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漢是大一統王朝歷史上第一樁由外戚、權臣透過潛移默化的方式，靠贏取了人心後取代衰弱王朝的案例，給以後的歷史留下了一種比較另類且損失更小的模範，照這樣來看，曹丕、楊堅還得叫王莽一聲祖師爺呢！

雖然後世對於王莽篡漢的評價是一片倒的杯葛和謾罵，可是在當時，王莽取代漢朝的時候還真是沒遇到過什麼阻礙，最出名的大概還是老太太王政君摔玉璽的那次。為了阻止王莽，身為王莽姑姑兼漢朝太后，在侄子要求其交出傳國玉璽時，王政君毅然站在了婆家這邊，拒絕交出玉璽還往地下就砸，給磕掉了一個角。

當然這也沒阻止王莽拿走玉璽並用黃金把缺口補上，然後繼續改元稱制，做他的新朝皇帝去了。可是據史書記載，王莽從獨攬大權到做假皇帝再到真皇帝的日子可是足足過了八年啊，在這段時間除了他自己的兒子和姑姑之外，看出王莽狼子野心的人其實也不在少數，可他依舊順風順水，這又是怎麼原因導致的呢？ 我認為王莽之所以能夠篡位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贏取了天下民心，當然他最後失敗的原因也在於此。

基本上每個王朝的興替都離不開天災人禍四個字，王朝影響力減弱最後被人趁機而入，而西漢末年恰好就處在這樣一個節點

西漢從漢武帝變法之後，到漢宣帝劉詢時期達到鼎盛，在宣帝之子劉奭繼位後，西漢王朝的局勢江河日下，劉奭為人性格軟弱，尊儒柔仁，對老師和臣子的勸諫大多還是能聽得進去的，有過重用奸臣石顯的過失，也有過修好匈奴，輕刑節儉的德政，總的來說還是一位好皇帝。

可是好皇帝不代表能做事，劉奭性格好，可這也決定了此人耳根子軟的同時也因循守舊，即使他對於當時西漢王朝的弊端已有所瞭解，可是進行變法隨之而來的壓力和負擔，使得劉奭只能規規矩矩地做皇帝，不敢貿然對朝廷的制度做出任何改變：

當時西漢王朝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土地兼併而導致的貧富懸殊，平民無田可種，豪門大戶隱瞞財產刻意逃稅，國家財政稅收急劇減少，雖然漢武帝時期進行了一次私營改國營的變法，但那是在商人身上開刀，靠攝取商人的財富來充實國庫，對封建社會賴以生存的土地制度並沒有任何修改；漢朝是歷史上少有的允許土地私有化的朝代，土地自由買賣是可以的，如此一來勢必導致豪強地主們以各種手段強行收取下層貧農的土地，結果就是占人口大戶的平民土地越來越少，而上層建築的土地越來越多，這些國家也都是不管的。或者是沒有下大功夫去管；另外漢朝是一個全民皆兵的時代，男子一般成年後就得負擔各種徭役，從二十三歲到五十六歲都要服役，而且自漢武帝之後，漢朝對匈奴的戰事愈加頻繁，百姓的徭役是不可能按照正常情況實行的，經常會出現男子在外未歸，地裡小麥只能靠家中的女性去收的情況，而在家庭可種田減少且主要勞作力還得出外承擔勞役的情況下，百姓日子逐漸貧困是必然的。

雖然漢朝中期的賦稅是“三十而稅一”，稅收佔百姓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比起三代秦朝時期的“什一而稅”來說，也屬於薄稅了，可是在西漢中後期，國家大部分土地都為大地主豪強所佔，農民們只能靠種他們的土地來維持生計。

這樣一算起來，農民不止要交付“三十而稅一”的國家賦稅，還得按時交給地主的佃租，加上每年的勞役不去不行，除非靠上交財物來免除徭役，這樣又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對佔據了國家財政的豪強來說，交稅和免稅財物都不過是九牛一毛的事，可對於本來就田少活多的農民來說，這些賦稅已經足夠讓他們家破人亡的了。

事實上，自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併兼之路”的思想，要求朝廷以清丈土地、查明戶籍，限制個人田數以抑制兼併以來，土地兼併的情況就沒有改善過，到王莽當政的時候，各地儒生們對於限制兼併的呼聲與日俱增，而王莽作為天下儒生之首，就剛剛好捉住了這一點，表明自己以後對於土地改革的決心，僅僅這一招就給他招攬了不少支持者。

