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琴樂思想，形成於兩漢時期。
兩漢時期，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也確立了儒家音樂思想在傳統音樂思想中的主導地位，儒家的音樂思想、中國傳統的音樂思想、傳統的琴樂思想也在這一時期基本定型。這一時期儒家的音樂思想主要表現為“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並由此提出了音樂的教化功能，音樂的教化功能成為漢代音樂、中國傳統音樂最主要的功能，也成為漢代琴樂思想、儒家琴樂思想的突出特點。
《史記》。其音樂思想頗為正統，其關於琴樂的論述對後世琴樂的發展有一定影響。《樂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奸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田敬仲完世家》：“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音調而天下治”。指出琴樂的社會功能，將其視為治國的重要工具，要求琴樂、琴器都要合乎當時的禮儀制度，突出琴樂的修身作用，強調禮和樂對君子修身的重要性；其中“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包含有琴禁思想。
《琴道》。其琴樂思想基本延續《史記》中的思想，強調琴樂的治國、修身功能，要求琴樂、琴器合乎禮儀：“昔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下徵七絃，總會樞極，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八音之中，惟絲最密，而琴為之首。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大聲不震嘩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八音廣博，琴德最優，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另外，其還要求琴樂要平和、要“合天地之和”、要“大聲不震譁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排斥煩手淫聲，並在琴樂治國和修身功能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琴之言禁也”的琴禁思想，使之具體化。
琴禁思想首先在《琴道》中出現，然後被《白虎通》、《琴操》、《風俗通義》等所繼承和發展，並被以後很多琴論文獻引用、轉述，影響很大。《白虎通》：“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風俗通義》：“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淮南子·泰族訓》：“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琴清英》：“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禁）淫僻，去邪欲，反天真者也”。
琴禁思想主要是基於琴樂的功能而言，主旨是突出琴樂的教化功能，是琴樂治國功能的具體體現。禁就是約束人的內心思想，即“禁邪僻”、“禁淫僻”、“禁止淫邪”、“去邪欲”、“防心淫”，從而做到“守以自禁”，最終達到“修身理性，反其天真”、“正人心”、“玩琴以養心”的目的，倡導修身養性、陶冶情操。琴禁思想實質體現的就是琴樂的修身養性功能。
《琴操》。“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員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大絃者君也，寬和而溫；小絃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將琴樂和陰陽五行相聯絡，強調禮制，要求琴聲溫和、清廉。
《風俗通義》。“雅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禦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喧嘩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其琴樂思想基本綜合了《史記》、《琴道》的思想，強調琴樂的突出地位、琴樂的治國修身功能，突出琴聲的和。
除上述文獻的記載外，漢代的其它文獻中也有有關琴樂功用的記載：《禮記》“士無故不撤琴瑟”，《新語·無為》“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然天下治”，《琴錄》“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風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聲調，六日流文雅，七曰善傳授”。
這一時期琴樂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調琴樂要符合禮樂思想，重視琴樂的治國和修身功能，其中禮樂思想是核心，治國是目的，修身只是一種手段；二是崇尚自然，追求返樸歸真、修身養性。這兩個方面中治國和修身功能占主導地位。琴樂審美基本是對先秦時期的延續，以中和、平和為美，崇尚雅樂，肯定琴樂的表現力，反對煩手淫聲，排斥新聲、悲樂，除上述文獻外：蔡邕《琴賦》，“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繁弦既抑，雅韻乃揚”；傅毅《琴賦》，“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絕激哇之淫”。另外，“琴禁”思想表現在琴樂審美上，就是以平和、中和為美，排斥煩手淫聲。
故宮博物院藏宋代仲尼式琴
仲尼式琴。仲尼式；通長125.2、隱間116.3、額寬17.8、肩寬19.5、尾寬13.6釐米；黑漆；鹿角灰胎。
傳統的琴樂思想，形成於兩漢時期。
兩漢時期，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也確立了儒家音樂思想在傳統音樂思想中的主導地位，儒家的音樂思想、中國傳統的音樂思想、傳統的琴樂思想也在這一時期基本定型。這一時期儒家的音樂思想主要表現為“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並由此提出了音樂的教化功能，音樂的教化功能成為漢代音樂、中國傳統音樂最主要的功能，也成為漢代琴樂思想、儒家琴樂思想的突出特點。
《史記》。其音樂思想頗為正統，其關於琴樂的論述對後世琴樂的發展有一定影響。《樂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奸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田敬仲完世家》：“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音調而天下治”。指出琴樂的社會功能，將其視為治國的重要工具，要求琴樂、琴器都要合乎當時的禮儀制度，突出琴樂的修身作用，強調禮和樂對君子修身的重要性；其中“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包含有琴禁思想。
《琴道》。其琴樂思想基本延續《史記》中的思想，強調琴樂的治國、修身功能，要求琴樂、琴器合乎禮儀：“昔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下徵七絃，總會樞極，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八音之中，惟絲最密，而琴為之首。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大聲不震嘩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八音廣博，琴德最優，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另外，其還要求琴樂要平和、要“合天地之和”、要“大聲不震譁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排斥煩手淫聲，並在琴樂治國和修身功能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琴之言禁也”的琴禁思想，使之具體化。
琴禁思想首先在《琴道》中出現，然後被《白虎通》、《琴操》、《風俗通義》等所繼承和發展，並被以後很多琴論文獻引用、轉述，影響很大。《白虎通》：“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風俗通義》：“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淮南子·泰族訓》：“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琴清英》：“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禁）淫僻，去邪欲，反天真者也”。
琴禁思想主要是基於琴樂的功能而言，主旨是突出琴樂的教化功能，是琴樂治國功能的具體體現。禁就是約束人的內心思想，即“禁邪僻”、“禁淫僻”、“禁止淫邪”、“去邪欲”、“防心淫”，從而做到“守以自禁”，最終達到“修身理性，反其天真”、“正人心”、“玩琴以養心”的目的，倡導修身養性、陶冶情操。琴禁思想實質體現的就是琴樂的修身養性功能。
《琴操》。“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員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大絃者君也，寬和而溫；小絃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將琴樂和陰陽五行相聯絡，強調禮制，要求琴聲溫和、清廉。
《風俗通義》。“雅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禦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喧嘩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其琴樂思想基本綜合了《史記》、《琴道》的思想，強調琴樂的突出地位、琴樂的治國修身功能，突出琴聲的和。
除上述文獻的記載外，漢代的其它文獻中也有有關琴樂功用的記載：《禮記》“士無故不撤琴瑟”，《新語·無為》“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然天下治”，《琴錄》“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風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聲調，六日流文雅，七曰善傳授”。
這一時期琴樂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調琴樂要符合禮樂思想，重視琴樂的治國和修身功能，其中禮樂思想是核心，治國是目的，修身只是一種手段；二是崇尚自然，追求返樸歸真、修身養性。這兩個方面中治國和修身功能占主導地位。琴樂審美基本是對先秦時期的延續，以中和、平和為美，崇尚雅樂，肯定琴樂的表現力，反對煩手淫聲，排斥新聲、悲樂，除上述文獻外：蔡邕《琴賦》，“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繁弦既抑，雅韻乃揚”；傅毅《琴賦》，“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絕激哇之淫”。另外，“琴禁”思想表現在琴樂審美上，就是以平和、中和為美，排斥煩手淫聲。
故宮博物院藏宋代仲尼式琴
仲尼式琴。仲尼式；通長125.2、隱間116.3、額寬17.8、肩寬19.5、尾寬13.6釐米；黑漆；鹿角灰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