由於西方殖民者的商貿掠奪和軍事入侵，又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民族危機。在這種情況下，道、鹹、同、光時期，一些頭腦清醒計程車人開始摒棄乾嘉時期的考據學脫離政治鬥爭和社會實際的流弊，而到西漢的今文經學中尋找依託，希望從中發掘出孔子的“心法口傳”，有的更將《公羊春秋》學的“微言大義”引向經世致用。生活在中國封建社會末世和鴉片戰爭前夕的龔自珍就是這樣一位“開一代新風的思想家”。第二部分龔自珍（1792—1841）又名鞏祚，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龔自珍出身於仕宦之家，從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祖父是清朝貢士，曾任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過繼祖父、父親都是進士，父親還有《國語注補》《楚辭名物考》等著作。他的外祖父是寫有《說文解字注》的著名漢學家段玉裁，母親又是詩人。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龔自珍自幼多方涉獵，具有了良好的文化素養。第三部分龔自珍早年就以詩文著稱，自言“三寸舌，一枝筆，萬言書，萬人敵”。他紮實的根底和橫溢的才華贏得了人們的敬重和廣泛的讚譽。與龔自珍同時代的人稱他是“天下之奇才”，梁啟超在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則說他性情跌宕，不檢細行，很像法國的盧梭。他雖然“喜為要眇之思”，學不深入，往往僅引其緒，但他對晚清思想的解放卻起了很大作用，“光緒年間的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讀他的文集，就像觸了電那樣地受到震動。但是，龔自珍本人的科舉考試與出仕並不順利。他幾次應試才得舉人身份，又6次參加會試方中進士。在仕途方面，從嘉慶末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不到20年中，他先後為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禮部主事，這些職位品秩很低，相對於他企圖名列卿相以有一番作為來講，實在是未能如願。不過，龔自珍在當時還是有相當的聲望的。他不僅被時人列為“儒家”學者，而且人們還把他與撰著《聖武記》和《海國圖志》的魏源目為兩個“奇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時代風雲鑄就的他的學術特點所決定的。龔自珍常常往來於南、北兩京之間，他對中國歷史和現狀的瞭解，促使他研究當時社會的現實問題。於是，他便傾心於今文經學，繼承當時今文經學大師劉逢祿、莊存與的學術成就，把研究公羊學說和當時清朝的政治聯絡起來，“往往引公羊義譏切實政，詆譭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利用今文經學從事匡時濟世的研究。第四部分龔自珍曾經說：“不研乎經，不知經術之為本源也；不討乎史，不知史事之為鑑也。”“經史之言，譬方書也；施諸後世之孰緩、孰亟，譬用藥也。”又說：“不通當事之務，不知經史施於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很顯然，他研究經史是為了“經世致用”，為了施用於當世之務；研究學術，乃是以“朝章國政、世情民隱為質幹”。他自從28歲從劉逢祿受《公羊春秋》，既而又結識今文經學家宋翔風之後，撰有《六經正名》《五經大義始終論》《春秋決事比答問》等著作，認為西漢董仲舒的《公羊決獄》和東漢何休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惻惻乎權之肺肝而皆平”，他從而引據《公羊》微言，譏切時弊，呼籲改革。實際上，龔自珍的興趣並不在於對儒學群經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他雖然學宗“公羊”，但為了拯救時弊，他也可以從事“百家”之書、“雜家之言”的學習，所以，當一些“朋友”或“賢者”向他詢及為何不勘定儒經時，他往往以“未暇”相答。他確實把工夫都用在了關乎時局的“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上面。第五部分從青年時代開始，龔自珍一直堅持對清王朝的黑暗統治進行揭露，對封建制度進行了嚴厲批判，應該說，這是他一生思想和著作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清朝的統治已經由盛而衰，但是，不少封建士大夫尚陶醉在康、乾盛世的趾高氣揚之中，他們看不到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不瞭解革命的風暴已在醞釀之中，認為現實社會仍是一個“盛世”或者“治世”。龔自珍則不然，他以自己卓越的見識意識到，此時已進入“衰世”之中，雖然此時的社會尚未崩潰，但“履霜之屩，寒於堅冰；未雨之鴞，戚於漂搖”，意思是說，對於天朝上國清王朝的徹底崩潰來說，此時已如深秋之於寒冬，或像小鴞處在暴風雨前。在龔自珍的眼裡，清王朝瀕臨滅亡的景象實在悽楚而又悲慘。第六部分基於上述原因，龔自珍在23歲左右時，就以《明良論》為題，撰文揭露清朝官僚貪權戀勢的無恥行徑，並從官僚體制上論述它運轉不靈的原因，同時，他還猛烈抨擊了當時社會對人材的大肆摧殘。他關心政治，熱愛國家，曾上《西北置行省議》，建議在新疆建立行省，並移內地之民以實其地，以耕代牧，有效地防止沙俄入侵。他還早就認識到了英國殖民者的本來面目，因而積極支援林則徐的禁菸行動，主動告誡林則徐要身帶重兵，準備用武力反擊英國侵略者。他還主張對鴉片販子和漢奸嚴加制裁，“殺一儆百”。作為一位封建士大夫，龔自珍在莊存與、劉逢祿等今文經學家之後，將公羊學的“微言大義”引向經世致用，他關心時政，指摘時弊，重振綱紀。雖然他的改革建議從實質上看確是“藥方只販古時丹”，但在“萬馬齊喑”的“可哀”時局下，這也是彌足珍貴的。在當時為數不多的頭腦清醒的思想家中，他是十分重要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