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的先鋒性

“先鋒文學”是一個外來概念，它除了專指某些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以外，還包含了新潮、前衛、具有探索性的藝術特質。這個詞在20世紀80年代才流行開來，最初是用來形容朦朧詩的美學特徵，1985年前後，轉向小說形式的探索與創新。所謂“先鋒精神”，意味著以前衛的姿態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與之相關的藝術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極端的態度對文學的共名狀態形成強烈的衝擊。“五四”時期沒有用這個詞來形容文學思潮的前衛性，但在今天，我們對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運動重新審視的話，指出它的先鋒性不僅十分恰當，也有利於把握它與當時文學環境之間的關係。當然，宏觀地論述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不是我們這本書的任務，但魯迅的《狂人日記》作為新文學的代表作，我們從這部作品的先鋒特質中，大致也能看到新文學運動的這一特色。

在關於吃人問題的探討中，我們看到魯迅筆下所呈現的反叛性基本上是延續了《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的現代反叛思潮的傳統，從達爾文、尼采一路而來。達、尼二氏都是西方基督教社會的叛逆，從科學、人文兩個方面全面顛覆了基督教文明的超穩定性，而《狂人日記》幾乎出自本能地把這一反叛思想融入本民族傳統文明的顛覆因素，不僅顛覆了“仁義道德”的傳統意識形態，也顛覆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人性論的基本信條，進而對“五四”時期瀰漫于思想領域的來自西方的人道主義、人性論思潮也進行了質疑。這與西方在20世紀初所興起的先鋒文學思潮的鋒芒所向基本保持了一致性。狂人在“勸轉”大哥的夢想失敗以後基本上絕望了，他感到恐懼的是吃人的野蠻特質不但滲透於四千年的歷史，而且也瀰漫於當下的社會日常生活，更甚於此的還深深根植於人性本身，連他自己也未必沒有吃過人。這才是狂人感悟問題的真正徹底性，徹底得讓你無路可走，失去了立足之地。這不是清末譴責小說那樣只是在社會的某一層面上揭露生活的黑暗和怪異，而是對整個的社會生活、人生意義的合理性都提出了質疑。這種徹底性正是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先鋒性的重要特徵之一。我們在卡夫卡的小說里根本無法找到現代人的出路究竟在哪裡，它對人的生存處境從根本上提出了懷疑。這是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與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之間的根本差異，也是巴爾扎克（Honoréde Balzac，1799—1850）與卡夫卡之間的根本差異。

一個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矛盾中誕生的現代主義者無法像他的文學前輩那樣，或者在浪漫主義的理想中、或者在未來的現實世界中尋求安身立命之地，時間和空間都沒有給他們提供安置理想的地方，他們只能將所有的絕望凝聚在自己身體內部，讓它轉化出一種怪異的能量，更加無助、無信心地依靠自己。這就是先鋒文學在藝術上總是更加貼近自己生命能量的尋求，企圖從自己生命能量中挖掘出更大潛力的原因之一。在這個意義上理解《狂人日記》的先鋒性，那麼，僅僅把它理解為徹底反封建的意義是太不夠了，它的憂憤和絕望確實要深廣得多，同時針對舊社會的戰鬥力也要強大得多。

先鋒文學為了表示它與現實環境的徹底決裂和反傳統精神，往往在語言形態和藝術形式上也誇大了與傳統之間的巨大裂縫，它透過擴大這種人為的裂縫來證明自身存在的革命性，以違反時人的審美口味和世俗習慣來表示與現實的不妥協的對抗。這些現象表面上是技術性的，其實仍然是一種精神宣言。從語言形態和藝術形式的反傳統的標誌來看，“五四”新文學運動是一個典型的先鋒文學運動，但對這種特性的自覺意義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認識到的，魯迅是第一個自覺到這個特性的人，所以他的《狂人日記》一發表，立刻就拉開了新舊文學的距離，劃分出一種語言的分界。

