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社會中有“華人”和“野人”之分。“華人”是居住在城裡和城郊的人，除了貴族外，還包括平民、小工業者和商人。

西周王朝的周厲王，是個有名的暴虐君主。他貪財好利，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對諛臣榮夷公十分信任。對“華人”橫徵暴斂，加重剝削。實行“專利”，把“華人”賴以謀生的山林川澤都霸佔了。於是，激起了“華人”的憤怒，紛紛起來譴責他。厲王為了鎮壓人民中的輿論，就派衛國的巫師監視“華人”的活動，禁止他們談論國家政事，並且鼓勵告密，凡是被告的人，一律處死。在這種恐怖統治下，“華人”對厲王及其爪牙，雖不敢公開說話，卻用怒目相視，來表示心中的憤恨。厲王以為他的恐怖政策起到了作用，便得意忘形地向臣子召公誇耀說：“我能夠制止對我的誹謗，現在人民都不敢說我的壞話了。”召公提醒他說：“用堵住人民嘴的辦法來治理國家，比起用堵截河水的辦法來治理水患更壞。水只能讓其暢通無阻地流走，對人民只能廣開言路。透過各種辦法，讓各種不同身分的人，把各方面的話統統都講出來。不讓人民講話是不會長久的。”厲王不聽他的勸告，仍然堅持用恐怖手段來對付人民。這樣，暫時維持了三年，但是矛盾日益尖銳化。

當週厲王用恐怖手段來壓制輿論的時候，大夫芮良夫對厲王說：“周王室要衰敗了。榮夷公這種人只知道搜刮民財，弄得華人”怨聲載道。這樣下去，會有大禍的。將來反抗你的就是‘華人’。”周厲王還是不聽他的勸告，還認為榮夷公能幹，對他更加寵幸，特地提升他當卿官。

這時，諸侯不再來朝見周厲王。於是在公元前841年，“華人”拿起武器起來造反，把厲王放逐到彘這個地方去。厲王的兒子太子靜，從王宮逃跑到召公家躲藏起來，請求保護。“華人”又包圍了召公家，要他交出太子，召公只得用自己的兒子冒充太子，才勉強把太子靜儲存下來。

參加這次暴動的人中，據西周銅器銘文說：“上級的有司，平時不過問政事，不去約束邦人，不能管理各種官吏，有罪過時也放縱他們，造成他們敢於趕走官長。甚至守衛王宮的衛隊也起來造反了。”這就說明參加“華人”起義隊伍成員具有廣泛性，不僅是勞動人民參加，連周王室的下級官吏也參加進去了。所以它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周厲王被“華人”流放以後，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掌政權，叫做“共和行政”（一說因由共地方名叫和的諸侯即共伯和執政）。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這年是中國歷史上有確切年代記載的開始。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在彘。周公、召公立太子靜為王，叫宣王。宣王為了鞏固王朝的統治，轉移內部矛盾，進行了對戎族的戰爭。使處於崩潰前夕的西周王朝，又得到了一些時間的穩定。所以史書上稱為“宣王中興”。但是，這只不過是回光反照。到了宣王的兒子幽王時，西周還是滅亡了。

西周的“共和”一事，文獻記載各異，各家說法也不盡相同。“共和”最早見於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司馬貞《索隱》雲：“宣王少，周召二公相王室，故曰共和。”此件事發生在周厲王因為暴虐無道，而發生了華人暴動事件之後。據《索隱》的解釋，之所以出現共和現象，是因為在周厲王被推翻之後，繼位的周宣王尚且年少，故而由周公、召公共同輔政。這裡的“共和”，更多的是一種行政體制的名稱。

除了《周本紀》和司馬貞《索隱》的這種說法，還有其他的說法，認為所謂的“共和”，應當是“共伯和”，是當時周王朝王畿的一諸侯，他在厲王死後就干涉王政。《竹書紀年》就記載的是：“（厲王）既亡，有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同時，清華簡《系年》亦記載了共伯和之事，其文雲：“至於厲王，厲王大瘧於周，卿李（士）、諸正、萬民弗忍於厥心，乃歸厲王於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厲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歸於宋（宗）。”由於清華簡的問世，給厲王被逐之後發生的這段歷史又增加了一種新的記錄，按照《史記》所載，“共和”是一種政治制度，是周公和召公共同輔政的結果；據《竹書紀年》所載，共和實際上是“共伯和”的省稱，他是周王朝的大臣，在厲王死後，他幹攝王政，某種程度上是擅權篡位的行為；而據清華簡《系年》的記載，共伯和只是在厲王被逐之後主持朝政，而等到周宣王繼位之後，共伯和就還政於周宣王了，這裡又是一個忠臣的形象了。至於哪種記載到底符合事實，共伯和到底是正常性質的攝政還是忤逆性質的奪權，目前學界爭論頗多，尚無法有定論。

