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莎士比亞（1564～1616年）是西方文學史上最傑出的詩人和戲劇家；《哈姆萊特》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詩和劇，近400年來被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一直傳誦不衰，在世界各國的舞臺上一直被搬演著。莎士比亞誕生於英國的英格蘭中部，艾汶河上的斯特拉特福鎮。那兒風景優美，有山陵、河流、森林和平原，被稱為“快樂的英格蘭”。莎士比亞在那裡度過了愉快的童年，每年都可以觀看從倫敦來的劇團的巡迴演出，在他幼小的心靈裡播下了戲劇藝術的種子。他進過文法學校(中等學校)，學習了一些拉丁文和希臘文，接觸了一些古典文學作品。他14歲時，因為家庭破產，只得輟學自謀生計。據說他當過屠戶的學徒，小學教員，也幫過父親做生意。他目睹地主、商人強行“圈地”養羊，奪去農民的土地，使之流離失所；目睹手工業工場使個體手工業者和小本商人失業、破產。在那大魚吃小魚的環境裡，他的家庭破產並非稀奇的事。他的祖輩務農，他父親務農兼營手套生意，破產使他感到切膚之痛。鎮中有個鄉紳名叫路西爵士的，有錢有勢，除了“圈地”養羊外，還圈了山林作為鹿苑，以供打獵取樂之用。那時英格蘭的青年多喜歡荷槍在山林中打獵，生性好動的莎士比亞也不例外。有一次，他獵取了一隻小鹿，路西爵士硬說是偷他的，把他鞭打了一頓。他氣憤之極，寫了一首詩貼在鄉紳的門口，獨自流浪到倫敦去了。當時英國青年人流浪是非法的，被抓住要受鞭打、割耳、打烙印，他只得在路上找些臨時工作，可能參加過巡迴演出的劇團，扮演小丑。他在“十四行詩”的第一百一十首的開頭說：“唉，我確曾經常東奔西跑，扮作小丑供眾人賞玩。”他大約於1585年左右到達倫敦。那時英國首都剛剛在郊外建立了劇場，他進了一間劇場去當勤雜，替觀眾們看管馬匹，接觸到社會各階層的人，後來當上一名僱傭演員。1590年，他開始編劇，升為股東演員，得以與愛好戲劇的大學生們往來，擴大了知識面，接受了人文主義思想；又和宮廷貴族們交遊，得以熟悉宮廷和上流社會的生活。他敏感，眼光銳利，對社會生活進行觀察、分析、研究，積蓄了豐富的創作素材。他在20多年中，共寫出長詩兩篇，“十四行詩”154首，戲劇37部。他的劇作多借用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史傳和民間故事，而富於現實的生活氣息，有血有肉；加上絢爛的文采、清新的風格和進步的思想，博得觀眾的喝彩。他的收入富裕了，在故鄉購置巨宅和地產，併為他的家族弄到一個世襲“紋章”紳士的地位。44歲時他就歸居故鄉，在那裡過了八年和平舒適的生活。在當時，他僅只是一個名伶，被人蔑視，那時還沒有寫傳記的風氣，當然就更不會有人為一個“戲子”立傳了。直到尼古拉·羅在1909年才發表了莎士比亞的傳略，因此我們今天對他的生平只能根據一些傳說和一鱗半爪的史料加以推測。他的同行晚輩本·瓊生(1572~1637年)瞭解他，在1623年，即莎士比亞死後7年編印出莎士比亞戲劇集，在題詞中稱他為“時代的靈魂”，說他“不只屬於一個時代，而是屬於一切時代”。這篇題詞是莎士比亞的同時代人所留下來的有關莎士比亞評論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獻。莎士比亞所生活的時代，史稱“文藝復興”時期，就是歐洲中古時代的後期。因為歐洲中世紀封建主階級排斥了古代希臘、羅馬的文明，另起爐灶；僧侶們壟斷了教育權，實行愚民政策，提倡禁慾主義，叫被壓迫的勞動人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叫他們一心向往天上，放棄現世的權利，一任封建主和僧侶的剝削榨取。到了中古的後期，生產力逐漸發展了，產生了城市和市民階層，資產階級的前身，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因素，發展工商業。新航路和美洲的發現，擴大了商品的流通和海外掠奪，助長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速度。因此人們的眼界擴大了，不滿於中世紀的神權、矇昧主義和禁慾主義。