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弌94922977
-
2 # 曉凡書屋
屈原(約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名平,字原,是戰國時期楚華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受封於“屈”地,乃以“屈”為氏。他曾經創作出無數優秀的詩章,諸如《楚辭》、《離騷》、《九歌》等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但他生平中卻遭遇了兩次流放。 第一次流放是公元前304年-299年,時任左徒的他在任職期間因體恤百姓疾苦,從而主張要變法來削弱貴族勢力。然而,當時貴族勢大,而且楚懷王昏庸無道,所以觸及貴族利益“蛋糕”的屈原很快就因為奸臣們的讒言而被楚懷王漸漸疏遠,甚至流放到了江北。 第二次流放是公元前296年,這一次流放既是他政治生活的終結,也是他生命的終結。當時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局面(對內,朝政混亂,朝臣消極,無心國事;對外,秦軍的侵略來勢洶洶),且頃襄王也並非清正廉明的君王,不善於聽取諫言,反而任用奸臣,聽信了奸臣的讒言,不理睬屈原的諫言,罷黜了屈原的官職,將他流放到了江南。正如司馬遷記載在《史記》中“屈原至於江濱,披髮行吟澤畔”。屈原流放江南之際,楚國國勢衰微,被秦國打得節節敗退。眼見國家淪亡,百姓遭難,他萬分悲痛,於是於公元前278年農曆五月初五即傳統節日端午節當日抱石自沉汨羅江而死。 也許有很多人無法理解他的做法,畢竟俗語有言,“好死不如賴活著”;詩歌亦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諸如此類的說法不勝列舉,但就我個人而言,我卻認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我的觀點主要基於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屈原之死的必然性: 第一,屈原的滿腔愛國情懷無法釋放。張崇琛先生在《楚辭文化探徽》中說過“屈原之死既非激於一時之義憤,亦非‘水遊’而成仙(劉向之說)”,他的死“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是的,屈原並非一開始就抱著必死之心的,要知道在早期楚懷王重視他、信任他的時候,他還是個意氣風發、志存高遠、滿懷愛國情、滿腔報國志的少年,還始終堅定著要為祖國做出卓越貢獻的決心。果不其然,那時候的他為楚國國政事務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這樣的他又怎會有抱有求死之心?只是後來的事不遂人願罷了。在《史記·楚世家》中也記載了早期楚懷王即便剛愎自用,也還是能聽進諫言的,願意聽從屈原的建議的,但後來卻逐漸開始聽信讒言,從而疏遠了屈原,甚至流放了他。這對這位忠君愛國的忠臣該是多麼大的打擊呀!尤其是他兩次被流放。在楊華的《化水為魂,築水為墳——屈原的自我構建及價值失落》中指出,忠君不成,罪君不忍,忠君含罪,罪君有忠,這真是進退維谷。可見屈原即便知道君王對自己的流放是錯誤的,但忠君的他卻只能獨自承受這份錯誤帶來的後果,他無法怪罪自己的君王。然而,滿腔愛國情無處安放,滿腔報國志無處施展,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淪亡、百姓流離失所,這位忠君愛國愛民的臣子當時的內心承受著巨大的煎熬! 第二,屈原的高尚節操。當時楚國的官場黑暗,貴族勢力龐大,把控了整個官場,奸臣當道,屈原不屑於與他們為伍,不願意隨波逐流,始終堅持自己的高尚節操,結果遭受排擠,被打壓,被進讒言,最後慘被流放。 第三,屈原的精神孤獨。《楚辭·漁父》中有言“舉世皆濁我獨清,舉世皆醉我獨醒”,這正是說明了當時屈原所處的楚國的環境,所有人都忽略了國家的危機,只有他一人清楚地認知到,並且努力去試圖解決這份危機,然而一人之力難以迴天,國家的最終滅亡還是給予了他沉重的打擊。加之他的抱負無人瞭解,他的心情無人知道,處於知音難覓、缺少知己的狀態,他承受著精神上的孤獨。 另一方面,是屈原之死的重要性: 第一,在當時,屈原的死不僅激勵了有志人民站起來為國家而戰,而且告誡後代人要時刻秉持愛國之情,為國家為人民不懈奮鬥、無私奉獻。 第二,在現今這個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偉大復興的重要時期,我們更需要傳承併發揚屈原的愛國精神,為我們中國夢的偉大實現獻出我們的一份力。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要時刻維護我們國家、人民的利益,都要始終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人民。 