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閣序》與《蘭亭集序》比較閱讀 型別：高二教案 加入時間：2006年3月1日19:12 比較視點一：寫美景，寫樂事 同：樂在山水，樂在盛會。 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極寫山水之美，宴會之樂。 滕王閣上的聚會，既有長輩如閻公者，又有童子如“我”者，勝友如雲，高朋滿座。宴會之盛，好比當年睢園竹林之聚，文采風流，可比曹植謝靈運。良辰美景之中，有賢主，有嘉賓，有文人，有武士，難怪作者深深感嘆：“四美具，二難並。”人生難逢的快慰之事都讓作者享受到了。因此，他不斷的感嘆：“童子何知，躬逢勝餞”，“今茲捧袂，喜託龍門”，“幸承恩於偉餞”，“奏流水以何慚”。 蘭亭集會，是在山水明麗的會稽山陰，作者用簡約的筆墨描寫出集會時的情景：遠有崇山峻嶺，近有茂林修竹，天高地遠，清風習習。群賢畢至，又為這青山綠水平添了幾分高雅。他們來這裡不是狂飲大嚼，不是猜拳行令，而是在曲水中漂起酒杯，流到誰的前面，誰就取來飲酒，“一觴一詠，暢敘幽情”，簡潔的筆觸，寫盡了蘭亭集會的流風雅韻。 異：兩種境界，各臻其善。 《滕王閣序》用墨如潑，寫出人間萬千氣象。 王勃筆下，景物的境界是闊大的。登高望遠，“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作者不但寫眼前景，而且透過想像，將整個洪都大地都收攏於自己的視野之內：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荊，引甌越。作者筆下的色彩是濃豔的，山是“層巒聳翠”，閣是“流丹溢彩”，抬望眼，落霞絢爛，碧水澄澈，鋪錦列繡，文采斐然。 《蘭亭集序》筆調清新，有世外桃源之風。 王羲之描寫蘭亭周圍的山水，用的是近乎白描的手法。他寫到山嶺樹木，寫到流水天氣。每種景物只用一字修飾，山是“崇”，嶺是“峻”，林“茂”而竹“修”，流“清”而湍“激”，真是做到了“字不得減”。雖是簡筆，卻讓我們產生了豐富的聯想：蘭亭旁，該是群山環抱，曲水彎繞，樓臺亭閣，錯落有致，彷彿世外桃源。 比較視點二：悲時運，感人生 同：樂極而悲甚。 王勃由宇宙之大想到人生渺小，由畢至的群賢想到自己“三尺微命，一介書生”。雖“有懷投筆”，卻“無路請纓”，於是，文章也由熱情洋溢轉為扼腕浩嘆，“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並由“馮唐易老，李廣難封”而自傷身世。 王羲之由“快然自足”的“曾不知老之將至”，想到人生短暫，“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再自足的幸福終要破滅，再旺盛的生命終要走向死亡。正因為生活美好，才引起詩人對生命的留戀。 異：同途而殊歸。 王勃在文中把悲勢蓄得很足，但是，他畢竟從悲中走將出來了。他認為賈誼被貶，非無聖主；梁鴻被逐，非乏明時。那麼可以推想，王勃對自己的不得重用，是有一種“端坐恥聖明”的感慨，是想奮發有為的。於是，又樂觀曠達地唱出：“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這就讓我們從原先的壓抑當中感受到了振奮。 王羲之悲的是人生苦短，在文章中，他始終沒有走出悲的境地。由“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引起“豈不痛哉”開始，到“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而發出的“悲夫”結束，自始至終處於一種難以抑制的悲哀之中。 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同呢？知人論世，讓我們從如下兩個方面來分析： 雖然對於《滕王閣序》的寫作時間歷來有多種說法，但不管怎樣，都不能否認王勃寫作此文時還是年輕氣盛。因此，他在文中抒發的悲情，未必真的是他自己的悲愁，他真的到了“老當益壯”之年嗎？非也。所以，在寫過悲情以後很自然地轉入寫豪語。另外，王勃生活的年代正值唐朝初年，社會安定，國勢昌盛，在那個泱泱大國，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王勃還是很有信心有所作為的，這可能是王勃最終走出情感低谷的時代根源。 而王羲之寫作本文時，已經歷了宦海的沉浮，看透了皇帝和大臣們不顧亡國之危而苟且偷生的本質。因感到報國無門，便憤然回到家鄉會稽任職，不久，又辭官退隱。可以說，他是參透了世事的。因此，他的這種悲嘆也可能是對世事的失望。再者，作者身處東晉那個亂世，苟活於亂世的人，多有種世紀末的悲哀。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王羲之擺脫不了的悲，既是個人的身世之感，更是對社會動盪的感嘆。