正在這時，儲存古籍的中心，拜占庭的名城君士坦丁堡陷落了(1453年)，許多學者攜帶古希臘文物逃往西歐，古典文化的光輝，使西歐人士極為驚訝，紛紛起來學習希臘文，號召復興古典文化——包括唯物主義哲學、自然科學和反映現實生活的文藝；反對當時天主教會唯心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當時新思想、新文化的特徵是“人文主義”，就是以人為重，肯定人有享受現世幸福的權利，反對神權主義、禁慾主義和矇昧主義。那時進步的文藝就是貫徹人文主義思想的文藝，莎士比亞就是該時期新文藝的最高峰。莎士比亞的劇作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初期(1590～1600年)以歷史劇和喜劇為主；中期(1601～1607年)以悲劇為主；晚期(1608～1612年)以傳奇劇為主。《哈姆萊特》就是他中期所寫的悲劇之一。《哈姆萊特》大約作於1601年，它是莎士比亞最主要的作品。一因它是作者戲劇藝術達到了最成熟期的作品；二因它最能代表作者的思想，表現人文主義者在危機時期的思想狀態；三因作者在這個劇本里對當時的政治局勢表現出了比較明確的主觀態度。它的故事情節是這樣的：哈姆萊特是一個丹麥王子，在德國威登堡大學受人文主義的教育。因為父王突然死去，懷著沉痛的心情回到祖國；不久，母后又和新王——他的叔父結婚，使他更加難堪。新王聲言老王是在花園裡睡覺時被毒蛇咬死的。王子正在疑惑時，老王的鬼魂向他顯現；告訴他，“毒蛇”就是新王，要他為父復仇。王子是人文主義者，認為這個復仇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他說自己有重整乾坤的責任。他考慮問題的各個方面，既怕洩密，又怕鬼魂是假的，怕落入壞人的圈套，心煩意亂，憂鬱不歡，只好裝瘋賣傻。同時，奸王也懷疑他，派人到處偵察他的言行，甚至利用王子的兩個老同學和他的情人。王子趁戲班子進宮演出的機會，改編一出陰謀殺兄的舊戲文叫他們去演出，來試探叔父。戲未演完，叔父坐立不安，便倉皇退席。這樣，奸王的做賊心虛完全暴露，他更加害怕隱私被揭發。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獻計，讓母后叫王子到她私房談話，自己躲在帷幕後邊偷聽；王子在談話中發現幕後有人，以為是奸王，便一劍把他刺死。奸王便用借刀殺人法，派他去英國，並叫監視他去的兩個同學帶去密信一封，要英王在王子上岸時就殺死他。但王子警覺，半路上掉換了密信，反叫英王殺掉那兩個同學，他自己跳上海盜船，脫險回來。回來後，知道情人奧菲利婭發瘋落水溺死。奸王利用雷歐提斯，密謀在比劍中用毒劍、毒酒置王子於死地。結果，哈、雷二人都中了毒劍，母后誤飲了毒酒，奸王也被刺而死。王子囑託好友把他的行事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被葬以軍人禮式。這個情節是借用丹麥8世紀的歷史事件來反映英國16—17世紀之交的政治形勢的。正如作者借主角的口所說的“是這一個時代的縮影”。他說：“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楣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他說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獄，裡面有許多監房、囚室、地牢；丹麥是其中最壞的一間”。這裡說的是丹麥，指的是英國。因為當時的英國是資本原始積累最典型的國家，全國到處是乞丐、流浪人，朝廷還頒發血腥法令，禁止乞討、流浪，使他們走投無路，除受飢挨凍之外，還要遭到鞭打、割耳、打烙印、絞死，簡直是人間地獄!《哈姆萊特》這出悲劇用豐富、生動的情節，隱蔽地表露一個重要的思想：文藝復興的後期，中央政權穩定了，轉而形成君主專制的政體。國王摔開資產階級，獨裁獨斷，獨吞利益；在政治上違背了進步的措施，讓舊封建勢力捲土重來，爾虞我詐，搞得國內烏煙瘴氣，在這種顛倒混亂的時代裡，資產階級人文主義者看在眼裡，恨在心裡；一般勞動人民更不堪封建和原始積累的剝削、壓榨，於流離失所中，有一種“窮則思變”的傾向，但又感到憂慮彷徨。在這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就是1648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夕，人文主義者的代表哈姆萊特覺得“黑雲壓城城欲摧”，雖有志奮起除滅奸王，重整乾坤；又覺得重任難當，躊躇莫決，在苦思熟慮中，心情沉痛而陷入憂鬱。