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講求的是小國寡民，無爭無慾，大家都做窮光蛋；

最終結果，當然是被匈奴剿滅，漢族文化肯定就湮滅在歷史的長河裡；

黃老之學的思想發展主要分為三大主題：修行、經世、致用，具有極強目的性、操作性。漢初之所以崇尚黃老學說，實際上是更注重它的“愚民“效應。

自戰國時期至秦末，經歷了長達數百年的戰亂，人民渴望和平，國家需要休養生息，而新興的大漢王朝需要鞏固大一統的政權。漢朝中央政府的”無為“，實際上是希望自己的國民”無為“，尤其是各諸侯王的”無為“，以達到”無為而治“的目的。

而儒家思想的內涵比較豐富，內容也比較複雜。在廣泛汲取古代各家精華基礎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講仁義禮智信。實際上是一種“馭民“之術。它是從人的價值觀、習慣、行為規範和準則等文化要素之上而進行的，並吸收上升到系統的理論高度。

從先秦黃老學說，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由半奴隸半封建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統治階級開始從”約束人的行為“向”教化人的思想“轉變，以便更有利於自己的統治，以實現”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的轉變。

如樓主所講：假設西漢黃老之術戰勝了儒家思想，那麼，中國很有可能短暫的從新回到戰國時期，然後經過征伐混戰重歸一統。最終儒家思想還是會佔據主流。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西漢如果一直“無為而治“，最終的結果必然是”無為而不能治“。漢朝中央政府會坐視各個諸侯國越做越大。隨著時間流逝，各諸侯王與中央皇帝的血緣關係會越來越遠，勢必會產生諸多”國中之國“，最終重蹈周王室”分封制“的覆轍。其次，來自北方匈奴的壓力會愈加明顯。而中華民族又是一個具備強烈民族主義感的民族，可以“窩裡鬥“，但不會坐視外族入侵，終究要回到大一統的道路上。其三，落後的“分封制“已經不再適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在這一時期，鐵製農具已經普及，導致原有的土地國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農民兩大對立階級產生。新興的地主階級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要求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從而引起了社會秩序的變動。因此，紛紛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建立地主階級統治。而儒家思想無疑是最適合地主階級統治的思想工具。總結：漢景帝后期，西漢已經到了“無為而不能治“的邊緣，迫切需要變革。表面上看是漢武帝選擇了儒家思想，而實際上這是歷史的選擇，是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而統治階級控制人的思想，遠遠比控制人的行為更穩固，也更長久。

儒家經典一共就那麼幾本，結果到後世給加了多少上去，說到底統治需要。

最早的儒家孔子推崇周禮，主張仁政，禮行天下。對於個人卻又主張仁者愛人，不以言廢事，君子不器，重學。

孟子又講究行義政，以義為天下，說獨獨樂不如眾，說不能率獸食人。不能罔民。

到董仲舒時，又加上該如何為天子，為臣，為民。開始與政治融合

到宋時的理學興起，恢復禮制、加強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確立生活規範、維繫社會穩定、促進民眾的國家認同、維護國家權力的合法性。

以及明朝的心學的興起。其實儒家思想也一直在變化，吸收各家學派。

如果西漢黃老之術戰勝了儒家思想，我估計軌跡也差不多。黃老之術經典不比儒家多，後世註解詮釋估計差距會更大。

估計傳到現在可能跟現在的儒家差不了多少，說到底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若果真這樣，相信華夏會領先西方至少一千年進入現代文明。

首先，從思想上來講，黃老之學絕不會罷黜百家！就好像伏爾泰在宿敵盧梭遭禁後為他辯護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個字，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如果人們的思想是活躍的、自由的，民族的思想怎麼會被禁錮兩千年？

如果不被禁錮，就憑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我就不信想不出更加高階的發展道路！

其次，西漢黃老之學提倡與民休息，但並不是放任自流。劉邦那句：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就是非常公平的判罰標準。而且道家講究的是法於自然（公平）、無私奉獻（無為）。我不知道是誰開始把老子的無為詮釋為“無所作為”，其實通篇道德經所講的聖人之德原本就是無為（去聲），即生而不有、為而不宰的無私奉獻精神。

