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刺繡究竟源於那個朝代？由於刺繡作品不易儲存，因此極難說清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刺繡恐怕要算殷商和西周的了，從那個時期的出土文物來看，粘附在泥土上的絲織物的紋路和刺繡的花紋依稀可見。特別是在１９８２年從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中，出土了繡衾（被）和禪（單）衣，上面繡著龍、鳳、虎和花卉等，形神兼備，綺麗多變。證明刺繡在中國經過較長時間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較高的工藝水平和獨特的工藝門類。
人們一定會想，為什麼會出現刺繡呢？其實，最主要的因素是由兩個方面決定的：
第一、說到刺繡不能不說絲織，可以這麼說，是絲織的產生和完美造就了剌繡的誕生。春秋戰國時期，農業比之以前更發達，男耕女織成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經濟特徵，幾乎家家種植桑麻，從事紡織。由於當時的養蠶方法已經十分講究，因此所繅出的蠶絲質量很高。其纖維之細之均，可與近代相媲美。發展到西漢時，從１９７２年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織錦來看，每根紗由４－５根絲線組成，而每根絲線又有１４－１５根絲纖維組成，也就是說每根紗竟由５４根絲纖維捻成。如此高的絲紡水平，同時也推動著染、繡的發展，使它的成品更加美觀和更富表現力。
第二、社會等級制度的強化和人類審美感的提高、商品制的形成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早在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期間，華夏民族的部族聯盟首領在舉行重大慶典、祭祀等禮儀活動時，必須穿著繪繡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雉雞）圖紋的上衣和有宗彝、水藻、火、米粉、黼、黻圖形的下裳（裙）禮服，後世稱為“十二章服”並形成定製。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刺繡工藝漸趨成熟，這可從近百年來的大量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證。這一時期的刺繡有經過誇張變形的龍、鳳、虎等動物圖案，有的則間以花草或幾何圖形，虎躍龍蟠，龍飛鳳舞，刻畫精妙，神情兼備；佈局結構錯落有致，穿插得體，用色豐富，對比和諧，畫面極富韻律感。
進入秦漢時期後，刺繡工藝已相當發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漢王充在《論衡·程材篇》中所描述的：“齊郡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齊郡臨淄（今山東臨淄）為漢王室設官服三所，織工數千人，每年耗資萬萬。在前漢武昭之世，不但帝王之家是“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毛織品）”，就連一般的富人也服用“五色繡衣，縟繡羅紈、素綈冰錦”，而且坐臥的席子也要“繡茵”，床上帳幔也是“黼繡帷幄”、“錦綈高張”，甚至死後殉葬的口袋也是“繒囊緹橐”。民間如此，朝庭貴族更不待言，他們的宮室以絲織藻繡裝飾，以至“屋不呈材、牆不露形”，甚至“柱檻衣以綈錦”，其奢侈程度可見一般。漢代剌繡的空前繁榮，使刺繡的藝術處理又前進了一大步，在馬王堆一號漢墓裡的竹簡“遺冊”中記載著三種刺繡名稱：“信期繡、乘雲繡、長壽繡”。
到了漢末、六朝時期，中國便開始進入“像教彌增”（佛教因造像眾多，故也稱之為“像教”）的時代，因而興盛了繡制佛像之風。１９６５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北魏的一佛兩菩薩說法圖刺繡殘片一件，用幾種彩色絲線繡出佛像、菩薩、供養人和相應的文字，供養人的長衫上繡有忍冬紋和卷草紋，示意著以佛教為代表的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貫通，並在刺繡中得到反映。說到這一時期的刺繡，不得不說說三國時期吳王趙夫人的“三絕”――機絕、針絕、絲絕。據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記載：“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織為龍鳳之錦，宮中號為“機絕”。孫權嘗嘆，蜀魏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所寫江湖九州山嶽之勢。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嶽列國地形，時人號為“針絕”。又以膠續絲髮作輕幔，號為“絲絕”（見壬子年《拾遺記》）。漢末、六朝剌繡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開始出現了人物形象，為今後的人物繡品開了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藝術意義。
