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就是海瑞啦

萬曆十五年（1587年）十月十三日，卒於任上。去世的前幾天，海瑞退掉了兵部送來的六錢銀子。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王用汲到海瑞家收集遺物，僅餘葛幃舊衣，無以為殮，不禁潸然淚下，幸賴同僚捐治葬具。贈太子太保，諡號忠介。

去世之時，堂堂一位高官，卻如貧民一樣，家產只得數件舊衣，沒錢下葬，連自己的“棺材本”都沒有

有好多可以不死。但嘉靖以後的群臣裡可以死的更多。

洪武年間，明太祖定下一刀切的規矩，官員貪六十兩以上者死。私人可以押著貪官進京來受審。全民普及反貪知識，背得好的有獎。貪官有各種刑法伺候，如凌遲、剝皮填草。駙馬爺歐陽倫走私茶葉，照樣處死。

明代中後期，官場腐化，社會風氣糜爛。官員本身是低薪，又不想過苦日子，要妻妾成群、錦衣玉食，自然就貪汙成風。

可以不死的如況鍾 、 于謙 、海瑞 、劉大夏、袁可立 、楊繼宗 、王翱等。

海瑞死時草墊相裹，只蓋一件裙子，真真是赤貧了。不畏嚴嵩的權勢，堅決與惡勢力鬥爭。明代第一強項令。

太監王振掌權時，大家都帶了銀子去見他。按潛規則，一百兩可以見，一千兩供應飯食。只有于謙兩袖清風去，後來被羅織罪名下了獄。百姓紛紛為于謙喊冤。王振一看激起了民憤，就說抓錯了，罪犯正好同名同心。放了他。

劉大夏就是怕皇帝再航海，燒了鄭和航海圖那位。在廣東任上，當地有一筆錢目，從不記賬。官員們趁機貪口袋裡。小吏彙報，說大家都這樣的。劉大夏命令全部記賬，斷了貪官的念想。

楊繼宗廉潔天下聞名，得罪了很多人，包括太監張慶。張慶的兄長張敏在司禮監，常在憲宗前說楊壞話。憲宗忍不住，說“你說的就是不要一個錢的楊繼宗嗎？”張敏惶恐，回去告誡張慶，不要胡來了。

海瑞

于謙

楊繼宗

劉大夏

明代制度上有反貪，但後來執行不力。身居高位者已經對貪腐熟視無睹，認為是正常現象了。低薪養廉，也是考驗人的品質啊。

老朱的標準，八十貫以上的貪墨就可以去閻王爺那裡報到了，這個標準太苛刻了。縱觀大明朝二百八十年，能做到的“名臣”實在是不多，除了那個名滿天下的大清官海青天以外，既有大名望還能全身而退的，基本只有于謙和楊漣。

于謙的官做得很大，從一品的少保、兵部尚書，打贏北京保衛戰的民族英雄。仗打完以後，無數人想來攀高枝拉關係，一堆人排著隊等著吹捧他，可他分文不取，什麼都不要，就連皇帝賜給他的蟒袍、寶劍都只放在家裡供起來。當他含冤而死時，抄家的人在他家裡除了找到朱祁鈺賜給他的東西以外，實在沒找到一絲一毫有價值的東西。

楊漣就更慘了，正二品的都御史，扶持天啟上位的第一功臣，清廉得卻讓人可怕。當魏忠賢給他扣了個貪汙五千兩白銀的帽子的時候，他們家居然都拿不出來！要知道，對於明末的那些官員來說，五千兩可能就是隨手一抖的錢！當楊漣被抄家的時候，除了一件破屋子以外，什麼也沒有。

朱元璋窮苦出身，對貪官汙吏發自內心的異常仇恨，所以在他當上皇帝之後，制定了嚴格的反貪政策，透過“重典治國”，妄圖將貪腐扼殺在搖籃裡，明初四大案中的郭桓案、空印案，凡是設計貪腐的官員基本上被一鍋端，全部處死。

但是如此嚴苛的制度依舊不能阻止金錢的誘惑，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後期，更是湧現出劉瑾，嚴嵩等鉅貪，在朱元璋的法度裡，這些人殺一千次也不能贖罪，有人所朱元璋的法度對官員過於嚴苛。那麼到底有沒有人能超脫之外呢？