綜合以上兩方面,我認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我們現今的傳統節日端午節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它既是我們懷念和紀念屈原的思想表現,也是我們感恩屈原的行動體現。懷念他當時舉步維艱的時候仍然心懷祖國、仍然心懷人民、仍然願意為祖華人民殫精竭慮的精神與行為;感恩他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愛國精神。屈原之死,死得其所!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 (2)張崇琛《楚辭文化探徽》 (3)楊華《化水為魂,築水為墳——屈原的自我構建及價值失落》 (4)屈原《楚辭》
回覆列表
小時候就知道,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愛國詩人,他的《離騷》開創了中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先河。然而,真正瞭解屈子的生平,走進他的內心世界,是從讀司馬遷的《屈原列傳》開始的。對屈原,太史公用他詩賦般的文字敘述了屈原悲愴的一生,不吝溢美之詞評價了屈原的高風亮節,字裡行間流露的盡是對這位偉大愛國者的仰慕與同情。 愛國者必定是憂愁的,卻又是執著的,執著之至,便是以死殉國,正如屈子所說“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子之死,源於他對君王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和不願蒙世之溫蠖的人生理念。當所有理想都已徹底破滅,他唯有用死亡,對祖國發出痛心的吶喊,對命運作出最後的抗爭。 一、懷王昏聵不悟,客死他鄉,賢君理想一朝破滅 楚懷王熊槐是一個前後表現十分矛盾的國王。他執政早期,即體現出了一個年輕君主銳意進取的改革精神,任用昭睢、唐昧、屈原、昭滑、陳軫、蘇代、田忌、公孫衍等人,楚國一度人才濟濟,國勢大盛。正是由於懷王的信任和重用,屈原才得以年紀輕輕就掌握內政外交大權,在當時的楚國和國際舞臺上大顯身手。因此屈原對楚懷王抱有“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愛戴和忠誠。懷王執政早期曾打敗魏國,使楚國成為當時七國中疆域最遼闊,人口最眾多的國家。在六國合縱伐秦時,更是被推舉為縱長,頗有英主風範,儼然有和秦國分庭抗禮之勢。 然而,在執政的第十三年,懷王遇到了他命中的剋星——秦國丞相,戰國第一舌辯之士張儀,正是這個人將懷王帶向了人生的滑鐵盧。“一言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雄師”,在張儀的如簧巧舌面前,懷王智商先天不足的缺點充分暴露了出來。為換取張儀許諾的六百里之地,懷王不顧屈原的極力勸諫,與齊國斷交。在派人收取土地的時候,張儀卻說只許諾了六里地,相當於給楚國一個村莊。被愚弄的懷王惱羞成怒發兵攻打秦國,大敗,再次動員全國部隊攻秦,又一次慘敗。楚國自此由盛轉衰,利令智昏的懷王則淪為天下的笑柄。 如果愚蠢是一種錯的話,楚懷王則寧願一錯再錯。此後的熊槐愈加昏聵不明,誤用佞臣令尹子蘭,上官大夫靳尚,寵愛鄭袖,排斥屈原,致使國事日非。甚至不聽屈原勸告,赴秦與秦王會面,結果以一國之君身份,被秦國扣留,輾轉流離如喪家之犬,最終客死異鄉。其時屈原雖已被放逐,但仍然眷顧楚國,繫心懷王,希望君王能夠醒悟,重新啟用他而使楚國的風氣得到改變,強國之策得以繼續推行。然而,直到死,懷王也沒有醒悟。 太史公評價:“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這,不也是屈原的悲劇麼? ? 二、楚國由盛轉衰,病入膏肓,強國理想最終破碎 在戰國七雄中,楚國雄踞南方,佔盡長江流域的沃土,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強勁的爭霸實力。屈原出生和成長的那個年代,正是楚宣王、威王統治時期,楚國君臣團結、政治穩定、國力強盛,為中原各國所畏懼。蘇秦曾對楚威王說:“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楚國的綜合實力,遠勝於地處西陲的秦國,如果能夠效法秦國進行徹底的變革,天下鹿死誰手恐怕尚未可知。 屈原出生在這樣一個強大且穩定的國家裡,在戰火紛爭的戰國時代能夠安享國內的和平與富足。屈氏為王族同姓,屈氏一族歷來在楚國擔當要職,高貴的出身使屈原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掌握楚國所創造出的燦爛的文化,使屈原對這個國家樹立了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他相信,即使存在一些問題,將來在他的輔佐之下,楚國必定能夠革除弊政,富國強兵,進而稱雄天下。 