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畫家張大千，這麼多年來大家對他一直都是褒貶不一，有人喜歡他的畫，覺得他有個性、有才華；也有人覺得他太過多情，常在花叢流連，不專一。其實，張大千這輩子還真的只對一個女人特別的執著，那就是李秋君。

張大千出名的不算晚，20多歲就出名了，一直到去世之前經常會曝出一些桃色新聞，有妻也有妾，甚至在國外也有女友，豔遇更是一個接一個，都說文人風流，而他作為畫家，風流的故事也是接連不斷。不過，在他一生中那麼多的女人裡面，只有一個人一直讓他念念不忘、戀戀不捨，那就是李秋君。

張大千曾經也是有過青梅竹馬的人，青梅的名字叫做謝舜華，是他的表姐。本來兩個人已經定好了親，只等18歲的張大千日本留學回來之後就結婚，但是沒想到後來回國的時候，卻是要參加青梅的喪葬儀式。謝舜華悲痛不已，陷入當中無法自拔，最後乾脆就選擇了出家，進了禪定寺當和尚，大千則是他的法號。不過，他這一舉措並沒有徵得家人的同意，所以在他當3個月的和尚之後，他的二哥又將他找回了家。母親不忍見他就這樣渾渾噩噩下去，就做主為他娶了曾慶蓉，不過宋大千和曾慶蓉並沒有感情，結婚之後沒多久他就離開家到上海拜師去了。

張大千到上海之後，拜在了兩位名師的門下學習書畫，當時借住在李薇莊家的宅子裡，在這段時間裡，他和李秋君相識。李秋君是李家三小姐，兩個人同樣大的年紀。李秋君長相清麗可愛，而且也很有畫畫的天賦，兩個人見面之後就產生一種心心相惜之感，互相欽慕對方的才華，經常在一起交流，慢慢地戀起了愛來，李家人也並未阻止。

張大千那個時候正值青年時期，風流倜儻，對情愛之事並不陌生，但是他對李秋君卻是又敬又愛，從來不敢越雷池半步。李家看中了張大千的名氣和天賦，就想讓李秋君嫁給張大千做妾。張大千知道之後非常惶恐，直接拒絕了，他覺得自己已經有了妻室，根本不忍心委屈李秋君作妾。兩個人沒有夫妻的緣分，李秋君就以妹妹的身份和張大千一直保持著聯絡，一輩子也沒有嫁過旁人。

在此後的49年裡，兩個人從沒有中斷過聯絡。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張大千還把自己的兩個女兒放在李秋君那裡當養女，讓她們陪伴著李秋君。隨後在張大千50歲大壽的時候，兩個人共同做了一幅"高山流水圖"，還約定好了死了之後，要鄰穴而眠。其實，張大千如果能晚個幾年結婚前的話，他和李秋君的緣分可能不止於此，真是造化弄人啊！

