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書名,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 書成於貞元十七年（801）.通記歷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於傳說中唐天寶末,間及肅宗、代宗、德宗三朝.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典,各冠總論,下系子目,凡有一千五百八十四條,正文約一百七十萬字,註文約二十萬字.取材博綜古今,廣採群經、諸史、地誌,漢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國史、實錄、檔案、詔誥文書、政令法規、大事記、《大唐開元禮》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時間順序分類纂次.各典於歷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並引前人議論,參以己見,見其得失,其中以食貨、職官、邊防各典較為精到.為中國典制文化專史的首創之作,對後世史書編纂影響甚巨.內容略古詳今,唐代部分約居全書的四分之一,多屬原始資料,其價值不在《唐六典》、《唐會要》等書之下.惟記事偶有遺漏,兵典敘兵法而不載兵制,禮典一門竟全書之半,於體例殊未允當.亦已竄入憲宗朝數事.書約初刊於北宋. 中國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書.作者杜佑曾任唐朝節度使和宰相等職,對中央及地方制度極為熟悉,他採錄歷代典籍,溯尋制度的因革變遷,希望為在唐帝國寫下一幅臻於理想的政治藍圖.《通典》就是一部古代與現代的對話,理想與實際的結合. 《通典》 《通典》是中國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專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卿．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於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於具有悠久歷史和顯赫地位的名門大族.他20歲左右步入仕途,40歲以後任中央高階官員和嶺南、淮南等地的長官,近70歲時任宰相,78歲因病退休,不久去世.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又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他以史學家的眼光處理現實的政治經濟問題,又以政治家的見識撰寫歷史著作,這使他在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開始寫作於唐代宗大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於淮南節度使任上,全書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時間.杜佑對文學的社會功用,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寫作《通典》是為了“徵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透過對歷史上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考察,來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活動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導.這個著述旨趣,決定了《通典》基本價值. 《通典》全書200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門.它的結構具有嚴密的內在邏輯聯絡.杜佑在《通典·自序》裡對此作了明白的說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這個邏輯構成,體現了杜佑對封建制度的全盤理解.在每一門目之中,杜佑又細分子目,每事以類相從.他敘述各種制度及史事,大體按照年代順序,原原本本詳細介紹.在有關事目之下還引錄前人的有關評論,或寫下自己對此的看法.評述結合的寫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學術與經世致用價值.從總體看,全書編排得整齊有序,條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於讀者閱讀、查考. 《通典》在歷史編纂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專史的開創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於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在史實容量和撰述體例上都有諸多的限制,無力承擔完整記述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展變化歷史的任務,落後於社會的客觀需要.《通典》把這一體裁獨立出來,為這一體裁的成熟、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天地.從此以後典制史成為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門類,出現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專書,豐富了傳統史學的表現能力,也促進了史學服務於社會這一優良傳統的發展. 《通典》所記上起遠古時期,下至唐代天寶末年,唐肅宗、代宗以後的史實多以夾註的形式補入.它基本包羅了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貨典》12卷,敘述歷代的土地、財政制度.對歷代土地形態的變遷,租稅的輕重,戶口的盛衰,貨幣的變革,鹽鐵的管理,雜稅的興起等等情況都作了詳盡的考察.《職官典》22卷,敘述歷代官制的沿革變化.把從中央到地方,從文官到武官,從員額到官階的情況,也都敘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敘述兵略、兵法和歷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戰爭的勝負經驗,兵法上的原理原則,統一歸納起來,各標以適當的題目,成了一部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邊防典》16卷,敘述歷代的邊防與四境各族政權的情況,交待了豐富的民族地區歷史發展變化情況,為民族史和國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禮典》有100卷,佔了全書卷數的一半.它詳記了古代禮制情況, 材料是相當豐富的.在封建政權建設中,禮是關鍵環節之一,杜佑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與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對封建制度的理解,有著直接的關係.