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乾隆三十八年下詔纂修《四庫全書》，其目的是為了徹底掩蓋他的身世之謎；也有人說是對漢族文化摧殘的產物，是閉塞人們思想的工具，是與文字獄並行的文化懷柔政策；當然，也有人將其納入乾隆的德政，認為這是一部寶貴的文化遺產。《四庫全書》的價值勿庸置疑，但是乾隆為什麼要下令編撰這樣一部大部頭的鉅著呢？

清王朝是滿族建立的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為了加強集權，統治者必然要加強思想上的控制。於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間，文字獄不斷髮生，即使是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也被視為“反滿”而遭到殺身之禍。被殺、剖棺戮屍、發往邊疆為奴的大有人在，有的甚至還牽連到校書人、買書人、賣書人和刻書人，以及地方官吏。除了一次一次地殺戮嚴懲，統治者還不放心，於是又禁書、毀書、編書，以此來禁錮人們的思想。編修《四庫全書》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乾隆自述編修《四庫全書》的宗旨時就明確地說，編《四庫全書》是為了天下太平。

編修開始之日，也是查辦禁書的開始。乾隆三十九年，遍貼曉諭，命令交出“違礙”的書籍，經過紀昀等檢校後再由乾隆親閱，然後存目銷燬。據記載，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共毀書24次，538種，13862部。

那麼，什麼樣的書屬於“違礙”範疇呢？首先，記載明末清初反滿抗清的書籍，或是反映明朝的節操，比如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的書籍，史可法等抗清義士，遭受魏忠賢迫害而死的左光斗、楊漣等人的作品或是謳歌他們事蹟的書也都列在禁燬之列。其次是記錄滿人人關殺戮漢人，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罪惡行徑的史書。第三是古今貶斥金、元的史書篇章或是詩句。第四是古書中提到夷、狄、虜，應改為彝、敵、滷。第五，那些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的書籍也要被毀掉。同時，在編修的過程中，乾隆還多次頒發諭旨，說明編纂方法。規定凡是有關君臣名分、華夷之別的地方，必須嚴格按照以上幾項規定作修改，一字一句都不能出現差錯。

於是，負責編纂《四庫全書》的館臣們便大肆修改使一些著作失去了本來的面貌。例如:

舊抄本中記: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帳中，遠近膽落，不暇寒心。

四庫本中記:故相家皆攜老襁幼，棄其籍而去，焚掠之餘，遠近膽落。

舊抄本中記:褫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四庫本中記:遂其報復之心，肆其凌辱之志。舊抄本中記: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結河東。

四庫本中記:金人擾我疆場，邊臣斥堠不明，遂長驅河北，盤結河東。

舊抄本中記: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鬥爭，是其犬羊狺吠咋齧之性也。惟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帳，大小見於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滅亡，是五天道也。四庫本中記:無透過以上這些對照，我們可以看出，由於改動，使我們再也看不見其本來面目。魯迅先生說:乾隆朝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庭，還頒之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骨氣的人……倘不和四庫本對讀，也無從知道那時的陰謀。

的確，編篡《四庫全書》不但改動了許多古籍，還燒燬禁絕了不少的古書。進入內廷的遠遠少於能夠編人四庫的數量，而編人四庫又更少於能夠留下來存目的數量。因此我們看見的《四庫全書》的目錄和全書，比起當時徵集勺書籍，是少之又少。儘管《四庫全書》有很多版本，其中包含的書籍也是數量相當龐大，但從篡修的原則和編撰過程中，我們實在很難全面肯定它。因為在儲存人類文化的同時，也是對人類文化的一種大規模破壞。當然，我們也不應該因為《四庫全書》編撰過程中的修、刪、改就不去讀它，畢竟其中包含著當時學者的辛勤汗水和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且，嘉慶、道光以來，影印宋元本和校勘宋元的書籍紛紛出版，這也為我們提供了互相參考的依據。所以，儘管編《四庫全書》是為了鞏固清王朝的封建統治，這其中大興文字獄，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而且也禁燬了不少古籍，但我們仍然不能忽視其唱和價值。《四庫全書》應該是我們華人引以自豪的鉅著，它為我們彙集比較全面的古籍著作，是我們學習和研究不可缺少的必備夥伴。

《四庫全書》是在清朝大興文字獄的背景下開始編修的。在政治穩定，經濟相對繁榮的乾隆時期，乾隆對自己是評價頗高的，常以“十全老人”自居。在中國古時的各個朝代，盛世修書已經成了傳統，所以，乾隆編修《四庫全書》，實際上也是為了標榜盛世的需要。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下諭旨，要求各地官員蒐集古今著作，獻給朝廷，乾隆原本是為了充實皇家藏書，供學習研究之用，並沒有明確要修編《四庫全書》的意思。各地官員認為不是要緊之事，並沒有認真對待。乾隆於當年十月再次下詔說:“未見一人將書名奏錄”，要求各地加緊辦理，各地官員這才當做緊要公務辦起來，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蒐集古今圖書的熱潮，並由此引發了乾隆準備編修一部涵蓋古今的巨型叢書的想法。乾隆三十八年，乾隆準備將經、史、子、集四類圖書集中起來，編修一部《四庫全書》，並下令成立了四庫全書館，任命多位郡王和大學士擔任編篡Quattroporte，各部尚書為副Quattroporte；由孫士毅、陸錫熊和紀昀(紀曉嵐)三人擔任總篡官，下設有多位著名學者參加，一百六十多人的編篡隊伍。《四庫全書》的編修正式開始。

《四庫全書》從乾隆三十八年開始，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完成，歷時將近十年，至乾隆五十年，又先後繕寫了六部，一共用時十五年。因清政府大興文字獄，實行文化專制的高壓政策，在編修過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面臨殺身之禍，從編修開始，共引發了五十餘起文字獄，只要是有對滿清稍有不利，或認為有影射的文字、書藉，一律視為禁書，全部予以銷燬。每部書錄完後，需待逐級稽核，再呈遞乾隆御覽，待其“欽定”後才算完成，有幾次乾隆御覽時發現有應刪未刪之詞句，大發雷霆，要求編篡人員“刪改換篇，自行賠付”，紀曉嵐就曾幾次被記過，並罰其出錢賠付校錯的書籍，有一位叫陸費墀總校因此賠光了家產，貶官外地，憂憤而死，死後仍被抄家；另一位總篡官陸錫熊，在到瀋陽校書時，也因此，被連凍帶嚇，死在了那裡。

《四庫全書》共收錄了古書3461種，79309卷，內容極為豐富，該書修成後，分別藏於北京皇宮的文淵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杭州西湖聖因寺行宮的文瀾閣，還有一本副本藏於北京的翰林院。在編篡《四庫全書》的過程中，乾隆也查禁、銷燬了大量的、有極高價值的圖書，有人統計，銷燬的圖書有2629種之多，總數約有十萬部；而且收錄的部分書藉，也進行了修改、刪減，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損失，所以，有人說這次編修古藉，也是中國文化的一次浩劫。但我們也不能否認編篡《四庫全書》的價值和意義，畢竟大量的圖書得到了較好的儲存。

乾隆皇帝大搞文字獄，是心虛的表現，在中國歷史上凡是搞文子獄的統治者都將被歷史嘲諷和蔑視。乾隆朝費盡心機搞《四庫全書》和明成祖朱棣朝編《永樂大典》相比，有本質上的不同，編纂《四庫全書》是不自信，唯恐被人說是不是正統，而修改歷史，焚燬書籍。《永樂大典》原汁原味記載中華文化之精華，表現的強烈的自信心和正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