由此看來，這出悲劇的衝突正合於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中所指出的：“這就構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主角哈姆萊特是文藝復興末期人文主義者的形象。他一向認為人是“多麼了不得的傑作!多麼高貴的理性!多麼偉大的力量!多麼優美的儀表!多麼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麼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麼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但經極大的變故之後，便使他對人世不發生興趣。他生在一個開明君主的宮廷，從小學到大學都受人文主義的教育，抱有遠大理想，成了國內有新思想的模範青年，進步人士所矚望的新時代的代表。但經過這一巨大的打擊，一時找不到重整乾坤的辦法，暫且佯狂，以免打草驚蛇。他的愛情物件奧菲利婭在他佯狂之後便嘆息道：“啊，一顆多麼高貴的心是這樣殞落了!朝臣的眼睛、學者的辯舌、軍人的利劍、國家所矚望的一朵嬌花；時流的明鏡、人倫的雅範、舉世注目的中心，這樣無可挽回地殞落了!”哈姆萊特的性格特點是憂鬱、優柔寡斷，但這不是一成不變的。他本來無憂無慮，明朗、爽快、進取、生氣蓬勃，猶如夏日清晨的空氣。到了父死母嫁，壞人當權，全國成了牢獄之後，他痛恨嗜血的、荒淫的惡賊，狠心的、奸詐的、悖逆的惡賊。他一心想除滅奸王和整個惡勢力，重整乾坤而又一時不得重整的方案和條件，沉入苦思焦慮，才變成憂鬱。第一、二幕描寫他由苦思到憂鬱的經過；從第三幕起，寫他逐步克服憂鬱的心情，他覺悟到“決心的赤熱的光彩，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偉大的事業在一種考慮之下，也會逆流而退，失去行動的意義”(三幕一場)。審慎的思維是應該的，但不可以畏首畏尾，失去行動。他決心起來行動，排演戲中戲，證實奸王的罪行，他的性格也便由優柔寡斷、轉變為果斷，由憂鬱轉變為明快。刺殺御前大臣於幕後，改寫密信，跳上海盜船，決鬥，刺死奸王等一系列的行動，再也不見憂鬱了。臨死時重託密友宣傳他的故事和心願，遺囑讓福丁布拉斯繼立為王，也是因為他有雷厲風行的性格。
威廉·莎士比亞（1564～1616年）是西方文學史上最傑出的詩人和戲劇家；《哈姆萊特》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詩和劇，近400年來被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一直傳誦不衰，在世界各國的舞臺上一直被搬演著。莎士比亞誕生於英國的英格蘭中部，艾汶河上的斯特拉特福鎮。那兒風景優美，有山陵、河流、森林和平原，被稱為“快樂的英格蘭”。莎士比亞在那裡度過了愉快的童年，每年都可以觀看從倫敦來的劇團的巡迴演出，在他幼小的心靈裡播下了戲劇藝術的種子。他進過文法學校(中等學校)，學習了一些拉丁文和希臘文，接觸了一些古典文學作品。他14歲時，因為家庭破產，只得輟學自謀生計。據說他當過屠戶的學徒，小學教員，也幫過父親做生意。他目睹地主、商人強行“圈地”養羊，奪去農民的土地，使之流離失所；目睹手工業工場使個體手工業者和小本商人失業、破產。在那大魚吃小魚的環境裡，他的家庭破產並非稀奇的事。他的祖輩務農，他父親務農兼營手套生意，破產使他感到切膚之痛。鎮中有個鄉紳名叫路西爵士的，有錢有勢，除了“圈地”養羊外，還圈了山林作為鹿苑，以供打獵取樂之用。那時英格蘭的青年多喜歡荷槍在山林中打獵，生性好動的莎士比亞也不例外。有一次，他獵取了一隻小鹿，路西爵士硬說是偷他的，把他鞭打了一頓。他氣憤之極，寫了一首詩貼在鄉紳的門口，獨自流浪到倫敦去了。當時英國青年人流浪是非法的，被抓住要受鞭打、割耳、打烙印，他只得在路上找些臨時工作，可能參加過巡迴演出的劇團，扮演小丑。他在“十四行詩”的第一百一十首的開頭說：“唉，我確曾經常東奔西跑，扮作小丑供眾人賞玩。”他大約於1585年左右到達倫敦。那時英國首都剛剛在郊外建立了劇場，他進了一間劇場去當勤雜，替觀眾們看管馬匹，接觸到社會各階層的人，後來當上一名僱傭演員。1590年，他開始編劇，升為股東演員，得以與愛好戲劇的大學生們往來，擴大了知識面，接受了人文主義思想；又和宮廷貴族們交遊，得以熟悉宮廷和上流社會的生活。他敏感，眼光銳利，對社會生活進行觀察、分析、研究，積蓄了豐富的創作素材。他在20多年中，共寫出長詩兩篇，“十四行詩”154首，戲劇37部。