（清華簡《系年》）

“共和”執政，傳統史書的解釋是召公和周公聯合執政，但實際上這一說法已經基本被史學界所否定了。

目前史學界大多數認同的，是“共伯和篡位”執政之說。

傳統史書中，其實也並沒有完全排查“共伯和篡位”說。

《呂氏春秋·開春論》中，就提到“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

《魯連子》也提到“衛州共城縣本週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華人作難，王餎子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也。”

《莊子·讓王》中，也有“逍遙得意於共山之首”之說。

以上這些先秦文獻中，共伯和的身影頻繁出現，證明在秦統一中國前，“華人暴動”後共伯和篡奪王位這一史實是普遍為人所知的。然而，在秦統一中國後，由於先秦史籍大多佚失，春秋之前的歷史，也就慢慢模糊起來。

所以，到太史公手中，“共和執政”就異化成了召公、周公聯合執政——當然，此時的召公與周公已是開國召公與周公的後代。

因為傳統史料中，有關共伯和的記載少之又少，現代史學界就開始從地下發掘的青銅器中去尋找有關他的遺蹟。結果，功夫不負有心人，還真找到了一些可能與共伯和相關的記載。

《元年師兌簋》：“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周，各康廟，即立，同仲右師兌入門，立中廷，王乎內史尹冊令師兌：足師和父司左右走馬，五邑走馬……”在銅器銘文中，出現了“師和父”。“師”，為西周軍隊官職名；“和”，為人名；“父”，是周時對人的尊稱，類似於“閣下”、“殿下”等等。“師和父”之稱，還可見於《三年師兌簋》等等銅器銘文。以上這些銅器，經郭沫若先生認定，都屬厲王時器。這時，師和父任王官時間不長，因此只擔任管理左右走馬的師氏之職。“師和父”與“共伯和”同名，又同屬一個時代，而且都在王室作官，因而二者極大可能為同一人。由此推斷，在周厲王剛剛上臺後不久，共伯和就被提拔至王室來做官了。

《師釐簋》：“師和父乍釐叔市，鞏告於王。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各於大室，即位。宰琱生內右師釐。王乎尹氏冊命師釐。王若曰：‘師釐，在昔先王小學，女敏可使，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少輔，今惟踵就乃令。令女司乃祖舊官少輔暨鼓鍾。易女權市、金黃、攸勒，用事。”從銘文中知，“師釐”曾經在“先王小學”學習，“王”又命其繼承父職為“少輔”。雖然這次是對師釐的任命，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師釐”的推薦人不是別人，正是“師和父”！《師釐簋》是鑄於周厲王時代，是在周厲王十一年。

這一年，猖狂的犬戎人剛剛滅了大駱一族，搶佔了渭河上游。為應對日漸猖狂的犬戎之禍，周厲王積極嘗試從學校中提拔新鮮血液，充實到周王朝各個關鍵崗位，以替換那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佔著茅坑不拉屎”的“孫連城”們。在《師釐簋》銘文中再次看到了“師和父”身影，周厲王在這年已經把從學校中為王室選拔和推薦各級政府官員的大師之職交給了“師和父”，這無疑是周厲王對“師和父”的莫大信任。“師和父”在周王室政治地位穩步上升，已是位在上公了。擔任大師之職，對“師和父”而言不僅僅是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他個人政治影響力的擴大。“師和父”任職大師幾十年，這段擔任“周王室學校校長”的經歷，必然也為他未來追求政治野心增添了決定性的厚重砝碼。

《師毀簋》：“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師毀，乃祖考又勞於我家，女有隹小子，餘令女屍我家，耤司我東扁西扁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裁內外，毋敢否善。……毀拜頓首，對揚皇君休。……”根據銘文上的干支月相，晁福林先生把《師毀簋》定為共和元年時器。（《試論“共和行政”及其相關問題》晁福林 著）