張大千原名張正權，又名爰，字季爰，號大千，別號大千居士，四川內江人。幼時，家貧。曾隨母、姊、兄學畫，打下了繪畫基礎。他祖上曾作過內江知縣，後歸田耕讀，寫詩作畫，過著閒淡的田園生活。傳到張大千已是第十代。其父張忠發，字懷忠，母親名叫曾友貞。張忠發夫婦共生育九男二女，都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他的兄弟張正蘭也是現代著名的畫家。在他六歲的時候，他就跟著姐姐、哥哥讀書識字。九歲時在母親和姐姐的教導下，正式開始學習繪畫、書法。他姐姐瓊枝擅長畫花卉、小鳥，在幼年時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大千自幼就很聰明，所以作畫進步很快。十歲的孩子就能幫助母親描繪花樣，畫比較複雜的花卉、人物，寫字也很工整。他的四哥張文修在資中教私塾，故大千也就從四兄就讀古籍，在課餘常隨兄赴資中，遊覽山水名勝，培養了對自然的審美意識。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圍對他起到很好的啟蒙作用，同時也為他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後入重慶求精中學讀書1916年新年剛過，十八歲的張大千就隨著一夥商人從內江老家赴重慶求精中學上學。1918年來到上海後，他與兄長坐海輪東赴日本留學，學習繪畫與染織技術，不久回國。1920 年他在上海拜曾熙為老師學習書法，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曾熙為他改名張猨。後經曾熙引見，又拜臨川李瑞清為師研習書法。在上海寧波同鄉會館，他舉辦了首次個人畫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自此以賣畫為生。那時的張大千在上海藝術界一鳴驚人。但是那個年月兵荒馬亂，未婚妻的退婚，使得大千的心情感到無比的鬱悶，他似乎看破了世俗，再加上對佛學的鐘愛，頓有出世之心，於是決定在當時的松江縣禪定寺出家為僧，法號大千，張大千之名由此而來。和百日師爺一樣，過了一百多天，他便還了俗。 　　在上海期間他作畫習書，以畫水仙花見長，時人謂之"張水仙"，同時他開始了以石濤藝術為中心，旁及八大山人、漸江、石溪、唐寅，徐渭、陳淳等人的研習。對於石濤他尤為推崇，他用了大量精力去學習石濤的繪畫藝術，把石濤的藝術比喻成萬里長城。他還從李瑞清之弟李筠庵學會仿製古畫的方法，並做了許多石濤的贗品，曾多次騙過程霖生。石濤畫境變化無盡，新穎怪奇而又法度嚴謹，大千正是透過石濤而涵泳了唐宋元明百家之長。在二十年代的上海他獲得了"石濤專家"的美譽。三十年代，他藝術更是趨於成熟，工筆寫意，俱臻妙境，於齊白石齊名，素有"南張北齊"之稱。 1936年他被聘為南京中央大學美術系教授，在南京北京等地舉辦個人畫展。並在此時創作了傳世名作《中郎授女圖》(現藏於首都博物館)。然而抗日戰爭爆發了，很快日寇就佔領了北平，燒殺，搶奪無惡不作，在面對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大千表現出了作為一箇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他拒絕了擔任日華藝術畫院院長及日偽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的職位，並拒絕了借出所藏明清書畫。由於在言論上表示了對日寇侵略罪行的不滿，被日本憲兵隊關押了一個多月。隨後他又回到了四川，這時的風格略脫八大山人、石濤的粗獷寫意而趨於唐寅、沈周的細潤華滋。 　　張大千因受曾、李二師影響，曾廣泛學習唐宋元明清中國傳統繪畫，尤得石濤等大師神髓，被國內外藝壇稱為“當代石濤”。其畫路寬廣，山水、人物、花鳥、蟲魚、走獸等，無所不工。其工筆寫意，俱臻妙境。特善寫荷花，獨樹一幟。20年代，他與其兄張善子，被稱為中國畫壇的“蜀中二雄”。30年代，他與北方大畫家溥儒(心畲)齊名，被稱為中國畫苑的“南張北溥”，被國立中央大學聘為藝術教授。徐悲鴻曾盛讚張大千為“五百年來第一人”。 　　40年代，張大千自費赴敦煌，耗時三年大量臨摹了石窟壁畫，並將之宣傳介紹，使敦煌藝術寶庫從此為華人和世界廣為矚目。從此，張大千的畫風也為之一變，善用復筆重色，高雅華麗，瀟灑磅礴，被譽為“畫中李白”、“今日中國之畫仙”。1942年，春末，他決定舉家赴敦煌臨摹壁畫。在敦煌的生活是艱苦的，惡劣的氣候條件，再加上住在與世隔絕的石洞子裡對於一般人是無法忍受的，但對於一個藝術家卻可能是有益的。大千在此時畫風為之一變，他善用復筆重色，筆力也變得豐厚濃重。可以說在敦煌時期對他風格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不僅考察莫高窟的壁畫佛像，還對莫高窟進行了編號，成為了為莫高窟編號的第一人，為儲存文化遺產做了積極的貢獻。他還到達青海西寧，邀請藏族畫師共同赴敦煌協助臨摹工作。為尊重他人勞動成果和對摹品的負責，每幅畫上都註明了畫家的名字，凡與他合作也註明了作者的名字，所以在他許多臨摹的敦煌壁畫中都標有"番僧某某同畫"。兩年後他結束了在莫高窟的臨摹工作，同時開始了對安西榆林窟的臨摹工作。 　　在離開莫高窟後，他花了大量時間對十六國、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朝的壁畫代表作及雕塑進行了臨摹，共有摹品共記三百多幅。這一年八月，《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在蘭州舉行，隨後在成都等城市展出深受好評，第二年三月，他被推選為中華全國美術會理事。