要不怎麼會有“盛世和尚亂世道士”的說法呢？

另一方面，戰國諸家變法已經把法理的思想深入人心，荀子更是把各家思想融為一體，形成了比較科學的法制雛形。

西方哲學最引以為傲的就是契約法制精神和自由公平精神，黃老之學比他們早八百年就已經提出來了，而且發展到西漢時已經非常成熟了，只可惜被一個馬屁精董仲舒給生生扼殺了。

不說別的，遠有太平道，近有李自成、太平天國，他們平等大同的號召一喊出即被廣大人民所擁護，難道是真的覺得太平道五斗米道、天師道或基督教比較新鮮嗎？當然不是，我更覺得那是一種內心深處被封印的靈魂的覺醒。

再說儒教，孔子開創儒學仁義禮智信是為了恢復上古之風，營造和諧的社會，這本沒有錯，但他提倡的是從上而下的恩賜，在上要仁義，在下要忠孝，這就成了單方面的契約，權利和義務不對等，畸形的哲學越走越偏，最終被利用演變成奴役哲學。

而漢武帝之後受到壓制的黃老哲學在魏晉時期也被玄學和佛學給徹底帶偏了，就連《道德經》也被一個神童給改的幾乎失去了原有的靈魂。

所以說，如果用漢初的黃老哲學代替儒教，華夏自有一番作為，但如果用魏晉之後的假道學做文章，反而更糟了。

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予民。這是漢初的黃老政策的具體條目。

1.約法省禁。就是廢除很多嚴酷的刑法，比如改肉刑為鞭刑。廢除出入查證，百姓可以自由流動。

2.輕田租，什五而稅一。農民種地收很少的地租，收成的二分之一上繳，以前是三分之一，後來改為更低，甚至不交租。

3.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予民。官吏工資合理，按照官方需要支出。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

民間都能吃飽飯，大漢人人活得有尊嚴。

這個政策為什麼沒有一直執行下去，被什麼儒家思想代替了，儒家思想目的是天子，黃老思想目的是天下百姓。到了儒家思想，一切要為天子著想，於是開始打匈奴，養戰馬，收租稅，國家強大了。而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沉重。

影響是長遠的。首先是商業可能會發展的很快，資本積累增加會產生現代科技。

其次，百姓富足文化會空前繁榮。再次，經濟發達會產生大的利益集團。

對於國家影響是，國家是小政府，中央集權會被削弱，不利於團結。在外敵入侵情況下，情況變得複雜。有可能如中世紀歐洲那樣，形成各個邦國。

嘉會覺得，黃老之術並不等於道家，很多朋友沒有弄清黃老思想。而且進入西漢，儒、道、法三家相互學習和促進，它們之間並非涇渭分明的競爭關係。其政治地位及對中原王朝的影響，要看政治家能否提出符合當時形勢的合理政策主張，而最終為皇帝所釆納並推行。

事實上，經歷秦朝15年的壓榨和8年苦戰，來自社會底層的西漢建立者，深知秦朝迅速滅亡的原因，因而西漢前六十年，從高祖、惠帝、呂后到文景，一直貫徹廢除秦苛法、與民休息的方針，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農業生產、解決王國威脅，因而黃老思想居於統治地位。但一大批儒生登上政治舞臺：出使南越大獲成功的楚人陸賈，在高祖前屢稱《詩》《書》，所著12篇《新語》是君臣共同總結歷史經驗的產物，極大推動了國家治理；原秦待詔博士、薛人叔孫通，研究古禮和秦儀，制定了切合漢朝現實的朝儀和宗廟儀法，“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文帝時洛陽人賈誼所作《過秦論》和《治安策》，系統論述瞭如何安民、長治久安之計，並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對以後晁錯“削藩策”和主父偃“推恩法”都有啟迪作用；晁錯師從於原秦博士、濟南伏生學習《尚書》，上書達30餘篇。賈誼和晁錯的一系列政策主張，實際上是對商鞅治國、經濟、軍事等思想的重大發展。