說起明代的清官，我想大家的意見一定是非常統一海瑞。

海瑞一直以明朝第一清官的形象示人，後人對海瑞的形象進行了很多藝術再加工，海瑞被塑造成了清正，廉潔，正義的典範。

關於他的清廉也流傳著很多故事，比如自己種菜補貼家用，比如窮的連肉都買不起等等，這其中或許有誇大的成分，但是海瑞確實是個清官，而且認理不認親，公私分明。

于謙或許也能算上一號，曾官居兵部尚書，領導過北京保衛戰，被奸人陷害致死，抄家時才發現于謙家無餘財。

但是清廉是相對的，朱元璋的制度是給完美的官員制定的，其中很多細節海瑞先生也未必能保證沒有觸犯。

首先我認為在明朝初期和中期應該有很多人都是很清廉的，就算按照朱元璋的酷吏般的性子也有很多名臣不用死。但是因為明朝中後期，天下承平日久，奢靡之風漸起，官場浮誇懶政以及各種潛規則開始顯現，貪汙的人越來越多，以至於不貪汙不能進中樞的怪現象出現。

但是，即便如此明朝中後期之後還是有幾個非常清廉的官。比如於謙，比如海瑞，比如楊漣。上述的幾個人都只是正常的官。

我覺得還特別要說的，是那些技術官僚，他們沉迷於技術，推動明朝科技發展，在人品上面我認為他們也是清廉的，只是因為名氣不大，所以不被很多人知道。比如，徐光啟，徐杲，宋應星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洪武朝，明朝清官標杆海瑞也不能保證生死。不信，可以聽我給你分析。首先不能孤立將太祖朱元璋的反腐制度從近三百年明朝的皇權與宦官、文官、武官勢力長期博弈的國制割裂開來看。實際上，整個明朝打擊文武勳貴勢力和宦官勢力的過程，都是在披著漂亮的外衣進行的。這種漂亮的外衣有數件，其中一件就是反腐。

太祖起於元末草根階層，眼中所見滿滿都是元末吏冶腐敗、貪腐盛行。自然深知腐敗對大明王朝肌體的傷害之烈，對太祖來說，反腐的確有現實的動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去推翻封建統治的前政權，從來不是以推翻封建統冶為目的，而是“換湯不換藥”、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成功上位，由農民而君王，最終御極八方；起義失敗，由農民至流寇。終究命殞兵火。

在多年紅巾軍流寇的歷練中，太祖早已從一個普通的農民成長為優秀的”農民政冶家”。自然對朱家江山能否傳至千秋萬代，而抱有別樣的惶恐之心。就象一個等待天時而耕種的老農，他即便奈何不了天時，他終歸可以對付與稻麥搶肥的雜草、咬噬葉子的害蟲吧。所以，他自然要把威脅大明皇權的一切勢力，在他有生之年內盡一己之力剷除。

以保皇權為裡和以反腐敗為表的結合，與單純表裡如一的反腐相比，從目的、方式、過程皆有細微之別，即便小編言不達意，心，還是能感覺出來的。如”郭恆案”，除戶部侍郎郭恆外，此案還牽連到大明的十二個布政司，牽涉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麥至德等。“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事不湊巧，為了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的地主，遭到抄家破產的人不計其數，地主對此怨恨極深，朱元璋為平息地主怨氣，又將審刑官吳庸等人處死。這不是兩頭堵，刻意濫殺官員麼？很難想象，如果不是暗中出於消滅勳貴枝蔓勢力，一個反腐要案，能誅連殺掉省部級及以下的官員達萬人麼？ 這種勉為其難的極致誅連和殺法，讓人覺得很是怪異和說不出的滋味，總覺得這不象是在反腐，而是有著某種不便言說的目的滲雜在內的反腐。最後，估計連太祖自己也認為誅連過份，戮吏太多。在《大誥》中感嘆的說：“古往今來，貪贓枉法大有人在，但是搞得這麼過分的不多。”到底是誰過分呢，萬餘被誅之官員or明太祖？說不清道不明。

再看看《明史·刑法志二》：“凡守令貪醏者，許民赴京陳訴。官吏受賄枉法者，一貫以下杖九十，每五貫加一等，至八十貫絞；監守自盜倉庫錢糧者，一貫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貫斬；貪汙銀子六十兩以上者即梟首示眾，並剝皮示眾。”在明朝官員俸祿普遍不高的情況下，以如此低起步規格輕易將官員入刑，仍無法阻嚇官員們的前腐後繼。只能說人性中“千里為官只為財”自私斂財理念的頑冥不化。

那能不能說太祖以他農民式的狡黠，早已料中人性中自私的頑固，又在刑律中故意以低起步規格，讓官員們陷入飛蛾撲火之勢，以便於剿殺勳貴枝蔓勢力呢？有可能。因為為了保護皇權而格殺官員，路子無非兩條，一條是以謀逆罪，明著格殺勳貴及其枝蔓勢力，如”胡惟庸、藍玉案”；另一條是以表裡不一的反腐，既處罰腐敗官員，又暗中順勢以誅連之極絞殺威脅到皇權的勳貴枝蔓勢力。如“郭恆、空印案”。

