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危局必然要改變與革新，這點無論是西亞病夫奧斯曼還是東亞病夫中國，抑或是克里米亞戰爭慘敗後的沙俄，龐大的且情況複雜的國家在前進的道路上犯錯或者遭遇挫折都是必然的，無法避免的！所以不能因此就否定前進本身的正確性

百日維新的失敗讓人痛心的不僅是改革者的流血犧牲，而且是國家政體未能走上健康發展之路，由此帶來的不良後果，更是痛心難書！

憑心而論，清廷也想改革圖強，派出大臣考察西歐各國政體優劣得失。想用十年時間考察研究預備立憲，慈禧太后承諾十年後正式立憲。人們懷疑是假的，可人們未想想君子一言豈能兒戲？可惜人們不知道性急會更壞事。等到事情搞砸了，也買不到後悔藥了。

產生這些後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君臣上下對政體改革的意義和價值認識不足。不知道別人為什麼要採用君主憲制？君主立憲制對上下各方有何意義？等等。所以最後的結論只能是：悲劇往往與無知相伴而行。

1898-2018。戊戌變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戊戌變法起於1895年的公車上書。

戊戌變法是註定要失敗的。首先康梁等人依靠的是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從1898年6月到9，變法一共持續了103天，史稱“百日維新”。光緒沒有實權，他釋出的幾百道政令下面的督撫根本沒有執行，唯一執行的是湖南巡撫陳寶楨。

其次，戊戌變法得罪的人太多，阻礙太大。如廢科舉，實行新學。當時全國的讀書人以科舉為出路，他們除了科舉，什麼新學都不會，這些人一定會反對的。另外，裁撤官職，如大理寺等官職，這些人也會反對的。因此，戊戌變法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最後，康梁想依靠袁世凱的新軍來光緒帝。當時傻子才會投靠維新派去救光緒帝。袁世凱的7000新軍根本不是榮祿手裡十幾萬軍隊的對手，袁世凱作為一個老道的官僚絕對不會這麼做。

戊戌變法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變法運動，雖然失敗了，但為清末新政奠定了基礎。清末新政的內容和戊戌變法的內容是大同小異的，只不過這次是最高統治者慈禧支援的。

今年是戊戌變法120週年，120年前的這場變法曾經對清王朝最後十幾年的政治走向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詩時隔120年，關於戊戌變法的許多討論已經形成了共識，在我們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非常有必要重新來看待這一場變法，戊戌變法雖然從變法本身來看是失敗的，但是戊戌變法中所提出的包括裁汰冗員、發展工商業、廣開言路等政策一直到今天都具有很高的價值和意義。

戊戌變法是甲午戰爭以後，一批先進的華人在器物救國道路失敗後的一場新的旨在從制度上救國的努力，最終因為涉及人事與政爭，所以走向了失敗。

以往傳統的說法認為慈禧太后是頑固派，是反對變法的，其實不然，慈禧太后自1884年甲申易樞後就已經是中國至高無上的最高統治者，任何一項大的改革沒有慈禧太后的首肯根本無法推行，在變法開始之前，慈禧太后不僅沒有阻擾變法，反而是支援變法的。據記載，在變法開始前幾天，光緒帝幾乎每天都往來於紫禁城和頤和園之間（慈禧太后當時住在頤和園），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慈禧太后表示過對變法的支援，但是如果沒有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光緒帝是不敢貿然發動變法的。

變法開始後，光緒帝和維新派們並沒有實行過新政的經驗，所以在推行新政時貪大求全，意圖在很短時間內改變傳統的體制，而他們在地方上又缺乏足夠的支援，除了湖南巡撫陳寶箴切實實行過之外，其他各省督撫都在虛與委蛇，而且光緒帝還犯了一個比較嚴重的錯誤就是在人事問題上得罪了舊黨，光緒帝在變法開始的時候就罷免了禮部六堂官，禮部六堂官隨即跑到慈禧太后那裡哭訴。自光緒親政後，朝廷中就一直有“帝黨”和“後黨”的風傳，而後黨在當時是確實存在的，帝黨則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政治集團。