對於這些害民的舉措，漢元帝以及後來的漢成帝都沒有膽子和本事去徹底改變，只能靠著不斷減輕賦稅和自身節儉來省錢，像漢元帝輕刑，減免七十多項刑罰兼連年大赦天下；禁奢，下詔停止修宮殿、減免宮廷開支等等，又如漢成帝劉鶩下詔減天下賦稅、算賦（成年男女每年上交給皇帝的額外收入）等，禁止宮廷奢靡等等。

可是國家財政光靠節流是不可能增加的，最多就是苦哈哈地過日子，博個美名而已，更何況這些簡樸的事還多是表面功夫，做給人看的，漢成帝本人要求下屬簡樸，自己卻縱情聲色，寵幸趙飛燕姐妹，生活極度腐敗，有這樣的老闆自然有這樣的下屬，在成帝下詔禁奢的時候，朝廷上百官之間卻還是豪鬥成風，以外戚王氏五侯為例：

五侯群第，爭為奢侈，賂送珍寶者，四面而至。

在王莽被漢成帝任命為大司馬的時候，他為官清廉、生活簡樸、禮賢下士的做派和當時朝廷上崇尚奢靡、派系林立、黨同伐異的風氣背道而馳，也就是憑這一點，王莽贏得了掌握了文化界的儒生、痛恨富人不仁的百姓的青睞，尤其他還是出身於上面所說的王氏一族，和家族爭相鬥豔的醜態不同，王莽秉公辦事、兩袖清風的形象一下子就偉岸了起來，在當時幾乎人人都把王莽當作了能夠改變天下弊端的救世主。

王莽其人不但善於以儒家治國，更懂得以法家治人，他在攝政時所殺的一大批宗室外戚，更彰顯出其霹靂手段

在歷史上王莽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一個巧言令色，慣於以話術和自身偽裝的人設來騙人的角色，甚至於在他改革失敗引起民變被殺，頭顱被懸掛在鬧市的時候，原本對其抱有很大希望的百姓還爭相去搶他的舌頭，就是覺得王莽太會騙人了，活脫脫一個“竊國大盜”。可是光靠一張嘴是肯定騙不了多久的，王莽能得到天下民心的支援，就在於他敢於與貴族權力對抗。

王氏集團得勢是在漢成帝時期，劉鶩為人信任外戚，將國家大權交於母親王政君家的幾個兄弟，也就是劉鶩的舅舅們，王家勢力之大，在漢成帝時曾有“一日封五侯”的美譽，並以外戚身份的幫助下，在朝堂上形成了“太后鎮宮，王鳳當政，五侯臨朝”的強大勢力。因父親早逝而家道中落的王莽，就靠著殷勤侍奉長輩，在鄉間和朝廷贏得了“孝義”的美名。

作為地位僅次於王政君的大司馬王鳳，他在臨死前就強烈向王政君推薦王莽，王莽入仕之初的新都侯爵位，也是王鳳給他爭取來的，而接任王鳳大司馬位的王商，又將王莽一手提拔到掌握軍政大權的射聲校尉，主管禁軍弓箭手部隊，此後，作為五侯之一的曲陽侯王根，在任職了四年大司馬職位後，就推薦了王莽接任大司馬一職，王莽的崛起之路也是由此而來的。

可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漢成帝的外戚是王氏，而在其死後，繼位的漢哀帝所依靠的助力則是他的母親丁姬一家，仿照成帝重用王氏的做法，漢哀帝劉欣也逐步打壓王氏，重用丁氏。在這場比賽中王莽急流勇退，主動交出大司馬印，不但避免了王氏勢力被清洗的危險，還因其仁義讓權、高風亮節的氣度，得到了當時天下人的讚譽。

王莽雖然失勢，可是不管是漢哀帝的丁家還是漢平帝的衛家外戚，讓他們鬥富黨爭可以，要讓他們治國理政就是一場笑話。當時的西漢朝廷面臨的是一片狼藉的國家亂象：蝗災、水禍、流民接連不斷，而朝廷因為施政不力，雖然哀、平二帝接連下詔免除賦稅和救災，可都是杯水車薪，矛盾越積越大，大到最後哀帝都放棄了抵抗，先自己享受去了，寵幸男寵董賢，不理朝政，而平帝年幼無知，王莽還是他的岳父，自然更無所作為了。

至於王莽在謀害了漢平帝，立了只有兩歲的孺子嬰為帝，自立攝政皇之後，也引起了很多還忠於漢朝的大臣和宗室的反抗，為了鋪平日後篡位的道路，王莽大興冤獄，舉起屠刀就往對手身上砍。這些人中不光是漢室宗親，還有有王莽的親生兒子，以及其往日的同僚、戰友，前後數場大獄株連萬人之多，可就是如此的大屠殺，在當時也沒引起公憤，畢竟對百姓和儒生來說，這些人是漢朝的忠臣，可同樣也是漢朝的寄生蟲。