《通典》為人們研究、瞭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統的知識和材料,為封建政權建設提供了一部翔實可靠的參考書. 杜佑在書中除提供了詳盡、系統的典章制度史料外,還表述了自己對封建政治、經濟的一系列看法,闡發了他進步的歷史思想. 他認為社會經濟是治亂安危的先決條件與關鍵因素,治理國家的關鍵是進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豐衣足食,不能滿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會的一切環節都形同虛設.他對經濟重要性的強調,對於古代思想觀念的發展進步有一定影響.他在書中把食貨放在各類問題的首位,在史書中也是沒有先例的.杜佑在長期理論實踐中體會到糧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國家的關鍵.有了糧食就使國家用度充足,盡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戶清楚就使賦役均勻.這三樣事情做好了自然會使民富國強.在經濟政策上,他提出要處理好國足與家足的關係,他指出家足是國足的基礎,家足才能使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他還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提出“薄斂”和“節用”,以減輕百姓負擔,保證國家經濟機器正常運轉.這些主張都是很切實際的. 杜佑在《通典》中闡述了歷史發展變化的觀點.他反對是古非今之論,指出“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傳.”（《通典》卷31《職官》13）用社會發展進步的事實批駁歷史倒退的觀點.他還獨具慧眼地從當時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中,推論古代先民的社會歷史狀況,指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通典》卷85《禮》45）,存在著人殉、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同姓婚娶等陋習.當時的中華與少數民族落後狀況的對比,正生動反映了中華文明從落後走向進步的歷程.這個論證已有一定的科學因素,在古代可謂石破驚天之論. 社會發展進步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因時變革的思想.他強調“隨時立制,遇弊則變”（《新唐書·杜佑傳》）.要使當世的政策措施,適應歷史變化情況,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符合現實的需要.對於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廢封建立都縣,以至當時的兩稅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讚賞的態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對歷史事件發展原委和政治、經濟制度因革變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們的歷史活動和歷史時勢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慮天命的作用.對於陰陽災異學說,他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敘述歷代戰例時,他常常選取一些不信吉凶預兆之說而獲取勝利的例項,來表明他對此的看法.對於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說,他根據史籍記載,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他在《通典》中刪掉了紀傳體史書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內容,使《通典》表現出更強的理性色彩. 杜佑還在書中闡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軍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著不少傑出的見解,對於社會建設是很有補益的. 《通典》禮的部分佔去了過多篇幅,給人以全域性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沒有記載軍事制度的發展變化,這是《通典》的兩個不足. 《文獻通考》,是宋元時代著名學者馬端臨的重要著作.馬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生於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卒於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沒有給予他立傳,《通考·自序》也沒有敘述事蹟.《南宋書》和《新元史》中雖有傳,但記事十分簡單.所幸《通考》的《進書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樂平縣誌》中儲存了幾點有關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後期宰相馬廷鸞的仲子,以 蔭補承事郎,曾漕試第一.廷鸞為人正直,不肯附和姦相賈似道,鹹淳九年（1273年）被迫辭職,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鸞曾任史官,家中極富藏書.馬端臨隨其父家居,讀書頗廣.父親去世後,他曾短期間內出任慈湖書院、柯山書院院長、教授及台州路學教授等學職,一生主要時間都在家鄉隱居著書.縣誌本傳稱他“門弟甚眾,有所論辯,吐言如泉湧,聞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端臨在其34歲左右時,即開始其著書工作.而《文獻通考》的編寫用時20餘年.李謹思《通考序》稱全書著成於丁未之歲,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馬氏是年54歲.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書被一位道士訪得,次年奏之於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獻通考》全書分為24門,348卷.自《經籍》至《物異》等5門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門均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書的內容起自上古,終於南宋寧宗嘉定年間.就其體例與內容來看,實為《通典》的擴大與續作,這是本書的第一個特點.本書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為基礎,並進行適當補充.中唐以後則是馬端臨廣收博採的結果,尤其是宋代部分,當時《宋史》尚未成書,而馬氏所見到的宋代史料最豐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為《宋史》所無者.