慈禧太后最終決定重新垂簾聽政的真實原因實際上是康有為決定在慈禧太后下手前圍園殺後，譚嗣同事先還去向袁世凱求援，而這個訊息又被袁世凱、榮祿等人彙報給力慈禧太后（告密的是不是袁世凱有待商榷），所以最終慈禧太后下定決心軟禁光緒帝、重新垂簾聽政。

戊戌變法給後人的最大啟示就是在推行改革的時候一定注重策略性和循序漸進，貪大求全和不顧實際的衝鋒必然會增加改革的阻力。意圖在短時間內改變舊有體制是革命的做法而不是改革的做法。同時，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和穩健的智囊團體對於改革的成功至關重要，很明顯歷史已經證明光緒帝和康梁維新派不能夠勝任改革的重任。

其實，對於120年前的戊戌變法，在一般看來可以概括成兩個字，“悲壯”和“可惜”。

為何悲壯，喋血菜市口的六君子，慷慨赴義，讓人惋惜。其實他們中大多數有機會逃脫，比如譚嗣同先生，但是譚嗣同為了“殺身成仁以報皇帝隆恩”，所以毅然決然的放棄了逃脫的機會。為何可惜？在很多人看來，戊戌變法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維新派向袁世凱求援，結果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告密，導致整個變法僅僅維持了百天左右。

但是，面對慷慨赴義的六君子，以及向袁世凱求援的舉動，我們必須承認，維新變法很難成功。變法由康有為、梁啟超兩人倡導開始，但是在開始實行變法之時，光緒皇帝任命的所謂“軍機四卿”卻沒有康梁二人。而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本人雖然是維新派，但是其身後更有強大的舊官僚的背景。譚嗣同是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楊銳曾作為張之洞的幕僚，林旭的岳父是當過貴州巡撫的沈瑜慶，而且他們與湖南巡撫陳寶箴交往深厚；劉光第本身就在刑部任職。作為，整個變法的“智囊集團”，光緒帝選擇了與官僚，尤其是有實權的地方大員有著深厚淵源的人士充當，一方面說明光緒帝希望減少阻力。但是，也說明光緒帝對於維新派和他們的主張也缺乏信任，同時光緒帝更希望的是官僚階層尤其是高層可以支援他。那麼，這種改革必然要有極大的“折扣”，不會是一場徹底革命。

當然，光緒帝採取這種方式，除了維新派實力過於弱小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的所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並不足以摧毀封建統治。其中，工人還沒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中國的工廠，大多數還控制在大買辦、大地主手中，所以根本沒有迫切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需要。這也就導致了光緒帝和維新派面對危機時，急切的尋求袁世凱的幫助，而不敢正面與頑固派使用權力。結果，梟雄一般的袁世凱，一眼就看透了維新派的懦弱和膽怯。所以，才會選擇投向頑固派的懷跑。

當然，對於中國一次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益探討，戊戌變法還是值得肯定的。

（一）

首先我想說的是，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

第一個原因，天無二日，民無二君。大清當時是特殊的二元體制——1887年，16歲的光緒開始名義上的親政，但他後面還站著個訓政的老太后，這叫扶上馬送一程；1889年18歲的光緒大婚，迎娶太后內定的內侄女兒隆裕皇后，慈禧訓政結束，光緒舉行親政大典，開始了正式親政。但是這種正式親政依然是有限的。一句話，光緒頂多算個總經理，太后乃董事長，可以隨時召開董事會糾彈，甚至任免光緒。權力都不夠，你能變哪門子的法呢？

第二個原因，即使光緒帝真正親政，他的智力水平與政治經驗，也遠遠不足以支撐他成功地搞一次變法。他不是彼得大帝，也不是明治天皇，甚至，他也不是秦孝公、宋神宗之類的中國傳統帝王。秦孝公主持變法，商鞅頂多玩死自己，不能玩死秦孝公；宋神宗主持變法，王安石頂多把自己玩回老家，不能把宋神宗玩下龍廷。獨有光緒，讓自己變成了康有為手裡的一道孤注，供人賭博用了。皇帝都玩不過一介書生，你變哪門子法？

