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餘秋雨先生有過比較感人的描寫。

王園籙他是一個道士，在清光緒年間流落到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區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佈施，兼四出佈道幕化，小有積蓄，乃於莫高窟第16窟東側建太清宮道觀，即今“下寺”。

其本人是在無意之間發現了莫高窟儲存的大量書簡。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本能的反應是保護這些文物，但是在上報的過程中，搖搖欲墜的清朝已經顧不上這些了，送至京城的書簡也被層層盤剝。

接下來的數年間，不斷有西方人以探險的名義來購取書簡，直至斯坦因的到來，用所謂的唐僧取西經的故事騙取了他的信任，造成了最大的一次流失。

可以說王園籙盡到了一個華人的責任，奈何文化有限，國家飄零，一個人的力量不足為道。

不要太怪罪於他。

這件事情在餘秋雨先生的的《文化苦旅》裡有較為詳細的記載，更為詳細的資料要請教文物考古界的專業人士。民國年間吧，斯坦因盜走大批敦煌文物。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丟失了一萬多件文物。那是一個內憂外患的社會，中國剛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而後又是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腐敗衰落，帝國主義又興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完全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無力抵抗。至於王圓籙道士的所作所為，我們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去評價，應該說他為保護文物做了一些工作，但我們不能苛刻於他，在那樣歷史背景下個人畢竟是渺小的，力量是微弱的，應該予以理解。

我去參觀過敦煌莫高窟。那是2016年的十一假期期間，由於沒有在官網提前訂票，到現場只能買臨時票，臨時票只能參觀四個洞窟，正式票可參觀八個，那次敦煌之旅也算是一種遺憾，不過後續應該還有機會彌補。敦煌石窟裡的佛像和壁畫確實是中華文化的瑰寶，遺憾的是，出於保護文物的考慮，洞窟裡禁止拍照，所以這裡就沒有圖片給大家分享了，建議大家有機會的話最好親臨現場參觀。

敦煌莫高窟景區有一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陳列中心，那個展館裡面有一幅圖，上面印了盜取敦煌文物的幾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之所以用犯罪嫌疑人這個詞語，是因為這幾個人至今都沒有受到正式的法律制裁。自1907年英華人斯坦因用四錠馬蹄銀（相當於200量白銀）的代價換走一大批敦煌經卷之後，法華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華人鄂登堡、美華人華爾納等世界各地的探險家們像蒼蠅一樣趕往敦煌，經卷、雕塑、壁畫等大量文物被盜取，現在堂而皇之的躺在英國、法國、美國、俄國、日本等國的博物館裡，給中華文化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至於丟失了多少文物，由於過於繁雜，這裡不再介紹。但是，有一句令人痛心疾首的話可以從側面印證一下，“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在國外”。

據斯坦因自己的著作介紹，他第一次見到王道士的印象是:“看上去有些古怪，見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緊張，但臉上卻不時流露出一絲狡猾機警的神情，令人難以捉摸。”

這張“通緝令”上的最後一位與其他幾位不同，他是華人，名字叫王圓籙，是一名居住在莫高窟的道士。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吉川小一郎等人正是從他手裡購得那些無價之寶。斯坦因先後兩次到敦煌共花了白銀700兩，伯希和花了500兩，吉川小一郎花了350兩。他們利用這些微小的代價不僅從王圓籙手中騙取了大量的文物，而且對這些寶物還有了以“公平買賣”獲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是，對於王圓籙我們也不能太苛責，敦煌文物的悲劇是歷史造成的，沒有王道士，可能還會有其他人充當他的角色。斯坦因第一次到敦煌的時候是1907年，離清朝滅亡還有四年時間。當時的大清帝國風雨飄搖，在政權都岌岌可危的情況下，讓清朝的官員們去保護文物簡直就是奢望，並且，當時大部分清朝官員腦子裡根本就沒有保護文物的意識。

王圓籙在發現藏經洞之後，曾報告給甘肅地方的官員，但是當地官員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甘肅道道臺廷棟看到王圓籙歷盡艱辛從莫高窟帶給他的幾卷文書之後，竟然對此不屑一顧，表示這些東西還沒有自己的書法好。飽讀詩書的政府官員對文物都這麼無知，我們怎能對一個不識字的道士做過多苛責呢？敦煌文物的被盜，王圓籙負有一定的責任，但更多的是歷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