取材廣博,網羅宏富,可以說是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此外,《通典》以《食貨》為首,說明杜佑對國家經濟的重視；鄭樵《通志》移之於《選舉》、《刑法》之後；而馬端臨更將之列於全書之首,且增加為8門之多,可知馬氏對經濟的重視更超過杜氏、鄭氏.《通典》之《禮典》100卷,佔去全書1/2,而《通考》之《社郊考》則3門才60卷,不及全書1/5.又《兵考》一門,詳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敘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這些都是《通考》的優點. 馬端臨是古代進步的史學家之一,他發展了杜佑所創立的新史書體裁,即以事類為中心敘述歷史發展的典志體,又推進了鄭樵所倡導的會通之義.《通考》與《通典》相比,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擴大和提高；《通考》與《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舊史書的粗略總和,《通考》則予以重新組織,表達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變法和楊炎的兩稅法,對古代封建社會發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馬氏明確指明其重要歷史意義,而不因自己對二人的否定態度而否定其經濟政策.又如五代時期,參加過唐末農民起義的張全義,對恢復洛陽一帶經濟生產起過有利作用,歐陽修作《五代史記》,因他出身於“群盜”,僅略記數語.而馬端臨不僅詳記其事,而且加按語云：“全義本出‘群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為富實.觀其規劃,雖五季之君號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作了有力的頌揚. 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覆說明,一方面為續補杜佑《通典》天寶以後之事蹟,一方面要配補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略如紀傳體史書中的紀和志.總起來說,是使“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有考焉”.這就形成了這部書的消極面,雖有同情人民之處,但主要是為統治階級立言.又因全書規模宏大,某些部門便容易失於疏略,如《職官考》全錄《通典》之文,於五代部分則敘述寥寥；又如《經籍考》內容雖豐富,而主要依據不出於晁公武、陳振孫二家,自不能完備；《輿地考》多本於歐陽忞《輿地廣紀》一書,無甚訂補. 因此,歷代學者對二書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見稱,《通考》以博通見長,各有獨到之處,應互相參證而不可偏廢.《四庫提要》論之雲：“大抵門類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為過之,非鄭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三書都以貫通古今為主旨,又都以“通”字為書名,故後人合之稱為“三通”.“三通”在中國古代史籍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為清乾隆年間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證,其後復刻者多以此為底本,重要者為江西崇仁謝氏及浙江書局等本.通志》，南宋鄭樵撰。是自《史記》之後，現存的又一部紀傳體通史性著作。自三皇五帝到隋。《通志》全書200卷，有帝紀18卷、世家3卷、后妃傳2卷、年譜4卷、略52卷、列傳106卷、載記8卷、四夷傳7卷，500多萬字。在典章制度方面突出。
《通典》書名,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十通」之一. 書成於貞元十七年（801）.通記歷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於傳說中唐天寶末,間及肅宗、代宗、德宗三朝.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典,各冠總論,下系子目,凡有一千五百八十四條,正文約一百七十萬字,註文約二十萬字.取材博綜古今,廣採群經、諸史、地誌,漢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國史、實錄、檔案、詔誥文書、政令法規、大事記、《大唐開元禮》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時間順序分類纂次.各典於歷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並引前人議論,參以己見,見其得失,其中以食貨、職官、邊防各典較為精到.為中國典制文化專史的首創之作,對後世史書編纂影響甚巨.內容略古詳今,唐代部分約居全書的四分之一,多屬原始資料,其價值不在《唐六典》、《唐會要》等書之下.惟記事偶有遺漏,兵典敘兵法而不載兵制,禮典一門竟全書之半,於體例殊未允當.亦已竄入憲宗朝數事.書約初刊於北宋. 中國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書.作者杜佑曾任唐朝節度使和宰相等職,對中央及地方制度極為熟悉,他採錄歷代典籍,溯尋制度的因革變遷,希望為在唐帝國寫下一幅臻於理想的政治藍圖.《通典》就是一部古代與現代的對話,理想與實際的結合. 《通典》 《通典》是中國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專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卿．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於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於具有悠久歷史和顯赫地位的名門大族.他20歲左右步入仕途,40歲以後任中央高階官員和嶺南、淮南等地的長官,近70歲時任宰相,78歲因病退休,不久去世.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又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他以史學家的眼光處理現實的政治經濟問題,又以政治家的見識撰寫歷史著作,這使他在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開始寫作於唐代宗大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於淮南節度使任上,全書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時間.杜佑對文學的社會功用,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寫作《通典》是為了“徵諸人事,將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透過對歷史上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考察,來為當時的政治經濟活動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導.