他的劇作多借用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史傳和民間故事，而富於現實的生活氣息，有血有肉；加上絢爛的文采、清新的風格和進步的思想，博得觀眾的喝彩。他的收入富裕了，在故鄉購置巨宅和地產，併為他的家族弄到一個世襲“紋章”紳士的地位。44歲時他就歸居故鄉，在那裡過了八年和平舒適的生活。在當時，他僅只是一個名伶，被人蔑視，那時還沒有寫傳記的風氣，當然就更不會有人為一個“戲子”立傳了。直到尼古拉·羅在1909年才發表了莎士比亞的傳略，因此我們今天對他的生平只能根據一些傳說和一鱗半爪的史料加以推測。他的同行晚輩本·瓊生(1572~1637年)瞭解他，在1623年，即莎士比亞死後7年編印出莎士比亞戲劇集，在題詞中稱他為“時代的靈魂”，說他“不只屬於一個時代，而是屬於一切時代”。這篇題詞是莎士比亞的同時代人所留下來的有關莎士比亞評論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獻。莎士比亞所生活的時代，史稱“文藝復興”時期，就是歐洲中古時代的後期。因為歐洲中世紀封建主階級排斥了古代希臘、羅馬的文明，另起爐灶；僧侶們壟斷了教育權，實行愚民政策，提倡禁慾主義，叫被壓迫的勞動人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叫他們一心向往天上，放棄現世的權利，一任封建主和僧侶的剝削榨取。到了中古的後期，生產力逐漸發展了，產生了城市和市民階層，資產階級的前身，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因素，發展工商業。新航路和美洲的發現，擴大了商品的流通和海外掠奪，助長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速度。因此人們的眼界擴大了，不滿於中世紀的神權、矇昧主義和禁慾主義。正在這時，儲存古籍的中心，拜占庭的名城君士坦丁堡陷落了(1453年)，許多學者攜帶古希臘文物逃往西歐，古典文化的光輝，使西歐人士極為驚訝，紛紛起來學習希臘文，號召復興古典文化——包括唯物主義哲學、自然科學和反映現實生活的文藝；反對當時天主教會唯心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當時新思想、新文化的特徵是“人文主義”，就是以人為重，肯定人有享受現世幸福的權利，反對神權主義、禁慾主義和矇昧主義。那時進步的文藝就是貫徹人文主義思想的文藝，莎士比亞就是該時期新文藝的最高峰。莎士比亞的劇作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初期(1590～1600年)以歷史劇和喜劇為主；中期(1601～1607年)以悲劇為主；晚期(1608～1612年)以傳奇劇為主。《哈姆萊特》就是他中期所寫的悲劇之一。《哈姆萊特》大約作於1601年，它是莎士比亞最主要的作品。一因它是作者戲劇藝術達到了最成熟期的作品；二因它最能代表作者的思想，表現人文主義者在危機時期的思想狀態；三因作者在這個劇本里對當時的政治局勢表現出了比較明確的主觀態度。它的故事情節是這樣的：哈姆萊特是一個丹麥王子，在德國威登堡大學受人文主義的教育。因為父王突然死去，懷著沉痛的心情回到祖國；不久，母后又和新王——他的叔父結婚，使他更加難堪。新王聲言老王是在花園裡睡覺時被毒蛇咬死的。王子正在疑惑時，老王的鬼魂向他顯現；告訴他，“毒蛇”就是新王，要他為父復仇。王子是人文主義者，認為這個復仇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他說自己有重整乾坤的責任。他考慮問題的各個方面，既怕洩密，又怕鬼魂是假的，怕落入壞人的圈套，心煩意亂，憂鬱不歡，只好裝瘋賣傻。同時，奸王也懷疑他，派人到處偵察他的言行，甚至利用王子的兩個老同學和他的情人。王子趁戲班子進宮演出的機會，改編一出陰謀殺兄的舊戲文叫他們去演出，來試探叔父。戲未演完，叔父坐立不安，便倉皇退席。這樣，奸王的做賊心虛完全暴露，他更加害怕隱私被揭發。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獻計，讓母后叫王子到她私房談話，自己躲在帷幕後邊偷聽；王子在談話中發現幕後有人，以為是奸王，便一劍把他刺死。奸王便用借刀殺人法，派他去英國，並叫監視他去的兩個同學帶去密信一封，要英王在王子上岸時就殺死他。但王子警覺，半路上掉換了密信，反叫英王殺掉那兩個同學，他自己跳上海盜船，脫險回來。回來後，知道情人奧菲利婭發瘋落水溺死。