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值得注意。現在有很多人都在有意地強調《狂人日記》不是第一部白話小說，在它之前早就已經有很多白話小說。什麼《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等等，都是用白話寫的，有的還用蘇州方言呢，白話白到底了。為什麼一定要把魯迅作為白話小說的開山呢？我覺得這裡有一個不能匹配的地方，所以我要強調一下：魯迅的《狂人日記》，開創了一個新的語言空間。這個語言空間，如果我們用一個詞來概括它，那不是白話，而是“歐化”。只要把《狂人日記》和任何一篇晚清小說或者民國初年的小說對照讀一讀就很清楚。白話文只是表示用口語寫作，胡適在《白話文學史》裡考據中國從周代就有白話文學了。晚清詩人黃遵憲提倡“我手寫我口”，到民國時期胡適就提倡白話詩和白話文，這都是一個口頭語的提倡。根據這個口頭語，晚清以來大量的小說都是白話文，而且有的用方言。可是在《狂人日記》裡能讀出浙江口音嗎？似乎沒有啊，這就是說，魯迅創作用的不僅僅是白話，他不是一個“我怎麼想，就怎麼說，我怎麼說，就怎麼寫”的白話文實行者。他用的是歐洲語言的表現方式，用西方語言的語法結構來創造一種新的文體，形成了一種現代漢語的雛形。這種語言是有語法的，而且用得非常拗，就像我前面指出的，狂人用了幾個“未必”把句子搞得很難讀，就是一個例子。因為精神病人說話可以顛三倒四，缺乏連貫性。這就突出了每一個句子的獨立的功能，如：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還應用了大量的補語結構：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不僅驚歎號和破折號的應用十分奇特，語言結構上也很奇特，這就是典型的歐化語。

如果把《狂人日記》與之前的舊的白話文學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雖然白話文學在“五四”之前就出現，但“五四”之前的語體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的語體。一方面是文言文，像林琴南，他在翻譯西方小說的時候，是用標準的桐城派文言文來翻譯的。另一方面還有平民化的白話小說，像用吳方言寫的《海上花列傳》，用北方官話寫的白話小說。這樣一些小說，在語體上很難容納一種新的思想。“五四”以來，或者說中國進入現代化程序以來，其主要的文化精神是一種以西方現代化為標誌的改革精神，這種改革精神背後的潛在心理就是要求中國儘快與國際接軌。它勢必要衝破中國傳統的思維習慣和思維模式，以及考慮問題的方法和看問題的眼光。

當時的知識分子曾自覺地學習歐化語言。按照魯迅的說法（注：按照魯迅在《關於翻譯的通訊》裡的說法，翻譯的目的，“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82頁）。因為在他看來，中國語言太貧乏，太不精密，而語法的不精密，就證明思維的不精密。他認為中國現代語言應該引進大量新的成分，包括歐化的語法結構。），為什麼西方人比我們華人思維嚴密，就是因為西方語言的語法邏輯比較嚴密，東方語言的特點是意會的，我們現在解釋古漢語的時候，講究什麼主語、謂語、賓語等，這都是按照西方的語法方式去套。西方語言裡有一整套邏輯嚴密的語法體系，可以大句子裡面套小句子。這種結構複雜的語言正規化，反映了人的思維方式的嚴密性。比如，一個寫文章的人，他對某個問題考察得很具體的話，會用很多很多形容詞，有時候用得很繁瑣，這是因為他一定要限定這個詞或這個句子。我們學英語最麻煩的就是把握句子之間的邏輯，有時候有好幾個從句為一個主句服務。這種語法在中國古代的文章裡看不到。中國文學，語言越短越受歡迎，巴金的語言是最短的，幾乎每一句都有主語，這種語言就最流行，因為好讀。很多西方的文學作品，特別是法語文學，有時候整整兩頁翻過去了，主語還沒結束，句號還沒點下來，它不斷地穿插，不斷地解釋主語，搞得非常複雜。這樣一種語法現象，中國過去是沒有的。所以那時的知識分子就認為，我們要學習西方，一定要學習西方嚴密的語言邏輯和思維方式。