唐宋時期的刺繡已向著精緻化的方向發展。這主要由它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在男耕女織的封建社會里，女孩子都要學習"女紅"，都要掌握刺繡，正因如此，那些深宅大院的小姐們，刺繡便成了她們消遣、養性和從事精神創造活動的唯一活動。"閨繡"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明代屠隆在《考磐餘事》中寫道:"宋之閨繡畫，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丰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佳。女紅之巧，十指春風，迥不可及"。由於參加刺繡物件的進一步擴大、作者的文化修養和物質條件不同，加上文人們開始參與，剌繡到了唐、宋期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它由日用與觀賞兩者相容幷蓄，發展到日用與觀賞分而治之，特別在觀賞方面成就最大，由於文人們的積極參與，使書法和繪畫藝術結合得更為緊密，形成了畫師供稿、藝人繡制，畫繡結合精品倍增的新趨勢。
明、清時期，全國城鄉出現了眾多的商品性生產的專業作坊。尤其是明代，官府手工業的衰落，卻促進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從缺乏競爭力的官府院落手工藝品，到商業性作坊的專業化生產，加上唐宋期間文人藝人結合刺繡工藝品的巨大影響，刺繡技術和生產獲得了全所未有的活力，達到了空前的繁榮，進入了中國傳統刺繡的顛峰時期。出現了對後世影響非常之大的幾個藝術流派，如上海的顧繡、北京的京繡、開封的汴繡、山東的魯繡等，以及後人譽為的"四大名繡"即蘇繡、粵繡、湘繡和蜀繡。
從唐宋到明清，刺繡工藝的發展很具代表性，無論是色彩的搭配運用上，還是針法的多樣性和組合運用上，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文人畫師的加入，對仿畫的刺繡技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於竭力追求與書畫原作惟妙惟肖的效果，從而極大地推進了針法的發展與創新。如對色線的處理上出現了把絲線劈成更細的絲縷，使線條的表現更為柔弱和逼真;如在針法上出現了亂針、釘線、圈金、摻針、滾針、接針繡等大量新型的針法，把被繡物件的紋理和結構提練為一種專門的普適性技藝和針法;甚至採用補筆加繪等技法，使畫面的主次結構和輕重表現更加符合人們的審美習慣。
中國的刺繡究竟源於那個朝代？由於刺繡作品不易儲存，因此極難說清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刺繡恐怕要算殷商和西周的了，從那個時期的出土文物來看，粘附在泥土上的絲織物的紋路和刺繡的花紋依稀可見。特別是在１９８２年從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中，出土了繡衾（被）和禪（單）衣，上面繡著龍、鳳、虎和花卉等，形神兼備，綺麗多變。證明刺繡在中國經過較長時間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較高的工藝水平和獨特的工藝門類。
人們一定會想，為什麼會出現刺繡呢？其實，最主要的因素是由兩個方面決定的：
第一、說到刺繡不能不說絲織，可以這麼說，是絲織的產生和完美造就了剌繡的誕生。春秋戰國時期，農業比之以前更發達，男耕女織成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經濟特徵，幾乎家家種植桑麻，從事紡織。由於當時的養蠶方法已經十分講究，因此所繅出的蠶絲質量很高。其纖維之細之均，可與近代相媲美。發展到西漢時，從１９７２年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織錦來看，每根紗由４－５根絲線組成，而每根絲線又有１４－１５根絲纖維組成，也就是說每根紗竟由５４根絲纖維捻成。如此高的絲紡水平，同時也推動著染、繡的發展，使它的成品更加美觀和更富表現力。
第二、社會等級制度的強化和人類審美感的提高、商品制的形成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早在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期間，華夏民族的部族聯盟首領在舉行重大慶典、祭祀等禮儀活動時，必須穿著繪繡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雉雞）圖紋的上衣和有宗彝、水藻、火、米粉、黼、黻圖形的下裳（裙）禮服，後世稱為“十二章服”並形成定製。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刺繡工藝漸趨成熟，這可從近百年來的大量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證。這一時期的刺繡有經過誇張變形的龍、鳳、虎等動物圖案，有的則間以花草或幾何圖形，虎躍龍蟠，龍飛鳳舞，刻畫精妙，神情兼備；佈局結構錯落有致，穿插得體，用色豐富，對比和諧，畫面極富韻律感。