奸王利用雷歐提斯，密謀在比劍中用毒劍、毒酒置王子於死地。結果，哈、雷二人都中了毒劍，母后誤飲了毒酒，奸王也被刺而死。王子囑託好友把他的行事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被葬以軍人禮式。這個情節是借用丹麥8世紀的歷史事件來反映英國16—17世紀之交的政治形勢的。正如作者借主角的口所說的“是這一個時代的縮影”。他說：“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楣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他說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獄，裡面有許多監房、囚室、地牢；丹麥是其中最壞的一間”。這裡說的是丹麥，指的是英國。因為當時的英國是資本原始積累最典型的國家，全國到處是乞丐、流浪人，朝廷還頒發血腥法令，禁止乞討、流浪，使他們走投無路，除受飢挨凍之外，還要遭到鞭打、割耳、打烙印、絞死，簡直是人間地獄!《哈姆萊特》這出悲劇用豐富、生動的情節，隱蔽地表露一個重要的思想：文藝復興的後期，中央政權穩定了，轉而形成君主專制的政體。國王摔開資產階級，獨裁獨斷，獨吞利益；在政治上違背了進步的措施，讓舊封建勢力捲土重來，爾虞我詐，搞得國內烏煙瘴氣，在這種顛倒混亂的時代裡，資產階級人文主義者看在眼裡，恨在心裡；一般勞動人民更不堪封建和原始積累的剝削、壓榨，於流離失所中，有一種“窮則思變”的傾向，但又感到憂慮彷徨。在這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就是1648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夕，人文主義者的代表哈姆萊特覺得“黑雲壓城城欲摧”，雖有志奮起除滅奸王，重整乾坤；又覺得重任難當，躊躇莫決，在苦思熟慮中，心情沉痛而陷入憂鬱。由此看來，這出悲劇的衝突正合於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中所指出的：“這就構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主角哈姆萊特是文藝復興末期人文主義者的形象。他一向認為人是“多麼了不得的傑作!多麼高貴的理性!多麼偉大的力量!多麼優美的儀表!多麼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麼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麼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但經極大的變故之後，便使他對人世不發生興趣。他生在一個開明君主的宮廷，從小學到大學都受人文主義的教育，抱有遠大理想，成了國內有新思想的模範青年，進步人士所矚望的新時代的代表。但經過這一巨大的打擊，一時找不到重整乾坤的辦法，暫且佯狂，以免打草驚蛇。他的愛情物件奧菲利婭在他佯狂之後便嘆息道：“啊，一顆多麼高貴的心是這樣殞落了!朝臣的眼睛、學者的辯舌、軍人的利劍、國家所矚望的一朵嬌花；時流的明鏡、人倫的雅範、舉世注目的中心，這樣無可挽回地殞落了!”哈姆萊特的性格特點是憂鬱、優柔寡斷，但這不是一成不變的。他本來無憂無慮，明朗、爽快、進取、生氣蓬勃，猶如夏日清晨的空氣。到了父死母嫁，壞人當權，全國成了牢獄之後，他痛恨嗜血的、荒淫的惡賊，狠心的、奸詐的、悖逆的惡賊。他一心想除滅奸王和整個惡勢力，重整乾坤而又一時不得重整的方案和條件，沉入苦思焦慮，才變成憂鬱。第一、二幕描寫他由苦思到憂鬱的經過；從第三幕起，寫他逐步克服憂鬱的心情，他覺悟到“決心的赤熱的光彩，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偉大的事業在一種考慮之下，也會逆流而退，失去行動的意義”(三幕一場)。審慎的思維是應該的，但不可以畏首畏尾，失去行動。他決心起來行動，排演戲中戲，證實奸王的罪行，他的性格也便由優柔寡斷、轉變為果斷，由憂鬱轉變為明快。刺殺御前大臣於幕後，改寫密信，跳上海盜船，決鬥，刺死奸王等一系列的行動，再也不見憂鬱了。臨死時重託密友宣傳他的故事和心願，遺囑讓福丁布拉斯繼立為王，也是因為他有雷厲風行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