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債務危機即歐洲主權的債務危機。其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希臘等歐盟國家所發生的債務危機。 一、外部原因： 金融危機中政府加槓桿化使債務負擔加重 金融危機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寬鬆政策，高福利、低盈餘的希臘無法透過公共財政盈餘來支撐過度的舉債消費。全球金融危機推動私人企業去槓桿化、政府增加槓桿。希臘政府的財政原本處於一種弱平衡的境地，由於國際宏觀經濟的衝擊，惡化了其國家叢集產業的盈利能力，公共財政現金流呈現出趨於枯竭的惡性迴圈，債務負擔成為不能承受之重。 評級機構煽風點火，助推危機蔓延 評級機構不斷調低主權債務評級，助推危機進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不斷下調上述四國的主權評級。2011年7 月末，標普已經將希臘主權評級09 年底的A-下調到了CC級（垃圾級），義大利的評級展望也在11年5月底被調整為負面，繼而在9月份和10 月初標普和穆迪又一次下調了義大利的主權債務評級。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了主權評級被頻繁下調的風險。評級機構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可成為危機向深度發展直接性原因。 二、內部原因： 產業結構不平衡：實體經濟空心化，經濟發展脆弱 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支柱產業的希臘經濟難以抵禦危機的衝擊。在歐盟國家中，希臘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資源配置極其不合理，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主要支柱產業。一方面，為了大力發展支柱產業並拉動經濟快速發展，希臘對旅遊業及其相關的房地產業加大了投資力度，其投資規模超過了自身能力，導致負債提高。2010年服務業在GDP中佔比達到52.57%，其中旅遊業約佔20%，而工業佔GDP的比重僅有14.62%，農業佔GDP的比重更少為3.27%。加上2004年舉辦奧運會增加的91億美元赤字，截止2010年希臘政府的債務總量達到3286億歐元，佔GDP的142.8%。另一方面，從反映航運業景氣度的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數（BDI）看，受金融危機影響從08 年底開始航運業進入週期低谷，景氣度不斷下滑。航運業的衰退對造船業形成了巨大沖擊。由此看出，希臘的支柱產業屬於典型依靠外需拉動的產業，這些產業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機的衝擊面前顯得異常脆弱。 以出口加工製造業和房地產業拉動經濟的義大利在危機面前顯得力不從心。義大利經濟結構的最大特點是以出口加工為主的中小企業（創造國內生產總值的70%）。2010年意 大利成為世界第7大出口大國（出口總額4131億歐元，佔世界出口額比重3.25%），主 要依靠出口拉動的經濟體極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金融危機的爆發對義大利的出口製造業和旅遊業衝擊非常大，2009年其出口總量出現大幅下滑，之後有所回升，但是回升的狀況還主要依賴於各國的經濟復甦程序。隨著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和競爭加劇，義大利原有的競爭優勢逐漸消失，近10 年義大利的經濟增長緩慢，低於歐盟的平均水平。 依靠房地產和建築業投資拉動的西班牙和愛爾蘭經濟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建築業、汽車製造業與旅遊服務業是西班牙的三大支柱產業。由於長期享受歐元區單一貨幣體系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產業和建築業成為西班牙近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1999年到2007年，西班牙房地產價格翻了一番，同期歐洲新屋建設的60%都發生在西班牙。房地產業的發推動了西班牙就業率的下降。2007 年西班牙失業率從兩位數下降到了8.3%，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機席捲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導致西班牙失業率又重新回到了20%以上，其中25 以下的年輕人只有一半人擁有工作，另外西班牙的高失業率也存在體制性因素，就業政策不鼓勵招收新人。而海外遊客的減少對西班牙的另一支柱性產業-旅遊業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愛爾蘭一直被譽為歐元區的“明星”，因為其經濟增速一直顯著高於歐元區平均水平，人均GDP也比義大利、希臘、西班牙高出兩成多，更是葡萄牙一倍左右。