在此銅器銘文中，出現了“伯和父”的稱謂。更加令人矚目的是，在“伯和父”訓話時，居然還用上了“若曰”二字！“若曰”，在周時文獻如《尚書》之類，多用於周王對大臣的訓話。唯一的例外，就是在記載“周公旦語錄”時，也是用“若曰”！雖然周公旦不被後人看作是王，但實際上，他卻是周武王臨終前所選定的唯一接班人（《逸周書·度邑》）。所以，“周公旦語錄”用“若曰”完全合情合理。如今，“共伯和語錄”竟然也用上了“若曰”二字，他的地位在此時必然也是非同尋常。不但如此，在其後的銘文中，“師毀”還尊稱“伯和父”為“皇君”。由此可見，“華人暴動”結束後，“伯和父”地位已是尊貴無比！共伯和篡位為王的記載，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以上這些銅器銘文中的“伯和父”、“師和父”，再加上史籍中出現的“共伯和”，是處於同一個時代，而且名字都相同，顯然都是同指一人。

《元年師兌簋》、《三年師兌簋》、《師釐簋》、《師毀簋》按照年代順序排列下來，共伯和在周王室的上升途徑就已清晰可見了：共伯和在周厲王初登王位時，被遴選進王室，剛開始只是擔任左右走馬的師氏之職；十年之後，他深受周厲王重用，被提拔為大師，位在上公，負責在王室學校中培養選拔各級政府“公務員”及“軍事幹部”。周厲王執政三十七年，共伯和始終得到周厲王的高度信任，在王室關鍵性崗位上呆了幾十年，權勢與威望都與日俱增。

但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共伯和雖然是周厲王一手提拔，最終卻成了周厲王政權的掘墓人。在周王室與社會其他各階層嚴重分裂對立的關鍵時刻，共伯和審時度勢，背叛了周厲王。他聯合朝中對周厲王不滿的卿士，一起煽動軍隊與鎬京百姓共同造反，將周厲王趕下臺，最終篡位成功。

共伯和，才是在“華人暴動”過程中在幕後始終控制著一切的神秘人物！暴動開始後，他不但悍然扣押了周厲王，還殘忍地對周厲王的兒子大開殺戒，就是為了清除他篡權奪位道路上的一切障礙！（有關“共伯和”及其在王室的政治地位變化過程，主要參考了《關於“共和行政”若干歷史問題的再考察》「王雷聲 著」、《“共伯和”與“共和行政”考》「陶興華 著」二文）

表面上看，“華人”暴動，不過是共伯和精心策劃的一場篡位陰謀。其實，共伯和之所以能掀起這場驚濤駭浪不過是因勢利導。淹沒在“華人暴動”背後的西周社會現實，就是周王室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因周厲王“專利”改革所引發的權力鬥爭。周王室與既得利益階層之間矛盾不斷激化，雙方勢同水火，這場決鬥遲早會爆發。這也是共伯和得以成功的政治基礎：如果沒有周王畿內社會各階層矛盾的急劇惡化，共伯和的篡位陰謀就不可能得逞。在雙方衝突即將爆發的關鍵時刻，共伯和為了個人政治野心，背叛了周厲王。共伯和選擇與既得利益階層合作，四處散佈“仁義”，獲得了既得利益階層的一致擁戴——所謂“仁義”，就是與天下人為善，放棄“專利”政策，減輕王畿內諸侯、卿士們的負擔，這當然會贏得天下既得利益集團的歡心。

人心盡失的周厲王，被身邊親信出賣，倒臺的命運已是註定。

隨著共伯和篡位成功，周厲王“專利”改革，也徹底落下了帷幕。

公元前841年，華人大規模暴動，厲王被迫出逃到一個叫做彘的地方。由於周厲王的太子靜藏在召穆公家中，華人得到這個訊息後包圍了召穆公家。無奈之下召穆公只好以自己的兒子代替太子交給了暴動的華人，太子才得以脫險。由於此次華人暴動周厲王逃亡在彘，史稱“彘之亂”。