四月，四川美術協會出版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集》、《敦煌臨摹白描畫》，算是對這一時期成果的肯定。 　　1945年在成都北郊昭覺寺完成巨幅作品《四屏大荷花》、《八屏西園雅集》。這年八月抗戰勝利日寇投降，張大千欣喜若狂，他取消了赴新疆考察石窟的計劃，與十一月從四川乘飛機去北京。 　　1949年，張大千赴印度展出書畫，此後便旅居阿根廷、巴西、美國等地，並在世界各地頻頻舉辦個人畫展。他被西方藝壇贊為“東方之筆”，與西畫泰斗畢加索齊名，被稱為了“東張西畢”。他榮獲了國際藝術學會的金牌獎，被推選為“全世界當代第一大畫家”，並被世界輿論稱之為“當今世界最負盛譽的中國畫大師”，為中華民族贏得了巨大榮譽。 　　張大千是位旅行家，旅行不僅可以陶冶情趣，更重要的是他透過美學觀念的層次上體會山水、花鳥，禽獸，形成了良好的審美意識與豐富的創作題材。他從青年時代到老年時期足跡遍佈了祖國各地，遊資陽;登峨嵋，臨敦煌;之康定，到了晚年更是遊歷列國，穿梭在世界文化的大舞臺上。 　　在他五十一歲的時候他來到了臺灣，從此開始了漂泊不定的遊子生活。在國外期間他的一首詩句寫道：“行遍歐西南北美，看山須看故山青”。從這首詩中可以讀出淡淡的鄉愁，一個漂泊在外的遊子對故鄉的深深的眷戀之情。 　　1951年他終於來到了印度，在印度期間他臨摹研習了印度的石窟壁畫，還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風景勝地大吉嶺居住了一段時間。其後他輾轉於香港、臺北、日本等地開畫展。在東南亞頗有聲譽。但是對志在行萬里路的大千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1953年五十四歲的畫家來到了遠在大洋彼岸的南美，為了不使名畫落到外華人的手中，他低價把所藏的《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等文物賣給了大陸，由國家文物局收購，使國寶回到了祖國。一方面在風光明媚的巴西他在新購土地上大興土木，佈置園林，取名為摩潔山園，後來回到了臺灣又為新宅取名"摩耶精舍"，畫畫，寫字，讀佛經，過著空閒淡雅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積極在美國、香港、日本、南韓、歐洲等地辦畫展，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太平洋大學特頒贈七十六歲的張大千人文博士學位，從而奠定了他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可能是歷史的巧合，在法國他會見了畢加索，我們不知道這兩位東西方文化名人相遇的情景，但是兩位藝術大師能夠在同一時間空間會面，這不能不說是世界文化的幸事。 　　張大千晚年，仍孜孜不倦從事中國畫的開拓與創新，在全面繼承和發揚傳統的基礎上，開創了潑墨、潑彩、潑寫兼施等新貌，給中國畫注入了新的活力，影響廣泛而深遠。張大千長期旅居海外，愛國懷鄉之心濃烈。1976年，返回臺北定居，完成鉅作《廬山圖》後，不幸於1983年4月2日病逝，享年85歲。 　　對於這位帶有傳奇色彩的畫家，其很多地方都深深吸引了我，特別是他的那些畫。其中蘊含的種種情感和高超的技藝，都讓人有清新脫俗的感覺。這是他為什麼被稱為東方畢加索的原因吧。還有他的婚姻也比較有意思： 　　張大千一生中有過四位夫人。第一位曾慶蓉是名門閨秀，舊式的家庭婦女;第二位是黃凝素，後與大千分離;第三位是楊宛君;第四位是最後的徐雯波。　張大千四位夫人中被傳為生死戀的要算楊宛君。 　　1935年夏季，張大千在北京中山公園水榭舉辦個人畫展，與才貌雙全的楊宛君邂逅，當時宛君是北平城南觀音閣的曲藝演員。張大千稱讚道：「楊小姐的大鼓唱得太好了，聽來感人肺腑，對我的繪畫有很大的啟示。」楊宛君也十分欽佩張大千的才華，見他美髯拂胸，談吐文雅，目光炯炯，愛慕之情也不禁油然而生。自此二人頻繁接觸，日久生情，遂於1935年締結良緣。 　　婚後，楊宛君停止了舞臺生涯，伴隨著張大千遊歷名山大川，跋山涉水。每當遊覽到優美景點時，張大千便興奮地說：「這兒很好。」宛君忙著幫他開啟畫本，大千立即動筆寫生。回到住處連夜作畫，宛君便侍奉地陪伴左右。 　　張大千可以說為繪畫付出一生的精力，也為國畫的發展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因此獲得了很多的榮譽，比如被“國際藝術學會”公選為“當代世界第一大畫家”，並榮獲該學會頒發的金質獎章和榮譽證書。 　　張大千也非常喜歡讀書，讀書對畫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傳說有人問唐伯虎的老師周臣，為什麼他畫的畫反不如他的學生唐伯虎，周臣說：“只少唐生數千卷書。”與其他成功的畫家一樣，大千也是一個用功甚苦，讀書淵博的畫家。他平時教導後輩：“作畫如欲脫俗氣、洗浮氣、除匠氣，第—是讀書、第二是多讀書，第三是須有系統、有選擇地讀書。”畫畫和讀書都是大千的日常生活。過去是如此，借居網獅園後更是這樣，朝夕誦讀，手不釋卷。在外出旅途的車中船上，大千也都潛心閱讀。一次，大千從成都到重慶，友人託他帶一本費密的《荒書》。到家後，大千即把路上看完的《荒書》內容、作者的見解、生平以及這位明末清初的四川學者和石濤的關係，如數家珍地娓娓道來，實在令人驚訝。因為這是一本藝術之外的學術著作。讀書的習慣一直伴隨到大千晚年。他常說，有些畫家捨本逐末，只是追求技巧，不知道多讀書才是根本的變化氣質之道。大千讀書涉獵很廣，經史子集無所不包，並不只限於畫譜、畫論一類的書。 　　張大千的一生極具神奇色彩，平凡中帶有不平凡。不止他的畫將永遠傳承下去，還有他的那種永遠不滿足眼前的精神也將為世代所讚頌。張大千，永遠的張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