但在2010年底同樣出現了流動性危機，並接受了歐盟和IMF的救助，究其原因主要是愛爾蘭的經濟主要靠房地產投資拉動。2005年愛爾蘭房地產業就已經開始浮現泡沫，且在市場推波助瀾下愈吹愈大，2008年愛爾蘭房價已經超過所有OECD國房價，在次貸危機的衝擊下，愛爾蘭房地產價格出現急速下跌，同時銀行資產出現大規模的縮水，過度發達的金融業在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受到了巨大打擊，愛爾蘭高速運轉的經濟受到重創，從此陷入低迷。 工業基礎薄弱，而主要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發展的葡萄牙經濟基礎比較脆弱。葡萄牙在 過去十幾年中最為顯著的一個特點是服務行業持續增長，這與其他幾個歐元區國際及其相似，2010 年葡萄牙的農林牧漁業只創造了2.38%的增加值，工業創造了23.5%的增加值，而服務業創造的增加值達到了74.12%（受大西洋影響而形成溫和的地中海天氣以及綿延漫長的海岸，這些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得葡萄牙旅遊業得以很好的發展）。近幾年葡萄牙開始進行經濟結構的轉型（從傳統的製造業向高新技術行業轉型），汽車及其零部件、電子、能源和製藥等高新技術行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政府在扶持高科技企業上面投入了大量資金，而這些資金通常都是透過低息貸款來實現。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融資成本隨之飆升，從而使葡萄牙企業受到衝擊，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 總體看來，PIIGS 五國屬於歐元區中相對落後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和旅遊業。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製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不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在危機衝擊下顯得異常脆弱。 人口結構不平衡：逐步進入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的一種發展趨勢。隨著工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各種生活成本越來越高，生育率不斷下降，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佔比不斷上升，最快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是日本，日本的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上世紀90 年代初開始出現拐點，隨之出現了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和政府債務的不斷上升。我們判斷從二十世紀末開始，歐洲大多數國家人口結構也開始步入快速老齡化主要有三個方面：長期低出生率和生育率、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生育潮人口大規模步入老齡化。 首先，從主要國家粗出生率（每1000 人中出生的嬰兒數）和生育率（每位婦女平均生育孩子個數）看出，歐盟國家的嬰兒出生率和生育率近年來低於絕大部分地區，成 為僅次於日本的出生率降低最快的區域。 其次，1996-2010 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從76.1 歲上升至79.4 歲。美國聯邦統計局預計到2050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83.3歲。最後，由於二戰後生育潮已經開始接近退休年齡，並且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歐元區人口年齡結構從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轉變，人口占比的峰值從1990 年的25-29 歲上移至2007 年的40-44 歲，而且這一趨勢仍在進行，從今往後老齡化問題將 剛性的社會福利制度 對於歐盟內部來講，既有神聖日耳曼羅馬帝國（西歐地區）與拜占庭帝國（東歐地 區）之間的問題（同屬希臘羅馬基督教文化，但政治制度不同導致經濟發展道路不同），也存在南歐和北歐之間的問題。對於歐元區來講，主要的矛盾體現在南北歐問題上。天主教在與百姓共同生活的一千年來，變得稍具靈活性，而新教是一個忠於聖經的嚴格的教派，所以信新教的北歐人比南歐人更嚴謹有序，在加上地理和氣候因素，把這兩種文化的人群捆綁在同一個貨幣體系下，必然會帶來以下南北歐格局：北歐製造，南歐消費；北歐儲蓄，南歐借貸；北歐出口，南歐進口；北歐經常賬戶盈餘，南歐赤字；北歐人追求財富，南歐人追求享受。 三、根本原因 歐元區制度缺陷,各國無法有效彌補赤字 第一，貨幣制度與財政制度不能統一，協調成本過高。