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孔子 儒學 人本思想 和諧思想 仁政德治 士大夫理想
《史記》作為中國傳統史學的經典之作，與其他傳統文學一樣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司馬遷的旨趣與儒家的思想貼近，本文將從人本思想、王道政治、和諧思想、士大夫理想等方面分析儒家思想在《史記》中的體現。
一、 儒家思想在史記中有所體現的依據
在作者司馬遷生活的年代，傳世的載史之作多為儒家經典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著作，漢武帝時期更是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一元文化政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生於世代史官家庭的司馬遷自小就接觸了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儒學對他的影響可謂深遠。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年僅十歲便已習誦古文，二十歲北渡汶水、泗水，在齊、魯兩地的都會研討學問，考察孔子的遺風。武帝即位被任為太史令後，他又學習“古文”，還師從古文經學家孔安國和公羊學大家董仲舒。司馬遷本人也極推崇儒家六經，曾寫道：“《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義，《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高度評價儒家經典對於社會和人倫關係的巨大影響。司馬遷不僅推崇儒家六經，更視《春秋》為君臣，父子都必須通曉的禮義之大宗。
在《史記》中，無封侯封地的孔子，以一介寒儒置身於世家之列。《孔子世家》通篇著力刻畫了孔子的聖人形象， 更以《孔子世家贊》為結語表達自己對孔子的敬仰之情，盛讚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史記》人物立傳中除了有孔子世家，還有儒林列傳，仲尼弟子列傳等，分別記載孔子身世、孔子弟子的情況以及孔子以後直至漢代研究儒學的狀況，筆墨之多可見儒家文化對其影響之大。
二、 儒家思想在史記中的具體體現
（一）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精神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個“仁”字。孔子認為仁者，人也，仁者愛人。從仁者愛人的思想出發,儒家提出了一套“以人為本”、“天人合一”、“天地之性人為貴”等思想。《史記》一書幾乎無處不體現著人文精神的價值取向，突出了以人為中心的史學模式，具體從以下幾方面體現：
1、 以塑造人物為主：
不同於編年體和國別體，作為紀傳體鼻祖的《史記》以塑造人物為主線，根據人物分為本紀、世家、列傳，加之書、表的補充從而展開歷史故事編織成歷史脈絡。全書塑造了一批經典歷史人物，褒貶歷史人物更是司馬遷篇末論贊的主要內容。因為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內容上，《史記》的重點都在於塑造人物，這可以說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繼承和發揚。
2、強調人的美德：
儒家強調人的美德，無論是孟子的性善論，還是孔子的仁、義、禮、智、信，都十分看重人的品質和修養。《史記》所滲透的儒家人文美德是多方面的，書中人物多閃現出儒家光彩。 韓信千金贈漂母既是知恩圖報也是信守諾言，就連飽受罵名的蘇秦也被挖掘出了對宗族、朋友不忘本、不負人的一面，荊軻、侯贏、貫高等忠義之士更是比比皆是，帝王、諸侯、臣民之德也皆有體現。孔子言“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史記中滲透的儒家美德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 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歷史作用：
“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儒家雖然講究天命，但也強調人的主觀努力，把探討和解決人世間的實際問題放在優先地位，具有現實意義。司馬遷常常從史實出發，從人事的角度總結成敗興亡的經驗，並特別重視人心向背在歷史上的作用。如在歸結楚漢成敗的原因時，他同意韓信拜將時對形勢的分析，把人心向背作為關鍵，又論述人謀在楚漢成敗上所起的作用，認為以勝敗歸於天意是錯誤的。司馬遷還引用賈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的話語，表達了人在國家興亡中起到的主要作用。
《史記》選取人物的原則是以體現人的價值為本，充分肯定人物的歷史作用，表彰個人奮發有為的精神。“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 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大力弘揚了那些能忍辱發憤以成就功名的志士仁人，並充分肯定了他們的歷史作用，他將身陷逆境發憤有為作為個體實現人生價值的一條重要規律，並透過這個規律來強調人的能動精神，充分肯定個體對歷史的巨大推動作用。
(二)、以“仁政”、“德治”為核心的王道政治
在儒家思想體系中，理想政治是以“仁”為基礎的，孔子還強調“仁德”的君主得到擁護,逐漸形成了以德治為核心的王道思想。在《史記》中，司馬遷也十分崇尚理想的帝王政治並且提倡“以德治國”與“以仁施政”，並常常透過對比手法比較德政與暴政的優劣性。
司馬遷記敘上古三代的歷史，突出五帝三王是以德來治理天下的。《五帝本紀》顯示出自遠古以來黃帝，顓頊，帝嚳，唐堯皆能修德、明德，而在《殷本紀》裡，他又對荒淫無道，不修德政的商紂王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以歷史成敗突出德治的重要性。《文帝本紀》記載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國力大大得以恢復，司馬遷以文帝為楷模，其節儉仁厚、輕刑罰減戰爭都與漢武帝的窮奢極欲、酷吏統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秦始皇“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則又是一個反面典型。