像牽連甚廣的辛家就是名門之後，同時又是土地兼併的既得利益者，是百姓利益的剝削者。至於漢朝宗室，他們更是百姓的敵人，佔據了上層貴族權益卻沒有實行任何治國安民的惠政，作為貧富矛盾激化嚴重的西漢末年，這些人的被殺反倒是一件普天同慶的事，加上王莽不止誅殺功臣、宗室，連自己的兒子王宇不放過，雖然是為了排除異己，為日後篡位鋪平道路，可在王莽的包裝下，屠殺就變成了“大義滅親”的優秀品德。

自董仲舒確立新派儒學以來，王朝的更替成了其學說的主要內容之一，所以在王莽篡漢時，沒什麼人認為這是不妥的

我們知道漢朝董仲舒是“獨尊儒術”的創始人，一般也多認為他結合儒、道、法、陰陽學派所創立的新儒派思想，其本意是為了實現中央集權，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可很少有人知道：董仲舒對於朝代的更替其實也是十分坦然和清晰的。

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感應就是要以天來監督人（皇帝），以人來影響天，他認為人一旦在執政方面做錯了事，則上天就會降下災禍來警醒世人，如果人還執迷不悟，不肯改過的話，那最終的結局就是改朝換代，五行相生相剋正如三統交替一般，秦為白統，劉邦以赤帝子取代就是如此。

他不拘泥於一朝一代的事，而是講究“天不變則道亦不變”的道理，朝代是可以更替的，只是儒家思想不能變更，所以錢穆的《國史大綱》裡所總結的新儒派思想中，就有“禪國讓賢”、“新聖人受命”兩條：

見災異降，知天命改，應早物色賢人讓國，否則革命起，終無以保其位。

此下迴圈不息，中國已往五帝三代，皆在此公式支配下演進。

故自漢昭帝劉弗陵以來，很多儒生就提出希望漢室禪讓賢人而被害，但此說聲音一直沒斷過，其影響力之大連皇帝都不得不對其屈服，漢哀帝就搞出了一場“再受命”的鬧劇，所謂“再受命”，就是漢朝自秦朝繼承正統之後，到漢哀帝再次得到天命，延長統治，實際就是“給國祚續費”的意思。

漢哀帝在繼位第二年就宣佈改元為“太初元將元年”，自稱“陳聖劉太平皇帝”，自我宣佈已經“續費”了，當然這場鬧劇也是騙不了人的，除了漢哀帝蹩腳的演技之外，儒生們最有力的證據還是當時的天災一點都沒有減少，既然天降災禍，那就證明了皇帝的所作所為依舊是錯的了，到實在瞞不下去了，漢哀帝只能自打嘴巴，下詔說“再受命一事，離經叛道，不合時宜”，就這樣廢除了。

禪位學說就連劉家子孫都深受其“害”：

居攝三年，廣陵侯劉京率先上書，說已經是攝政王的王莽將來有做皇帝的跡象。西漢宗室、楚王劉交之後劉向也主張“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希望有賢人出世來取代自己的劉家，其子劉歆更是王莽篡位之後的國師，封嘉新公，為四輔臣之一。

所以在王莽篡漢的時候可以說是眾望所歸，天下望聖人救世，“上書者吏民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反莽者惟劉崇、翟義”。不過雙方實力懸殊，親漢的劉崇等人很快就敗在了王莽手下，而在擊敗劉崇等人的當年，王莽就篡位稱帝了。

總結：王莽篡漢在那個時代其實是很得人心的，一方面漢朝已經病入膏肓，皇帝昏庸無能，朝綱大亂，極需要一種鐵腕手段來更正修改社會秩序，另一方面，王莽是當時公認的儒生之首，在儒家學派佔據主流思想的環境下，王莽無疑會成為儒家學派在朝廷發聲的代理人

在百姓希望消除貧富懸殊，儒生希望恢復禮儀，皇帝與儒生治國而不是與外戚共治的情況下，王莽成了雙方共同的主心骨，首先王莽愛民，多次捐出自己的家產幫助災民渡過難關，其次王莽手黑，他雖然是既得利益者，可他下手的物件也是既得利益者，就和曹操一樣，身處濁流卻不入其中，這一點就在百姓和儒生心中加分不少。

實際上王莽篡位之時是一片祥和歡迎之聲，他最受人杯葛的並不是他的篡位，而是他繼位改制之後的變法，把本來惠民的政策硬生生給變成了一樁樁苛政、惡政，最後引起了天下人的反對，可以說王莽是成於民心，又敗於民心的典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