第三個原因，正由於光緒知識與智力淺陋，所以他選擇的改革操盤手，也是最不該選擇的那一個。可以這樣說，當時維新已成為有識之士之共識，包括太后，也認為應該維新了。只不過維新的設計、步驟、速率大家有不同意見而已。康有為當年上書的時候，同樣上書的還有我們河南帥哥袁世凱。你仔細看袁帥哥的變法設計，比康有為穩健多了，就是做人，及政治品性，也比康有為老練多了。可惜，光緒沒有聽從叔父恭親王臨死前的教誨，切不可聽信廣東小人康有為云云，而是，恰恰是在恭親王死後，迅速選擇了康有為。按唐德剛的評估，康有為本人作為改革家，應該理論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三者皆備，可惜他個三無人員，被雪珥稱作三鹿品格的假冒偽劣，有的只是教條主義、激進主義加賭徒品格。把光緒賭進去也算，把大清最有利的一次轉型機會，也給賭掉了。之後大清的政局急速左轉，大家再也不敢談變法，直到1900年的庚子之難，才讓大清啟動了第二次政改。可惜，歷史老人耐心不夠了，大清的二半吊知識分子，更急躁了！欲速則不達，第二次栽得更重，栽沒了。

第四個原因，這個時候的中國，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變法，它面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變法的核心，其實是文明與制度的雙重轉型。大清最英明的開創性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再世，也不見得能應對裕如。何況後面這些守成的皇帝。可以這麼說，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包括太后，甚至後面的北洋、民國，所有的執政加起來，都是在應對這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你說，他們啷個是成功的？執政精英加一塊都不夠用，遑論一個弱智的小光緒？

第五個原因，在我們這種老大帝國，改革向來比革命還難！唐德剛說，蓋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敵我分明，一槍了事。變法者，變自己之法，相當於人民內部矛盾，抽刀斷水，沾漣不盡。康有為的戊戌變法，就有新舊之爭、帝后之爭、母子之爭甚至婆媳之爭。而且這種爭，首先是權利之爭。一句話，表面上是改革，實際的落腳點還是爭權。你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賭徒般的狂熱書生康有為，加諸一個智力淺陋的沒有實權的皇帝，爭的哪門子權，又改的哪門子革呢？

（二）

其次我想說說這個120年。

今年又是戊戌年了。

中國古代紀年，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與十二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順序）兩兩搭配，從甲子到癸亥，共配對六十組，稱六十一甲子，或者六十年一甲子。妥妥的週而復始，大迴圈哪。

天文曆法可以週而復始，迴圈來迴圈去，那政治與歷史呢？

說到這裡，我又想隆重推薦蕭功秦老師的那兩本書了：《危機中的變革：清末政治中的激進與保守》和《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

別人都是在歷史的三岔口栽一次就夠了，我們卻栽了一次又一次。直到現在，還有些人，激進得想來第四次跑步。鑑於歷史的教訓，以後能不慎重乎？

（三）

最後我想說說學術環境的問題。

作為一個歷史學人，其實我最在乎的是：一，我們可以沒有先見之明，但歷史的後知後覺，還是應該具備的吧。二，歷史問題，能不能僅是歷史問題，別動不動上升為政治問題？具體地說，比如這個戊戌變法。我能不能真實完整地說出我的看法，而不用有政治方面的擔憂？

戊戌變法最大的失敗，並不僅僅是當時轉型的失敗，而是120年後的今天，我們能不能認清歷史？走出歷史？

不是它給我們留下什麼，而是，它告訴我們，以華人現在的認知，戊戌變法都不能成功呢！或者說，我們從歷史中學到的東西，就是什麼也沒學到，如果歷史重來一次，我們將會在同樣的地方，再一次跌倒。這才是悲劇中的悲劇！

戊戌變法首先是洋務運動的繼續，建學校，建工廠，它並沒有比洋務運動提供更先進的東西。至於它所向往的理學國，一個是儒家的所謂大同世界，只是用於宣傳。實際上又鼓吹中日共榮，中俄日合邦，中英俄日合邦等等，全是痴人說夢。康譚又主張賣國，賣掉新疆，賣掉蒙古等，用賣國的錢來建設國家。荒謬透頂，這有他們的書信為證。康本人更充滿了權為欲，想得到國家的控制權，想另搞一套，結果僅有譚嗣同等四人成為軍機章京。於是想搞政變，搞"神龍之變"，學唐代張柬之搞掉武則天，於是有了"圍園殺後"，結果這個未遂政變胎死腹中。以後政變被揭發，百日維新收場。"六君子"被殺。慈禧重新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