根據有效市場分配原則，貨幣政策服務於外部目標，主要維持低通脹，保持對內幣值穩定，財政政策服務於內部目標，主要著力於促進經濟增長，解決失業問題，從而實現內外均衡。歐元區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上區域貨幣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歐元區長期被隱藏的問題凸現出來。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平衡各成員國的利益，導致利率政策調整總是比其他國家慢半拍，調整也不夠到位，在統一的貨幣政策應對危機滯後的情況下，各國政府為了儘早走出危機，只能透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調節經濟，許多歐元區成員國違反了《穩定與增長公約》中公共債務佔GDP 比重上限60%的標準，但是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措施，由此形成了負向激勵機制，加強了成員國的預算赤字衝動，道德風險不斷加劇。具體傳導路徑為：突發美國金融危機Æ貨幣財政制度的不統一造成貨幣政策行動滯後Æ各國透過擴充套件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Æ主權債務激增Æ財政收入無法覆蓋財政支出Æ危機爆發。 第二，歐盟各國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各國不同的公司稅稅率導致資本的流入，從而造成經濟的泡沫化。最初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是以生產要素完全自由流動為前提，並以要素的自由流動來代替匯率的浮動。歐元體系只是在制度上放鬆了人員流動的管制，而由於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社會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歐盟內部勞動力並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從各國的失業率水平來看，德國目前的失業率已經下降到7%以下，低於危機前水平，但是西班牙的失業率高達21.2%。另一方面，歐盟國家只統一了對外關稅稅率，並沒有讓渡公司稅稅率，目前法國的公司稅率最高為34.4%，比利時為34%，義大利為31%，德國為29.8%，英國為28%，其他邊緣國家及東歐國家的公司稅率普遍低於20%，這些稅率較低的國家也正是勞動力比較充足的國家，資金和勞動的結合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不斷膨脹，資金主要投資在支柱性的產業，比如加工製造業，房地產業和旅遊業，從而導致了國內經濟的泡沫化。從歐元兌美元走勢可以看出，次貸危機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歐元一直是處於一個上升通道，出口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南歐國家本來就不發達的工業和製造業更少受到資金的青睞，造成這些國家貿易赤字造成貿易赤字連年增加，各國透過發債彌補，同樣是因為歐元的升值，歐債受到投資人的歡迎，舉債成本低廉，從而形成一個惡性迴圈。 第三，歐元區設計上沒有退出機制，出現問題後協商成本很高。由於在歐元區建立的時候沒有充分考慮退出機制，這給以後歐元區危機處理提出了難題。目前個別成員國在遇到問題後，就只能透過歐盟的內部開會討論，來解決成員國出現的問題，市場也隨著一次次的討論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討論使得危機不能得到及時解決。歐元區銀行體系互相持有債務令危機牽一髮動全身近年來歐洲銀行業信貸擴張非常瘋狂，致使其經營風險不斷加大，其總資產與核心資本的比例甚至超過受次貸衝擊的美國同行。 影響：對歐盟而言，主權國家經濟地位急劇下降，歐元面臨解體。 對國際，以中國為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從目前來看是短期的和有限的。主要的影響有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對出口的衝擊,危機會導致歐元區今年下半年增長下降。歐盟又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其目前佔中國出口市場的比重約在18%至21%之間,所以如果來自歐盟外需下降,今年下半年中國出口情況不是很令人樂觀。但是隨著歐洲債務危機得到控制,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就會降低。其次歐洲主權債務爆發,加劇短期資本流動波動性。歐債危機導致全球避險情緒加重,資金紛紛迴流美元。中國面臨的不是短期資本由流入變為流出,相反有可能中國會面臨更加洶湧的短期資本流入,因為跟美國相比,中國也算是一個安全港,今年我們GDP增速會超過9%,同時人民幣對美元依然有升值的壓力,而國內通貨膨脹預期加大提高國內加息的可能,這樣增加了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利差,這些原因綜合說明中國也是一個能吸引避險資金,包括逃離資金流入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市場