無論那條，都體現了皇權對文武勳貴勢力猜忌心之烈，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如果這個結論成立。那麼明朝名臣即便是海瑞，若真早生於洪武朝，又怎敢拍胸脯說自已不會死呢？畢竟反腐即便直接反不到海瑞，反腐之極致誅連也一定不會放過他；即便反腐誅連不及那些名臣，還有謀逆之罪在那等著，既為設於明初之明朝名臣，百分之九十就屬於勳貴集團了。九死一生，皆九死，唯湯和一生也。朱皇微言深義，惟劉伯溫窺知，早早歸鄉避禍。劉基料事若孔明！

雖說朱元璋的反貪標準，近乎到了苛刻地步，但如果看明朝中期以前的吏治情景，能夠“扛住”這嚴格考驗的明朝名臣，其實並不少。以明朝永樂年間史料《金文靖公集》裡的記載說，當時的明朝官員們，風氣依然十分淳樸，官場上極少有吃喝宴席，就算難得有一次，也基本是清水陪客，酒是極少見。京城官員的住所，經常破舊到漏雨。御史們外出公幹，能騎頭驢就是土豪。

而以《五雜俎》等史料的感慨說，明朝中期以前，官員的覺悟更是相當高。士大夫們一旦入仕，幾乎都是以行政業績為己任，見面聊得更多學問公務。倘若有誰比吃比穿，甚至貪圖享受，那立刻會被大家集體瞧不起。但到了明朝正德年間起，這樣的淳樸風氣，卻從此發生改變。

進入十六世紀以後的明王朝，士大夫的風氣變化極大，官員們開始講究生活，發達的商品經濟，更給了明朝官員們太多的“灰色收入”機會。明朝買官賣官的風氣，送禮請託的規則，官員們驕奢淫逸的生活，幾乎都是在嘉靖年間時到達第一個高潮。就連徐階張居正等名臣們也不能免俗。嚴格點說的話，如果真把朱元璋時代的規則，套用在十六世紀中期的明代名臣身上，能夠死裡逃生的人物，除了海瑞等少數幾位外，真心不多見。

但不要認為，這時的明朝就已經集體墮落，比如隆慶年間的內閣首輔高拱，就是一個標準的清廉人物。此人當政時期全力反貪，以鐵腕手段法辦大批貪腐官員，隆萬中興的輝煌時代，首先就來自他強力的整治。而他的個人生活，也是到了極其簡樸的地步。吃用都十分簡單。在整個十六世紀的明代首輔裡，如果問有誰可以抗住朱元璋的反貪標準，首推就是他。

那到了明末呢？特別是天啟至崇禎年間，明朝亡國前這段“爛透”的歲月裡，是不是明朝的官員們，也真的是一般黑了？如果看看此時常常以正義面目示人的東林黨們，這事更要一聲嘆息。這些標榜“清流”的東林人士們，其中的領軍人物們，私生活都是相當不堪。好些人經常出入南京的青樓，甚至還有秦淮河的花船上“家家夫婿是東林”的說法。諸如李三才等東林黨的領軍人物們，更是多年如一日慷國家之慨，一面怒斥閹黨腐敗，一面收受商人好處，把原本就吃緊的國家財政，折騰到崩潰地步。

這樣的清流們，如果被朱元璋撞上，必須要說：不知會出多少人命！

但更加諷刺的是，如果把天啟至崇禎年間的明朝高官們羅列開來，最符合朱元璋廉政標準的，卻恰恰是一位“閹黨”：“九千歲”魏忠賢的心腹，都察院左都御史朱童蒙。

朱童蒙，文武雙全的山東大漢，高情商卻有原則的明朝高官，其家族世代以廉潔奉公為座右銘，早年他做言官時，就曾在名將熊廷弼遭受誣陷時挺身相救。後來魏忠賢當政時，更看中了他卓越的行政能力。在魏忠賢隻手遮天的幾年裡，他先出任延綏巡撫，把當地治理得井井有條，後來又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雖說依附於魏忠賢，卻從沒違背過“數年宦跡清如水”的祖訓，兢兢業業為大明朝守邊護國。

可是，就是這樣一位問心無愧的良臣，卻在崇禎皇帝登基後，被崇禎帝扣上“閹黨”的帽子踢回家，最終落得鬱鬱而終。如此人才都留不下，這般水平的崇禎帝，自然救不了大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