這個著述旨趣,決定了《通典》基本價值. 《通典》全書200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門.它的結構具有嚴密的內在邏輯聯絡.杜佑在《通典·自序》裡對此作了明白的說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這個邏輯構成,體現了杜佑對封建制度的全盤理解.在每一門目之中,杜佑又細分子目,每事以類相從.他敘述各種制度及史事,大體按照年代順序,原原本本詳細介紹.在有關事目之下還引錄前人的有關評論,或寫下自己對此的看法.評述結合的寫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學術與經世致用價值.從總體看,全書編排得整齊有序,條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於讀者閱讀、查考. 《通典》在歷史編纂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專史的開創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於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在史實容量和撰述體例上都有諸多的限制,無力承擔完整記述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展變化歷史的任務,落後於社會的客觀需要.《通典》把這一體裁獨立出來,為這一體裁的成熟、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天地.從此以後典制史成為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門類,出現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專書,豐富了傳統史學的表現能力,也促進了史學服務於社會這一優良傳統的發展. 《通典》所記上起遠古時期,下至唐代天寶末年,唐肅宗、代宗以後的史實多以夾註的形式補入.它基本包羅了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貨典》12卷,敘述歷代的土地、財政制度.對歷代土地形態的變遷,租稅的輕重,戶口的盛衰,貨幣的變革,鹽鐵的管理,雜稅的興起等等情況都作了詳盡的考察.《職官典》22卷,敘述歷代官制的沿革變化.把從中央到地方,從文官到武官,從員額到官階的情況,也都敘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敘述兵略、兵法和歷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戰爭的勝負經驗,兵法上的原理原則,統一歸納起來,各標以適當的題目,成了一部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邊防典》16卷,敘述歷代的邊防與四境各族政權的情況,交待了豐富的民族地區歷史發展變化情況,為民族史和國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禮典》有100卷,佔了全書卷數的一半.它詳記了古代禮制情況, 材料是相當豐富的.在封建政權建設中,禮是關鍵環節之一,杜佑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與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對封建制度的理解,有著直接的關係.《通典》為人們研究、瞭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統的知識和材料,為封建政權建設提供了一部翔實可靠的參考書. 杜佑在書中除提供了詳盡、系統的典章制度史料外,還表述了自己對封建政治、經濟的一系列看法,闡發了他進步的歷史思想. 他認為社會經濟是治亂安危的先決條件與關鍵因素,治理國家的關鍵是進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豐衣足食,不能滿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會的一切環節都形同虛設.他對經濟重要性的強調,對於古代思想觀念的發展進步有一定影響.他在書中把食貨放在各類問題的首位,在史書中也是沒有先例的.杜佑在長期理論實踐中體會到糧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國家的關鍵.有了糧食就使國家用度充足,盡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戶清楚就使賦役均勻.這三樣事情做好了自然會使民富國強.在經濟政策上,他提出要處理好國足與家足的關係,他指出家足是國足的基礎,家足才能使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他還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提出“薄斂”和“節用”,以減輕百姓負擔,保證國家經濟機器正常運轉.這些主張都是很切實際的. 杜佑在《通典》中闡述了歷史發展變化的觀點.他反對是古非今之論,指出“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傳.”（《通典》卷31《職官》13）用社會發展進步的事實批駁歷史倒退的觀點.他還獨具慧眼地從當時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中,推論古代先民的社會歷史狀況,指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通典》卷85《禮》45）,存在著人殉、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同姓婚娶等陋習.當時的中華與少數民族落後狀況的對比,正生動反映了中華文明從落後走向進步的歷程.這個論證已有一定的科學因素,在古代可謂石破驚天之論. 社會發展進步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因時變革的思想.他強調“隨時立制,遇弊則變”（《新唐書·杜佑傳》）.要使當世的政策措施,適應歷史變化情況,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符合現實的需要.對於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廢封建立都縣,以至當時的兩稅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讚賞的態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對歷史事件發展原委和政治、經濟制度因革變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們的歷史活動和歷史時勢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慮天命的作用.對於陰陽災異學說,他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敘述歷代戰例時,他常常選取一些不信吉凶預兆之說而獲取勝利的例項,來表明他對此的看法.