歐洲債務危機即歐洲主權的債務危機。其是指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希臘等歐盟國家所發生的債務危機。 一、外部原因： 金融危機中政府加槓桿化使債務負擔加重 金融危機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寬鬆政策，高福利、低盈餘的希臘無法透過公共財政盈餘來支撐過度的舉債消費。全球金融危機推動私人企業去槓桿化、政府增加槓桿。希臘政府的財政原本處於一種弱平衡的境地，由於國際宏觀經濟的衝擊，惡化了其國家叢集產業的盈利能力，公共財政現金流呈現出趨於枯竭的惡性迴圈，債務負擔成為不能承受之重。 評級機構煽風點火，助推危機蔓延 評級機構不斷調低主權債務評級，助推危機進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評級機構不斷下調上述四國的主權評級。2011年7 月末，標普已經將希臘主權評級09 年底的A-下調到了CC級（垃圾級），義大利的評級展望也在11年5月底被調整為負面，繼而在9月份和10 月初標普和穆迪又一次下調了義大利的主權債務評級。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了主權評級被頻繁下調的風險。評級機構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可成為危機向深度發展直接性原因。 二、內部原因： 產業結構不平衡：實體經濟空心化，經濟發展脆弱 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支柱產業的希臘經濟難以抵禦危機的衝擊。在歐盟國家中，希臘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資源配置極其不合理，以旅遊業和航運業為主要支柱產業。一方面，為了大力發展支柱產業並拉動經濟快速發展，希臘對旅遊業及其相關的房地產業加大了投資力度，其投資規模超過了自身能力，導致負債提高。2010年服務業在GDP中佔比達到52.57%，其中旅遊業約佔20%，而工業佔GDP的比重僅有14.62%，農業佔GDP的比重更少為3.27%。加上2004年舉辦奧運會增加的91億美元赤字，截止2010年希臘政府的債務總量達到3286億歐元，佔GDP的142.8%。另一方面，從反映航運業景氣度的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數（BDI）看，受金融危機影響從08 年底開始航運業進入週期低谷，景氣度不斷下滑。航運業的衰退對造船業形成了巨大沖擊。由此看出，希臘的支柱產業屬於典型依靠外需拉動的產業，這些產業過度依賴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機的衝擊面前顯得異常脆弱。 以出口加工製造業和房地產業拉動經濟的義大利在危機面前顯得力不從心。義大利經濟結構的最大特點是以出口加工為主的中小企業（創造國內生產總值的70%）。2010年意 大利成為世界第7大出口大國（出口總額4131億歐元，佔世界出口額比重3.25%），主 要依靠出口拉動的經濟體極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金融危機的爆發對義大利的出口製造業和旅遊業衝擊非常大，2009年其出口總量出現大幅下滑，之後有所回升，但是回升的狀況還主要依賴於各國的經濟復甦程序。隨著世界經濟日益全球化和競爭加劇，義大利原有的競爭優勢逐漸消失，近10 年義大利的經濟增長緩慢，低於歐盟的平均水平。 依靠房地產和建築業投資拉動的西班牙和愛爾蘭經濟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建築業、汽車製造業與旅遊服務業是西班牙的三大支柱產業。由於長期享受歐元區單一貨幣體系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產業和建築業成為西班牙近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1999年到2007年，西班牙房地產價格翻了一番，同期歐洲新屋建設的60%都發生在西班牙。房地產業的發推動了西班牙就業率的下降。2007 年西班牙失業率從兩位數下降到了8.3%，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機席捲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導致西班牙失業率又重新回到了20%以上，其中25 以下的年輕人只有一半人擁有工作，另外西班牙的高失業率也存在體制性因素，就業政策不鼓勵招收新人。而海外遊客的減少對西班牙的另一支柱性產業-旅遊業造成了巨大的打擊。愛爾蘭一直被譽為歐元區的“明星”，因為其經濟增速一直顯著高於歐元區平均水平，人均GDP也比義大利、希臘、西班牙高出兩成多，更是葡萄牙一倍左右。但在2010年底同樣出現了流動性危機，並接受了歐盟和IMF的救助，究其原因主要是愛爾蘭的經濟主要靠房地產投資拉動。