歐化語言後來被人批評，1930年代左翼作家提倡大眾化運動，覺得歐化是一個不好的名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賣弄知識的一種做派。瞿秋白批評“五四”新文學的歐化語言是“非驢非馬假白話”，大眾看不懂。後來語言界都不承認它的價值了。但是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引進了一種全新的語言概念，非常嚴密，講究邏輯，突出思想性。中國傳統的語言傳達主要靠意會，語言的張力很大，內涵豐富，但是缺乏清晰的邏輯，往往不能用於說理，古人要把道理講清楚，一開口就要用比喻了，它沒有語言本身的邏輯力量來推動。但是魯迅的語言在中國傳統語言的生動性多義性的基礎上，融會了西方語言的精確性，《狂人日記》開創了一種新的語言，這種語言我們叫它“歐化語”。現在我們為了維護魯迅的語言大師的品牌，迴避魯迅語言的歐化現象。其實，魯迅的語言與“五四”時期一般流行的白話文不一樣，與巴金、葉聖陶的流暢語言也不一樣，他的語言有時候非常拗口，有一點文言文，也摻雜了西方語言的結構，魯迅從來不避外來語，他的文章裡總是有許多來自日本的新詞。

這樣一個問題，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還在文壇上引起爭論。其實寫作的語言過於流暢不一定好。語言流暢對學生寫作文要求是對的，但是，作為一個大師、一個思想家，他不可能語言流暢，因為他思想不流暢。思想過於流暢往往很膚淺，思想深刻的人不可能流暢，每一個問題都要反覆地過細地思考，每一種感覺都覺得難以表達，吞吞吐吐，疙疙瘩瘩，怎麼可能流暢？他不斷地思考，不斷艱苦地寫作，才能創造出深邃的思想成果。有時他要用語言表現出思考的過程，那就表現為晦澀艱深的語言。像魯迅的白話文，他給人最震撼的就是這個。《野草》裡晦澀難懂的語言隱藏著無窮的魅力。我甚至認為，從魯迅開始，中國的語言進入了一種現代語體，而不是一般的口語。所謂的現代語言，就是盡最大的力量，表達現代人的思維方式，表達現代人所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

歐化的句式必然帶來歐化的表現效果。魯迅的文章有時候難讀難懂，前面已經講過《狂人日記》裡的狂人言語，打斷了語言敘事的連貫性，使每一個句子有了獨立的含義。因為敘述者是個精神病人，一句一句獨立的句子都是從內心流出來的，似乎讓你看見了狂人內心世界的思想流動過程。比如第6段，簡單的兩行文字：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

第一行內含了狂人的兩種感受：對黑暗與時間的感受，和聽到狗叫聲的感受，這兩種感受又產生了第二行的三種聯想，這聯想沒有實指，只是從虛無的黑暗與聲音引起的聯想，全是心理的活動。這兩種感受和三個聯想並置為五個形容句的成分，來修飾一個並不顯現的虛無的客體——即主體狂人的對立面。每一句話裡都有狂人的主觀感受，一種決戰前很恐怖的感受都包含在裡面。這種無實指物件的心理感受的表達，形成了這個作品明顯的象徵意義。

《狂人日記》具有鮮明的象徵主義手法，象徵作家面對現實世界所抱有的複雜心理。這也是我們要注意到的。《狂人日記》包含了“五四”以來的最積極的因素，比如：對人性黑暗的深刻批判，與傳統社會的徹底決裂，對語言傳統的顛覆，然後是象徵主義的藝術手法，這也是當時歐洲文壇上最流行的創作思潮。1920年前後西方世界的著名文學大師，像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瓦雷裡（Paul Valéry，1871—1945）、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卡夫卡等等，都大量使用了象徵的藝術手法，有些詩歌就是西方象徵主義的代表作。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中，中國最先進的知識分子——魯迅——所創造的整個文化內涵，是與西方文學精神主流相通的。這就是魯迅所代表的先鋒文學的證明。讀《狂人日記》，我們能夠舉一反三地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達到的最高的精神水平。

不一定要寫得多麼好，重點是吸引人，開頭書名就很重要，然後是內容，精彩，要求最好從不同角度來寫，不然寫得千篇一律，說你模仿抄襲，也百口莫辯。開始確實離不開借鑑模仿。但最吸引人的作品，應該是自己嘔心瀝血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