一、不同點：1、題材不同：《滕王閣序》和《蘭亭集序》屬於宴會上詩文總序，記錄宴會場景，勸大家寫詩作賦，而《赤壁賦》是遊覽山水得到的體驗和感悟。2、描寫的季節和景物不同：《滕王閣序》寫秋天，《前赤壁賦》寫的是秋天，《後赤壁賦》寫的是冬天，而《蘭亭集序》則是寫暮春。3、體裁不同：《滕王閣序》和《蘭亭集序》是序文，且《滕王閣序》是駢文，《蘭亭集序》是散文，而《赤壁賦》則是賦體。二、相同點：1、成就：三者都是古文名篇，有著極高的藝術成就。2、哲理性：三篇文章都在寫景敘事抒情之餘表達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富有哲理，給人以啟迪。

唐上元二年九月的一天，當天才詩人王勃在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兼具的滕王閣宴集中“極娛遊於暇日”的時候，卻忽然間“興盡悲來”……於是有了千古名文《滕王閣序》；宋元豐五年的一個月圓之夜，一代文豪蘇軾駕一葉扁舟，遊於赤壁之下，當他在飄然若舉、遺世忘情的快意中禁不住“扣舷而歌”的時候，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簫聲卻使他愀然動容、悲從中來……於是有了曠世傑作《前赤壁賦》。筆者以為，“悲情”正是解讀兩篇名作的關鍵之所在。因而，對這兩篇作品中的“悲情”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比較，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加深對兩篇傑作思想內涵的認識。　　一、“悲情”的觸發――即景生情、由樂而悲　　在“悲情”的觸發上，兩篇文章是相近的，概括而言，可以說都是“即景生情、由樂而悲”。　　《滕王閣序》在盛讚洪州的地勢雄偉、人才傑出和宴會的盛況之後，即展開了對滕王閣周圍景緻的描繪……那濃淡相間、有聲有色的畫面，那開闊而深邃的意境，連同“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千古名句，早已成為文學史上傳誦不衰的寫景文字。壯美迷人的清秋美景，響遏白雲的絲竹之聲，更有四方才俊、濟濟一堂，可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賢主、嘉賓一應俱全，文人才俊們在此恣意暢遊、揮毫逞才，盡享人生之樂。然而，無論是美景輕歌還是清酒良宴竟都沒能夠使我們年輕的詩人忘懷於悲情，這悲情來得是這樣突然，似乎是在猝不及防之中：剛剛還是“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卻突然發出“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的浩嘆。　　《前赤壁賦》在開頭交代了夜遊的時間、地點、人物之後，作者捕捉住眼前最富有特徵的清風、明月、江水等自然景物，揮灑自如地描繪了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圖。秋月皎皎、江天一色，在這清幽靜謐、廣闊無垠的蒼茫夜色中，任小舟隨波飄然而逝。此刻，作者彷彿已完全忘卻了仕途的坎坷、貶謫的遭際以及一切世間的煩擾，遺世獨立、飄然欲仙，彷彿真的要“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蘇軾《臨江仙・夜歸臨皋》）了。加之以美酒助興，欣悅之情愈加勃發，以至“扣舷而歌”。然而，那悲慼的簫聲的傳入使作者不能不受到感染，而終於使他由樂轉悲。　　樂與悲本是兩種完全相反的情感，但這種由樂而悲、樂極生悲的情形卻頗具普遍性：在歌舞良宴的歡娛中會產生悲情：“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嘆發，宴罷則心悲也”（《抱朴子・內篇・暢玄》）；在山水遊賞的欣悅中也可以產生悲情：“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莊子・知北遊》），傳世名作《蘭亭集序》不也是王羲之在“遊目騁懷”、“極視聽之娛”之際的悲慨之作嗎？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言：“人情樂極生悲，自屬尋常”，“轉樂成悲，古來慣道”（錢鍾書《管錐編》）。　　二、悲情的內涵　　儘管有著時代背景、作者身世經歷、思想觀念諸方面的不同，但是，若深入挖掘兩篇名作中造成作者悲情的內在緣由，我們會發現，兩篇名作中悲情之內涵都是由這樣兩個基本的方面構成的：　　其一，仕途坎坷、不遇於時的悲慨　　先來看《滕王閣序》。王勃少年時便顯露出卓異的才華，六歲便能詩善文，十五歲時上書右相劉翔道，指陳國事，還不滿十六歲就做了沛王府修撰。然而這樣一位少年天才卻過早地遭遇了人生的挫折。當時皇宮裡流行鬥雞的遊戲，正擔任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出於捧場添樂的動機，為沛王作了一篇《檄英王雞》助興。