2005年愛爾蘭房地產業就已經開始浮現泡沫，且在市場推波助瀾下愈吹愈大，2008年愛爾蘭房價已經超過所有OECD國房價，在次貸危機的衝擊下，愛爾蘭房地產價格出現急速下跌，同時銀行資產出現大規模的縮水，過度發達的金融業在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受到了巨大打擊，愛爾蘭高速運轉的經濟受到重創，從此陷入低迷。 工業基礎薄弱，而主要依靠服務業推動經濟發展的葡萄牙經濟基礎比較脆弱。葡萄牙在 過去十幾年中最為顯著的一個特點是服務行業持續增長，這與其他幾個歐元區國際及其相似，2010 年葡萄牙的農林牧漁業只創造了2.38%的增加值，工業創造了23.5%的增加值，而服務業創造的增加值達到了74.12%（受大西洋影響而形成溫和的地中海天氣以及綿延漫長的海岸，這些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得葡萄牙旅遊業得以很好的發展）。近幾年葡萄牙開始進行經濟結構的轉型（從傳統的製造業向高新技術行業轉型），汽車及其零部件、電子、能源和製藥等高新技術行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政府在扶持高科技企業上面投入了大量資金，而這些資金通常都是透過低息貸款來實現。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融資成本隨之飆升，從而使葡萄牙企業受到衝擊，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 總體看來，PIIGS 五國屬於歐元區中相對落後的國家，他們的經濟更多依賴於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和旅遊業。隨著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深入，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製造業逐步向新興市場轉移，南歐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而這些國家又不能及時調整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在危機衝擊下顯得異常脆弱。 人口結構不平衡：逐步進入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的一種發展趨勢。隨著工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各種生活成本越來越高，生育率不斷下降，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佔比不斷上升，最快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是日本，日本的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上世紀90 年代初開始出現拐點，隨之出現了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和政府債務的不斷上升。我們判斷從二十世紀末開始，歐洲大多數國家人口結構也開始步入快速老齡化主要有三個方面：長期低出生率和生育率、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生育潮人口大規模步入老齡化。 首先，從主要國家粗出生率（每1000 人中出生的嬰兒數）和生育率（每位婦女平均生育孩子個數）看出，歐盟國家的嬰兒出生率和生育率近年來低於絕大部分地區，成 為僅次於日本的出生率降低最快的區域。 其次，1996-2010 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從76.1 歲上升至79.4 歲。美國聯邦統計局預計到2050年歐盟國家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83.3歲。最後，由於二戰後生育潮已經開始接近退休年齡，並且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歐元區人口年齡結構從正金字塔形逐步向倒金字塔形轉變，人口占比的峰值從1990 年的25-29 歲上移至2007 年的40-44 歲，而且這一趨勢仍在進行，從今往後老齡化問題將 剛性的社會福利制度 對於歐盟內部來講，既有神聖日耳曼羅馬帝國（西歐地區）與拜占庭帝國（東歐地 區）之間的問題（同屬希臘羅馬基督教文化，但政治制度不同導致經濟發展道路不同），也存在南歐和北歐之間的問題。對於歐元區來講，主要的矛盾體現在南北歐問題上。天主教在與百姓共同生活的一千年來，變得稍具靈活性，而新教是一個忠於聖經的嚴格的教派，所以信新教的北歐人比南歐人更嚴謹有序，在加上地理和氣候因素，把這兩種文化的人群捆綁在同一個貨幣體系下，必然會帶來以下南北歐格局：北歐製造，南歐消費；北歐儲蓄，南歐借貸；北歐出口，南歐進口；北歐經常賬戶盈餘，南歐赤字；北歐人追求財富，南歐人追求享受。 三、根本原因 歐元區制度缺陷,各國無法有效彌補赤字 第一，貨幣制度與財政制度不能統一，協調成本過高。