對於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說,他根據史籍記載,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他在《通典》中刪掉了紀傳體史書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內容,使《通典》表現出更強的理性色彩. 杜佑還在書中闡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軍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著不少傑出的見解,對於社會建設是很有補益的. 《通典》禮的部分佔去了過多篇幅,給人以全域性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沒有記載軍事制度的發展變化,這是《通典》的兩個不足. 《文獻通考》,是宋元時代著名學者馬端臨的重要著作.馬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生於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卒於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沒有給予他立傳,《通考·自序》也沒有敘述事蹟.《南宋書》和《新元史》中雖有傳,但記事十分簡單.所幸《通考》的《進書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樂平縣誌》中儲存了幾點有關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後期宰相馬廷鸞的仲子,以 蔭補承事郎,曾漕試第一.廷鸞為人正直,不肯附和姦相賈似道,鹹淳九年（1273年）被迫辭職,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鸞曾任史官,家中極富藏書.馬端臨隨其父家居,讀書頗廣.父親去世後,他曾短期間內出任慈湖書院、柯山書院院長、教授及台州路學教授等學職,一生主要時間都在家鄉隱居著書.縣誌本傳稱他“門弟甚眾,有所論辯,吐言如泉湧,聞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端臨在其34歲左右時,即開始其著書工作.而《文獻通考》的編寫用時20餘年.李謹思《通考序》稱全書著成於丁未之歲,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馬氏是年54歲.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書被一位道士訪得,次年奏之於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獻通考》全書分為24門,348卷.自《經籍》至《物異》等5門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門均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書的內容起自上古,終於南宋寧宗嘉定年間.就其體例與內容來看,實為《通典》的擴大與續作,這是本書的第一個特點.本書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為基礎,並進行適當補充.中唐以後則是馬端臨廣收博採的結果,尤其是宋代部分,當時《宋史》尚未成書,而馬氏所見到的宋代史料最豐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為《宋史》所無者.取材廣博,網羅宏富,可以說是本書的第二個特點.此外,《通典》以《食貨》為首,說明杜佑對國家經濟的重視；鄭樵《通志》移之於《選舉》、《刑法》之後；而馬端臨更將之列於全書之首,且增加為8門之多,可知馬氏對經濟的重視更超過杜氏、鄭氏.《通典》之《禮典》100卷,佔去全書1/2,而《通考》之《社郊考》則3門才60卷,不及全書1/5.又《兵考》一門,詳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敘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這些都是《通考》的優點. 馬端臨是古代進步的史學家之一,他發展了杜佑所創立的新史書體裁,即以事類為中心敘述歷史發展的典志體,又推進了鄭樵所倡導的會通之義.《通考》與《通典》相比,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擴大和提高；《通考》與《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舊史書的粗略總和,《通考》則予以重新組織,表達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變法和楊炎的兩稅法,對古代封建社會發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馬氏明確指明其重要歷史意義,而不因自己對二人的否定態度而否定其經濟政策.又如五代時期,參加過唐末農民起義的張全義,對恢復洛陽一帶經濟生產起過有利作用,歐陽修作《五代史記》,因他出身於“群盜”,僅略記數語.而馬端臨不僅詳記其事,而且加按語云：“全義本出‘群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為富實.觀其規劃,雖五季之君號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作了有力的頌揚. 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覆說明,一方面為續補杜佑《通典》天寶以後之事蹟,一方面要配補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略如紀傳體史書中的紀和志.總起來說,是使“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有考焉”.這就形成了這部書的消極面,雖有同情人民之處,但主要是為統治階級立言.又因全書規模宏大,某些部門便容易失於疏略,如《職官考》全錄《通典》之文,於五代部分則敘述寥寥；又如《經籍考》內容雖豐富,而主要依據不出於晁公武、陳振孫二家,自不能完備；《輿地考》多本於歐陽忞《輿地廣紀》一書,無甚訂補. 因此,歷代學者對二書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見稱,《通考》以博通見長,各有獨到之處,應互相參證而不可偏廢.《四庫提要》論之雲：“大抵門類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為過之,非鄭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三書都以貫通古今為主旨,又都以“通”字為書名,故後人合之稱為“三通”.“三通”在中國古代史籍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為清乾隆年間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證,其後復刻者多以此為底本,重要者為江西崇仁謝氏及浙江書局等本.通志》，南宋鄭樵撰。是自《史記》之後，現存的又一部紀傳體通史性著作。自三皇五帝到隋。《通志》全書200卷，有帝紀18卷、世家3卷、后妃傳2卷、年譜4卷、略52卷、列傳106卷、載記8卷、四夷傳7卷，500多萬字。在典章制度方面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