周厲王逃亡到彘後，此時，周朝東邊的諸侯衛武公帶兵趕到了首都鎬京。於是召公虎便出面代表周厲王的舊臣請衛武公暫時代行執政，自己和另一個大臣周定公(周公旦的後代)等組成奴隸主貴族會議輔政。因為衛武公名和，他的封地在當時一個叫做共的地方，因此又稱共伯和。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國現存史料中有確切紀年的開始。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周厲王死在了彘，也就是客死他鄉。次年，周厲王的太子靜即位，也就是周宣王，共和時代結束。

一、背景介紹

《史記·周本紀》記載：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華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華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諫言……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看起來好像是厲王貪財，任用奸佞的大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故事，我們接受的歷史教育也都是這樣的，但仔細閱讀的時候，就會發現有貓膩。

1、留意時間，厲王在位三十年之後，才開始好利，重用榮夷公和衛巫等人。

厲王在位前三十年，《史記》沒有任何記載。厲王真的是晚年開始貪財嗎？還是多年積蓄力量之後，開始想要加強對貴族和諸侯們的管理，有一番作為呢？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天子想要有所作為，也需要錢和權。

2、怎麼個好專利呢？

《史記》中沒有明確記載，但《國語》中有芮良夫論榮夷公專利篇，說榮夷公擅長搜刮財物，殘酷欺壓百姓，而厲王卻偏偏重用“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的榮夷公和虢公長父等佞臣，對內封山佔水，壟斷山林川澤的一切收益，禁止老百姓採樵、漁獵，斷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計。對外興師動眾，征伐鄰邦，不斷加重老百姓的負擔。他的倒行逆施、橫徵暴斂，造成了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朝野上下，殺機四伏，人人自危，民怨沸騰。

其實說白了，就是政府缺錢了，所以決定“中央直營山澤”，增加國庫收入，榮夷公只是負責執行。但這一行為傷害了諸侯和貴族官員們的權益，百姓的利益倒是其次。

3、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1）衛巫是誰？衛巫在《史記》中沒有其他記載，甚至他是衛國的巫師，還是姓衛名巫都無法確定。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衛巫出身卑微。啟用平民無疑是碰到了舊貴族的痛點，傷害到了他們的權益。

（2）做什麼事？如果說是監視國民，發展“朝陽民眾”，那得多麼龐大的一個機構？在政府財政緊缺的情況下，能夠支援這樣的機構執行嗎？老百姓的言語，天子真的那麼在乎嗎？如果監視的不是華人，而是貴族、諸侯和官員呢？從政治鬥爭和可行性角度來看，更有可能。衛巫負責羅織罪名，陷害貴族、諸侯及官員，加強天子的權力呢？也許跟殷商帝辛（商紂）時期任用惡來，漢武帝時期任用任用張湯、寧成、趙禹、王溫舒等酷吏等行為一致。

（3）結果是什麼？諸侯不來朝，華人不敢說話，三年之後，華人聯合起來襲擊厲王，厲王出奔。看起來好像很合理，但細想一下，很不合理。

如果是國民暴亂，有多少國民參與呢？民眾的武器裝備從何而來？怎麼可能襲擊到厲王呢？要知道這可是在周朝的都城，而不是陳勝吳廣起義的大澤鄉，可以說到處都是周朝的官兵，不說國家的軍隊了，只說王宮的衛隊，也是不可小覷的。到底是誰在背後統籌並支援華人的行動呢？

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周厲王在多年的積蓄力量之後，想要改變現狀，加強君主的統治，於是注重新勢力的培養，以此來打壓和限制貴族的勢力，貴族組織和支援民眾叛亂，厲王失敗外逃呢？

二、共和執政

《史記·周本紀》記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覆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

1、厲王流亡外地，太子年幼，共和14年，為什麼不像周公輔政一樣，先擁立太子（後來的成王）登基呢？其實就是貴族叛亂成功之後，分贓不均，雙方拉鋸的一個結果，共同管理國家。而是在厲王死後，才擁立太子登基。宣王繼位之後，表面看來是召公和周公二相輔佐，其實還是被架空的，國家的實際權力是掌握在召公和周公手中的。

2、召公和周公輔政，修明政事，師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遺風，說白了就是“法古”，維護貴族的權益，與周厲王的“變法”相對應。