根據有效市場分配原則，貨幣政策服務於外部目標，主要維持低通脹，保持對內幣值穩定，財政政策服務於內部目標，主要著力於促進經濟增長，解決失業問題，從而實現內外均衡。歐元區一直以來都是世界上區域貨幣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歐元區長期被隱藏的問題凸現出來。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平衡各成員國的利益，導致利率政策調整總是比其他國家慢半拍，調整也不夠到位，在統一的貨幣政策應對危機滯後的情況下，各國政府為了儘早走出危機，只能透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調節經濟，許多歐元區成員國違反了《穩定與增長公約》中公共債務佔GDP 比重上限60%的標準，但是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懲罰措施，由此形成了負向激勵機制，加強了成員國的預算赤字衝動，道德風險不斷加劇。具體傳導路徑為：突發美國金融危機Æ貨幣財政制度的不統一造成貨幣政策行動滯後Æ各國透過擴充套件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Æ主權債務激增Æ財政收入無法覆蓋財政支出Æ危機爆發。 第二，歐盟各國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各國不同的公司稅稅率導致資本的流入，從而造成經濟的泡沫化。最初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是以生產要素完全自由流動為前提，並以要素的自由流動來代替匯率的浮動。歐元體系只是在制度上放鬆了人員流動的管制，而由於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社會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歐盟內部勞動力並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從各國的失業率水平來看，德國目前的失業率已經下降到7%以下，低於危機前水平，但是西班牙的失業率高達21.2%。另一方面，歐盟國家只統一了對外關稅稅率，並沒有讓渡公司稅稅率，目前法國的公司稅率最高為34.4%，比利時為34%，義大利為31%，德國為29.8%，英國為28%，其他邊緣國家及東歐國家的公司稅率普遍低於20%，這些稅率較低的國家也正是勞動力比較充足的國家，資金和勞動的結合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不斷膨脹，資金主要投資在支柱性的產業，比如加工製造業，房地產業和旅遊業，從而導致了國內經濟的泡沫化。從歐元兌美元走勢可以看出，次貸危機前的很長一段時間歐元一直是處於一個上升通道，出口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南歐國家本來就不發達的工業和製造業更少受到資金的青睞，造成這些國家貿易赤字造成貿易赤字連年增加，各國透過發債彌補，同樣是因為歐元的升值，歐債受到投資人的歡迎，舉債成本低廉，從而形成一個惡性迴圈。 第三，歐元區設計上沒有退出機制，出現問題後協商成本很高。由於在歐元區建立的時候沒有充分考慮退出機制，這給以後歐元區危機處理提出了難題。目前個別成員國在遇到問題後，就只能透過歐盟的內部開會討論，來解決成員國出現的問題，市場也隨著一次次的討論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討論使得危機不能得到及時解決。歐元區銀行體系互相持有債務令危機牽一髮動全身近年來歐洲銀行業信貸擴張非常瘋狂，致使其經營風險不斷加大，其總資產與核心資本的比例甚至超過受次貸衝擊的美國同行。 影響：對歐盟而言，主權國家經濟地位急劇下降，歐元面臨解體。 對國際，以中國為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從目前來看是短期的和有限的。主要的影響有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對出口的衝擊,危機會導致歐元區今年下半年增長下降。歐盟又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其目前佔中國出口市場的比重約在18%至21%之間,所以如果來自歐盟外需下降,今年下半年中國出口情況不是很令人樂觀。但是隨著歐洲債務危機得到控制,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就會降低。其次歐洲主權債務爆發,加劇短期資本流動波動性。歐債危機導致全球避險情緒加重,資金紛紛迴流美元。中國面臨的不是短期資本由流入變為流出,相反有可能中國會面臨更加洶湧的短期資本流入,因為跟美國相比,中國也算是一個安全港,今年我們GDP增速會超過9%,同時人民幣對美元依然有升值的壓力,而國內通貨膨脹預期加大提高國內加息的可能,這樣增加了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利差,這些原因綜合說明中國也是一個能吸引避險資金,包括逃離資金流入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