儒家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是歷史選擇的必然。這也是漢朝能成為中國古代黃金髮展時代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漢武帝時，國家已經強盛，積極有為成為重用人才的漢武帝的必然選擇。他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問答，成為著名的政治文獻。董仲舒旨在理論上構建“大一統”，因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有通曉儒學的才能做官。從此，儒家經典成為學者們的主要教材，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正式成型。

黃老學派是假託黃帝的名義，吸取《老子》哲學中“虛靜”、物極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而形成的一個重要思想流派

它產生於戰國中期，流行於山東六國，是稷下主流政治思想。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中，寫在《老子》乙本前面的《經法》《十大經》《稱》《道原》是其代表作，尤以《經法》為核心。其主要政策主張是：①採取緩和矛盾的政策，達到國家的安、強、霸、王，建立統一王朝。當時齊、楚等國不顧民力，橫徵暴斂、連年征戰、濫用刑罰、掠奪鄰華人民，激起廣大人民的反抗而逐步衰亡，所以黃老學派出現絕不是偶然的。②加強中央集權按“法度”統治。《經法•六分篇》把君臣關係歸為六種“順逆”型別；《君正篇》強調“執道”，“法度”必須據“道”而定，此“道”已非老子之道。③改造道家學說作為理論依據。不僅改造“虛靜”，用來達到法治的目的；而且改造辯證法，用以制定政策。

不難看出，黃老學派本身是利用道家的合理核心，而充分吸收儒、法精華的一個思想流派。而其一旦形成，反過來對荀子、申不害、韓非子又有重要影響。漢初，曹參為齊相時，以道家學者蓋公為師，推行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後來繼蕭何為相，就把這個政策推向全國。

因而嘉會說黃老學派不等於道家，它是迥異於老、莊的政治思想體系。

儒家思想與三代天命、德政一脈相承，而出孔門後也一直在不斷向前發展，西漢儒學已吸收了道家思想的有益成分

嘉會深感儒家學說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其核心是“仁政”和“禮治”。但凡華人，無論身在大陸、港澳臺抑或國外，無論認同還是反對儒家思想，血液裡流淌的仍是仁、義、禮、智、信。這是可以肯定的。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有《易經》和《繫辭傳》《易之義篇》《要篇》等帛書，應是楚地經師傳授《易》學的教材，楚地是道家、黃老盛行的地方，因而融合了道家、黃老學說。《繫辭傳》“一陰一陽謂之道”，大恆生兩儀，發揮了老子宇宙觀，但這個“道”是以仁、義、禮、智為主要內容的；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對老子陰陽迴圈變化的宇宙觀進行了重大革新。

隋唐盛世，儒家之功仍不可磨滅。而且儒家學說不斷被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所尊崇，包括五胡、金遼和蒙滿，在漢人中央政權衰落時，這對保證統一的中華文化的形成，對四夷的歸化，都是其他諸子思想所望塵莫及的。當然，宋朝棄武重文，不敵草原民族，其政策失誤的鍋不能由儒家來背；明、清自閉於西方工業革命大潮之外，道理亦然。

孔子編定的“五經”，是中國存世最早的歷史典籍，比如《尚書》是中國最早的歷史文獻。儒家對中華文化的儲存和傳播之功，是不可抹殺的。而其德治是社會治理之基，也是不容詬病的。

結論：華人過於自信，極易滑向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但海水灌頂嗆醒後又容易數祖妄典。中華文化的核心是自信而包容，不要用靜止、僵化的態度給某個思想流派貼上標籤

思想發展也是不斷在否定之否定的，一些源發性的思維會不斷激發後來者產生符合時代需要的新觀念，因而不能一棍子打死。天天喊，不如悶著幹，心胸天下，海納百川，相容幷包方成偉業