3、厲王這個諡號很不好，是他死後，後人對他一生功過的評價，但太子還年幼，沒有繼位，權臣當道，又是敵對的陣營，對他的評價怎麼會好呢？太子又能說什麼呢？

三、宣王執政

《史記·周本紀》記載：宣王不脩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

1、宣王不到千畝（專供天子帶頭親耕以示重農的田地，今山西介休縣）去耕種籍田，虢文公勸諫說這樣不行，宣王不聽。

為什麼不去耕種呢？農業可是周朝的根本啊。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沒有明確記載，但可以確定是發生在大臣權力更迭期間，周宣王開始有一定的實力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擔心被廢除，但實力還不足以對抗貴族的勢力。

（1）這地方有危險，北部和西部都是戎狄的地盤，可能遭遇襲擊。甚至這可能是貴族借“祖宗成法”，聯合戎狄，安排的又一次政變。

（2）從都城豐渠道千畝，而且要路過他父親曾經流亡（或被流放）的彘地（今山西霍縣東北），情感上不願意。

（3）是一種不作為的政治抗議，不想再做傀儡皇帝。

2、千畝之戰

（1）留意時間，又是在位三十多年之後。熬死了一代人，在貴族或臣權更迭之際，獲得了一定的權力，再經營若干年，之後開始對抗貴族和權臣，加強君主的權力。

（2）為什麼要打仗？透過戰爭來加強對軍隊的管理，獲得軍隊的支援，同時消耗貴族和諸侯的勢力。

（3）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打？有國家安全考慮的需要，之前有講，北部和西部都是戎狄，而該區域到都城豐只有700多公里的路程，且全是平原地帶，無險可守。可能也有一些私心，為父報仇，塗炭當地生靈。

（4）為什麼會失敗？貴族的勢力還是很強大，宣王想做什麼，實現什麼目標，大家也都清楚，貴族們的掣肘，上下不一心，所以會失敗。否則以周朝當時的實力，打個戎狄，小意思啦。

3、在太原做人口普查以備徵兵

宣王的軍隊在千畝被姜戎打得大敗，宣王丟掉了南方江、淮一帶的軍隊，就在太原清點人口以備徵兵。仲山甫勸諫說：“人口是不能清點的。”宣王不聽勸阻，最終還是清點了。為什麼人口不能清點呢？瞭解國家的真實情況，做精細化管理不好嗎？

現在看起來是很好，但在當時，跟周朝的諸侯管理制度相關，諸侯有很大的自主權，除了按照規定進貢天子外，其他的都是諸侯的收入，而人口普查將導致中央政府和地方諸侯的利益衝突。

宣王的一生也都是在對抗貴族勢力，跟厲王的政策基本一致，前後兩代在位時間三十多年的君主都做出同樣的行為，不能說是巧合，只能說明皇權與臣權的鬥爭達到白熱化，君主不得不做這件事。

總結：周厲王是想做點事的，但貴族、諸侯和大臣的勢力太大，在鬥爭中失敗，最後流亡（或被流放）外地，“共和執政”就是貴族政變被美化的結果。宣王也想做點事，但在與貴族之間的博弈鬥爭中，也沒能取得徹底的勝利，抱憾而終。這也為西周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四、其他問題解答

1、周公和召公是個世襲制的官職，主要職能就是輔佐周天子治國。

2、周公和召公的繼承與諸侯國的繼承是兩個體系，所以在《史記》世家部分不會記載。

3、都是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子孫後代，但具體關係，要進一步考證，僅《史記》的資料無法給出答案。

4、有一種說法：共和執政其實是共伯“和”代行天子之職，但結合周朝的爵位制度來看，不太可能。周朝有公、侯、伯、子、男五種爵位，可見伯的爵位較低，怎麼也輪不到一個伯爵的諸侯來代行天子之職。採用《史記》的說法，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政。

愚見，請斧正。

史記裡是騙人的！西周共和執政是共伯和當政，周公和召公輔政，共伯和是方伯，諸侯之長代天子行事，可伐天下不臣諸侯，方伯不是爵位，是一種代表，權力，或是官職，春秋五霸那幾位爺就取得這種權力，號令諸侯和征伐天下！記住，方伯是一方諸侯之長！當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姬昌是西方諸侯之長，方伯比諸侯大（僅限殷，周時代，），哈哈！這是我的觀點，說得不對的話，請大家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