以德治國的優越性在《史記》中是顯然的，這也是司馬遷對儒家尤其是孔子仁政、德治思想的繼承。
（三）、和諧思想
儒家的和諧思想體現為方方面面，“合而不同”，“天人合一”,自我、家庭及社會的和諧等方方面面。
但是和諧首先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認為“天地生萬物”，主張“仁民愛物”，把仁愛精神拓展至宇宙萬物，孟子更是反對破壞自然，提倡可持續發展。《史記》中，也充分地表現出了和諧的思想和理論。司馬遷主張友善對待萬物，儒生建議秦始皇勿用蒲車而不至於“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即是要保護自然環境。《秦本紀》中大費“佐舜調訓鳥獸，鳥獸多信服”，《殷本紀》中“湯德至矣，及禽獸”，《周本紀》中“夫國必依山川，川崩川竭，亡過之徵也”，可見《史記》中驗證了儒家人與自然的和諧才是王道之始的理論。
儒家的和諧思想還體現為人與社會的和諧。孔子的中庸方法提供了在社會制度下怎樣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原則，《史記》裡的和諧社會則拓展至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方位和諧。司馬遷在表現商鞅變法之後的和諧景象時極贊“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貨值列傳》裡詳盡地蒐集了統一帝國的風俗，人情，地理等各方面進行詳盡介紹，這些都體現了司馬遷對於和諧社會的嚮往。
（四）、積極入世計程車大夫理想主義
儒家學者擁有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像孔子這樣四處奔走為求仁政得到實施是士大夫階層理想主義和積極入世的典型。《史記》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馬遷更是先秦士大夫優秀思想人格的繼承者與發揚者。春秋時代的魯大夫穆叔曾把立德、立功、立言稱為人生的“三不朽”之事，這種思想是戰國秦漢時代士人的普遍價值取向和人生態度，也是司馬遷的價值取向。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表示要“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將“立身揚名”作為自己追求的終極目標。
因而《史記》中就突出地顯示了一種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會的光芒，對現實政治、現實社會的種種批判，以及積極入世實現人生價值的渴求。司馬遷將這一訴求融入到對歷史人物的描繪中，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積極入世精神，忍辱負重而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捨生取義、赴湯蹈火的理想主義精神，批判暴政酷刑的大無畏精神、呼喚世間真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等等，都被直接或間接賦予他筆下的人物。更多時候，這種士大夫理想主義表現為道德規範。
司馬遷 孔子 儒學 人本思想 和諧思想 仁政德治 士大夫理想
《史記》作為中國傳統史學的經典之作，與其他傳統文學一樣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司馬遷的旨趣與儒家的思想貼近，本文將從人本思想、王道政治、和諧思想、士大夫理想等方面分析儒家思想在《史記》中的體現。
一、 儒家思想在史記中有所體現的依據
在作者司馬遷生活的年代，傳世的載史之作多為儒家經典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著作，漢武帝時期更是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一元文化政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出生於世代史官家庭的司馬遷自小就接觸了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儒學對他的影響可謂深遠。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年僅十歲便已習誦古文，二十歲北渡汶水、泗水，在齊、魯兩地的都會研討學問，考察孔子的遺風。武帝即位被任為太史令後，他又學習“古文”，還師從古文經學家孔安國和公羊學大家董仲舒。司馬遷本人也極推崇儒家六經，曾寫道：“《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義，《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高度評價儒家經典對於社會和人倫關係的巨大影響。司馬遷不僅推崇儒家六經，更視《春秋》為君臣，父子都必須通曉的禮義之大宗。
在《史記》中，無封侯封地的孔子，以一介寒儒置身於世家之列。《孔子世家》通篇著力刻畫了孔子的聖人形象， 更以《孔子世家贊》為結語表達自己對孔子的敬仰之情，盛讚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史記》人物立傳中除了有孔子世家，還有儒林列傳，仲尼弟子列傳等，分別記載孔子身世、孔子弟子的情況以及孔子以後直至漢代研究儒學的狀況，筆墨之多可見儒家文化對其影響之大。
二、 儒家思想在史記中的具體體現
（一）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精神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個“仁”字。孔子認為仁者，人也，仁者愛人。從仁者愛人的思想出發,儒家提出了一套“以人為本”、“天人合一”、“天地之性人為貴”等思想。《史記》一書幾乎無處不體現著人文精神的價值取向，突出了以人為中心的史學模式，具體從以下幾方面體現：
1、 以塑造人物為主：
不同於編年體和國別體，作為紀傳體鼻祖的《史記》以塑造人物為主線，根據人物分為本紀、世家、列傳，加之書、表的補充從而展開歷史故事編織成歷史脈絡。全書塑造了一批經典歷史人物，褒貶歷史人物更是司馬遷篇末論贊的主要內容。因為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內容上，《史記》的重點都在於塑造人物，這可以說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繼承和發揚。
