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匠戶制度，又稱手工業管理制度。

匠戶不屬於戶籍，是另外自成一類，但是必須是在官府的手工業局、院中服役，從事各種手工業生產。（有關部門直接管理）

還有就是必須世襲制，一旦不肯入籍，或是不肯服役，那麼只有論罪處理。

明朝繼承了元代的匠戶制度，但不同於元代，分為民匠、軍匠、工匠三等。

其中後二者比民匠地位要低些，因為他們要世代繼承，而且若想脫離軍匠或者工匠，必須經過皇帝的特旨批准。

1460年匠戶在作坊中受到官吏的蹭蹭剝削，工匠中也有怠工或者逃亡的情況，多者曾達到三萬八千餘人。明政府一方面將逃亡的匠戶發配充軍，另一方面設法招撫。

1562年，直到頒佈以銀代役法，政府用錢來僱工。所有的匠戶可以自由的從事工商業，這樣就變得人身相對自由點了。

直到1645年，清政府廢除匠戶制度，從此成為歷史。

明代沿襲了元代的匠戶制度，但管理呈逐漸寬鬆的趨勢，直到清代乾隆年間，匠戶制度被廢除。

匠戶是古代由官方確認，專業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員。他們當中大部分掌握某種專業技能，並且世代相傳，例如鐵匠，石匠，木匠，裁縫等。

早在唐代，就已經有服務於官府的工匠，一般是短期徭役，由官府付給工錢。

元代把工匠編為匠籍，規定必須父傳子承，世代為匠，非經皇帝恩准，不得轉行，後代也不能參加科舉取仕。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朝廷隨時可以徵調各類工匠為政府服務，製作武器鎧甲等軍需品，興修宮殿、城防。還有一類住匠，甚至失去人身自由，長期在指定的地點從事手工勞動。還有的皇帝賞賜或者官府安排給某些大家族，成為家匠。

明代沿襲了元代的匠戶制度。但隨著反抗的加劇，官府對匠人的管理也日益人性化。逐漸恢復到唐宋時期的輪班匠，即一年當中有幾個月去應付官府所需，其餘時間自謀職業，從事耕種或者憑藉所掌握的手藝謀生。後來又出現了以銀代役，繳納一些銀錢，就可以不必去服徭役。

到了明後期，匠戶制度已名存實亡，尤其是清代，許多匠戶已經自謀職業，評價手藝從事民間手工生產。保定匠人工坊，最早就是由元代匠戶後人創辦，多年的手藝傳承，使得匠戶家族在手工業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匠戶家族往往有自身一套行業規範，有些規範至今被傳承和遵守。例如，保定匠人工坊的工匠，至今遵從師徒有序，剛入門的工匠，哪怕已經是耄耋老人，也要從學徒做起，正式地拜師，不管師傅年紀大小，都要以師徒相稱，不能逾矩。保定匠人工坊還有一條規矩，不得抄襲，注重原創。古代沒有專利權的說法，只能靠行規和道德約束，來進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匠人工坊不允許抄襲仿造別人的作品，更不允許偷師學藝。想學哪項技術，必須正面請教。想學做某人的作品，必須經過對方允許和授權，做完之後，也不能以自己的作品自居。

在古代，手藝是手藝人的飯碗，這樣的行業規定是為了讓工匠有口飯吃。而在現代，這些老規矩對於保護智慧財產權，鼓勵工匠提升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明王朝建立後，繼承元代工匠世襲制度，把全國所有工匠分別隸屬於工部、內官監和五軍都督府管轄，稱作工匠和軍匠。軍匠從事軍械生產，一切活動都按軍事制度的規定進行。而工匠，則按照服役形式的不同分輪班、住坐、存留三類。

輪班工匠，即按規定時間應徵服役。1378年規定，凡在京工匠赴工者，月給薪水鹽蔬，休工者停給，由工匠自由經營。1386年工部侍郎秦逵提出工匠服役辦法:根據路程的遠近，編定班次，登記簿籍，發給合同文書。匠戶按規定時間到工部報到，去指定的地區服役，並免除工匠其他差役，以資補償。朱元璋採納了這一建議，定為制度，稱為輪班。按輪班規定服役的工匠稱班匠。

根據輪班制度的規定，官府有相當數目的工匠可以徵調，足以滿足官辦手工業作坊的勞動力需要。同時，班匠三年服役一次，為期三個月，平均每年服役一個月。其餘的時間，可以自己掌握，從事不同技術行業的生產活動。比起元代工匠制度對工匠的嚴格限制，這是一個進步。

由於輪班應役時間規定嚴格，班匠不敢失期。可是有的班匠按時赴役，常常出現無事可做的現象。因此明王朝又在1393年對輪班制度作了一次改革，即打破三年一班的硬性規定，根據官府役作的繁簡，將所有的工匠的服役班次加以調整，大體分成一年一班至五年一班等五類。收到了服役工匠無廢日，居家休息工匠無廢業的良好效果。

除輪班外，還有存留和住坐兩類。存留工匠是因特殊需要而在地方作工的工匠，直接由本地官府負責管理，不必到京師應役。而住坐工匠則全部是由民間徵集調發的具有一定工藝技術的農民，服役時間為一月十天，有明確的生產定額。因此，住坐工匠比輪班的工匠勞動時間長，操作繁重。但是，總的說來，明代工匠的待遇，比元代有所提高，情況有所改善。

與元代工匠制度相比，明代的工匠制度有著許多重大改變:

第一，由元代工匠制度規定的常年役作，到明代的役有定時；

第二，工匠們在非服役時間內，可以自由經營，從事自己所精通的手工業生產。這對民間手工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明代工匠比元代工匠有較多的自由，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

到了明代中葉以後，隨著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逐步加重，加上應徵服役的工匠，自籌路費，奔走道路，盤費罄竭，痛苦萬狀，造成了工匠的大量逃亡。所以，成化末年，就有過班匠以銀代役的事例，出現按期應役和以銀代役並行的局面。又經八十餘年，到1562年，朝廷釋出了輪班工匠以銀代役的法令。明確規定四年一班的工匠，每人每年出銀四錢五分，用以代役。這種以銀代役的變化，較之前此工匠，長途跋涉應役的痛苦，確實有了很大的減輕；尤其是對工匠的人身控制有了鬆弛，更有利於手工業生產力向前發展。當然，這些情況都出現在輪班工匠中，住坐、存留工匠不在此例。然而，隨著以銀代役辦法的實施，住坐、存留工匠的匠額也日趨縮小。這些都反映出明代工匠制度的逐步解體，同時也為清王朝廢除匠籍制度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