這篇遊戲性的文字卻惹怒了高宗，認為這是有意挑撥皇子之間的關係，於是將王勃逐出沛王府。對於年僅十九歲的王勃來說，這次打擊來得實在是太突然，簡直就像上天在猝不及防中給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出身於世代通儒之家、有著懷珠抱玉之才的天才詩人本有著高遠的政治抱負，可在他還未來得及一展鴻圖的時候，就不幸過早地折斷了飛翔的羽翼。王勃被迫離開京城，在巴蜀漂泊幾年之後，才再度出仕。可萬沒想到，一個更大的打擊又接踵而至：因私藏罪奴之事，王勃大禍臨頭，被處以死刑。恰巧趕上此年八月大赦，王勃才得以免刑。而父親卻因此事所牽連，被派往南方偏遠的交趾任職。王勃正是在遠赴交趾探望父親的途中經過洪府寫下的《滕王閣序》。瞭解了王勃這樣的坎坷經歷，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那四美兼具的歡娛的宴會中，詩人會發出個人身世的深沉慨嘆：“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遭遇了這樣的生死大劫、人生重創後，似乎再美好的山水、再盛大的宴集也難以讓自己忘懷心中的創痛，所激起的只能是長安日遠、客留他鄉的漂泊之感，一種“熱鬧是別人的，我什麼也沒有”的悽愴。更讓詩人感慨的是，“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自己的不遇又何嘗不是“坎坷於唐堯之朝，憔悴於聖明之代”（《夏日諸公見訪詩序》）？――個人的不遇既不能歸咎於時代的渾濁、君主的昏聵，那叵測而詭秘的命運又該讓人如何把握？　　在《前赤壁賦》中，誘發作者悲情的直接緣由似乎是“客”之簫聲的吹奏。然而，由於作者採用的主客問答的形式是辭賦的常見寫法，因而這裡的“客”我們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曾有過的消極悲觀思想的代言者。既然如此，那麼作者情緒上的由樂轉悲其實並非由於什麼外在的誘因（客之簫聲的吹奏），而是作者感情發展的一個自然流程，是作者自身思想情感的一個真實的發展階段。那麼，這種悲情究竟因何而生呢？　　儘管作者在這篇作品中並未直接抒發自己貶謫的抑鬱之情，但瞭解蘇軾生平的讀者們自然不難讀出，這悲情首先是源於作者政治上的失意。你看，在“飲酒樂甚”之際，無意識中唱出的歌詞竟也是“渺渺兮餘懷，望美人兮天一方”。自屈原以來，文人騷客在詩章中以男女喻君臣就已成為一種屢見不鮮的傳統，因而這裡的“美人”顯然可以看作是暗喻宋神宗。蘇軾青年時代就有平治天下的遠大抱負：“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沁園春》）他曾積極上書，力勸皇帝改革弊政、勵精圖治。然而，因與新黨持不同政見，他的諸種建議都未能為神宗採納，蘇軾只好自請外放。元豐二年，正在湖州任上的蘇軾以作詩毀謗新法的罪名被捕入獄，在獄中他自度必死，甚至寫下了《獄中寄子由》這樣近乎遺書的作品。由於一些元老重臣的積極營救，蘇軾才倖免於難。烏臺詩案事件後，被貶為黃州團練副史，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貶居偏遠的黃州，蘇軾在內心深處仍抱著得到帝王重用、一展政治抱負的期望。在這裡，作者的悲情實與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表達的“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的思想感情並無二致。　　在下文中，作者借“客”之口解釋說，悲情之產生乃是因為“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不論是像曹操那樣的“一世之雄”，還是像你我這樣渺小如“滄海一粟”的凡夫俗子，都必然會消逝在歷史的煙雲中，永恆的只有天上的明月、面前的江水。然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正因為個體的生命是有限的，正因為肉體必然會腐朽，人們才越發去執著地追求“不朽”的生命價值。儒家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追求正是這種生命價值觀的體現。作者在《前赤壁賦》中說到的是曹操，在同一時期作於黃州的詞作《念奴嬌・赤壁懷古》中，蘇軾反覆說到的則是少年英雄周郎。曹操與周瑜，一個是“釃酒臨江，橫槊賦詩”，一個是瀟灑倜儻、談笑破敵；一個是幽燕老將，氣韻沉雄，一個是少年英雄，意氣風發。他們雖早已作古，但他們所成就的英雄偉業卻彪炳史冊；而自己如今已年過不惑，卻素志難伸、無所作為。撫今追昔，怎能不讓人有年華虛擲、壯志難酬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