2、強調人的美德：
儒家強調人的美德，無論是孟子的性善論，還是孔子的仁、義、禮、智、信，都十分看重人的品質和修養。《史記》所滲透的儒家人文美德是多方面的，書中人物多閃現出儒家光彩。 韓信千金贈漂母既是知恩圖報也是信守諾言，就連飽受罵名的蘇秦也被挖掘出了對宗族、朋友不忘本、不負人的一面，荊軻、侯贏、貫高等忠義之士更是比比皆是，帝王、諸侯、臣民之德也皆有體現。孔子言“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史記中滲透的儒家美德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 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歷史作用：
“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儒家雖然講究天命，但也強調人的主觀努力，把探討和解決人世間的實際問題放在優先地位，具有現實意義。司馬遷常常從史實出發，從人事的角度總結成敗興亡的經驗，並特別重視人心向背在歷史上的作用。如在歸結楚漢成敗的原因時，他同意韓信拜將時對形勢的分析，把人心向背作為關鍵，又論述人謀在楚漢成敗上所起的作用，認為以勝敗歸於天意是錯誤的。司馬遷還引用賈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的話語，表達了人在國家興亡中起到的主要作用。
《史記》選取人物的原則是以體現人的價值為本，充分肯定人物的歷史作用，表彰個人奮發有為的精神。“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 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大力弘揚了那些能忍辱發憤以成就功名的志士仁人，並充分肯定了他們的歷史作用，他將身陷逆境發憤有為作為個體實現人生價值的一條重要規律，並透過這個規律來強調人的能動精神，充分肯定個體對歷史的巨大推動作用。
(二)、以“仁政”、“德治”為核心的王道政治
在儒家思想體系中，理想政治是以“仁”為基礎的，孔子還強調“仁德”的君主得到擁護,逐漸形成了以德治為核心的王道思想。在《史記》中，司馬遷也十分崇尚理想的帝王政治並且提倡“以德治國”與“以仁施政”，並常常透過對比手法比較德政與暴政的優劣性。
司馬遷記敘上古三代的歷史，突出五帝三王是以德來治理天下的。《五帝本紀》顯示出自遠古以來黃帝，顓頊，帝嚳，唐堯皆能修德、明德，而在《殷本紀》裡，他又對荒淫無道，不修德政的商紂王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以歷史成敗突出德治的重要性。《文帝本紀》記載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國力大大得以恢復，司馬遷以文帝為楷模，其節儉仁厚、輕刑罰減戰爭都與漢武帝的窮奢極欲、酷吏統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秦始皇“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則又是一個反面典型。
以德治國的優越性在《史記》中是顯然的，這也是司馬遷對儒家尤其是孔子仁政、德治思想的繼承。
（三）、和諧思想
儒家的和諧思想體現為方方面面，“合而不同”，“天人合一”,自我、家庭及社會的和諧等方方面面。
但是和諧首先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認為“天地生萬物”，主張“仁民愛物”，把仁愛精神拓展至宇宙萬物，孟子更是反對破壞自然，提倡可持續發展。《史記》中，也充分地表現出了和諧的思想和理論。司馬遷主張友善對待萬物，儒生建議秦始皇勿用蒲車而不至於“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即是要保護自然環境。《秦本紀》中大費“佐舜調訓鳥獸，鳥獸多信服”，《殷本紀》中“湯德至矣，及禽獸”，《周本紀》中“夫國必依山川，川崩川竭，亡過之徵也”，可見《史記》中驗證了儒家人與自然的和諧才是王道之始的理論。
儒家的和諧思想還體現為人與社會的和諧。孔子的中庸方法提供了在社會制度下怎樣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的原則，《史記》裡的和諧社會則拓展至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方位和諧。司馬遷在表現商鞅變法之後的和諧景象時極贊“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貨值列傳》裡詳盡地蒐集了統一帝國的風俗，人情，地理等各方面進行詳盡介紹，這些都體現了司馬遷對於和諧社會的嚮往。
（四）、積極入世計程車大夫理想主義
儒家學者擁有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像孔子這樣四處奔走為求仁政得到實施是士大夫階層理想主義和積極入世的典型。《史記》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馬遷更是先秦士大夫優秀思想人格的繼承者與發揚者。春秋時代的魯大夫穆叔曾把立德、立功、立言稱為人生的“三不朽”之事，這種思想是戰國秦漢時代士人的普遍價值取向和人生態度，也是司馬遷的價值取向。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表示要“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將“立身揚名”作為自己追求的終極目標。
因而《史記》中就突出地顯示了一種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會的光芒，對現實政治、現實社會的種種批判，以及積極入世實現人生價值的渴求。司馬遷將這一訴求融入到對歷史人物的描繪中，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積極入世精神，忍辱負重而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捨生取義、赴湯蹈火的理想主義精神，批判暴政酷刑的大無畏精神、呼喚世間真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等等，都被直接或間接賦予他筆下的人物。更多時候，這種士大夫理想主義表現為道德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