事實上他也是這麼做的。從政後的屈原得到了懷王的高度信任,開始逐步推進他的改革措施和外交政策。然而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很快屈原遭到了舊式貴族的忌恨,躊躇滿志的屈原被剝奪了實際權力。自張儀“詐楚”事件後,懷王聽信讒言,對屈原愈加厭棄,屈原失去了參政議政的資格,並導致了第一次被放逐。 懷王被秦國扣留後,欲興兵奪回楚王的楚國軍隊又被秦軍擊敗。楚國國勢迅速衰弱,已淪為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楚頃襄王時代,秦將白起攻入楚國郢都,焚燬楚國宗廟,燒先王陵墓,楚國蒙受奇恥大辱。頃襄王和那些執政的貴族們一起,狼狽不堪地逃難,遷都於陳城。楚國不但徹底喪失了重新振興的機會,也失去了作為一個大國的尊嚴。在六國中,被秦國羞辱最甚的,莫過於楚國。也是在這一年,萬念俱灰的屈原投汨羅江自盡。 三、屈子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人生理想無法實現 屈原被楚懷王徵召從政時剛剛二十歲,正是意氣風華,年輕有為的時候,很快就任懷王左徒承擔內政外交工作,成為楚國政壇上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史載屈原“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屈原是一位堅定的改革派,主張變法,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離騷》中對懷王說:“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敘述了他實行改革的具體實踐:“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立法兮,屬貞臣而日娭。”他說,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懷王之命;二是“奉先功”,繼承前輩革新家的遺業;三是“明法之嫌疑”,以建立新的法制為中心內容;四是以國家富強為目的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的局面。 正在屈原為實現政治理想籌劃改革政令時,因上官大夫之讒而見疏,被罷黜左徒之職。第二年,發生了楚國曆史轉折點的張儀“詐楚”事件。由於國內貴族的忌恨和誹謗,屈原徹底失去懷王的信任,忠誠的進諫再不能入懷王之耳,改革措施推進受阻。懷王死後,頃襄王昏庸更甚懷王。屈原先後三次被流放,長達十八年。雖遭讒被疏,但他始終以國家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再造楚國的強盛。在流放途中寫下了《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偉大的文學作品,寄託了他對君主的希望、對人民的悲憫和對國家命運的擔憂。 白起攻破郢都,已經六十二歲的屈原眼看著國破家亡,宗廟陵寢被焚燒,政治理想徹底破滅。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境下,於農歷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 ? 屈原是一個為理想而活的人,但並不是一個活在理想中的人。屈原的賢君、強國和人生理想,互相交織在一起,成為他上下求索的目標。屈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但他對楚國的熱愛和忠誠始終堅如磐石。在那個“楚材晉用”的年代,他沒有“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楚王待他如草芥,他也未視楚王為仇讎。他是一個純粹的愛國者,他用自己一生的執著告訴我們,在那個禮崩樂壞,瓦釜雷鳴的戰國時代,始終有人堅守著心中的理想,從未動搖。 兩千年的悠悠歲月,風吹雨打,戰國刀兵已折戟沉沙。帝王將相、榮華富貴終究只是塵埃。朝堂陰謀,勾心鬥角早已令人厭倦。人們只記得,汨羅江水之下,一個赤子在安睡,他一定睡得很安詳。因為,他活著的時候太苦了,太累了。 浩浩江面,夕陽西斜,一葉扁舟上,還有漁父敲打著船槳高唱:“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後世袁子讀《屈原列傳》,感屈子之事,為詩吊屈子曰: 其一 忠心不識國運衰,屈子投江萬姓哀。 願將丹心比日月,安能逐流惹塵埃。 其二 信而見逐志未休,民生多艱悲楚秋。 懷瑾握瑜君不悟,魂歸汨羅水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