進入秦漢時期後，刺繡工藝已相當發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漢王充在《論衡·程材篇》中所描述的：“齊郡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齊郡臨淄（今山東臨淄）為漢王室設官服三所，織工數千人，每年耗資萬萬。在前漢武昭之世，不但帝王之家是“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毛織品）”，就連一般的富人也服用“五色繡衣，縟繡羅紈、素綈冰錦”，而且坐臥的席子也要“繡茵”，床上帳幔也是“黼繡帷幄”、“錦綈高張”，甚至死後殉葬的口袋也是“繒囊緹橐”。民間如此，朝庭貴族更不待言，他們的宮室以絲織藻繡裝飾，以至“屋不呈材、牆不露形”，甚至“柱檻衣以綈錦”，其奢侈程度可見一般。漢代剌繡的空前繁榮，使刺繡的藝術處理又前進了一大步，在馬王堆一號漢墓裡的竹簡“遺冊”中記載著三種刺繡名稱：“信期繡、乘雲繡、長壽繡”。
到了漢末、六朝時期，中國便開始進入“像教彌增”（佛教因造像眾多，故也稱之為“像教”）的時代，因而興盛了繡制佛像之風。１９６５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北魏的一佛兩菩薩說法圖刺繡殘片一件，用幾種彩色絲線繡出佛像、菩薩、供養人和相應的文字，供養人的長衫上繡有忍冬紋和卷草紋，示意著以佛教為代表的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貫通，並在刺繡中得到反映。說到這一時期的刺繡，不得不說說三國時期吳王趙夫人的“三絕”――機絕、針絕、絲絕。據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記載：“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織為龍鳳之錦，宮中號為“機絕”。孫權嘗嘆，蜀魏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所寫江湖九州山嶽之勢。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嶽列國地形，時人號為“針絕”。又以膠續絲髮作輕幔，號為“絲絕”（見壬子年《拾遺記》）。漢末、六朝剌繡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開始出現了人物形象，為今後的人物繡品開了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藝術意義。
唐宋時期的刺繡已向著精緻化的方向發展。這主要由它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在男耕女織的封建社會里，女孩子都要學習"女紅"，都要掌握刺繡，正因如此，那些深宅大院的小姐們，刺繡便成了她們消遣、養性和從事精神創造活動的唯一活動。"閨繡"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明代屠隆在《考磐餘事》中寫道:"宋之閨繡畫，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邊縫，其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故眉目畢具，絨彩奪目，而丰神宛然，設色開染，較畫更佳。女紅之巧，十指春風，迥不可及"。由於參加刺繡物件的進一步擴大、作者的文化修養和物質條件不同，加上文人們開始參與，剌繡到了唐、宋期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它由日用與觀賞兩者相容幷蓄，發展到日用與觀賞分而治之，特別在觀賞方面成就最大，由於文人們的積極參與，使書法和繪畫藝術結合得更為緊密，形成了畫師供稿、藝人繡制，畫繡結合精品倍增的新趨勢。
明、清時期，全國城鄉出現了眾多的商品性生產的專業作坊。尤其是明代，官府手工業的衰落，卻促進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從缺乏競爭力的官府院落手工藝品，到商業性作坊的專業化生產，加上唐宋期間文人藝人結合刺繡工藝品的巨大影響，刺繡技術和生產獲得了全所未有的活力，達到了空前的繁榮，進入了中國傳統刺繡的顛峰時期。出現了對後世影響非常之大的幾個藝術流派，如上海的顧繡、北京的京繡、開封的汴繡、山東的魯繡等，以及後人譽為的"四大名繡"即蘇繡、粵繡、湘繡和蜀繡。
從唐宋到明清，刺繡工藝的發展很具代表性，無論是色彩的搭配運用上，還是針法的多樣性和組合運用上，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文人畫師的加入，對仿畫的刺繡技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於竭力追求與書畫原作惟妙惟肖的效果，從而極大地推進了針法的發展與創新。如對色線的處理上出現了把絲線劈成更細的絲縷，使線條的表現更為柔弱和逼真;如在針法上出現了亂針、釘線、圈金、摻針、滾針、接針繡等大量新型的針法，把被繡物件的紋理和結構提練為一種專門的普適性技藝和針法;甚至採用補筆加繪等技法，使畫面的主次結構和輕重表現更加符合人們的審美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